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碎片】：

小马

在妈妈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家里的保姆问题一直是一个让我们兄弟姐妹操心的问题。保姆走马灯一样地经常更换。有时是妈妈无法忍受保姆的低能，有时是保姆无法忍受妈妈的唠叨。我知道，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妈妈这个四川妇女的勤劳和干练有关。确实，许多保姆做事的认真态度和能力，都不能与妈妈相比。

这里，有一个例外，就是来自安徽无为的小时工小马。小马30出头，她在家里做小时工时间不短，我几乎从没有听她讲过话。她有一个2、3岁的女孩。有时，家里没有人照顾孩子，她会带着孩子来干活儿。那小女孩很懂事，她干活儿的时候就自己玩，很少哭闹。

小马干活儿的时候，妈妈很少唠叨，并且对她特别客气。许多时候，对她都不像对其他的保姆那样采用命令的口气，而是用商量的口气。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久而久之，我知道，小马做事的认真态度和能力，确实与众不同，几乎无可挑剔。

后来，小马回安徽老家了。妈妈在世的时候，当对保姆不满意的时候，不时会提起：“要是小马在就好了。”我从小马身上看到，打工者也可以有尊严。这种尊严，不会来自雇主的悲悯和恩赐，只能来自自身的实力。

北京三中的校办工厂

毛在1966年5月7日写下的《57指示》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

毛说：“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确如毛所说，在1966年以前，一些地方已经这样做了。

1966年以前，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有过“学农”的经历。那时，每到农忙时节，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到北京郊区的农村中去帮助农民干农活。一般每年至少会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曾经到昌平的生产队割麦子，曾经两次到良乡，一次是插秧，一次是在布满乱石头的河滩上挖沟填土种苹果。一般每次会在农村住一周。

1966年春天我们到良乡插秧，与以往的历次下乡劳动不同，至少住了一个月。这次，是将课堂也搬到了乡下。不仅劳动，也在良乡上课，上语文、数学、英语等文化课。这时，毛与王海蓉关于教育改革的谈话在学生中已经有所传闻，文革的气氛已经越来越浓。当时，我们是初三毕业班，马上面临中考。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到乡下去“半农半读”，上午插秧，下午上文化课，长期驻扎，这本身已经是非同寻常的安排。

多数中学生也有过某种形式的“学军”活动。

但是，在北京的中学生中，有过“学工”经历的不会很多。

我又很幸运，有过“学工”的经历。

我1963年进入北京三中学习。在初一、初二的两年中，每个周三的下午都要到校办工厂参加劳动。北京的许多中学都曾经尝试办过小工厂。但是，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存活的校办工厂很少。三中的校办工厂是一个特例。大约从50年代后期开办，直到1966年文革，一直没有中断。三中的校办工厂主要生产汽车配件。生产两种配件，一个是解放卡车的机油滤芯，一个是解放卡车的刹车拉线。这两样产品，被销售到全国各地。

两年间，我从事过钳工、电镀、冲压等工种。曾干过多种钳工活，也开过冲床，既冲压过金属件，也冲压过纸质的机油滤芯。

那时，初一、初二、高一、高二的学生都会轮流到工厂参加劳动。初三、高三的学生则要准备中考、高考，不再参加工厂的劳动。

现在回想起来，每周一次的工厂劳动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校办工厂的收入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实惠。第一，补贴了学生的伙食。那时，一般的学校包伙一日三餐都是一个月9元，而我们学校仅仅收7元2角。不仅收费低，而且伙食好。学校食堂香喷喷的肉包子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大约每周都会吃一次肉包子。当时，学校食堂的主厨是山西人，名字叫杨香亭，解放前曾经是阎锡山的私人厨师。

第二，补贴学生制作了校服。据我所知，当时三中是北京唯一有校服的中学。当时，游行、夹道欢迎外国元首一类的集体活动很多，穿着统一校服的三中的队伍，在游行队伍中格外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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