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一声知青，真的很沉重！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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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一声知青，真的很沉重！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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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一声知青，真的很沉重！ 一、认清自我，赶紧自拔 知青是什么？这两个字将在时间的推移中逐渐成为词典里的一个老名词，一定会渐渐地被人们遗忘！包括由这两个字引申出来的上山下乡四个字。 如今在一些茶楼饭馆里喝酒聊天的老人们依旧是激情昂扬，甚至还会拳脚相交的一定是曾经的知青；在一些不太知名的舞台上穿着绿军装、跳着“忠字舞”、高喊“青春无悔”的一定是当年的知青；在夜间的大街小巷旁大妈们跳着广场舞的人群中部分是曾经的知青；棋牌室里通宵达旦战斗的人群里有着相当比例的人曾经有着知青的经历；农家乐里喝的醉醺醺的人继续趴在麻将桌上的还是知青……。 当然，也有在书屋里沉思、反思的知青，有自办论坛回忆与谈论上山下乡历史的知青，还有写书出书忙的不亦乐乎的知青等等。也有个别的知青在博客、微博里大谈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时代意义”以及丰功伟绩等等。 法国学者潘鸣啸写了一本书《失落的一代》。很快就有知青出来指责：我们怎么是失落的一代呢？我们是为共和国挑起重担的一代，不许贬低我们！更有甚者认为：“那些否定上山下乡的人，尽管论调有所不同，但其根本原因，一是不懂历史，二是怕苦怕累，世界观有问题。”（《浅论上山下乡的时代意义》网易博客·北风） 那么，知青究竟是什么呢？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究竟是怎么回事情？看看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大致可以略知一二： 成长阶段，我们朦朦胧胧地被教导着阶级斗争的存在，新社会的红旗下不是天下太平。有了饿肚子的经历，还是被教育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伟大。没有多久，一场罕见的“革命”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青春时期，我们充当了“革命”的马前卒、急先锋。不能读书，大扫“四旧”；学习语录，揪斗老师；戴上袖章，造反有理；无法无天，不可一世；打砸抢烧，践踏人权……。很短命的疯狂，被一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所结束。没有了使用的价值，剩下的就是如何被发配了。 就业期间，从城市被驱赶到了遥远的边疆和偏远的乡村。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个新名词下，我们人生的轨迹中有了整整十年的乡村生活。一场浩劫，国不将国、民不聊生，领袖们已奄奄一息，窥视者虎视眈眈，争权夺利的硝烟下谁还会顾及到我们这些远离城市的苦难孩子啊。 成年阶段，我们终于靠自身的奋起中和有良知的领导人的默许下，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已经陌生的城市。迎接我们的是冷漠的眼光加上狭小的居室，甚至是无居无室。需要成家立业，需要孝敬父母，需要安居乐业，但是我们走过了一条常人无法理解的艰难之路。有所谓的成功者，更多的是沦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结局！ 对于这一代人的自我认识是时候了！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位置，整天在沾沾自喜、自得其乐，今天纪念这个、明天歌颂那个，被人卖了还在为他数钱，这是最为可悲的。就像白桦老师说的：“中国人开始在泥淖中拔自己的麻木的腿脚了，虽然拔得很辛苦！”（白桦：《八十年一梦》2011年10月2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演讲） 在无法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就会出现许许多多令人咋舌的奇闻。特别是已经到了晚年的知青们，还是有一些人昏昏沉沉地活着。自以为是，自鸣得意，自我唯大，结果一定是自欺欺人！如此怎么不沉重啊！
有一位知青朋友在我的博客里留言说道：个别的知青鼓吹阶级理论、斗争学说更加肆无忌惮。真的是“有病的知识老年”啊，当年的“知青”，如今的“痴老”！ 从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这代人被剥夺了读书学习的权利。文化的缺失可以在后天弥补，但是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种仇恨的种子是极其可怕的。恰恰我们轮上了！ “文革”前我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更为严峻——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支援朝鲜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支援古巴人民、支援阿尔巴尼亚人民、还有亚非拉许多国家呢。在支援中，我们将失去锁链，得到了全人类的解放。何等的气概啊！ 