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1913－1968，作家，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在文革中杨朔被“批斗”，1968年8月3日自杀。

杨朔可能是最为中国人知道名字和作品的作家之一，因为在文革前和文革后，他的散文《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印在中学的语文教科书里，因而得到相当普遍而彻底的阅读：有老师详细讲解“词语”“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每个中学生都要反复朗读甚至必须背诵这些文章。

文革开始后，杨朔的散文不再在语文教科书中。杨朔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斗争”。他在1968年8月3日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死亡。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杨朔得到平反。

198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是对文革受害者的大规模平反时期。受害者中的一些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的名字和故事，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从那些文章的篇幅和印刷位置可以看出，如何报道这些被平反的人的事情，“内部”存在一些“规则”：比如关于刘少奇（1966年8月前最高权力圈子的第二号人物）和陶铸（1966年8月后的第四号人物，1966年底被“打倒”）的悼念文章，有整版长。关于级别比他们低的人的文章则比较短，也不占明显的位置。级别再低的人，一般仅仅提到名字，没有故事。级别更低的受难者，名字和故事都不会见报。这种“规则”施行的结果之一，是可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文革主要就是迫害了一些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

另外，在当时的报纸上，虽然登载了一些在文革中死去的人们的名字和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和美德，但是对他们死亡过程本身则回避直接描述或者含糊其辞。报纸上有一则为杨朔平反的简短的消息。报道简单地说杨朔“被迫害致死”。“被迫害致死”是当时普遍运用的一个“说法”，指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自杀身亡的人的情况。

文革中发生的大量自杀，无法找到历史上可比的情况，所以很难用现成的词语来描述。“被迫害致死”这种说法，比简单地说“自杀”要好，因为文革中的自杀远远不同于平常条件下的自杀。文革中自杀的人，在“斗争会”上被“斗争”，被咒骂，被打，被戴“高帽子”，被“游街”，被“挂黑牌”，被体罚，被侮辱，被恐吓，被关押，他们是在遭受了种种残酷的心理的和肉体的折磨之后自杀的。描述他们的死，必须强调指出他们死前身受的残酷的迫害，因为他们不是仅仅因为善感多愁过于敏感而自杀的，不是仅仅因为长期的忧郁或者一时的气愤而死的，也不是象屈原那样因为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愿意与世人同醉而选择了自杀以表明个人意志。

但是，另一方面，“被迫害致死”这一表述回避说出“自杀”，会使以后的人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但是这种表述使得文革时代的恐怖比较模糊，减低了对文革事实的显影的清晰度。这显然也是这一表述那时被大量使用的原因之一，因为文革后的中国领导人虽然否定文革，但是不愿意暴露太多的文革阴暗面。

文革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有词条“杨朔”。词条用一千多字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作品，但是，没有提到他的文革中的遭遇，也没有提他是怎么死的。这部书里其他的人物词条，在文革中自杀的人，比如考古学家陈梦家，也都不说明这一点。

新一代的年轻的学生继续在教科书里读杨朔的文章。但是对他的死，可能完全不知道。

很多年过去了。1997年出版的张光年的《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写到了杨朔的死。张光年即诗人“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作词者，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该书第259页载1975年11月12日日记：

“晚杨朔的弟弟杨玉玮、杨朔女儿杨渡来访，严文井在座。玉玮细谈了杨朔因病逝世情况及他为此进行调查研究经过，谈了两小时。”该书263页载同年12月6日日记：

“上午九时，与严文井、韦君宜、王志远同车到八宝山，参加杨朔同志移灵式……”从这样的记载可以看出，在1975年，杨朔去世七年之后，他的工作单位为他举行了一次骨灰重新安放的仪式。当时这种由工作单位举行的仪式的一个主要意义，是对他的“问题”的作了新的“结论”。这是因为在林彪死去、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之后，对文革中被“处理”的一部分人有了新的比较宽松的“政策”。不仅是杨朔一个人，有一批类似情况的共产党干部，在文革开始后受到“斗争”或者关押后自杀，他们自杀的时候，自杀本身就成为他们的一大严重罪状。在1975年，如果没有发现他们有别的“问题”，就给他们重新作了一次新的“没有问题”的“结论”。另外，他们早先死亡的时候，很多人的骨灰都被扔掉了，不准家属保留，当然更谈不上有葬礼，新的结论作出后，为他们举行了追思仪式。

在这个“移灵式”（这似乎不是当时所用的名称，可能是张光年沿用了他习惯的说法）之前，杨朔的弟弟和女儿与张光年以及另一负责人严文井谈话，大概就是为了这第二次结论的事情。可以看出，他们的意图很明显，说杨朔是服用安眠药过量而死的，是要说明杨朔并非自杀。他们作了调查，颇费了一番时间，要说服张光年和严文井。从张光年的记叙的口气来说，他未说是否信服这一说法，也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他只是记载了这一段谈话。

