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篇】：启蒙运动·公平正义·罗曼罗兰·茨威格……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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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篇】：启蒙运动·公平正义·罗曼罗兰·茨威格……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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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篇】： 感悟1509 美国革命，美国《独立宣言》，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启蒙运动的结果。 启蒙运动包含两个核心价值：自由和平等。二者并不总是一致，有时会发生冲突，二者之间存在张力。 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是启蒙精神的践行者。在他们身上，在他们撰写的《独立宣言》中，彰显了对自由和平等价值的共同追求。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也体现了对自由和平等价值的共同追求。 后来，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下，在美国和法国，尤其是在美国，自由价值被继续彰显，但平等价值被逐渐淡忘。 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平等价值得到彰显，但有时自由价值却被忽视。 以毛为首的中国共存会人是启蒙精神的继承者，本应该是自由和平等价值的守护者。不幸的是，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间中，平等价值压倒了自由价值，为了追求平等，牺牲了太多的自由。 在1980年以前，在继承和推进启蒙运动的平等追求方面，中国曾经走在欧美的前面，曾经激励了欧美的理想主义者们对平等的追求，这种追求突出地体现在法国1968的“红五月”和美国60年代末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高涨。 1980年以后，虽然在对自由的追求方面中国有限地缩小了与欧美的差距，但是，在对平等价值的追求方面，却从走在前面的引领者落伍为跟随者，而且远远地落了欧美的后面。 今天，中国需要重新高扬“平等”的旗帜，在追求平等价值方面重新起步，奋起直追。 今天，中国人不仅要努力走出一条“中国道路”，而且要努力走出一条“人类道路”，努力在探索一条自由和平等价值同样受到尊重的、平衡的、中庸的、高张力的发展道路方面，对人类有所贡献。 这时，中国不仅需要毛这样有理想、有魄力、有坚定意志的领导人，更需要一大批具有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人。
近百年来中国共存会人所进行的改进社会、造福人民的卓绝努力，源头不仅是马恩学说和俄国革命，源头至少可以上溯到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启蒙运动。 因此，在中国共存会人的先贤祠中不应仅仅有马恩列斯孙毛，还应该包括一些启发了马恩的前贤，例如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卢梭等人，例如起草了美国《独立宣言》的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等人。
2014年3月5日，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简称CB）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高考”——学术能力测验（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SAT）将于2016年春实施改革，推出新版SAT。CB主席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在发布会上说：“长期以来，出版商和辅导机构恐吓家长们说，只有购买他们的辅导书，只有花钱参加他们的辅导班，孩子的前途才有保证。对此，CB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如果我们仍然相信测试可以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今天，我们必须出手。改革SAT将削弱那些可以支付高昂辅导费的富裕家庭孩子的优势”。 几十年来，博主一直在努力使考试尽量不受考试辅导机构提供的强化培训的影响，尽量考查那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稳定的心理特质，致力于减少这种有权有钱阶层在考试中的优先权。今天，我的学生们正在继续进行着这种努力。 今天，这种面对有权有钱阶层的优先权的战斗仍然在继续。博主正在积极参与开发的《审辩式思维水平测试（Critical Thinking Test，CTT），也属于这个战斗的一部分。