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蒋介石随时准备反攻大陆。那些周边的国家，如日本、南朝鲜、菲律宾、泰国、印度等等跟着美国在我们国家周围形成包围圈，企图让我们回到旧社会。美国的u2型飞机老是来侵犯大陆，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第七舰队的港湾，趁着我们遭遇自然灾害，派遣了不少特务来大陆搞破坏等等。 隐藏在国内的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时机就会出来搞破坏等等。一切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孩子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保卫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一颗捍卫伟大领袖的火种在不断被点燃，一种对于阶级敌人的仇恨种子到了要爆发的时刻。 这时，伟大领袖一挥手，“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这种对于敌人的恨提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随心所欲地跑到陌生人家里去抄家；在路边可以随意用剪刀把一些人小裤腿剪掉；可以让那些穿了漂亮皮鞋的人勒令起脱下鞋子；对于老师以及那些“当权派”们揪斗……对被斗的人罚跪、搞喷气式、抄家、戴高帽子、挂牌子。一句话：恨！ 但是恨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这些都是“四旧”，这些人都企图走修正主义的道路，这些人都是反对毛主席的。 恨的之风很快夹杂着大规模的武斗。棍棒、长矛、藤帽直至步枪机关枪加上迫击炮。 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成长的。骨子里残留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时不时地就会在合适的条件、适宜的温度、适当的环境里得到爆发。这不是危言耸听啊。看看当年那个红卫兵薄煕来就可以知道这样的可能确实存在。 斗争的种子换来的是什么呢？对于领袖的愚忠，缺失了自我的思维。自己没有了脑子，就会帮着出卖自己的人数钱。 先天种下的这种仇恨的种子、阶级斗争的种子培育出一种敌对思维，随时会冒出它的果实。可悲的是在曾经当过知青的人中间，依旧在散发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念，在重复着当年的陈词滥调的基础上挥舞着棍子：如“否定上山下乡的人，尽管论调有所不同，但其根本原因，一是不懂历史，二是怕苦怕累，世界观有问题。他们总是过多地考虑个人得失，而不是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这种狭隘的思想阻碍了他们正确分析判断问题。要解决此问题，我建议他们补上一课，多看看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作，大有必要！”（《浅论上山下乡的时代意义》） 《中国知青史·大潮》的作者刘小萌教授发表在《共识网》上的那篇《不要美化“上山下乡”》一文（2014年3月26日），旗帜鲜明地对于上山下乡作出了否定的结论，在这些人眼里是不是“一是不懂历史，二是怕苦怕累，世界观有问题。”呢？ 刊登于《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9期上的郑谦教授写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共识网》2013年11月7日转载）一文中指出：“如同‘文化大革命’一样，上山下乡的意义正在于它的不成功，这使它成为改革的催化剂。”按照那些不许否定的观点，这些客观公正的论述会不会也是不懂历史和世界观的问题呢？ 再早，张化教授写的《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我国历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这样的结论难道也是不懂历史、甚至是别有用心了？ 诸如《中国知青史》、《失落的一代》等大量的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研究的书刊的作者们是不是都存在“狭隘的思想”？是不是都要“补上一课，多看看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作，大有必要！”？ 刘小萌教授在《不要赞美上山下乡》一文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人真实的一面：“在至于那些为文革正名、为上山下乡运动正名的文革受益者们，包括当年知青中的个别风云人物，我也想在这里说上几句：如果文革的那套没有结束，就是全国人民遭殃之时，也就是他们的利益被进一步放大之际。他们的利益所系，他们的人生价值，都是与文化大革命、与毛左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他们迄今仍对毛感恩戴德的原因之一。……我想对他们说的是，人生留给你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想得到宽恕的话，最好抓住最后的机会给历史一个交代，至少不要再去唱什么高调，不要再去蛊惑年轻的一代，如果这样下去，就叫错上加错了。” 沉重吗？真的很沉重！说出这些荒唐的话语的人是知青啊，是经历过“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一些人。面对着至今还活在那个年代的老知青们，我为你们惋惜啊！醒醒吧！
