【把太阳支起来】：

第五章

在我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我的父亲心血来潮把我送进了一家武馆学拳。他的基本考虑是觉得我的身体和心灵都过于脆弱，根本就无法符合他心目中一个男孩子的形象。我每天放学以后，就要直接去那里练武。那家武馆是在一间半地下室里，白天也要开着灯。虽然有窗户，但是太小，距离地面也太近，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光线照进来。

从一开始我就非常不喜欢这地方。武馆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兵器，让我觉得最为神奇的是那张巨大的弓，和小人书水浒传里画的有些接近。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有任何人拉过这张弓。有一次我大着胆子去摸了一下，被我们的大师兄凶狠地骂了一顿。我们的师傅戴着一副花边眼镜。他是外地人，讲起话来我听着有些困难。我父亲神秘地对我说，这师傅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别人的胳膊或者大腿什么的给卸下来。我半信半疑地看着我的父亲，机械地点着头。武馆里的训练可以说是机械而又乏味的，一到那里就开始压腿，一边压一边用一根木头棒子不断地敲打自己腿的各个部分。我觉得这比压腿更加痛苦，因为我的腿上基本没有什么肉，棒子敲打在我的骨头上总是让我龇牙咧嘴，尽管我没用什么力量。腿压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排着队跟在大师兄的后面踢腿。这个大师兄一天到晚总是凶神恶煞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们的师傅的儿子。踢完了腿我们就开始站桩。弓马虚步一样一样地站。我最怕站的就是马步，那么一蹲就觉得双腿仿佛要断了似的。等这些都折腾得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练习套路。每周的星期五添拳，也就是学新的动作。这都是由我们戴眼镜的师傅亲自下场教的。武馆里的人都有那么几分凶悍。去了没几天我就被一个比我个子还矮的小子给揍了一顿。我被人家给打得大声地哭着，但是师傅和大师兄熟却视无睹，这让我感到更加的气愤。这里似乎是一个真正弱肉强食的地方，你被人家打了本身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我也曾经在想象中学会了师傅卸掉别人胳膊的绝技，然后我就把那个打我的家伙的胳膊卸下来，让他跪在我的面前求饶。当然我的这种想象就连我自己都怀疑。

我父亲的初衷是希望我在练武的过程中，除了强化我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使我那脆弱的心灵变得强悍起来。但是几个月下来适得其反。我觉得更加自卑了，因为那些拳式别人做起来都有模有样，可是我一练就显得有些怪异。我的戴眼镜的师傅都会不自觉地摇头表示失望，这就让其他的师兄弟更加地嘲笑我，让我感到抬不起头来。我心里希望自己也能够练得好一些，但是我的四肢和身体总是不那么协调，另外我眼睛一点神都没有，似乎无论我怎样努力，我的拳还是松松垮垮的不带一丁点架式。有一天师傅说，我们这本来是鹰爪翻子，可是你练得一点鹰的气势都没有，反而弄得像下蛋的母鸡似的。那些师兄弟都发出一阵哄笑。我的鹰爪翻子没学多久就因为一次事故而中断下来，在练旋风脚的时候，我从空中摔下来，把左臂的尺骨给摔断了。我的胳膊上打了石膏，在家里养了一个多月。我自己在心里其实是非常高兴这次事故，因为虽然受了一些皮肉之苦，但是从此我就不必再去那个暗无天日的武馆，受到那些非人的对待和羞辱。父亲自然是一肚子的不高兴，他觉得我实在是没有用，狗肉不能上席面。家里花这么多的钱为了培养我，但是我似乎总是不争气。父亲一个星期就要领着我去一个接骨的老中医那里去。他总是气哼哼的用自行车带着我。那个老中医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我的父亲。每次去那里，老中医都会对父亲进行一番教诲。我觉得那个老头似乎很喜欢我，而且他似乎也察觉出我们父子之间的不愉快。所以每次我一到那里，他总是首先对我进行一番赞扬。他说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孩子，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会用眼睛瞟一瞟我的父亲。他给我的胳膊涂上一种类似糖稀一样的东西，然后似乎是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对我父亲说，当家长的要知足哇。谁要是摊上一个好孩子那就是一种福气。这么听话的孩子你让他练什么武，练那东西做什么，你想让他出去给你惹事生非吗？老中医越是这么说，父亲的脸色就越阴沉，但是那个老头根本就装着看不出来。他继续说他的，他会突然问我的父亲，你给这个孩子喝骨头汤了吗，为什么不喝？不喝我用什么药都没有用。三分药七分养，这点道理你都不知道吗？父亲越是生闷气，那个老先生就越是说个没完。这让我心里很快活。我几乎是盼着每个星期去看病的这一天。我觉得有一个人能够为我出气实在太好了。老中医有一个大书架，上面是各种各样的纸张都发黄的线装版图书。有时他会从上面拿下一本书，随便翻开一页，指着某一个字让我认，那都是些繁体字。每当我认对了其中的一个字，他就特别的高兴。他会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孩子会有出息的。我父亲气哼哼地根本没有什么反应，低着头看桌上的报纸。有时候老头会给我一点奖励，他从一个广口玻璃瓶子里，拿出来几粒海枣给我。那是非常甜的蜜饯，通常都是在我认出他指给我的字的时候。他这时候会说，孺子可教，孺子可教。我可以从我父亲的眼神里看出来他对这个老头实在没有什么好感。他认为这老头有一些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我的胳膊后来长好了，就不需要再去那个接骨院，但是我必须去学校上学了，这会让我的父亲感到高兴，但是却令我无限的遗憾。

