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有不说假话的权利

我现在想起的梁漱溟老先生，在1978年已经八十五岁，身体结实，思路清晰。算起来，他还有十年日子要过，然后以九十五岁的高龄驾鹤西去。

他活在世上太久了。以他的各种劳累，各样喧闹，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大约会这样说：“我要休息，我要安静。”到了1978年2月，全国政协开换届大会，梁老先生与上届一样，只是个什么界别也不代表的委员。在讨论到宪法修改时，他本来不说话也可以，但是，全国政协停止十多年后再开会时，年老的委员没剩下几个，年轻的也缺了一些，大部分死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中，有人免不了悲从中来，涕泪交零。一群趴在政治碗边喝粥的人回忆艰难岁月，唏嘘不已。梁漱溟的辈分很高，就忍不住想要说话了。

“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老先生说，“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头。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即便有人想搞人治，困难将会更大。”老先生说了很多，主要的意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人治代替法治造成的，想搞掉刘少奇一个人，结果搞掉了无数人。中国由人治渐入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

老先生说得畅快，没有人打断他。但等他讲完，立刻招来一顿批判。这不是因为他讲得不对，是因为他讲得早了一些，要到那年秋天，中国执政党才会召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领导，都是毛泽东的错误。

还有，多少年的生存环境太差，人们被恐怖绑架久了，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对绑架者产生了依赖和热爱，不允许别人对绑架者提出反对意见。那些批判老先生的人养成了批判别人的习惯，只有让别人充当牺牲品，他们才安全。

这样一来，老先生说的话有理还是无理，都不是重要的了。他们闹闹哄哄地批判老先生，也不过是“你反对毛主席”、“你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一贯站在反革命立场”那几句话。

站在较高一点的位置，老先生的话不一定正确，但那是另一回事。比如像人们知道的，毛泽东有可能说过，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据我知道的，在传统文化的语境里，人治从来不是个贬义词。

人治，不仅是几千年来专制君王治理国家的方式，还是他们的理想：或者具有理性、知识和恩爱，能够将正义送到每个人心中的人；或者当一位品德高尚的圣王，天意民心都以统治者是否合乎道德为转移。他们不管是圣王还是昏君，尊崇的都是道德至上、以人为本、内在向善的儒家政治理论，他们的区别在于个人品德与能力是优还是劣，对儒家理念是理解还是歪曲。

而毛泽东显然不在人治的范畴之内。他管理国家靠的是战争时期的军事管制方式，加上越来越残酷的个人独裁、越来越恐怖的阶级斗争，加上利用愚昧民众的群众运动，还要加上用虚假的政治话语代替宪法权力。梁漱溟老先生自己就可以比较一下，历代开国君王建立新政权时，差不多都是接手一个被长期战争毁坏的烂摊子，差不多都在前二十年的和平环境里走出困境，励精图治，民心安定，国库充盈。而毛泽东的那些年呢，同样是一个和平环境，却把那个烂摊子搞得更烂，民心更乱，国家更穷。他不仅没有达到人治，甚至连治理也没有达到。

但在1978年2月，全国还一片浑浑噩噩，梁老先生能提出由人治转为法治，也是相当正确的。如果中国那时候就完全转向法治，也是中国人的幸运。

梁老先生是愿意说话的人。

他在前一朝代和后一朝代都拒绝做官，为的是保持他文化人的立场与视野，保持他为国家建言的权利与资格。我这样说他，大约是不会错的。因为我也是文化人，知道文化人站在党派和官场之外，中立不倚、超越纷争的意义所在。

我还知道，梁老先生虽然拒绝在新政权内做官，但他的地位不低。新政权建立几个月后，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国，欢迎人群中站了一排非执政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梁漱溟站在首要的位置上。

早在新政权建立的第四个年头，梁老先生就想为国家纠正一个不小的偏差。当新政权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用于重工业的投资为58%，超过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41%，并且用“剪刀差”保证工业现代化。1953年9月，全国政协开会，梁漱溟发言说：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了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第二天，毛泽东在大会上语气很重地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几天后的大会上，梁漱溟为自己申辩的发言刚开头，就被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梁漱溟盯着毛泽东问道，你有没有这个雅量听我讲完？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这种当面顶撞让大会陷入僵持，但没过多久，梁漱溟被轰下台来。

有一部在中国正式出版并畅销了一百万册以上的《毛泽东传》，作者是美国人特里尔。书中有一节写到了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那次争辩。