在这些人眼里，谁要是对当年的上山下乡说声不，那简直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了：“他们也许否定上山下乡是假，否定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 上纲上线到了如此高的地步是常人很难理解的。这样的口吻在“文革”期间姚文元之类的文章里常常会看见。 那么，上山下乡究竟是什么呢？知青是什么呢？ 在这些人的眼里：“在上世纪那个特殊年代，有许多知青要求上山下乡，这是他们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雷锋等英雄人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结果，因为农村比城市艰苦，这是不争的事实。要求到农村去，就意味要吃苦，没有一种精神准备，肯定是不会去的。”（《浅论上山下乡的时代意义》） 果真是这样吗？刘小萌教授希望“至少不要再去唱什么高调，不要再去蛊惑年轻的一代”，看来不是空穴来风的。那时是许多知青要求上山下乡吗？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和雷锋的结果吗？ 知青，全称叫知识青年。就是“文革”期间毕业的或者没有毕业的、属于城市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被下放到农村与边疆的学生。 “知青”还应该包括“文革”前下放的、支边的、到农垦的知青，例如去新疆的知青。都是在1949年建国以后从城市到农村去的学生。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了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造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个令人酸楚的名词：知青和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 那时，所有的学生别无选择，只有上山下乡。就像别无选择地参加“文革”一样，这就是当年中国人的现状！ “革命”终于来到自己头上了。两年前还是趾高气扬地揪斗“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红卫兵们，此时此刻终于感受到了被抛弃的苦楚。 上山下乡，别无选择—— 第一，往哪里逃？那时全国都在动员上山下乡。不光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就连遥远的新疆、西藏的小城市里也在搞上山下乡。这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谁敢违抗？！那时绝对不像现在这样可以自由流动的。你要离开城市，有没有全国粮票？吃饭要粮票的，各地有各地的粮票。你没有粮票跑到外地不是去饿死吗。再说，那时住旅馆都要介绍信的，你一个学生摸样的人跑到陌生的地方必定是一个可疑对象。没有任何介绍信，你睡到哪里去？冻死！户籍、粮食一管住，全国所有的人都被牢牢地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就是自1949年以来计划经济的一大功绩，也是执政者曾经引以为自豪的“社会主义”。那时正处在“文革”期间，任何地方的人都是被唤起的革命警惕性人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你往哪里跑？只好在城里等待命运的安排。 第二，不去不行！那时上山下乡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自觉自愿的，高喊口喊紧跟的是少数。为了表现决心，写血书的也有。十年后，这些积极分子也随着大返城的浪潮回城了，没能坚持下去，一句话：假的！二是无可奈何随大流的，这是大多数。没有办法不去，只好在去的地点上进行选择。首选是上海近郊的农场，只是少数，其次是外地的军垦、农场，生活有保障嘛，剩下的只能到外地农村插队落户了。三是坚决不去的，是少数。怎么办？学校的工宣队和那些老师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学习班。一大帮子人跑到你家里，读毛主席语录。弄的你吃不了饭睡不着觉。门口还组织人敲锣打鼓的，吵得你不得安宁。什么时候肯迁户口上山下乡了，学习班就胜利结束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又一次伟大胜利了。还有更绝的，孩子不肯上山下乡，就派人到父母的单位里去。有“把柄”的就揪斗，说是破坏上山下乡，没有问题的就教育，轻则扣罚工资，重则可以加上破坏罪名。这样一来，看你还敢不敢对抗。这一套似乎今天还有效，例如动拆迁，你当钉子户，就跑你单位上去“闹”，搞的你灰头土脸的，只好乖乖地就范。唉，真是一脉相承啊！ 第三，被迫就范。就像今天一样，老百姓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不是一回事情。面对高压而来的最高指示，只能坚决拥护。不然就会被当做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抓起来，专你的政！谁说不明白上山下乡以后将来是怎么回事情。还能不能回来呢？到底去多少年呢？还会不会有读书的机会呢？这样的就范为以后爆发的知青大返城埋下了“种子”。很简单的道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共识网》在2012年11月22日和23日刊登的乔海燕一文《我绝不承认知青经历是财富》，是乔海燕与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作者，法国人）的对话。在讲到上山下乡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乔海燕：反正我不是自愿的，这是肯定的，我绝对不是自愿下乡的。