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牵出的历史》读后感
作者：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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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牵出的历史》读后感
作者：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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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牵出的历史》读后感 关于忏悔和道歉文革这事我曾“很是纠结”，被誉为中国的托克维尔的美籍华人作家夫妇林达最近发表了《新闻牵出的历史》，此文使我豁然开朗，感想如下： 文革上至毛林下至芸芸众生，没有赢家，满盘皆输，除了张志新那样的少数天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作恶者甚至是罪犯，但又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受害人。 以我自己来说，文革之初，我受聂元梓大字报蛊惑给校长贴过大字报；工作组时期，我揭发批判过老师；红八月，老红卫兵对校领导、地富反坏右大打出手时我不敢站出来反对，而是跟着喊“打倒、、、！”；我爸爸被非法审查关入牛棚时，我表示过划清界限；、、、、。我之所以作恶不是太多主要由于我被剥夺了“革命”的资格。 无论如何，我们文革一代实在并且早就应该对自己那时的思想和行为反省忏悔道歉了。最近，当年举报自己的母亲，致使母亲被判死刑的张红兵终于公开忏悔，部分解脱了四十多年的巨大心理重负；陈小鲁向自己的校长老师道歉，因为虽然“老师早就原谅，但缺公开道歉”，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 可是正如林达所说，“忏悔和道歉是非常私人非常内心的事情”，有些人“正因为深切的痛苦悔恨，令他们一生不堪回首、无法面对，选择回避”，“他们大多数也许没有向（受害者）道歉的那一刻，但并不说明内心没有忏悔。”有些人“公开讲述可能不仅不能解脱，而且有根本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因此，“我们应该尽量鼓励亲历者记录历史，也必须理解和维护一些亲历者们对隐私和心理最痛处的维护。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所有悲剧人物在所谓大时代碾压下的无奈，对他们没有最基本同情，就很难和‘文革’风行的简化思维方式真正拉开距离。” 文革把每个人都放在了风口浪尖上，人人的安全感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结果强化了人们对权力的畏惧感，寻找政治归属的愿望特别强烈。广大草民对上面的权力斗争不可能清楚和了解，只能“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用个人崇拜表示对毛的忠诚，这就为现代造神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不少人不得已对他人甚至至亲的揭发批判，我们不该只是简单的归咎于个人的道德品质，其内在的动因大多是他们对于权力的恐惧、暴力下的无助、避害趋利的本能和寻求安全感的生存需要。 一直以来，一些经历过文革的所谓“文革研究专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当年的红色恐怖好像没有过感同身受似的，对许多悲剧人物缺乏最基本的同情，最近还在对受害者求全责备，对此也应反省一下了吧？ 文革历史是国家的，文革经历却是个人的，忏悔道歉也应是个人的。要防止文革重演，作为个人道歉是重要的但不是必要的。我们首先应该鼓励呼吁亲历者记录历史细节，目的是让我们全民族正视直面这段历史，套用林达的话：然后在制度层面对文革彻底颠覆，对主要责任者进行追究，在立法中确立文革为非法，在教育制度上彻底更新，在历史教育中不但不避讳，反而强调本民族的文革历史教训，像犹太人那样记录历史时不受任何阻扰。只有“个人反省建立在这个坚实基础之上”时，个人忏悔才能转化为民族反省，才真正有意义。 不久前，我参观了一个有关知青的展览，尽管我们不应该对一个小小的展览要求过高，但该展览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定位都没搞清楚，实在令人丧气。这种展览展示的只是官方水平或官方目前允许的水平之下的公共记忆，而真正提供苦难历史见证的个体记忆却被放逐于宏大历史叙事之外，其个体性和具体性被遗忘被抽象化了。这种把灾难数字化、抽象化的背后，必然是对真实历史的一种超然姿态，仅存于诸如这样的展览和教科书里的冷漠历史叙述中，以及学者们“客观公正”的学术研讨和抽象归纳中。 林达说得好：“忏悔道歉是亲历者的个人心灵活动，而记录细节是历史传承。也就是说，即便所有该道歉的都道歉了，假如不重视和鼓励历史细节的记录，那么，‘文革’的教训依然不会被这个民族的后代了解和记取，它依然会随着亲历者消失在历史烟云中。” 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细节的记录都弥足珍贵。如今对此责无旁贷的我们都已进入老年，如果我们还不拿起笔来记录和抢救历史，未来的历史叙述就只能是抽象的、干巴巴的、未必全都正确的判断和结语，文革中的许多事实和苦难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留痕迹。 于小红说“每个人知道的只是极小的历史片断和表面看去不好解释的现象，我们身处不同的地位和年龄，同样的事件在我们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同的痕迹。大家一起讲述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事情，我讲出来，您也讲出来，大家一起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 让我们每个人都把我们知道的历史片段讲出来，尽可能全面地还原我们那段丑恶不堪的历史吧！如实记录历史就是反省，详实说出细节就是忏悔，这需要责任甚至勇气，记录历史重于道歉。 2013-12-04