世上有人反对“公平正义”吗？没有。讲什么“公平正义”，完全是废话，毫无意义。 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理解是不同的。 社会主义者认为，“分蛋糕”的时候，劳动者拿大头是“公平正义”。 自由主义者认为，蛋糕怎么分，市场说了算。市场分蛋糕的结果就是“公平正义”。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市场分蛋糕的结果都是：资本、土地拿大头，劳动拿小头。 社会主义者说，这种结果不公平，不正义。 自由主义者说，这种结果很公平，很正义。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一遍又一遍地被告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今天的时尚，今天的教育，今天的文化，都是在告诉每一个人，告诉每一个孩子：你要努力成为“人上人”。 在成为“人上人”方面，人与人确实存在个别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确实存在不同的偏好（preference）。世上有少数人，例如托尔斯泰，例如罗曼罗兰，例如茨威格，例如从美国跑到中国养牛的阳早、寒春夫妇，他们对“人上人”没有兴趣，他们对“人上人”的处境感到并不舒服，他们更希望成为“人中人”。 我的非科学、非理性、不可“说（say）”、只可“秀（show）”的信念是：伴随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随教育程度的提高，世界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偏好“人中人”的生活，而不是“人上人”的生活。世界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的梦想是成为“人中人”，而不是成为“人上人”。 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推动。我愿意为推动这一历史过程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茨威格1921年出版了《罗兰罗兰传》。那年，茨威格40岁，罗曼罗兰55岁。40岁的茨威格理解罗兰。由于理解，他写的传记才具有感人的力量。 不幸的是，在茨威格61岁离世时，罗兰还健在。2年后，78岁时，罗兰才离去。 在毛1942年的延安文艺讲话中，分明可以看到茨威格的影子。或许，毛读过茨威格的著作，受到了茨威格的影响。或许，二人只是不谋而合，只不过是两个理想主义者对文艺问题具有相似的看法。
在茨威格1921年出版的《罗兰罗兰传》中，批评了当时的法国艺术界。茨威格写道： 罗兰以虔诚的信仰，以戏剧的形式，第一次向世界发出了英勇无畏的呼吁。他热切地呼唤整个民族走向伟大的未来，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响应。而他的信仰却仍然坚定。他找寻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他发现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不行，而是因为时代环境的影响……他认识到了资产阶级艺术的贫乏。尤其是戏剧这一最能激发人们的文艺形式，完全不涉及人生的道德力量和情感力量。一批看似忙碌的作家占据了巴黎的舞台，他们的戏剧充斥着的永恒主题是通奸——各式各样的通奸。他们以这个主题表现出的只是狭隘的情欲，而与人类普遍的道德问题无涉。新闻界一心要培养的是观众的审美痴呆症，在这种导向中，观众追求的是一时的娱乐，而不是道德上的觉悟。在这种情形下，剧院变成了乌七八糟的场所，而不像席勒和达兰贝尔所说的是倡导道德的机构。这样的戏剧艺术决不能在全民族的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而只似一阵微风拂过水面，荡起丝丝涟漪。这种仅图感官的娱乐，与罗兰所倡导的有独创的法国精神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在托尔斯泰的引导下，在好友们的共同努力下，罗兰认识到了这种缺乏道德机制的形势很危急。他认识到了这种脱离人民的艺术有百害而无一益。（云海译，团结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79-80页。） 历史有时会惊人地相似。茨威格和罗兰对当时法国戏剧界的批评，俨然是对当下中国文艺界的批评。 感悟1516曾有人在我的博客上问我：“爱上我的已婚老师怎么办？我不在意他已婚这件事，我想我们能在一起，就好。他老了，我会照顾他，我会的，他让我觉得温暖。”我回复说： 丰富生动的感情问题是很难用贫乏枯燥的语言来讨论的，yes、no这样简单的词汇更不能成为答案。从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成年人与儿童的区别在于：他学会了从他人的角度思考一些问题，而不是仅仅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世界。我想，至少应该从你的老师、你的老师的家人们（包括子女）的角度，去分别思考一下。