尽管现在有人说青春无悔也好，说苦难期财富也好，说什么都行，但是如果让我再选择的话，我绝对不会选择知青这条路的。因为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的追求，我可以用我的知识，我可以用我其它的能力为这个国家作出贡献，但没必要下乡去干活，养猪养牛。下乡受的苦不是你们所能想象的。用这个办法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不是一条正常的路，一个国家正常的路应该是给青年一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的路。 潘鸣啸：我完全同意，从我的调查来讲，我觉得大部分人是不自愿的。可是有一段时期，在1967年、1968年有一部分是自愿的，但那是因为他们对红卫兵运动失望了，已经走投无路了，看不到什么未来了。所以他们听到毛主席说要工农兵相结合，到农村，他们就要表达自己革命的理想，所以下了乡。可是那个时候也有一部分是半自愿的，为了这个理想自愿下乡的知青是有的，可是是少数，也只是很短的时期，大部分青年知道农村的情况是怎么样了之后就没有真正自愿的了。 这个对话值得看看。 专政——严格控制的户籍制度，配套的口粮、副食品、布票等。所有人的一切被控制了，你无路可走，只能乖乖地顺从。这就是我们曾经经历的毛泽东时代！好在这个时代结束了，一去不复返了！ 可惜啊，发出否定上山下乡就是否定现行的制度的话，就是当年上山下乡的一位知青。 当年的一切你难道都忘记了？
现在有些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苦难是财富。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代人当年的上山下乡是苦的，但是增长了才干、懂得了珍惜、了解了中国等等。照此逻辑：上山下乡（包括“文革”）是正确的。更有甚者还例举了这样的例子：“其实我认为吃点苦并不全是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好事。我听人说，当初上海66届下乡时，因为不是‘一片红’，有不少人是留在上海工作的，现几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发现留在上海的人没一个上大学，反而下乡的人都上了大学。目前的情况是，下过乡人的境况相对要比留在城里的好，这说明什么？”（《浅论上山下乡的时代意义》） 真的是不懂历史的无知啊！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在城市工厂工作的青年中有不少人考上了大学。我不知道讲这些话的人的这个依据从何而来？留在上海工作的66届学生，包括老三届城市工作的人中间，在恢复高考以后进入大学的不少。作者连这样的事实都看不见，举出这样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滑稽又可笑。还有就是什么境况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大千世界，人们生活的好坏，“境况”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绝非什么下不下乡过的是一个因素。看看绝大多数下乡的知青，在回城以后面对新的生活那种无奈吧。就业，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只能从事那些工作？下岗，还是因为“文革”期间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没有文化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势，在网络时代成为落伍者。弱势群体里有着多少无奈的知青啊！所以，这个下过乡的现在“境况”要比没有下过乡的人好的结论，只是作者的主管臆造！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你的子女再度下乡，这样今后的境况会好。如此一条康庄大道，不去继续走下去太可惜了。 考上大学，今日生活过的很好。尽管这些都是假话，但是他们的理由是：“说明艰苦能激发一种斗志，一种上进心。” 什么是艰苦，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的所谓“艰苦”究竟是什么？ 一九七二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医生惊讶地发现，七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腐性裂痕。 当年上山下乡的时候，知青们遭遇的苦难。女知青们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八零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所谓回乡知青）达数千万之众，其中有一半是女知青。在这上千万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奸污的其实无法统计。在1973年6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24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年至1973年5月，全国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约占70%以上。 看看有知青上山下乡的地方：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河北省，仅1972年迫害知青案件就126起，其中奸污案119起,占94%。