这样的谈话可能很难被未经历过文革的读者理解。为什么在杨朔死了7年之后，他的家属要为他作这样的抗争。出现这样的谈话，是由文革的特定背景决定的。

在笔者所作的关于文革的调查之中，以下四个实例都相当有代表性，可以说明为什么会有杨朔的家属和张光年的那一场谈话，那个谈话的里面的意义是什么。

1966年8月4日，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劳改队”中劳动时，被逼迫喝了校园中水沟里的污水，其中从附近化工厂排出废水，然后中毒昏倒，当天晚上死亡，时年44岁。但是北大那时的权力者硬说他是自杀的，是“对抗运动”，“畏罪自杀”。他们命令医院解剖尸体。在这种情况下，主导对话的题目是他是否自杀，而不是追究是什么人强迫他喝了污水而害死了他。

1966年8月，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谢家荣，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斗争”（包括下跪和被打），晚上在家中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他写下了遗书。家属发现他死亡时，也看到了遗书。但是他们当即烧毁了遗书，报告说他是心脏病发作去世的。尽管如此，谢家荣还是被送上解剖台进行尸体解剖。解剖后医生作证说没有证据说他是自杀的。他被打开的胸腔还未缝合，就被拖走火葬。这样作，尸体被解剖，但是免除了作为自杀者会遭到的死后斗争。

李季谷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李因其“历史问题”被“审查”。7月25日，他的专案组逼迫他“交代问题”，强迫他跪了一整天，并用燃烧的香烟多次烫他的后背和脖颈。审问延续到深夜。当天夜里，李季谷教授投入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中的丽娃河自杀身死。学校当局说他“畏罪自杀”，召开了对他的“批斗会”。因为李季谷已经身死，就画了一张他的漫画像，由历史系的另外两个也在被“审查”的“牛鬼蛇神”举着这张像站在台前，替他接受“批斗”。李季谷和杨朔的死日相隔不到10日。

吴伟能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干部。1968年年底，他被办了“学习班”——当时整人的一种形式。他在１９５９年的“反动言论”被揭发出来。吴伟能的父亲，1958年冬天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里，因为没饭吃而饿死。为此，据说吴伟能对别人说过“幸福公社不幸福”。这被当作“攻击三面红旗”的“反动言论”。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４日晚上，吴伟能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项罪名。虽然他已经身死，不能前来与会。

人出自本能就热爱生命，愿意活而不愿意死。如果不是因为遭到难以忍受的残酷的殴打和侮辱，很多人是绝不会自杀的。但是，文革当局却把在遭受侮辱摧残后的自杀，视为对文革的反抗，视为对他们的权威的挑战，把自杀也当作一项“反革命罪行”。在当时，无数人被“斗争”，他们下跪，他们低头弯腰作“喷气式飞机”状挨斗，他们诅咒自己是“牛鬼蛇神”，他们承认他们应该被“砸烂砸碎”，他们写下“检查”“交代”和“认罪书”，他们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面他们的名字打上了红色的大叉子。当时的社会制度，使他们无处可逃。最后，他们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文革当局甚至不准人通过死亡来逃避迫害。文革当局要强迫人变成甘愿被斗、甘愿下跪、甘愿诅咒自己、甘愿不象人样子地苟活着的人。

文革中，一大批人遭到“斗争”后自杀，死后，还被称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语），要“遗臭万年”。自杀可以成为进一步迫害的借口。他们死后仍然要被戴上各种罪名，一旦“定案”，家属子女继续蒙受迫害，上学就业都受到大的影响。文革的残酷不但在于逼人自杀，还在于继续残害已经自杀的人。这种对人的逼迫的极端程度，后人很难想象。

在文革的这种话语系统中，在害人者方面，他们对自杀者大张挞伐，另外，还竭力要把不是自杀的人说成是自杀的，以此制造对死者以及死者家属的进一步的迫害。在被害者家属方面，不能指责和追究造成死亡的害人者，却只好声明死者不是“自杀”以保护死者及其家庭避免更多的迫害。了解了这种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1975年，杨朔死去7年之后，家属前往说明的是他并未自杀是病死，而不是追究谁把杨朔关押起来“斗争”而害死了他。在文革的话语系统中，他们只能争辩这个问题。

细察文革时代的逻辑，当时的话语系统，论证方式，象当时的无数的死亡一样，令人气愤，也令人难过。

杨朔的遭遇令人感叹。

杨朔以优美的散文著名。杨朔最优美的散文，如收在语文教课书中的《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都写在1961年。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散文写的都是一些被普遍认为美的好的东西。同时，借物抒情，他通过描写这些东西来表现他的感情。