几个月没有来学校，对于我来说真的有那么一点恐惧感。尽管我曾经一次次地希望自己的骨头长得慢一些，但是这和客观存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我背着书包，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早晨街上到处都是匆匆的人群，上学的，上班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满怀朝气地向着他们该去的地方前进。我其实很羡慕这些人，因为他们面部的表情都是那么坚定而不迟疑，他们的步伐都比我有力而果断。我是怀了一肚子的忐忑不安，一肚的担心和害怕。我不知道我怕什么，但是我总是有这么一种哆了哆嗦的感觉。这种感觉自从离开了姥姥和姥爷就一直伴随着我。

学校里的变化让我有些吃惊，走廊里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我们班级教室后面的墙报板上也贴了一些用原稿纸写的小字报。我读了一些，大都是同样的内容，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里面的话也都大同小异，比方说人民公社、大跃进是吹牛皮，说大话，难道一万二千斤水压机是吹出来的吗？万吨远洋货轮是吹出来的吗？这学校看来是发生了事情。我觉得自己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学校的空气中酝酿着某种让人兴奋的东西。我回想起姐姐和父亲在家里的某些谈话，似乎和这些事情有关。姐姐已经是一个中学生了，她就是从我的这所小学毕业的，毕业前她是我们学校少先队大队长。她的手臂上戴着那标志着她的地位的三道杠臂章。任何时候她都不会和我一同去上学，在学校里即便碰到我她也总是装作根本就不认识似的。我姐姐对我的蔑视激起我对她强烈的敌意。当然我永远是没有办法和我的姐姐相比的，她是第一批的少先队员，而我是我们班里最后一批入队的。姐姐是父亲的骄傲，也是父亲的光荣。我在心里认为姐姐是我父亲忠实的帮凶。因为她继承了我父亲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傲慢。这是我在心里偷偷下的结论。