一位网友告诉我，他听别人说谢小庆与其父亲谢韬因观点不同而“格格不入”我回复说： 关于我与家父“格格不入”是毫无根据的猜测。家父的主张是“民主社会主义”。无论是就“民主”而言，还是就“社会主义”而言，我与家父是完全一致的。家父是一个哲学教授，他完全理解我的看法。他理解，他自己像李锐、李慎之一样，已经无力跳出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规律论）、科学崇拜、理性崇拜的窠臼，已经无力使用新的语言和新的思想方法来讨论问题。但是，他完全理解我的想法，认同我的想法。家父理解，阶级斗争学说是以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要想真正抛弃阶级斗争学说，就需要同时抛弃唯物主义。通常，按照他的语言，他会说需要抛弃是的“机械唯物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 我理解他们这一代人，他们无法割舍自己信奉、宣讲了一生的唯物主义，他们力图对唯物主义进行修补，希望保住一个“不机械”、“不庸俗”的唯物主义。类似于李慎之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对江的喊话：“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邓、毛泽东和共产党”。 事实上，家父曾表达的重要观点是：列宁的第三国际错了，相反，第二国际却实现了马恩的理想，在瑞典等国实现了马恩的理想。俄国人已经抛弃了列宁，中国人不该抱住列宁不放。 在对列宁的认识方面，家父与我是高度一致的。我在80年代初，30年前，就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讲：“列宁与马恩不同。马恩站在了自己时代的前沿，洞悉自己时代前沿的科学和哲学问题。列宁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活动家，但不是一个思想家。”1994年，为了解决我的出国问题，在单位领导的一再动员下，我写了一份《关于自身思想历程的一些情况》交给学校，曾在北京语言大学的主要领导中传阅。其中曾写道：“我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后，非常失望。我感到鲁迅的一句话是对这本书的很好的刻划：‘辱骂和恐吓并不等于战斗’。列宁是一位伟大的、成功的革命家、实践家，但却没有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站到自己时代的科学和哲学的前沿。相反，列宁这本书所攻击的马赫却对二十世纪科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两个二十世纪的重要科学进展都做出了直接的贡献。”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指责马赫是主观唯心主义。马赫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出生于17世纪的英国主教贝克莱。贝克莱和马赫都进行过关于视觉的研究。我1978年进入北师大心理专业学习。由于有关视觉和感觉的专业学习需要，早在70年代末贝克莱和马赫就进入了我的视野。
列宁像邓一样，是讲究实事求是的，是从实际出发的。他是“改革开放”的先驱，1920年就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他1920年11月发布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俄国经营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国家组织合营股份公司。他1921年5月把一部分小企业发还原所有者经营。7月，又把一批中小工厂和商店租赁给合作社或个人。列宁的“改革开放（新经济政策）”影响了包括“老五届”和“老三届”在内的整整一代人，是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思想源头。
一位网友给我留言说，深感中国尚不具备实现民主法治的“社会文化土壤”。需要在改造国民素质上下力气。 我回复说：你提出的“社会文化土壤”概念非常好，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改良中国“既无怀疑精神、又无虔诚信仰（既无论证逻辑、又无宗教情怀）”的文化土壤。改造盐碱化、板结化的土壤，非一朝一夕的工作，甚至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完成的工作。有些工作需要从基础做起，从教育做起，从年轻人做起。 文化土壤的改变包括帮助中国人重新建立民族自信。由于长期积贫积弱，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大多缺乏自信，总是竭力寻求外在的参照来“证明自己”，往往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这种民族自信的建立，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这是我关注儿童审辩式思维发展的原因。
1、没有信仰和敬畏的社会，是一个恐怖的社会。今天充满诈骗、贩婴、毒奶、有毒瘦肉猪、考试作弊的中国社会就是这种鲜活的案例。 2、如果信奉基督、真主、佛的人不能学会互相包容，人类的前景堪忧。这是美国911事件带给我们的重要启迪。 因此，发展审辩式思维，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以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为代表的希腊理性思维是审辩式思维的基础。审辩式思维不仅仅包含理性和形式逻辑，而且包含超理性和超形式逻辑。不仅包含希腊的理性传统，而且包含直觉和顿悟的东方超理性传统。这种东方超理性传统主要体现在老、庄和禅中。 中国人用了2千年的时间才逐渐学会了希腊的理性和形式逻辑；西方人也用了2千年时间才逐渐读懂了以老庄为代表的东方超理性和超形式逻辑。审辩式思维是东西方文明怀胎2千年才孕育出的新生儿，是在2千年前的轴心时代之后出现的第二个人类轴心时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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