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涉案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赴上海汇报团汇报材料中提到：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女知青被奸污96人。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六团共二百余名现役军人，先后判刑及处份的三十余人。也就是说有15%的官员好这一口！ 知青作家刘晓航撰写的《我们要回家》一书，在讲到云南知青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的时候，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了女知青被蹂躏的事实。揭露出来的奸污女知青的手段之恶劣，也令人发指。被奸污的女知青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有的留下妇女病，有的终身不育，有的成了精神病，有的成了性冷淡……所有被奸污过的女知青心灵上都会有一块永远无法痊愈的伤痕。 请问，这样的苦难能够激发起人的上进心吗？ 1973年7月4日，新华社《国内动态》第241号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反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对有缺点错误的知青，采取捆绑吊打手段进行迫害。据1972年4月统计，该团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99人，许多人被多次吊打，捆绑吊打的手段有29种之多。绑捆吊打知识青年在我所在的云南军垦的不少连队已成家常便饭。一些营和团部动不动就重刑折磨犯了点小错误的知识青年，几乎每个连队都开过知识青年的批判大会，进行人身侮辱。 难道都忘记了？难道这样的上山下乡能够“激发一种斗志，一种上进心。” 除了对于这样论调的个别知青感到悲哀以外，剩下的要对讲这样话的人说一声：你无耻！因为你在歌颂苦难！
为了维持这种谬论的“正确性”，居然连起码的历史事实都不顾到了说谎话的地步——“那种认为因为上山下乡耽误了个人的学业，听起来有点道理，但无事实根据，只是一种主观意想。”（《浅论上山下乡的时代意义》） 错了，不是上山下乡！是“文革”，难道忘记了1966年夏天的停课？ 知青作家张抗抗在《知青们，别再说什么“青春无悔”了》一文中的一段话：“不要再用‘知识青年’这样自欺欺人的词语了吧？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抚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可曾真正拥有过文化和知识？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我们应当承认，老三届这代人中高中生的比重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而文革前的初中教材，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知识结构上具有极大的缺陷。我们知识沉淀最‘厚’、烙印最深的那部分，并非人类优秀的经典文化，而是‘阶级斗争’、‘知识无用’、‘革命的螺丝钉’等教条主义，是红宝书的语录，是样板戏的歌词，是大串联中抄写的大批文章。有人说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其实还应加上泡饭和咸菜——蛋白质含量太低。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文革’结束后，依靠顽强的自学，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严重贫血的一代人。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牺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 “我们被耽误了！”这是“文革”后我们回首走过的路发出的一声叹息、一声无奈的自嘲。 历史明明白白地记载着：1966年开始的“文革”，正在学校里的所有学生都被告知不要读书了，都要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文化大革命了。这是一个在没有战争情况下，全国的学生可以不读书，甚至不许读书的国家，我们是在创造了“世界奇迹”。 在“文革”结束以后，人们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代人被毁掉了。毁了什么呢？因为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这代人里很难出现科学家。在国家恢复秩序以后，人才出现了一个断层啊！ 不是我们这些人不要读书啊，是那个时候不许读书啊。无法无天地剥夺了我们读书的权利，谁为此道过歉？！没有！如同一阵风一般，吹过了去了，完了，结束了！剩下的就是你们自己去舔舔心灵的伤口吧。 就是在这样的悲剧面前，为了转嫁危机，为了掩饰浩劫带来的国穷，将我们这些“负担”统统驱赶到了农村边疆。我们是在无法读书、无法好好读书、无法真正读书的环境里被荒废了几年以后，迎来了上山下乡的洪流。当这股被称之为“接受再教育”的运动开始以后，除了少数在那个年代被所谓的“革命”激发起来的人是自愿去接受再教育以外，我们基本上都不是自愿地离开了父母和兄弟姐妹，走向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这是“在广阔天地炼一颗红心”，是“改造世界观”的必由之路。那时就是在这样的宣传鼓动下，形成了人类历史极其罕见的大迁移。 “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把国家发展最宝贵的人才资源退回到农村边疆原始劳作，造成了国家人才接续严重断捻。如今，你们时不时会嘲笑我们这些老头老太，没有文化、不懂外语、看不懂电脑。这个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造成的。假如没有“文革”，国家不会动乱，人民不会遭殃的，知青这一代不会“淌17世纪大汗，抡18世纪大镐，修19世纪土路” 裴毅然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落在历史凹陷处的“知青”一代》（刊登于2013年11月21日《共识网》）就是讲了这些事情。他说—— “60年代长身体的时候没吃的，赶上大饥荒；70年代要读书的时候，上山下乡，没书读了；到了80年代，可以读书了，又过了年龄。……民间还有一条顺口溜：毛泽东叫我们下乡，邓小平叫我们下海，江泽民叫我们下岗。‘4050部队’的活生生体现。也许说得不太完全，但基本概括了我们这一代大多数知青的命运——净走在历史的凹陷处。” 现在说我们是失落的一代，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 可惜啊，个别的知青忘记了。是不是1966年开始的浩劫时他还在读书？没有荒废？这样的记忆真叫人心痛啊！
先天缺钙以后还自以为是。对于上山下乡没有一点反思，相反地还在歌颂。歌颂什么呢？说上山下乡具有时代意义，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伟大举措。 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为什么会发生的？这个特殊时期对于我们这代人意味着什么？按照作者的逻辑推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要消灭城乡差别，消灭这种差别一定要有人去农村传播城市的先进理念和文化。所以，知青上山下乡是很有必要的，正确的，必须的！照作者的逻辑：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不是因为一场浩劫以后无法安排三届学生的就业问题而无奈地采取的措施，而是一场缩小城乡差别的运动。如果是这样，文革的上山下乡没错，文革就根本不是一场浩劫了？1600万人被迁移是完全正确的？ 为此，这些论调的发明者举例说知青到农村的时候，农民们不懂洗脸、刷牙、穿衣。是知青们来到农村带来的先进文明，农民才从愚昧中得以解放。由此证明知青上山下乡是正确的。知青成为“救世主”了。可惜的是在我们大返城离开农村的时候，农村的愚昧落后的现状改变了多少呢？要说农村真正的改变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生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肚子都填不饱的年代，让穷困的农民养成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习惯，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为何不去追究造成解放十七年后依旧落后的原因呢？一大二公、大饥荒等等，难道都忘记了吗？知青到农村带去的仅仅只是一种先进文化的“启蒙”。这样的“启蒙”是无法根本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的。真正实现城乡间的差距缩小，唯有改革！今天在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说明了这一点。只有对于历史知识的无知导致了有这样的奇谈怪论。 难道忘记了知青上山下乡给整个国家带来的国家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的事实？这才是真正的不懂历史、回避历史。上山下乡既然有如此的时代意义，你回城干啥呢？你已经用“脚”回到了城市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既然知青上山下乡有缩小城乡差距的功能，你为何不坚持下去呢？如今个别的老知青大讲上山下乡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在实际行动上自己早就拔腿离开了农村。口是心非啊！真的很虚伪！ 稍懂一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全国农村自三中全会以后的大变化是从农村大承包开始的时候，正是知青大返城的高潮。都走了，留下的寥寥无几。这就是知青们留给历史的真实。是1978年三中全会对于未来道路开创之举，思想的解放带来的新的春天之感；有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种种举措带来的变革欣喜，包括89年的风云突起；有着九十年代全民“闷声大发财”的经济变革体验，开始了下岗回家的痛苦磨练；有着新世纪和谐社会建设、经济跨越发展的期盼，也目睹了腐败丛生、民怨沸腾的局面。 我们经历了苦难，不忘苦难是一回事情，不赞美苦难是个态度问题，追根寻源则是我们亲历者的责任。如果对于自己曾经经历的往事，都说不上因为与所以，你不是在稀里糊涂地活着？ 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是清醒地活着的前提啊！ 很可惜，我们这代人中间有着相当一部分的人，至今到老了还没有醒悟，还是不愿意认真反思。还是在“装睡”。这些人认为“以知青问题为突破口，恶意攻击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的别有用心者不是没有！”。法国人潘鸣啸写了一本书《失落的一代》，他承认没有很好看过此书就对“失落”二字表示反对。