我们班在学一首新歌，歌曲的第一句是：工农兵拿起笔杆去战斗。教我们唱这首歌曲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老师。她不是我们的班主任。她在教我们唱歌的同时，手臂在空中大幅度地挥舞着。她的这种指挥让我觉得特别做作，过分地夸张，而且她的表情也同样夸张，让我有些忍不住要笑出来。这时教室里响起了一声响亮的哨声。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一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男同学身上。这个口哨显然是他弄出来的。他被当场给叫到了黑板前面罚站。他的名字叫王然。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格外的好奇，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能够发出这么响亮的口哨声。后来放学的时候，我故意和他一起走，我问他是如何打出这么响亮的口哨。他说这是用一张纸条发出来的。他把一张半寸宽的纸条折成凸字形，然后放在口上一吹，果然是无比响亮。他把那个纸哨送给了我。我们就成为了朋友。在这样的年龄，我们太容易和一个人成为朋友，我拿着那个纸哨，一边走一边吹。哨音有些凄厉，很多街上的行人不自觉地回头看我。其实这种纸哨再简单不过了。回到家以后，我模仿着制作了好几个。后来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纸都可以做成哨的，纸越薄并且有一定的硬度最好。我在父亲的书桌里找到一种半透明的美能纸，我用这种纸做了好几个。我实验了一下，效果非常好，发出的哨音尖利而有穿透感。这正是我所要的效果，越是刺耳越好。我把这些纸哨都夹在我的语文课本里。第二天下课的时候，我把一个纸哨送给了王然。下面的一节课是语文，我们的班主任在给我们讲一段顺口溜，关于一个解放军的班长探家的故事。我只记住有这么两句，树上喜鹊叫喳喳，班长探亲回来啦。后面的我就没有任何印象了。不知道是怎么搞的，那些喜鹊使我联想到我的纸哨，我把纸哨拿出来，在书桌下面用手玩弄着。我后来看了一眼王然，发现他好像也在玩那只我送给他的纸哨。他也看了我一眼，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这仿佛是一种号令，安静的教室里，突然响起了凄厉的哨声，而且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发出的。我们的班主任被这样的响声给吓得呆立在黑板前，她张着嘴，手举在半空中，好像被点了穴道，教室里则一片哗然。

我和王然被留在了教研室写检讨书。我觉得挺幸运，因为老师并没有提出要找家长来。教研室里没有什么人，老师去礼堂开一个什么会议。我们两个坐在那里写检讨书。我写了一小页的田字方格，字迹虽然有些歪斜，但是文字好像还算通顺。我看了一眼对面的王然，他只写了三个字：检讨书。他对我摇着头，他说我不会写。我说我来帮你写吧，我口述，你写，这让我觉得有些得意。我后来想那是我最早期的文学创作，是从写类似的检讨书开始的。我们两个人写完了检讨书，有些百无聊赖，后来王然问我会不会画马，我说会呀，我又想起当年在幼儿园里画的那匹如此逼真的马。我们看到教研室里有一块黑板，而且小桌子上有一盒彩色粉笔，我们两个就开始画马。我用黄色和蓝色粉笔画了一匹花马，王然用红色粉笔画了一匹奔跑的马。我觉得他的马画得可比我强多了。后来他又在红马的背上画了一个穿着盔甲的武士，手中握着一把大刀。他说这是关羽，骑的是赤兔马，手里拿的是青龙偃月刀。他说你的马也不坏，不过太肥了点，这样的马跑不快，拉车还可以。我对他的马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我觉得他的关羽画得不太像，不过我没好意思说出来，因为我根本就画不出来。王然对我说，他家里有《三国演义》连环画，我可以去他家看，但是他不能够借给我。因为书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他还有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妹妹，这套书是他爸买给他们两个的。

王然他们家住在一座挺大的灰色大楼里。那楼有四层，里面住了无数的人家。那时候所有的地方都是挤满了人。楼梯在外面，踩上去晃晃悠悠，脚下吱吱嘎嘎地乱响有些让人心惊胆战。楼道里是漆黑的一片，从外面一进去，就如同进入电影院里差不多，什么都看不见。楼道里散发着各种各样的气味，有酸菜和各种咸菜的气味，有那种陈年的久远的霉味，饭菜的气味，我还听到了鸡的叫声，显然有人在这黑暗的楼道里养鸡，难怪我同时也闻到鸡粪的气味，当然最强烈的还是厕所里散发出来的臊臭气。我注意到在我们上楼的时候，楼梯口有一个蓬头垢脸的女人站在那里骂人。她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当然那颜色已经褪的差不多了，她骂的声音不算太大，但是你可以看见她有些让人觉得恐怖的面部表情。王然对我说这个女的是个疯子，你千万别看她，你越看她她越来劲儿，最后她就开始骂你了。我问她是怎么疯的？王然没有说话，老气横秋地摇了摇头。王然从他们家的床底下拉出一只装鞋的盒子,他打开盒盖，里面摆了一下子小人书。他拿出来一本给我，他自己也拿了一本。我看的时候，他开始画那本书里的人和马。后来他让我看他画的那些画，有好多本，大都是马和一些古代武士。我还是觉得他的马画得好，但是人画得略有逊色。我看到他们家有很多的书，其中有一些是中学课本，他后来告诉我他妈是数学老师。是中学的数学老师。王然没精打采地说，算数最没劲，语文也没劲，我就是觉得画画有意思。王然还给我看了一些他的邮票，其中有一套上面都是动物。他说这都是他爸给他买的。这让我对他的父亲肃然起敬。我不记得我的父亲给我买过什么东西。我问他你爸是干什么的，他说他爸是写诗的。他从他们家的书架上找出一本书，很熟练地翻开，然后指着那上面的一个名字对我说，你看这就是我爸写的。我看到那是一首不长的小诗，作者的名字是王白石。这让我顿时对他爸增加了更多的敬意。因为我们家所有亲属或者朋友当中没有一个是舞文弄墨的。能够在书上写诗的人，在我的心目中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只是多少有些纳闷，一个诗人为什么会住在这样一栋破败大楼里。

