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主要的折磨方式(1)用拳头、棍棒打，用脚踢。

(2)“高帽子”和“游街”。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一文中描述了农民斗争地主的这一方式。这篇文章印在毛著普及本中，很多学生读过。1966年8月3日在南京师范学院，上文写到的吴天石和李敬仪夫妇就主要是在”游街“中被折磨死的。

(3)挂在被打成“敌人”的那些人胸前的“黑牌子”。在牌子上写有“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罪名。罪名下面是这个人的被打了红“×”的名字。这一象征手法被使用，是因为在法院的公告上，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名字上通常标有红“×”。许多教师被强迫必须在公众场合挂着这种牌子。开始的时候，这种牌子多由两尺见方的硬纸板做成。但是后来有学生制作了沉重的牌子以加深身体攻击和侮辱的程度。在北京第一中学--这是一座靠近北京老城墙的学校--斗争校长刘启明的时候，有学生甚至用细铁丝把一块巨大的城墙砖挂在她的脖子上。

(4)“坐飞机”或“坐喷气式”。这两个名词是“文革”中广泛使用的。在“斗争会”上，被斗的人被强迫站在台上，低头，弯腰，双臂后举，身体形状如喷气式飞机。“斗争会”常常持续数小时，长时间保持这种姿式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对那些年纪大的人来说。

(5)“阴阳头”，形似中国古代的“阴阳”图案。学生把教师的头发剃去半边，因而命名。这一方法常使用于女老师身上作为特别的惩罚。不仅中学生，大学生也这样作。

(6)用铜头皮带打。红卫兵的时兴装束是一身黄军装，腰束皮带，加上红色袖章。皮带也被用来抽打人。军用皮带有铜头，可以造成严重的伤害。几位被访者都提到有些红卫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铜头皮带打人的经验，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样才能“一打一个血窟隆”等等。(6)用铜头皮带打。红卫兵的时兴装束是一身黄军装，腰束皮带，加上红色袖章。皮带也被用来抽打人。军用皮带有铜头，可以造成严重的伤害。几位被访者都提到有些红卫兵曾交流和炫耀用铜头皮带打人的经验，包括鞭打的方向和角度，以及怎样才能“一打一个血窟隆”等等。

(7)“抄家”。学生不要需任何搜索证便可以老师家中搜查他们的私有财物。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发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教师一般都有很多书籍。除了马列毛著作和自然科学书籍外，其他书都被视为“四旧”没收或者烧掉。南京师范学院西方美术史教授秦宣夫的画册全部被来抄家的红卫兵倒上煤油烧掉。一位教师被访者收藏的很多关于中国象棋的书，也全部被没收和毁掉了。

(8)“牛鬼蛇神队”，又称“劳改队”或“专政队”。每个学校都有老师被打入其中。这种队被认为是“敌人”集体。队中的人必须做脏的、重的工作。如扫厕所，拾垃圾，等等。他们也必须总是挂着“黑牌”。在“劳改队”里的老师随时可能被侮辱、被打。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有14个教职员在“劳改队”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三个“劳改队”。这三个“劳改队”是按照所谓“罪行”的严重程度来划分的。其中“劳改一队”6人，“劳改二队”12人，“劳改三队”6人。当时全校教职员工有一百来人。

很多被访者估计，在1966年被正式赶入“牛鬼蛇神队”的老师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十。1985年前后在北京编写的五所中学的简史显示：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学，46名教师曾被赶入“牛鬼蛇神队”中并被毒打。［19］在北京101中学，63名教师进过“牛鬼蛇神队”。［20］在北京育英学校，二十多名教师进过“劳改队”。［21］在北京育才中学，16名在“劳动队”中的干部和老师都被当作“黑帮分子”毒打。［22］在通县(北京郊区)第一中学，学生剃了四个女教师的头发，76名老师中的53名被强迫进入“牛鬼蛇神队”，在皮鞭下每天劳动14-15小时。［23］

(9)唱“牛鬼蛇神歌”。此歌又被称作“嚎歌”，因为被强迫唱此歌的教师已不被视为人类而被视为动物。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被强迫一日数次唱这个“歌”。如果唱得不被红卫兵满意，他们可能被打或被罚。这个“歌”由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所作并流传全国。此“歌”词曲如下：