新闻牵出的历史 作者：林达 最近，陈小鲁的“文革道歉”成为一个新闻。新闻涉及的则是一段历史。 长期以来，大家对“文革”中个人的忏悔和道歉很是纠结，很多人把“文革”中的个人行为归于国民性、民族性。我想，忏悔和道歉是非常私人非常内心的事情，也有许多复杂情况。 昨天聊起“文革”，有朋友对我说，他相信有些人始终是天使，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作恶。我也相信，如同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只是恶魔；但我也相信，大多数人是天使魔鬼的共存。在一个特殊驱动下，大量隐于内心的魔鬼涌出，伤害了无数人。时过境迁，受害者伤痛难平；而对于绝大多数施害者，当魔鬼被驱回原处，依人性规律，他们内心也开始了天使和魔鬼的战争，个人的内心挣扎。如张红兵当初举报母亲，导致母亲被判死刑，最后说出来，对他可能是心理上的一种解脱。他的自述符合人之常情：他四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弑母”的自责中，即便他没有走出最后一步，他也不是一个不知忏悔的人；而要论道歉，他永远没有机会当面向母亲道歉了。我的一个朋友，“文革”中只是六年级小学生，她向我讲起，如何内心挣扎许久，才向父亲道歉。但是，有更多那个时代的青少年，他们被逼迫被诱导羞辱了自己的父母亲人，甚至自己。正因为深切的痛苦悔恨，令他们一生不堪回首、无法面对，选择回避，这在心理学上是一个常识。他们大多数也许没有向父母道歉的那一刻，但并不说明内心没有忏悔。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的内心可能至今是魔鬼占上风。 最近于光远去世，他的女儿于小红写了家族回忆《白花丁香树》。小红的母亲孙历生34岁在北京女三中非正常死亡，是一个典型的“文革”故事，悲剧却可追溯到更远的“反右”。孙历生是个单纯女孩，14岁入党，被保送中央党校学习。她一定看作那是荣誉和政治进步的机会，绝不会想到，因几句无关痛痒的话，23岁就被打成“右派”。正是这个“案底”，导致她“文革”中在劫难逃。女儿眼中的于光远，远非无情无义，妻子被送去劳改，作为高级干部，他没有主动划清界限，相反，冒着被牵连的危险，骑车百里去劳改农场探望妻子，送去营养品。结果，他被举报，被“组织”要求不准夫妻见面，并被逼着离婚。那是全家商量后权衡的决定，放在权衡天平上的，是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待出生）：“再不离婚，爸爸可能被划成‘右派’，孩子们怎么办？”最后决定由怀孕五个月的妻子提出离婚。离婚以后，第三个孩子出生，“爸爸一手抱起小康，一手拉着我往医院跑。妈妈劳改期间营养不良，婴儿不足四斤，从医院出来，沉思中的爸爸在医院门口狠狠摔了个跟斗??坐地许久才站起来。”夫妻保住一个，才能保障孩子的基本生活费和避免更大伤害。他们的爱情婚姻被作为代价支付出去了。“文革”更凶险，两人都失去自由，当时他们各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妈妈死前几个星期，他们见过面，他知道清理阶级队伍，妈妈会再次遇到风险，但他没想到是诀别。爸爸有机会回家一次，结果他去了白塔寺。我无论如何想不出来他和妈妈是怎样取得联系的。爸爸说他买了几个包子??妈妈买了两根冰棍，他们钻进小胡同转了半个多小时。他说的时候哭了??我有时觉得爸爸对不起妈妈，但又常常觉得他实际很可怜，被迫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儿不能公开承认，我心里埋怨他懦弱。爸爸看上去是一个极为乐观的人??其实他心里埋藏了别人无法想象的苦痛。他不能停，只有工作才能让他忘却，他心里某一处伤痛是不能触碰的，他尽一切可能封存。”如果没有女儿的细节记录，后人很容易想当然地批判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丈夫的无情。当所谓大时代非常时期的大风大浪袭来，我们应该承认，人可能是软弱的，也可以是软弱的。对于光远和其他人，公开讲述可能不仅不能解脱，而且有根本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我们应该尽量鼓励亲历者记录历史，也必须理解和维护一些亲历者们对隐私和心理最痛处的维护。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所有悲剧人物在所谓大时代碾压下的无奈，对他们没有最基本同情，就很难和“文革”风行的简化思维方式真正拉开距离。 “文革”经历是个人的。“文革”作为历史，是民族和国家的。个人记忆和民族记忆又如何转化。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提到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念小学时，有一天父亲领我去看纪录片《条顿剑在行动》。