我后来看到过王然的父亲，那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南方人，说起话来让人摸不着头脑。他的母亲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年龄有些大，好像她不仅是王然的母亲，而且也是他爸的母亲。我的这种想法让我不自觉地笑了出来。我偷偷摸摸地观察他的父亲，但是我怎么也无法把他爸和诗人这样的头衔联系到一起。他爸和他妈讲话都非常快，他们家人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个高高的前额，我听人说这样的人都特别的聪明。另外他们的皮肤都特别的白，我联想到他父亲的名字，王白石不知道是不是从这方面考虑起的。但是后来王然告诉我他父亲的真名不叫白石，那是他的笔名。我问王然什么是笔名，他说就是写文章时用的名字。那你有笔名吗？我问他。我怎么会有笔名，我又不写东西。王然没什么兴趣谈论这个话题。那你爸还写过别的书吗？写过，但是没有出版。王然说。本来他的名字叫王牧文，后来他的书出不了，索性就把名字改了。他说不想让我学文。学别的什么都行，就是别写东西。其实我也不喜欢写东西。你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枉然的意思。就是一切努力都没有什么结果。我爸为了写那本书，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也出不了，我爸好像从此就不写书了。我爸就喜欢我妹，不怎么喜欢我。我说我爸也不喜欢我，就是喜欢我姐。我觉得我和王然真的有些相似，不过我觉得他爸可是比我爸好多了。王然的妹妹和他就差一岁，也在我们学校，比我们低一年级。他妹妹梳一对羊角辫，是个挺厉害的小姑娘。她第一次看见我就非常不客气地对我说，你看你的手脏的，把我们的小人书都给弄脏了。你洗了手再看。我只好跟着她去洗手，她又拿了一块肥皂命令我往手上抹一些，就像一个老师似的，一本正经地板着面孔。最后又把我的手心手背检查了一遍，才让我继续看书。要不是我太喜欢看那些小人书了，我决不会受她的窝囊气。王然不大喜欢看书，看也是为了画画，但是他妹妹还挺愿意看书。她问我你读过大书吗，我说当然读过。她说我就看不懂大书，我们家有好多的大书，都是我爸的。后来她对我说，如果你给我讲一段大书里的故事，说不定我让你看我爸的那些书。其实我不怎么喜欢和王然的妹妹打交道，这女孩那么霸道使我联想到我的姐姐。但是她说可以让我看她爸的书让我有些动心。我给她讲了一段《西游记》，她听得挺入神，所以我就有些得意，故意在一些地方随意地夸张发挥。王然也凑过来听，他自己从来不读大书的。他们兄妹俩都觉得我讲得好，我还是突然地结束，来一个且听下回分解。吊足了他们的胃口。王家兄妹借给我的第一本书是《千家诗》。那是我和他们成为朋友一年以后的事情了。王然是蔫巴人，他不那么好动，不是画画就是一个人坐着发呆。和他比起来我倒是显得更好动一些，所以他的妹妹更多的时候倒是和我更能玩到一块。我们两个在地上画了一个长方形，假设那就是乒乓球案子，我们两个会打得满头大汗，可是王然就在旁边看着，从来不打。我们三个人有时候出去，别人常把他妹妹误认成我妹妹。那时候放学吃了饭我就跑到王然他们家去，一直呆到他们父母下班回来才回家。有一天我们三个商量好了去城市靠近郊区的一个植物园，因为那里有许多的果树，我们看到王然他们的一个邻居从那里弄回来一些叫山丁子的红色的小果。我们三个决定走一趟。王然一开始有些犹豫，但是我和他妹妹都为这样的旅行感到兴奋。我们的情绪无疑感染了王然。我们决定一放学就出发。我突发奇想说我们的午饭吃饼干喝汽水，这个主意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创造性。王然和他妹妹表现出迫不及待的神情。我手上有一块多钱，其中有八个五分的硬币是我从父亲的衣服口袋里弄来的。为了不被他发现，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每次我只拿一个硬币，这样是为了避免他发现。我们在一家副食品商店买了三瓶什锦汽水，但是商店不让带走，我们三个就在商店里一口气喝掉了汽水，然后带着饼干出来了。我们三个人喝得很高兴，王然他妹妹一本正经地问我，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够喝汽水吃饼干，那是不是就算共产主义了。我装模作样地考虑了一下说，差不多吧，但是我们必须有很多的书才行。他妹妹立刻又说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真正的乒乓球案子。然后我们坐上了去郊区的无轨电车。我们三个嘻嘻哈哈地说着笑话。那已经是初秋，车窗都敞开着，强劲的风呼啦啦地吹进来。我们三个人吃着饼干，看着路边高大杨树肥大的叶子反射着阳光。刚才喝进去的汽水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打着嗝，这感觉很舒坦。这时候无轨电车到了一个车站，我们发现车上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到车门口，我们望过去，一个女大学生上来了。她穿着一身有些发白的黄军装，戴着一副白框眼镜，她的脸上带着微笑，在众人的目光中坦然地坐下来。她的衣袖上有一块红色的袖标，上面印着黄字：红卫兵。那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红卫兵。王然和我都跟着别人傻呵呵地看着她。在下面的一站她站起来给一个岁数并不大的女人让座，她的脸上的微笑那么有风度和教养。当然我当时不会用这样的词汇去表达我的感觉，但是她的举手投足绝对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而且她可能也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大学生。她的胸前别着一个白色的校徽。