他写荔枝蜜：

“吃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他写茶花：“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砂，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他写浪花：“老泰山（文中的一个人物）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浪潮，激扬飞溅，早已经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然而，如果看到当年发表这些优美的文章的杂志，1961年的文学杂志，会叫人吃惊：印刷那些文
章的纸张糟糕极了，不但粗糙，而且根本不是漂白的。直白地说，就跟那时候人们上厕所用的草纸差不多。

1961年，正值大饥饿的年代。几千万人被饿死。没饿死的人，普遍得了浮肿病：病人看似白胖，在用手指在手臂上腿上按一下，会出现一个小凹窝，在失去弹性的身体上，这个小凹窝要好一阵才能平复消失。食物匮乏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自然是最深的，因为饥饿的感觉是最令人难受的感觉之一。但是实际上，当时不仅严重缺乏食物，也严重缺乏别的东西，比如，纸张，布匹，做饭用的锅子，吃饭用的碗，小学生用的作业本子，全都买不到。杂志用草纸一样的纸张印书，就是由于没有平常用的白纸。

政权推行的荒唐的经济政策以及对人民的生死漠不关心的态度，造成了全面的经济灾难。这种灾难不仅造成了生命的死亡，而且带来了心灵上的创伤。在家庭中，人们为食品而起纠纷，在社会上，人们为了得到一些生活必须品而不惜道德上的亏损。

从杨朔那一时期的文章看，他常常在外国；在中国的时候，也总在旅行，住在风景区的旅馆里，比如，在广东的从化温泉、四季如春的昆明，北戴河。他显然是一个有些特权的人，也许没有饿肚子。但是他不是聋子瞎子，杨朔一定不会不知道普通人民在经受的苦难。他应该知道高级宾馆里的生活，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浮肿的人并不是营养过剩引起的肥胖。1961年的生活里没有蜂蜜，饥饿中的祖国不象含露乍开的茶花，人民不但没有民主权利而且还在饿死的地方也不能叫作“人民的江山”。

但是1961年的苦难现实好象一点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笔。他写出的文句，和现实中的饥饿和贫困好象没有一点联系，如果不是印在那么难看的纸张上的话。

用传统的批评文学作品的话语说，他的文章是在“粉饰太平”。这种批评也许过于简单。也许他的文章背后有他的复杂而审慎的考虑。但是除了这些散文，他好象没有留下关于他的感受的另一类记录。

而且，更为讽刺性的是，如果要把他的这种写法指为“谎言”的话，还只有在那一由于经济困难而在出版方针上较为“宽松”的时期，才允许写这种优美型的谎言，才对这种文章予以高的评价并选入语文教科书中。在大饥饿年代之前和之后，他都不能有这种机会。1961年，他的文章回避了饥饿、匮乏和死亡，但是至少还在歌唱优美，这些文章没有在吹亩产粮食几十万斤的牛皮，歌颂毛泽东也不到后来那种肉麻和荒诞的程度，也不在提倡“斗争”、“专政”和杀戮。

1966年文革开始。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读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教育部的报告说：原有的政治语文历史教材，未印的均停止印刷，已印的也停止发行。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开，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一报告的批示写道：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不能再用。

在这种背景下，杨朔的文章被清除出教科书。文革连虚假的优美也不再需要。从文革的发动者方面说，他们已经彻底巩固了权力，接着要“继续革命”，所以不在乎美化现实；而且，粉饰太平毕竟还意味着对太平的价值肯定，美化现实也仍包含有对美的向往。新起的文革文体，一方面充斥着夸张、暴力、和粗野的词句，正和现实中对人的残酷的迫害相称；另一方面充斥着“最最最最”“蓝天为纸，大海为墨，也写不下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无限敬仰”这样的迷狂语言，和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树立配合。杨朔风格不能为文革所容。

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明确写了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理论下，原来的文艺单位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文革领导人派军代表管理控制了所有的文艺机构，并且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在那些地方，虽然没有象在学校那样红卫兵学生打骂甚至活活打死被斗者，但是也相当野蛮。作家队伍在1957年就遭到一次大规模清洗，在文革中，从1966年开始，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是全部被打击。

1968年，杨朔在单位里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他在“斗争会”上被“斗争”。他自杀的时候，55岁。

文革后，杨朔的文章重新被印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但是，他的死却没有真实地记载在百科全书里他的小传中。当局也始终不准许对1959到1962年的大饥饿以及文革的恐怖和杀戮发表真实的记录和报告。说出真实，现在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