特里尔写道：“毛泽东极为愤慨，他一会儿对着一千人的听众讲话，一会儿用手指着梁漱溟(仍然尴尬地站在台上)对他进行攻击。(国民党)那么高兴你，毛泽东怒斥道，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这里有一种个人竞争的味道；虽然可能让人觉得奇怪，但毛泽东竟然觉得受到这位想成为中国未来的甘地的人的挑战。”特里尔没有说的是，首先把梁漱溟称为“中国的甘地”的，是熟悉他的美国人马歇尔、司徒雷登。

其实，特里尔未必知道，梁漱溟不仅有与毛泽东争辩的权利，还有教训毛泽东的资格。很早以前，毛泽东的身份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临时工兼旁听生，住在将要成为岳父的北大哲学系杨教授家里。梁漱溟那时也在北大讲授哲学，时常来杨教授家切磋学问，每次都是毛泽东为梁漱溟开门，然后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以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不变的目光看来，梁漱溟无疑是毛泽东的文化前辈。毛泽东当了国家最高领袖，说梁漱溟其他什么都可以，说他班门弄斧确实不可以。

实际上是从1953年开始，梁漱溟成了钦点的“反面教员”，失去了谈论国家大事的资格。但这并不会让乐天知命、仁者不忧的梁漱溟怎样恼火，比起几年后发生的事情，所有非执政党派和党外人士都在反右派运动中闭嘴，并且境遇很糟，梁漱溟还因为早早闭嘴，因祸得福呢。

但有一种事情，在很长的年月里，确实让梁漱溟尴尬：你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不说话的权利。

比如他所在的全国政协，在1978年之前的一些年里，组织过很多次学习会和批判会，遇上重要的事情都要连续开几天会，要大家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如果有人不发言，大会上也不勉强，但会有工作人员背后找到你，客气地说出下面的一些话。

比如，“您至今一言不发，组长让我找您聊聊，您是否顾虑在会上谈不方便，希望您能在会下发表高见，有什么谈什么，由我负责转告组长。”比如，“现在我的任务是受组长的委托，请您在会下发表高见，我负责向组长汇报，我可以保证如实反映，一字不差。”还比如，“我受组长之托，当然是能完成这项任务最好，但您若拒绝发表意见，我也无可奈何，如实向组长禀报。”那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会上不说，会下也得说，总之不表态不行。

你没有不说话的权利。当然，你说些假话，就能保护自己。

 

有些犯罪不能宽恕

现在换个小众的话题，说一说南非作家拉?古玛。

他是南非黑人作家中的一个，并且随他们流亡国外，遇到了宽松的出版环境。我知道他出国前多次受监禁，因为他激进的革命理念，因为被指控的叛国罪，最后不得不流亡。但在很长一段岁月里，我并不知道他所以逃得出去，是由于当时大赦国际组织发挥了作用，用他们的国际舆论给了南非很大压力。

这个话题还关系到俄罗斯作家布罗茨基。按照他出生的时代，他应该在斯大林死后才开始写作。但在赫鲁晓夫下台前后，布罗茨基被法庭认为“具有性格上的精神变态特征”，判了五年流放。关于这件事，一般说法是由于苏联文化界人士奔走呼吁,他只在流放地呆了不到两年，但我偶然知道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到了大赦国际组织的营救。

有趣的是这两名作家的政治倾向完全相反，一个在非革命国家想往革命，一个在非民主国家想往民主，但他们都有可能得到了大赦国际的救援，迁居国外，继续写作。

我想知道这个组织的更多资料，接下来又在一篇文章读到，到1971年，这个组织创建了十年，总共解救了2000名政治犯，是当时世界政治犯总量的一半。我愣了一下，前面的数字可能是对的，后面的比率肯定错了。我立刻想到，仅在这十年的后五年里，我所在的省份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哪，每年新增的政治犯就很多很多，并且我知道，其中决没有一半人被大赦国际营救出来，很可能一个人也没有。

我这样说的根据是，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大赦国际成立的半个多世纪里，我所在的省份没有一个人跟我谈起过这个国际组织，无论是说它好，还是说它不好，是说它特别重要，还是微不足道。

当然，我也没有跟别人谈起这个国际组织，因为我对它知道的不多，与我身边的人一样。

但在我对大赦国际还一无所知的1977年，这个组织有两件事情可以写进历史：

一是它在瑞典召开了关于死刑问题的国际会议，那时，只有十六个国家没有死刑，在那次会议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废除死刑的行列，有的国家在法律上没有废除，但已经好多年没有宣判和执行死刑了。而废除和减少死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论哪个国家，都有错判死刑的，处死的人越多，错死的人越多。

二是它获得了那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颁奖声明说，这个团体运用其力量来保护人类生命的价值，给予因种族、宗教、或政治观点而被监禁的人，实际的、人道的和公平的支持。