白色的校徽和红色的袖标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已经不大能够记起那一天我们是否弄到了山丁子，但是那个女大学生和她袖子上飘动的红卫兵袖标，连同车窗外面明亮的阳光，流水一般的飘动的杨树的叶子，活灵活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能够嗅到秋天那些带有植物香气的风，我能够感到我们喝过汽水三个人不住地打着嗝的那种酣畅和幸福。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初秋。 就在这以后不久的一个黄昏，我看见姐姐匆匆走进了我们的院子，那已经是深秋，院子里有许多大白菜晾在那里。秋风已经带有了冬天的肃杀。我一眼就看见姐姐手臂上飘动的红卫兵袖标。那时候姐姐早就进了中学，所有的人都说她长得漂亮，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出来。当然我承认姐姐看上去确实挺有精神的。姐姐在秋风中走进了我们的院子，她脸上的表情是严肃的，其实她的表情一向都是严肃的，我是说她看上去比平时还要严肃了许多。这就告诉我根本就不要去和她打招呼，因为你打了招呼她也不会理睬你。姐姐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当然她确实有值得骄傲的理由。姐姐的一篇作文被刊登在我们城市的晚报上，而这张报纸在我的印象中几乎大多数家庭都会订阅的。这在我们的院子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家长都对我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看着就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后来北京的一个舞蹈团在我们那里招收学员，姐姐被选中了，但是我父亲表现出一种异常的坚决的反对态度。父亲说，我不能同意，坚决不能同意。跳舞，那能跳出什么名堂。你现在什么也不要想，考大学。考大学是你今后最佳选择。面对着哭哭啼啼的女儿，父亲根本就不为所动。院子里也有许多人为我的姐姐放弃这样一个机会感到惋惜，那毕竟是进首都啊。我前途无量的姐姐在那个秋风劲吹的黄昏走进了我们的院子。那时夕阳已经落下，小院子里的那些准备过冬的大白菜使整个环境显得混乱而琐碎。姐姐的红袖标在昏暗的暮色中，火一样地耀眼。她就像一个陌生人似的从我面前走过。她的表情和步态使我感到，她比实际年龄来得老成。后来，我看见我的父亲在苍茫的暮色中出现了，让我分外惊奇的是，他的袖子上同样飘动着像火一样燃烧的红袖标。不过父亲的袖标上写的字好像有些不同，上面写着红旗军而不是红卫兵。我的父亲步伐比平日显得更加坚定有力，你可以看出来他曾经有过的漫长的军旅生涯的痕迹。我多少有些恐惧地看着他，因为当时我正在院子里挖一个土坑，我的工具是一根生锈的铁丝和我的十指，双手都弄得很脏。所以当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被训斥的准备。父亲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过去了。这一天我觉得一定是有一种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记得那一天我进到屋子里的时候，姐姐正在热烈地和父亲讨论着什么。当然他们根本就不会注意我的出现。我发现我的母亲根本就没有参加他们的讨论，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做菜。我其实非常好奇父亲和姐姐他们的谈话，虽然我听不太懂，只是从姐姐那充满激情的话语中，感到她非常的兴奋，说话的速度比平时快了很多。她好像提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什么的。姐姐的语气和谈话的内容使我联想到国歌中的一句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我的父亲相比较我的姐姐则显得更加沉着稳重。我现在回忆起来他当时的表情和举止分明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老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自信而又不张扬地微微点着头，对他女儿的见解表示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他们父女二人站在屋子的中间，灯光把他们两人巨大的身影投射在墙上，他们两个人手臂上的红色袖标使我们家的屋子里充满了一种热烈的革命气氛。我无疑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遗憾的是我无法参与到他们的伟大事业中去。我对姐姐既羡慕又嫉妒。后来我的母亲端着一大碗菜从厨房里进来，那是刚做好的土豆炖白菜。那个季节我们家几乎总是在吃白菜。那碗菜冒着热腾腾的热气，但是我的母亲的脸色却有些冰冷。父亲和姐姐，还在继续他们的谈话，但是母亲的那种冰冷的态度似乎与他们有些格格不入。这位十六岁就入了党的革命者似乎对于眼前的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不怎么感兴趣。我的母亲对于我的父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着特别的威慑力。我发现在一些时候我的父亲其实是非常惧怕我的母亲的，虽然他口头上并不怎么瞧得起母亲。所以母亲的出现对于父亲和姐姐的热烈谈话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影响，至少对我父亲是这样。大家坐下来开始吃饭。我明显地看出来父亲的表情似乎不那么自信和自然了，因为我母亲冷冰冰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些事情，离开远点没有坏处，太近了你小心会溅一身血。母亲的这句话可一点都不像是一个革命者说出来的，听上去倒像个市井小民。虽然父亲装作什么都没听见，但他脸上还是露出尴尬的表情。看来父亲在母亲的面前永远也不能坚持他的革命立场。