甚至引申到了这是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高度来进行抨击。 所以，知青啊，叫一声真的很沉重。集中的表现就是对于自己曾经遭遇的苦难忘记了！对于为什么会造成如此苦难不去追根寻源了！乐得安享其成地活着，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文革”的重演就会有重新再演的土壤。这些都绝非危言耸听啊！ “这段历史在人类社会史上都是沉重的，对它的无知，将来会承担代价。”《中国知青史》的作者刘小萌曾不无担心地说。 刘小萌教授曾到台湾东吴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教授大四学生《中国现代史》课程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对于知青上山下乡，台湾学生比大陆学生要了解更多。 “知青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大事件，参与者保守数字是1700万，不用说社会普通大众。即使这1700万人中，真正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的有多少？台湾的、海外的人们对这段历史更了解，但我们当事人的后代反而隔膜，这是非常可怕的。”刘小萌说。
知青这代人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绝大多数命运坎坷。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都在上山下乡，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打交道。除了付出你的体力，剩下的就是迷茫地活着。回城以后就是改革开放前期，那是个讲文凭的年代，我们缺乏优势。我算是幸运的，考上了大学，取得了一份好工作的“入场券”。大多数的知青朋友没有这样幸运了。十年前读的书早就在“广阔天地”里消耗殆尽了，那什么去再读书呢。那时刚回到城里，遇到的住房、就业、成家等等问题，还有多少人能够从容地去课堂里安安心心地读书呢？当社会进入到市场经济讲竞争拼搏时候，年龄和家庭负担，让我们力不从心。下岗失业、再就业，干着社会上被人瞧不起的工作，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活下去！在苦苦熬着等待退休。因为微薄的退休金要比干活时的收入还要多啊。 确实有极少数的人成为“成功人士”了。你们可以说，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中间有不少是当过知青的，各级官员中也不少。但是，这是极少数。这里既有自身的努力，更多的是机遇。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不是你努力了就可以成功的。那时，国家行为不允许你再读书了，只许你去与泥巴打交道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无法改变这一切的。人的成长，外部的环境和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整整十年的浩劫葬送了一代人，使国家在人才上呈现了一个断层啊。 我们这代人开始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依旧在用另一种方式顽强地表现自己，不甘寂寞。如今，大家结伴旅游，喜欢到农家乐去玩玩。有了相对空闲的时间和经济实力，乘着还走得动结伴旅游有上升的趋势。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知青们的踪迹。较为突出的是知青结伴前往曾经插队或农场的地方旅游。这样的活动既有旅游的成分，更多的是对于往事的回味。我在一份关于知青活动的调查问卷里是这样总结的—— 联欢会：唱歌跳舞诗朗诵，自娱自乐自安慰。 聚会：吃吃喝喝老一套，天南地北瞎吹吹。 旅游：三五成群自助游，大江南北留踪迹。 度假村：场地住宿有保障，麻将扑克战通宵。 知青专列：故地重游叙旧情，费时费力难组织。 读书会：阳春白雪难召集，老人读书难聚集。 网站、博客：现在能够联系知青群体的是靠着网站，还有一些群体博客，但存在阅读人群的局限性。 结论：不乐观。未来知青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多样化，形式是小型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渐渐自生自灭。 这些看法对不对呢？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知青们会自生自灭的。这个群体不是一个社会的阶层（阶级），只是一种符号、一个象征、一个时代的记忆。 就像有的朋友喜欢说，天下知青是一家。我看未必。以我曾经在的云南东风农场将近八千名上海知青来说，这几年里演绎了许多闹剧。有的甚至在知青聚会的时候发展到了互殴的地步，连110都出动了。还有的因为意见不同，在网上相互攻击、谩骂。这个渐渐消失的群体里到了如今还是是非不断、争执不断、恩怨不断，骨子里还是存留着一些固有的劣根性。这代人从“文革”的硝烟里走来，那些唯我独革的潜意识根深蒂固。极个别人当年泯灭良知助纣为虐，踩着别人的肩膀混上一官半职，而今依旧权力欲望浓厚，扮演着“老大”嘴脸不遗余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到了什么时候都一样的。已经快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了，还是如此不消停啊。 在电视剧《知青》上演的时候，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那时真的是这样吗？问得好啊！这个电视连续剧《知青》里遭到许多反对意见，集中的一点就是假的成分太多。