｜1 5 1 2｜3 1｜1 5 1 2｜3 1｜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
｜0 0 0｜0 0 0｜我有罪，我有罪，｜6 5 3 3｜2 1｜3 3 2 3｜5 5
｜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6 5 3 3｜2 2｜我要低头认罪，
｜3 3 2 3｜5 5｜6 5 3 3｜2 1｜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3
3 3 2 3｜5 5 6 5 3 3｜2 1｜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5
5｜6 6｜0 7 7 - -||把我砸烂砸碎。［18］

以上方式，在本文附录中所列的学校中都几乎都被采用过。还有别的方式在部分学校被采用。其中相当普遍的方式之一是在校中设立牢房关押教师。比如，在北京第一中学，一位姓龚的老师被关押在学校几个星期，他被毒打，以致他的一个学生看到他时都认不出他来。在北京第五中学，校长吕清寰被关在楼梯下面的小黑屋里几个月。北京第十三中学，北京第三十一中学，北京清华园中学，北京外国语学校，都设有专门牢房关押人。北京第四中学和第六中学都把原来的音乐教室改建成了监狱。在北京第六中学，如上文已经写到的，红卫兵设立的监狱关押老师和别的人长达三个多月。在1966年夏天，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前往北京第六中学学习“革命经验”。据一位北京景山学校的红卫兵说，他们因被指责为“斗争性不强”而去参观。她看到监狱中遍地都是血迹。

各式各样的折磨方式被使用。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学生用塑料包的钢丝绳打老师。据一位受害者说，这种塑料包裹的鞭子不会象铜头皮带那样造成皮肤上的明显伤害，但是导致更加严重的疼痛，“疼得钻心”。在南京南市小学，一位女教师被强迫站在一只放在椅子上的凳子上听批斗。批斗完后，有人把凳子下的椅子抽走，把这名教师摔到地上。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教师被红卫兵强迫互相打。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01中学和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强迫老师打那些已经被打死的同事的尸体。当他们拒绝这样做时，红卫兵责骂他们“同情阶级敌人”，将和被打死的人“同样下场”。

甚至连那些有幸免于进入“劳改队”的老师也生活在恐惧中，因
为时常有学生来要钱和粮票。据几位被访者说，在1966年夏天，北京101
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老师白天呆在学校附近的农田中，直
到半夜才敢回家，以免受到学生的骚扰。

4.谁被打?从1966年6月初开始，教师成为“文革”的打击目标。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学生遇见老师，不再向老师问好。他们不礼貌地呼叫教师的全名，以代替过去带有敬意的“姓＋老师”。大多数教师都在大字报上和“揭发批判会”上受到语言攻击。被揭发批判的老师不被允许替自己辩护。在8月初“工作组”离开学校之后，学生可以用任何方便的理由殴打教师。当老师遭到身体攻击时，他们得不到任何保护。不过，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被打。一般来说，下列四类老师被打：

(1)学校的负责人，包括学校一级(在大学里，系一级也在内)负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指为“反革命黑帮分子”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在他们之中，学校的最高负责人以及主管教学工作的人受到更严重的折磨。举例来说，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除了一名教育程度较低并只主管学校总务工作如建筑物维修的副校长外，其他五名校一级领导都被毒打，而学校的最高主管人卞仲耘被打死。卞仲耘当时是第一副校长。假使学校当时有正校长在职，这个正校长可能先于卞被打死。

(2)学术上较有成就教学业务上较强的教师，在“文革”中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斗争”。在大型大学里，几乎所有的老教授都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不论他们的专业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在一般大学里，一个讲师也会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只因为那儿没什么人有更高级的职称，而且在1956年以后很少机会有职称提升。级别低的青年教师中学术成就较高者也象老教授一样被斗。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里，教师中级别相对较高或业务能力较强的老师都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加以攻击。每一个学校都需要找出它自己的革命打击目标。