那个当年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让老家的许多人闻风丧胆的老六为什么已经失去了她的革命热情？我计算了一下，其实文革的时候，我的母亲只有三十几岁。当然从她十六岁入党，到三十几岁，也经历了差不多近二十年的时间。但是这段和平的时光使老六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毫无疑问，母亲始终都是拥护共产党的，这在她的晚年还是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那时候我们的母子关系已经相当的融洽，但是她对于我的某些她认为是消极的言论，表现出强烈的批判。那时候有人劝她信佛，她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信那东西，因为我信共产党。

十六岁就入了党的母亲面前应该是一片无比光明的前途，她从党校毕业，分配到区里做妇女工作。我看到过母亲最早的一张照片，她穿着一身深色的制服，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所以无法知道是黑色，还是蓝色，当然不是黑色就是蓝色，或者是灰色。那时候的母亲我判断应该是在十八到二十岁之间。她的头发是中分的，有些像男人。能够看出来，她的头发很多。我认为照片里的母亲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她的嘴唇显得有些过于厚，这一点不像我的姥姥，但是她们姐妹几个都有这样的特征。我仔细研究过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显得非常文静，而且可以说还有那么几分的妩媚。这让我无法联想母亲挎着匣子枪，腰间扎着皮带，铁面无私地绑了她的舅母。