许多年后，终于让我对它产生浓厚兴趣的，是一套叫做《目击世界一百年》的书，一篇题为《诺贝尔和平奖金授予大赦国际》的短文说：诺贝尔授奖委员会宣布，为了“挽救自由的土地”，大赦国际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伦敦为基地的这一组织是由彼得·本南森律师于1961年创立的，目的是请求给予有良心的罪犯自由。大赦国际并不帮助那些使用暴力或曾鼓吹过使用暴力的人。

我得承认，对一名像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挽救自由的土地”、“有良心的罪犯”、“不帮助使用暴力或曾鼓吹过使用暴力”，这些短语很有诱惑力。或者说，只从这些短语字面上的意义来说，与我写作的关系就很密切。

比如说，我是个不喜欢暴力的人。我看过的暴力犯罪太多了，像北方冬天的雪，纷纷扬扬，铺天盖地而来，让人寒冷和恐惧。另一方面，我很瘦弱，我很胆怯，没有能力反抗它们，但我还没有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决不会喜欢施加暴力的人。

我相信，暴力犯罪是不可宽恕的。

有一本书我读过两遍，书名叫《宽恕》，但说的都是不肯宽恕的事情。

作者西蒙·威森塔尔曾经被关在纳粹集中营里，他和妻子的整个家族几乎都死在那里。某天，有个年轻纳粹伤势很重，死前要找个犹太人忏悔自己的罪恶，西蒙被找去了。

这个纳粹士兵忏悔说，他们把几百个犹太人赶进一个三层楼阁，打开手榴弹保险栓，从窗户把手榴弹扔进屋去，我看到二楼的窗户后边，有一个人夹着一个小孩儿。这人的衣服正在燃烧。他空出的一只手紧捂着孩子的眼睛，带着孩子跳到街上。随后，其它窗户也有很多浑身着火的人跳了出来……我们开始射击……子弹一排一排打了出去……

纳粹士兵说，我知道我给你讲的那些事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等待死亡的漫长黑夜里，一次又一次地，我希望把这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听，希望能得到他的宽恕。但西蒙保持沉默，最后一言未发，离开了那个房间。当晚，那个纳粹士兵死去了。

几十年里，西蒙都在想，他应不应该接受那个士兵的忏悔。

几十年后，有四十多位世界知名人物回答了西蒙提出的问题：你是否能宽恕一个如此深地伤害过你的人？你是否有权利代表别的人来宽恕一个凶手？对罪恶和罪人该如何区分？一个人是否应一辈子担当自己的罪过？良心是来自宗教还是人的本性？

书中一位知名人物觉得，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代，只要还有战争，还有党同伐异，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伤害，那么这些问题就值得哲学家们和普通的人们不断地去思考。

对于使用暴力伤害人类的罪犯，决不能宽恕。书中的知名人士认为，那些罪犯想得到宽恕，需要完全忏悔自己的罪行，并且要有足够多的救赎行为证明自己的诚意。但是，只有被他们害死的人，才有宽恕他们的权力，而被害人已经死去，罪犯们得不到宽恕了。

《宽恕》出版于1976年，也就是大赦国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前一年。这样看来，大赦国际不帮助那些使用暴力或曾鼓吹过使用暴力的人，肯定是对的。

有人把大赦国际看成一个非政府组织，不受任何政府、政治派别或宗教派别的支配，也有人把它看成一场站在人类立场上的思想运动。

它既不考虑政府和反对派的意识形态如何，也不考虑个人的信仰如何。

它关心和保护一些非暴力的意识形态案件中涉及的受害者，但它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受害者的观点，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任何政府或政治制度。

它反映了民众对他人命运的义务感和责任心。

可是，在充满暴力的二十世纪，它不会得到各国政府的欢迎和支持，却很容易成为大部分国家的攻击对象。在二战后漫长的冷战时代，世界差不多分成了两大阵营，其中一个阵营将大赦国际视为苏联人领导的共产份子；另一阵营将之视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爪牙。

在那个世纪中，政治的重要性被放大了许多，政治的正义性也被放大。

打开电视，翻开报纸，你和我都会看到政治的风云变幻：不同的政治派别，会有不同的正义主张；即使同一种政治派别，也会不断改变其正义主张。而在林林总总的被滥用的正义面前，你和我还看到各种正义掩盖下的暴力行为，有很多倒下去的人，鲜血淋漓。

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如果你不可以对一只猫一只狗一只羊使用暴力，怎么可以对一个人和一群人使用暴力？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愿意站在人类最终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暴力。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