(3)被认为有“政治问题”的人，比如有“海外关系”的人，和国民党曾有关系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等等，即使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有意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1957年有相当一大批教师被打成“右派份子”，这些人在文革中又首当其冲被攻击。教师队伍在“文革”前已经多次被清洗，文革又一次从中找出新的打击目标。在相当多的地方，当学校的党政负责人自己还没有被“打倒”的时候，他们先领导攻击了这部分人，直到他们自己也进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圈子。

以上三类人是在“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中设定的目标。他们因此难逃攻击。

(4)曾经得罪过红卫兵学生的老师红卫兵拥有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使得个人可以趁机报复私仇。比如，邵庆玉，上文写到的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是被已经毕业上了中学的学生回到学校报复时打死的。在北京第六中学，副教导主任单承佐被当作“黑帮分子”斗争时，一个学生凶猛地打他并说：“你还记得你以前处分了我吗？现在是你倒霉的时候了。”在北京第十五中学，一位普通女教师被一个初二的学生毒打，在地上爬行并惨叫，仅仅因为“文革”前这个女教师到这个学生的班上代教一节课时批评过这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一个七十来岁但相当健康的老校工，平时对学生比较严厉，被学生打得浑身青紫不能起床。

“文革”开始以后，“牛鬼蛇神”一词常被用来指称那些斗争对象。对文革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的《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词出自古诗，原意是指化妆游行中的一些角色，在“文革”中未作清楚的定义就成了打击对象的总称。这一词意的模糊性导致了很多老师被打的随意性。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体育老师遇到几个红卫兵学生，问她每月工资多少，然后就按照工资数用皮带抽了她那么多下。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发表过几首诗而且人很漂亮，因遭嫉妒而批斗争。另一方面，在南京第二中学，有一位老师因长得比较丑也被打，因为学生觉得他象电影中的反派角色。

在中学里，每个班有一个班主任，管束学生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之一。1966年夏天，这部分老师比其他老师更易遭到学生的暴力攻击，虽然他们既非学校的“当权派”也不是“学术权威”。比如，在北京第八中学，初中一年级的一位班主任，一个二十来岁的未婚女性，被剃了“阴阳头”。在北京第二中学，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剃了五十来岁的女班主任的头发。由于相似的原因，相当多的曾经给过一些学生不及格分数的老师被打得非常厉害。

访问教师时，我曾经问过，被打时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事实上，他们全都无声地忍耐了种种残酷的虐待。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当他被从家里拖出去游街、头上戴着“高帽子”、脚上没有穿鞋子的时候，他想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胡闹，于是就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他的道家哲学帮助他承受了侮辱。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他让自己相信种种暴力行为都只是一场荒唐的闹剧。他不是这样做的唯一教师。龚浩然，广州第二十五中学的教员，自称在“文革”前练过武功并知道怎么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自己。当学生打他的时候，他蹲下，双手抱头，以武功的方法调整自己的呼吸。他总算被伤得不算厉害。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物理学教师孙菊生，曾被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关押在家中毒打数日。他说，他的经验是被打时要尽可能保护身体不动，这样可这样可以减少疼痛和伤害。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韩家鳌，被打伤后不能从医院得到治疗。他用“云南白药”——一种传统的治疗外伤的中草药——治疗自己。这种药需要与白酒同服。在此之前他从未喝过白酒。从1966年夏天之后他便天天喝酒。开始是为了治伤，后来则是因为形成了习惯。他一直喝了下
去。

没有一个人采取公开行动抗议或反对这些暴行。这并不是因为老师们全都怯懦，而是因为抗议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三个明显的原因：(1)警察已经收到了命令不干涉学生的行动。［24］没有人帮助受到暴力虐待的人。(2)这些打人的学生是受到官方支持“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而老师却是些互相隔绝孤立的个人。(3)任何个人性质的抵抗会带来严厉的报复并导致更多的死亡。比如，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区有一名叫李文波的男子，他被抄家并被打。据红卫兵在当时宣称，李文波用菜刀攻击了来抄家的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然后自杀了。（文革后有知情者透露李文波没有刀砍红卫兵，只是要求让他的妻子上厕所。）李文波死后，红卫兵在全城发起了以“讨还血债”为借口的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从第二天——8月26日开始，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还有很多人被打后自杀。上面写到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刘树华老师就是在那一天晚上被打后自杀的。