母亲和父亲的婚姻几乎是速成的。他们只是见了一面，就定了下来，也没有任何的仪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母亲的婚姻似乎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因为我的母亲不可能和一个当地的农民结婚。而那些似乎有可能和我母亲有着同等地位的，大都是些年龄较大已经结婚或者正在离婚的中年人。我和我母亲谈起过当时的情况，她说那时候很多女青年都嫁给了一些离婚的老干部。对于婚姻，母亲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保持着一个传统的原始观念。她对一个想给他介绍对象的副区长说，我怎么也不会去找一个爹做自己的男人。母亲的这句话无疑对区长有些不敬，也暴露出她思想中的某种顽固的农民意识。我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他们见了一面就结婚。不知道他们见面的细节，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对这件事情都闭口不谈。父亲那时就在我出生的这个城市里当一个下级军官。父亲在军中的升迁似乎主要是仰仗了他的初中文化。母亲就这样离开了她出生的土地，进入了城市。由于她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响当当的个人背景，她被安排在市政府机关里，成了一名干部。离开了土地的母亲并不能够像我的父亲那样轻而易举地适应城市的生活。她一直觉得无法忍受城市里充满了煤烟的空气。她开始失眠，即便是睡着了，也是关于她家乡的那些动人的往事。她不止一次地梦见她在水中搏斗，最后捉住了那条十多斤重的红鲤鱼。而且她开始越来越多思念起她的母亲我的姥姥和她的那些不多言不多语的姐姐们。故乡的往事开始在我母亲的梦中一次次的出现。她甚至开始否定她当时那么无情地离开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们，去党校学习是多么愚蠢的一个举动。父亲虽然驻扎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是他不能每天都回来，而母亲只能住集体宿舍。所以那时候，只要是有了假期她就毫不犹豫地踏上回乡之路。有时候她只能在家里住上一个夜晚，她会狼吞虎咽地吃下在城市里无法吃到的那些山野菜，和新下来的小米做的干饭。姥姥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小女儿，觉得自己永远也无法了解这个女儿，但是她永远是自己的女儿，自己不会失去她的。

和平时期的工作已经无法有像老六刚刚参加土改时那些惊心动魄的冲突和火山爆发般的激情。老六身上的那些勇气和热力似乎不大有地方能够释放。市政府机关那些例行公事的事务性工作，让老六觉得烦闷而无聊。但是一年两度的春秋运动会，老六几乎囊括了女子短跑的全部金牌。运动会就是一种节日，一种狂欢，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和加油声中，我的母亲一马当先跑在前面，她的耳边风声呼呼作响。她仿佛又回到了山野里，她又是当年的那个野性而快乐的老六。她似乎又听到山野里风起处，那来自自然心灵的呼唤。风旋过林间自由地歌唱，河水湍急冲撞着黄褐色的石壁，石头的缝隙里蓝色的野花招摇，色彩华丽的打渔郎冲天而起，欢叫着直上云端，然后一个猛子扎入水中。老六第一次跨上领奖台，得到一些牙膏之类的小玩艺，那毕竟是一种光荣。但是运动会一天就结束了。没有什么人太多地记住这样的光荣，除了她自己，接下来又是枯燥而平凡的日子。她还是感觉不出城市的好处，她在自己的梦幻中思念着故乡。她还看不出城市的好处，高大的楼房和宽敞的街道没让她产生太多的好感。革命已经变成一个虚幻的目标，党校的学习使她能够阅读和写信，但是这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她的心中还是向往着那些真刀真枪的斗争，那些脑袋掉了不过碗大的疤的革命英雄主义。机关里面三天两头学习各种文件，老六弄不太懂那些文件里具体的意思。那些城市出身的年青女学生会念也会写，老六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傻瓜似的笨头笨脑。