知青在剧中成为浪漫、激情的化身，完全没有当年的苦难以及对青春的摧残。 这是一种灵魂的贱卖！ 近十多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各种知青网站、博客纷纷亮相。到了今天，存活的不多。在这些新传媒里，读到不少一知青的回忆或叙事。给我总的感觉是遗忘很多，难以苟同！不少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讲述啊。如把当年的上山下乡歌颂为实现“革命理想”，把哭哭啼啼的离别场面写成了“火热的场面”，大唱“青春无悔”、“青春梦想”的赞歌等等。遗忘啊，只是几十年的功夫就会遗忘，如此下去真的没救了。所以，梁晓声的《知青》一剧是有社会基础的，代表了一部分得了遗忘症的人的看法。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知青上山下乡是如此浪漫，为啥会发生集体下跪、北上请愿，喊出“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呢？你无悔了，浪漫了，干嘛要回城呢？有人甚至指出，让这些高唱“无悔”的人把自己的子子孙孙送到农村去，也来个接受“再教育”，你看他干不干！ 曾经与一位知青网站的朋友聊过。为什么在知青的网站里，不敢刊登涉及的知青、上山下乡、文革等词都被视为“敏感”的文章呢。管理者不希望你们再多谈这些“陈年”往事，希望以“正能量”为指导，多发表一些歌颂性质的文章。这就是造成如今知青话题里只许讲好话，不许讲坏话的格局。甚至连一些曾经的极个别知青都在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小把戏，专门监视你们写的东西。从文章到来访者的留言，稍有不合意就会给你送上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轻者，对你摆出一副领导样子来教育；重者，下令断开网站链接。他就不想想，这些事情该谁管？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除了断开链接，还有什么惩罚手段呢？总不会有个开除“知青”队伍的选项？这些所谓的成功者得意于自己的“劫后辉煌”，全不在意这种个人在那个年代的成功是以千百万同代人的牺牲为代价的。 想当年，我们生活在农场的时候，遥远的边疆既隔断了我们对于国家、世界大事的了解。这样的环境里也造就了我们的小环境。天下大事一问三不知，就可以不接受强制性洗脑。以玩世不恭的心态调侃官方宣传，“谣传”社会底层的真实，“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无拘无束地享受思想自由的快乐。但是没有料到的是，都快奔七十的时候，居然还会有人煞有其事地谈起了上山下乡的时代意义，来教育你警惕有人利用上山下乡的话题攻击现行的制度等等。这些都让我再次感觉到“天下知青是一家”这句话的不完整，甚至可以说有点虚伪了。 所以，我现在对于如今有些知青网站、博客只是浏览一下。有的一看标题就明白了在胡说一些什么东西。对于那些躲在幕后施射冷箭的，不屑一顾！！少数所谓“劫后辉煌者”的人，试图把握“主流话语”，掩饰整整一代人的苦难，并把它全都化为乌有，全都白白浪费，那些自鸣得意的“成功者”，实际是在拍卖苦难。 我至今还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把牢底坐穿！”。那么到了今天呢，也许要变成是：为了不让下一代重复我们的苦难，我愿讲到喉干舌燥，留下真话！ 因此，我现在对于那些打着红色旗号的知青活动一概不感兴趣，对于那些为苦难制造者涂脂抹粉、百般辩解、洗涮罪恶、无耻献媚的展览会一概不去。不写无痛无痒的文字，绝对不会为了不顾事实、利令智昏地歪曲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置千百万“知青”曾有过的悲惨遭遇、被践踏的青春、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于不顾。 巴金先生一句讲真话，一直记在我的心里。巴老一个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声带血的呐喊啊！为何做不到呢？都明白，也都不明白。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了人类道德堕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遗忘：这样，“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当我们选择性地开始“集体遗忘”的时候，真是一场新的悲剧诞生之时。 绝非危言耸听！ 到了今天为“文革”叫好的人依旧存在，为“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唱着赞歌的人不少。套用毛泽东时代一句话：人还在，心不死，那些“文革”期间的既得利益者就是如此。我曾经遇到过一些人，总是在喋喋不休地哭诉自己不得志，被人遗忘。在分析原因的时候，竟然会得出还是毛泽东时代好的结论。为啥呢？据说那时“平等”，讲究出身，工农子弟吃香等等。失落的这些人以自身的所谓条件哀叹命运的不佳，还是想回到过去。但是只要你让这些人回忆一下那个年代的票证、排队购物的艰难、确实少穿的困境，他们还会说什么呢？ 不想被人遗忘，不愿被时代抛弃，还是要靠自己。所以，到了今天，我都是有所选择了。对于那些违背道德、昧着灵心的假话，不说！对于那些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不去追根寻源的叙述历史，不说！为此，宁可选择沉默！ 唉，叫一声知青啊，实在是太沉重啊！ 2015-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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