此外，藏匿或逃跑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若没有户口，不能住在任何地方，而红卫兵却无处不在。一位教师被访者说，秘密逃离北京或中国的念头曾在他头脑中闪过，但他很快就认识到这样太困难也太危险，所以不能做。孙菊生，上文提到的物理教师，在家中被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打时，他的姐姐孙启坤，一个退休会计，来跟他道别。她的丈夫是北京钢铁学院的教授，在其学校中被打，他们就一起离开了家。孙启坤在孙菊生的家中被红卫兵抓住，但她拒绝说出她的丈夫藏在哪里。1966年8月27日孙启坤被打死。唯一从北京成功地逃到香港的教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马思聪。在受到侮辱殴打之后，他在1966年11月秘密离开了北京。在他逃出境外后，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专案组来调查此事。那些被认为帮助过他以及跟他有过接触的人受到了残酷的审问。这些人中有的自杀，有的死在长期关押中，。这样一来，没有人敢于帮助他人逃跑，也没有人敢自己逃跑。

在这种情况下，一只锁牢的铁笼子已被造成，教师们无处可逃。面对未有先例的侮辱和暴力，教师们除了忍耐并把自我欺骗当作心理避难所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地理老师，目击了许多同事被毒打。在恐惧中，她跪在家中地上并叫她的儿子打她，来练习如何承受痛苦。她觉得没有这种“彩排”，她将无法承受折磨。

如上文提到的，老师们在6月里曾被“工作组”划为四个类别。在工作组撤离学校后，这种政治身份仍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下去。“文革”所宣称强调的要“区别”对待“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和“敌人”的政策，［25］也有效地分裂了老师，防止了教师团结起来抗议暴力行为。在卞种耘老师被打死以后，校中一位老师用伪装的笔迹匿名给卞的丈夫写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和哀悼。其他老师均保持沉默。

有的被认为“没有问题”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斗争别的老师。在访谈中，听到有老师挑动学生打其他老师以报私仇的故事。

5.谁打老师?在1966年夏天，教师随时可以被骂被打。这些行为在当时被当作“革命行动”，不受法律、规定或常规的束缚。然而，通常并不是所有的学生，而是只有“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被允许参加在学校中打教师及在学校外打“牛鬼蛇神”的暴力行为。在当时，参与打人被认为是一种光荣或者特权。

一位被访者--当时是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学生--说：“我妈妈是‘革命干部’，可是我爸爸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不够格当红卫兵也不能去抄阶级敌人的家。那时候我为自己觉得很遗憾。”红卫兵组织规定，只有出身于五种家庭的学生才有资格成为其成员。这五种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但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没有农民，因为按照政府政策农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都是绝对不准搬进北京城里的。北京也没有很多工厂和工人。另外，按照北京红卫兵组织的规定，只有在1945年以前参加共产党的干部（那时一般都已经是相当高级的干部）可以算作“革命干部”。因此，在红卫兵运动最早兴起也最为活跃的北京的海淀、西城、东城区，实际上只有“革命干部”子女成为红卫兵成员，这些人只占中学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比如，在红卫兵组织的诞生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全校一千五百多学生中，红卫兵成员不到三百人。这个比例在其他中学如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也大体如此。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学，这个比例甚至更低，因为这个中学的干部子弟少。构成城市人口主体的人，如商店工作人员，各种专业工作人员，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技术员，工程师，教师(
如果他们还未被划入“牛鬼蛇神”)，等等，他们的子女不被准许参加红卫兵，只可以参加一种叫作“红外围”的组织，支持和协助红卫兵。从“坏家庭”出身的学生则遭到人身侮辱及折磨。下一节中将谈到他们。但是少数红卫兵学生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权力，控制生杀予夺，所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后果。