那天从影院出来很失望，感觉那是我当时看过的“最不好看”的电影，相比之下，父亲全神贯注的投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父辈前半生在内战乃至世界大战动荡中度过，那是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每每想起来，总觉得年幼当然是看不懂的原因，所以我并不在意。直到有一天，我再次回想那次观影经历，突然感受到历史隔膜的强大。当时我已从书本上熟读那些历史，但对于“二战”和内战，我还是有时空上极其遥远的感觉。令我惊讶的是，那天我突然想到：它们距离我并不遥远。原子弹在广岛爆炸，是我出生前七年的事情；而内战和民国在大陆终结，距离我出生只有三年。可是，我对那个时代的距离感，远超实际时间的距离，其实很自然：历史场景的清晰了解和准确感受，和事件与自己相距的时间长度无关，而与是否亲身经历有关。对于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哪怕相隔半个世纪，也如在眼前般清晰。对于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人们，哪怕仔细阅读了资料，印象也是抽象、模糊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哪怕他们是在“文革”结束那年出生。如今，红卫兵的后代，自然无法真实想象今天自己的长辈，当年在另一种装束中可能的威风和生死予夺的权力。在亲历者和非亲历者之间，有一条天然鸿沟。 也就是说，即便用尽一切手段来作为国家和民族的记忆传承，都可能会大打折扣，更不要说假如它缺乏细节的记录。忏悔道歉是亲历者的个人心灵活动，而记录细节是历史传承。也就是说，即便所有该道歉的都道歉了，假如不重视和鼓励历史细节的记录，那么，“文革”的教训依然不会被这个民族的后代了解和记取，它依然会随着亲历者消失在历史烟云中。 例如，日前记者采访陈小鲁，对读者介绍说，陈小鲁当初创建的是“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反动组织’的西城区纠察队”；而创建人自诉的初衷是“制止打人”。没有经历过“西纠岁月”的人，无法想象即便“初衷”不错，但“初衷”和现实之间，有着怎样南辕北辙的距离：不仅1966年“红八月”的“西纠”成立宣言中就声称，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而且当年“西纠”可私设监狱，酷刑以待，可对普通人格杀勿论。“西纠”二字不仅令北京普通市民普通中学生胆战心惊，甚至他们的威风传到上海等大城市，那里模仿“西纠”成立的组织，同样是红卫兵暴力的象征，令当地普通市民和学生充满恐惧。如果没有另一方的细节记录，“西纠”在历史叙述中，差不多要变成“文革”中制止暴力的英雄和受迫害对象了。 于小红记录了她和自己家庭以及周围邻居亲友经受“文革”暴力的细节：小姨产后十天就和姐姐、母亲一起被殴打，初生婴儿在炕上啼哭。孩子的父亲一直被关押，不到两岁，父亲就被迫自杀。小红的母亲，34岁的孙历生是怎么死的？小红如实留下了空白和疑问。孙历生的亲人只有根据她和同事们曾经遭受暴力的情况去推测。而“文革”有无数这样的历史疑案和空白。她说，“每个人知道的只是极小的历史片断和表面看去不好解释的现象，我们身处不同的地位和年龄，同样的事件在我们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同的痕迹。大家一起讲述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事情，我讲出来，您也讲出来，大家一起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曾看到一本少数族裔地区的“文革”采访录，我印象很深的是，此书的作者提到，有人说，这些寺庙都是你们自己砸掉的，作者说，这样的说法“真无耻”。我有过在鄂伦春族地区生活的经验，看到过对一个鄂伦春猎民的“文革”批判会，明白作者的意思。当时中苏对立，苏联被称为“修正主义”，“亲苏”是很大罪名。那是中苏边境地区，鄂伦春是游猎民族，在1953年前还处于原始状态，没有国家概念。他们一人一马一杆枪，会追逐猎物穿越森林进入西伯利亚。这个猎民受到批判，是指责他为何去“苏修”那里打猎。我记得他很困惑地回答：“那里的犴（麋鹿）比这里的狍子还多，我为什么不去？”但是，不断地批判加灌输，后来鄂伦春人已经会很自然地对我宣称：不久后他们将要赶着马车打到莫斯科去，村里也搞起了阶级斗争，抓“苏修特务”。假如没有自上而下的鼓励甚至挑唆，世代虔诚的少数族裔佛教徒，自然不会突发奇想去砸寺庙和伤害僧侣。但是，我继而想，那么推至汉地，难道不是同样道理，有多大的本质不同？如此之多的青少年长期在独特教育之下：杀人越货被表述为正面意义的“革命”，又突然被赋予超越法律的一切权力，受到鼓励去“实践革命”，如此多的民众突然摧毁自己的文物珍品、先祖陵墓、教堂庙宇，摧残自己的家庭、教师、自相残杀。当至高无上的权威踢掉法律、拔掉最后制约的瓶塞时，一切内心的恶魔夺瓶颈而出。而当权威逝去，一切又在可预料的那一点，开始转折。国民行为的更改，就在这政治巨手一放一收的操纵之间。 所谓民族性，是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德国人不再是纳粹时期的德国人？为什么在《窃听风暴》里东德告密者甚众的情况，在同民族的西德人中间并不存在？德国反省纳粹，主要是在制度层面对纳粹的彻底颠覆，对大屠杀主要责任者的刑事追究，在立法中确立纳粹为非法，加上教育制度的彻底更新，在历史教育中不但不避讳，反而强调本民族的历史教训，个人反省是建立在这个坚实基础之上的个人行为。而犹太人出走世界各地，他们的历史记录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阻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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