我想母亲肯定是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她自身对城市的不适应和抗拒。但是环境是可以改造人的，特别是比较优越的物质环境相对而言更加容易被人接受。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个影集，里面有一张我父母的合影，那张照片有六寸大小，相形之下，其他的那些一寸的小照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是一张彩色的照片，当然那颜色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后涂上去的。我的父亲一身的戎装，雄赳赳气昂昂的，因为他即将奔赴朝鲜，不过战争已经不打了。我的母亲已经是判若两人了，她留着长长的头发，头发烫了很大的卷儿，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这件衣服我见过。从这张照片上你已经看不出一点过去的老六的任何痕迹。没有，一点都没有。那分明是一个城里时髦的太太。老六有了自己的工资，有了自己的房子，周末的晚上，老六会去城市里那个街道像鱼网一样密布的老城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吃：糖炒栗子，五香花生米，通红的冻柿子，酸甜的冻花盖梨，热得烫手的烤地瓜。老六一路走下去，一路吃着，一路买着，所以老六在周末索性就不吃饭，在那里尽情地享用。老六不由得无限感慨起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老六暗自觉得自己有些腐化起来，因为过去的老六只要吃饱了，不知道还会去想到吃，但是现在可不同了，除了吃饱了以外，吃还能够带来这么多的乐趣。老六暗自给自己定义为馋，这不太好，老六在心里对自己说。但是老六发现她无法战胜这张馋嘴，从星期一她就开始盼着周末的到来，下了班，她家也不回直奔那夜市的方向。老六过去一直觉得只有那些地主老财才会嘴馋。她记得她的大舅母会特别让人从县里捎回来油炸的大麻花。这在诉苦大会上还有人专门控诉过。没办法老六还是往那个地方跑。那些好吃的东西实在是让她无法把持。但是后来有一天她在那里碰到了她们科里的一个副科长，那可是老革命，是从延安过来的。不过张大姐可不是一般的家庭出身，她自己从来不说，但有人说她们家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里有好多的大楼。张大姐说她就喜欢吃这个夜市的东西，听她这么说，老六才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连老革命都在这里吃，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个张大姐可能对我母亲从精神上彻底改变成一个城市人的转变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母亲对于财富和金钱有着一种天然的敌意和蔑视，这无疑在抵御物质享乐方面有所帮助，特别是在她参加革命的初期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是非是那么的黑白分明，她从一个穷人天性中对富人的仇恨，轻而易举地上升到某种革命的高度。但是革命那么快就成功了，她来到了城市，她不再是一个穷人，她的工资和各方面的待遇比一个普通的市民要强得多。在别人的眼里她绝对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了。除了她自身浓厚的乡村意识和习惯以外，她是这个社会的领导者。母亲可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她对城市的接受以至依赖。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她把我姥姥和姥爷从老家接过来。而且给姥爷找到了一个工作。照片上的那个穿着米色风衣烫了头发的女人是我的母亲完成这一变化的例证。我推算着这张照片的年代，那时候我的姐姐好像还没有出生，就是说我的母亲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她自身的城乡差别的改造。至少从外表上看，母亲已经是一个十足的城市人了。

但是生活并没有像母亲想得那么顺利平稳。一次巨大的变化彻底改变了母亲对于生命的认识。

我的母亲怀孕了，这是她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姐姐在她的身体里孕育成长。母亲那时候很快乐，不愁吃穿，不愁冷暖，自己又是一个响当当的共产党员，根红苗正。她是个知足的人，觉得没有什么大的追求了。这时候机关里开始实行精简机构，要把多余的老弱病残下放，让年轻的革命政权更加有效率，更加充满活力。老六在小组的讨论会上也发了言，她坚决支持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她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政权，热爱伟大的党。没有党怎么会有老六的今天呢？老六多么珍惜今天的一切，她的地位，她受到的尊重，城市这崭新而迷人的生活。

但是，老六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的名字会在下放人员的名单里。二十几岁的老六竟然成了老弱病残给下放了。老六给下放到一个工厂里当了一名工人。张大姐也被下放到了这里，不是工人，而是当了这家工厂的厂长。老六哭了，她当着张大姐的面哭了。老六的嘴里就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拉完了磨杀驴，拉完了磨杀驴。老六是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她可以为了这个国家去死，她可以眼睛都不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老六现在觉得是一种羞辱和被欺骗的感觉。

我的母亲就在这家工厂里当了两年工人，虽然她后来又被调回了机关，重新当了干部，但是她似乎无法恢复到以往的激情中去。

老六的革命热情从此就彻底冷却了。

十几年以后文革前夕的那个晚上，我的母亲面对自己心潮激荡的丈夫和女儿，说出了那么冰冷的一句话。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母亲的冷静确实有她自己的道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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