在多数情况下，打人是一种集体行动。一群红卫兵一起行动，煽起敌意，互相鼓动。有时候，打人发生在几百人几千人面前。在这种场合中，每个人均要显示对“敌人”的痛恨与无情。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打死一个人的时候，这一群打人者都不认为是他们哪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担心犯了杀人罪。比如，卞仲耘，1966年夏天北京的第一位受难者，是在被许多学生打了以后死的……在数小时长的折磨期间，这个学校的1600名学生中没有人曾试图说服打人者停止这种非人道的行动。在打人过后的那天晚上，在学生食堂中有学生高声谈论他们如何强迫她吃厕所中的脏东西以及如何用开水烫她。那里没有犯罪感，只有兴奋与轻浮的气氛。

有相当多的女红卫兵曾经猛烈地、残酷地鞭打折磨老师。北京的第一位受难者卞仲耘是被一些年龄在14-19岁之间的完全是女性的学生打死的。从我的调查所涉及的学校的名单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死亡是发生在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手中的。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学生不但打死了校长沙萍，而且发明了各种方法折磨在“劳改队”中的另外十三名老师，包括跪带沟槽的洗衣板，弯腰到地，在地上爬，用塑料鞋底扇耳光，摸死人，等等。在北京第八女子中学，有学生命令“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们排成一列，然后用锤子挨个打他们的头。北京第五女子中学的学生多次用绳子把校长李一茹吊起在树上，然后突然松开绳子，把李重重摔在地上。李的肋骨被打断三根，还留下了其他后遗症。在男女合校的学校中，比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女学生在打他们的女校长时起了重要作用。据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韩家鳌说，在这个学校中，男女学生都打了他和其他老师，但是一般男学生比女学生打得凶。

在中学和大学中，“牛鬼蛇神队”通常置于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的分管之下。这个人的年龄在14-24岁之间，有很大的权力控制教师的命运。这个人可以随意决定折磨的等级。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折磨的程度取决于这个人的道德和心理状况。另外，据一些被访者说，在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一批学生，他们在暴力行动中非常活跃，而且似乎欣赏暴力施用本身，把打人当作乐趣。在一个学校里，这样的学生越多，老师遭受的折磨就越多。

据被访者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最早和最严重的暴力行动发生在有较多政府和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比如北京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第六中学和北京外国语学校,上海的复兴中学和南洋模范中学。明显地，这一现象和红卫兵运动的起源相关。这一运动是由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开始的。

也有教育工作者的子女跟随学生打了自己的父母。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当红卫兵打学校的负责人姜培良时，姜的儿子--这个学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用一根棍子打了父亲。在姜被打死后，这个儿子精神失常。据一位在1994年见过他的被访者说，他仍然未能恢复正常。另一个例子是北京戏剧学校负责人江枫。江自杀了。

四、同时发生的迫害同学从七月到八月，一副“对联”先在北京的学校、继而在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1966年夏天，这副对联意味着那些父亲是“革命干部”的学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汉”，而那些来自“反动家庭”的学生则是“混蛋”。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随后贴遍了各个校园。事实上，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一些人有一个错误印象，以为整个年轻一代在1966年参加了红卫兵运动并且称他们为“红卫兵一代”。这样的看法与发生的事实不相符。在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地北京，多数青少年不被允许参加红卫兵，有的学生还象他们的老师一样被他们的同学迫害。

比如，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家庭出身好”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坏”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其他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狗崽子”在当时被广泛用来指“家庭出身坏”的青年。一根长绳子绕过被“斗争”的十个学生脖子，把她们拴成一串。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与此相仿的斗争会在这个学校的其它班级中也发生过。在同一天，校长卞仲耘也被打。卞被打死于第二天。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副对联的产生地，很多“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的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她被强迫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任由皮带抽打。打的过程中，有同学把椅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也是“右派分子”。有一天晚上他爬着回家，因为被严重打伤不能走路。

在红卫兵的产生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一位名叫郭兰蕙的学生，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不能忍受侮辱，服毒自杀，死时19岁。杨爱伦，初二学生，出身于“右派”家庭，试图在学校附近卧轨自杀。她被火车撞伤，但幸而未死。

在北京第一中学，不但有由教师组成的“牛鬼蛇神劳改队”，而且有一个由两百名学生组成的“狗崽子队”——“狗崽子”是被广泛使用的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侮辱性称呼。这些学生被强迫“劳改”。一天晚上“劳改”过后，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斗争会”上被斗。会议结束时，几个红卫兵把一只猫放进这个学生的裤子。猫抓他咬他。这个学生惨叫了一夜。很多人听到他的惨叫，但无人为他说话。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打死。曹滨海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松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同学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强迫他从家里象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武素鹏被绑在一条麻袋里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几个已经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

在上海外国语学校，学生王一民因其父亲曾是资产阶级，被同学毒打和侮辱。王一民自杀。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的如此特别的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甚至被作为借口打死学生。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23中学的学生，“理由”是他“冒充红卫兵”。在上海复兴中学，一个外地来的学生被复兴中学红卫兵打死，“理由”也是他“冒充红卫兵”。

前述“对联”传遍了全国。在我调查所及的学校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遭到了来自他们的同学的语言侮辱、暴力攻击甚至凶杀。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没有一个对联的受害者能在公开场合反对这副对联，也没有一个对联的受惠者拒绝参加红卫兵以反对其组织原则。

五、为什么对教师的暴力攻击会产生?1.毛泽东的引导和推动从“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决定了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者是“文革”的主要打击目标之一。1966年5月7日，在给三个月后被指定为他的“接班人”的林彪的信中，毛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由毛泽东发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通知”，这个“通知”在当时只传达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年后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这个“通知”中，毛写道：“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一些高级干部被派往北京大学，动员写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领导。毛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66年6月1日晚广播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在后来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6］随着这张大字报的发表，全国的学校停止了日常课程，学生们立即开始了对学校当局和教师们的攻击。

1966年7月，毛泽东下令撤出在各学校的“工作组”并批评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虽然在“工作组”控制学校运动期间暴力行动已经发生了。正式通知于1966年7月28日发出。在那一天，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淀区中学学生代表会上转述了毛泽东关于暴力行动的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群名为“红卫兵”的学生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群名为“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给予他们“热烈的支持”。［27］在这封信里，毛特别提到了“红旗战斗小组”的头头彭小蒙的名字。彭小蒙在江青和北京大学一万多人面前用铜头皮带打了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如上文提到的，这两所学校比其他学校更早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8月5日，中共中央发文正式撤销了由刘少奇在6月20日批准下发的文件。那个文件支持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发生在6月18日的大规模暴力行动。［28］毛泽东说6月18日的事件是“革命的”。这样一来，1966年8月5日的文件事实上直接支持了对教师的暴力行为。
（29）就在这个文件下发的同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耘被学生打死。

在红卫兵把一些人打死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以庆祝文化大革命。宋彬彬——来自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张象征着毛对红卫兵的支持的照片被印刷出来并且广泛流传。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时，毛说，“要武嘛”。此后，宋彬彬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毛和她的谈话，并把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30］

事实上，卞仲耘被打死一事立即被报告到到了高层当局。在“内部报告”中，北京市公安局也每日向上报告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但是，毛泽东未说任何特别的话批评在他对红卫兵表示热情支持后恶性蔓延的暴力行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甚至把红卫兵学生称为“小太阳”。在北京，正是在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和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间，暴力行为迅速升级并在8月底达到了最高峰。至今还没有一个接近毛泽东的人提供任何当时未曾发表的毛评论8月的大量死亡事件的资料。明显的是，从上述的公开发表的指示来看，暴力行动是他引导推动的结果。

在1966年8月初，毛泽东已经剥夺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权力，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林彪得到了一个新的头衔“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而成为权力结构中的第二号人物。教师们没有力量也没有表示反对文化革命。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其功能只能是营造进一步的“红色恐怖”。刘的某些孩子在八月中作为红卫兵成员参加了暴力行动，但几个月后，1967年1月3日，一些人进入刘的住处并召开“斗争会”斗争刘和他的妻子。［31］以后他们遭到进一步的折磨。没有人出来说如此对待“国家主席”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大量的更严重违反宪法的对平民的暴力攻击和杀害不久以前刚刚发生过，那时也没有人出来说那是犯法的。8月初对教师的凶猛攻击作了暴力行动的开端，后来的种种暴力迫害就顺理成章地持续进行。

2.红卫兵组织的兴起如上文所描述，是红卫兵学生在1966年夏天用暴力攻击了教师。这些暴力攻击被当作他们的“革命行动”的一部分，并且通常不是由单个的学生而是由一群红卫兵进行的。红卫兵组织在暴力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红卫兵”和类似的学生组织，在1966年6月1日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出现于中学之中。1966年6月2日，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名义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这张大字报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稍后作的“造反歌”词是“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这样的语言是典型的“文革”风格，不但无理、夸张、煽情，而且充满暴力性。这种语言暴力和后来的大规模的行动暴力也显然有关联。

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组织在各地迅速成立。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对教师的暴力攻击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工作组一撤，“红旗战斗小组”就在校园里大规模开打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组织建立于7月31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于8月5日。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八次接见一千万来自北京和外省的红卫兵，暴力攻击教师的波浪从北京扩展到了全国。比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到贵阳，打了贵阳的剧团演员，还用铜头皮带把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的园长打得满背血渍。

红卫兵持有强烈的破坏性哲学。他们声称在建立一个新世界之前，必须先把旧世界彻底砸烂。

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之前，学生把校园里尚未成熟的梨和苹果都从树上采下并吃掉，甚至连苦涩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被打光。教学楼里挂的画和入口处的正容镜都被破坏。校园里弥漫着一片恶毒的气氛。在北京101中学，有一个喷水池，其中有一只白鹤。红卫兵先砸了白鹤，后来又在喷水池里杀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打陈葆昆的同时，还有十几个老师被强迫在煤渣路上爬。有一个学生脚穿皮靴，伸脚重踩一个正在地上爬的女老师的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红卫兵自称自己的行为是“造反”。在传统的意义上，“造反”当然意味着破坏，但是还要反对皇帝和承担风险。红卫兵实际所作，是在最高当局的全力支持下，砸毁器物及殴打杀害不能还手反抗的人们。

从打老师开始，红卫兵先掌管了学校，然后，又走向校外。他们掌有生杀大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北京，红卫兵建立了纠察队，以确立红卫兵的权力机制。1966年8月25日，北京“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打了46名“牛鬼蛇神队”中的教师。校长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高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出过十个“通令”。他们规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驱逐哪类人离开北京城去农村等等。他们的“通令”用大号铅字印刷出来，到处张贴，像政府法令一样有权威性而且通过暴力来执行。按照他们的一项“通令”，在1966年夏天，有八万五千居民被从北京市区驱逐出去，占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些人失去了一切财产，在其后十多年间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其中相当一部分在遣返路上或到达农村不久就死了。红卫兵执行了这一最大规模的迫害平民的行动的全过程，包括抄家，注销户口，没收财物，押送上火车，以及处理死尸。“西纠”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张贴或散发，指导那
儿的红卫兵的行动，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动。殴打老师实际上是更大规模暴力行动的最初练习和实践。

红卫兵把家庭背景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把家庭出身当作成为其成员的首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条件，并且绝对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学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二的一些学生成立了一个活动小组起名“梅花”，因其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都有，被红卫兵强令解散。由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思想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平等的同学关系被破坏了，一些年轻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轻人。如上文所写，最早和最厉害的暴力行为发生在那些有较多高级干部子女的学校中，那里的红卫兵也比别的学校更为活跃。对家庭出身的绝对强调给了某些年轻人巨大的特权。这特权甚至包括打死同学和别的人的权力。这种特权刺激了暴力行为的产生。如果每个学生都被允许平等地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个组织可能不会如此狂热与暴力化。

“红卫兵”的名称说明他们是毛泽东的卫兵并要保卫他。这里不讨论当时毛泽是否需要被保卫，而是要指出红卫兵确实掀起了“文革”中对毛泽东的群众性崇拜的第一波。他们也开始了一套新的礼仪：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本，跳赞颂毛的舞蹈，到处张挂毛的画像及语录，每一次讲话都以毛的一段语录开头，并以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结束。

作为一个青年组织，红卫兵的三个主要特点：把家庭出身这样一个先天性的条件当作组织成员的资格审定标准、强烈的领袖崇拜以及集体性的暴力行为--的结合，在历史上有过先例，因此也更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