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大返城”的率先行动为什么偏偏是云南知青
作者：赵家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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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大返城”的率先行动为什么偏偏是云南知青
作者：赵家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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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大返城”的率先行动为什么偏偏是云南知青 博主按： 中国知青史上，影响和改变知青历史命运的有“两封信”和“一件大事”。 第一封信:当年的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无米之炊”的困境。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这使他一举成名，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二封信:知青肖芸致“各位领导”的信。信中“要求中央在制定知青政策时，把下放知青的农龄算作工龄。”胡耀邦总书记对知青待遇作了重要批示，国家有关部门着手调查解决知青工龄问题。使得二千万知青下乡时间作为工龄计算。 “一件大事”是指1978年底，由云南知青发起地大绝食、大罢工风暴，最后迫使国家终结了长达10年的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荒唐、最大规模人口迁徙的“城市青少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个十年是指文革的68年算起，要是加上50年代，那就有二十几年了。我这里用“城市青少年”而不用“知青”，是因为这一部分群体中，很大一部分只是初中或小学毕业十四、五岁的少年，甚至还有一部分是“文盲知青”（见老河口市上山下乡知青专辑），这一部分人根本够不上知识青年。 现在回头来看，问题的根本说穿了是当时政府无法解决城市青少年的就业和上学问题。极少量的企业容量有限，又禁止干“资本主义”个体。加上中学极少，1966年光化县只有三、四所初中，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小学毕业生能上初中。一直到文革，保康县、谷城县、光化县三个县只有一所高中，每年收四个班，一百六十个学生，就是说光化县每年只有不到一百个初中毕业生能上高中，这些青少年只有赋闲在家。怎么办？只有城市青少年上山下乡这条道，美其名曰“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上山下乡是反修，防修的必由之路“，实际上把政府应当承担的就业和办学责任转嫁给了农民。这场荒唐的运动最终以悲剧的形式画上句号，至今还留有大量后遗症（比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近三百个知青患有精神分裂症），回城后由于住房问题和无法就业还有少数知青自杀（见知青梅先回忆文章）。 （本文根据有关文章编辑而成。） 30年前知青大返城的肇始内幕 本文的“云南知青”，限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总计约10万人，在全国1700多万知青中，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一，但他们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云南：其一是思想文化领域，从这片红土地上走出来的有王小波、钟阿城、陈凯歌、邓贤、冯学敏、晓剑等，他们当中的作品影响深远；其二是1978年底，由云南知青发韧的大返城风暴，最后终结了长达10年的中国知青运动，从而引发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城市。 知青返城风暴为何没有肇始于更穷困的农村插队知青，没有肇始于汇聚了30万之众的北大荒知青，也没有肇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知青，更没有肇始于禀性刚烈的新疆知青，却肇始于山川阻隔、民风淳朴的西南边陲，并迅速波及全国。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
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不难看出，云南兵团的知青主体，主要来自外省市。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从此拉开上山下乡大幕。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知青，他们年龄差距很大,从高六六届到初六八届。由于“文革”前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功底，政治敏锐，思维活跃，加上家庭背景等原因，在知青大返城之前，八千多名北京知青中的大部分都离开了兵团，包括陈凯歌和王小波。 上海知青多为六九届初中生，重庆知青和成都知青年龄最小，但生性耿直，敢作敢为，特别是重庆知青，他们少年时就见识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斗性格。 云南知青的基本待遇：口粮40斤，工资28元，房自盖，菜自种。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但是当文化迥异的各地青年汇聚到边疆，经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形成云南知青的个性特征：思想活跃、敢说敢做。 “被强奸不敢作声”的女知青与“走后门”回家的干部子弟对于这些年纪轻轻，以前从未有过独立生活经历的城市知识青年们来说，长期背井离乡，思想上被禁锢，生理上遭受苦痛，精神上经历压抑，这一切还产生了种种心理问题。女知青“被奸污而又不敢作声”就是一个突出例证。由于干部权力过大，生产兵团中干部强奸女知青的案件时有发生，仅云南一地据官方统计就有数百起。甚至还发生了干部奸污十几名知青的极为恶性的情况。而这些知识女青年们在遭受侵犯后，几乎无一人敢于挺身而出，与罪犯的暴行斗争。甚至在干部被调查后，这些女知青仍然矢口否认，拒绝作证。她们宁愿用沉默的外壳把自己内心的创伤和被践踏的人格紧紧包裹起来，永不为人所知，而不愿意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 血泪的控诉“姑娘的命运”与部分干部强奸女知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干部家庭借助身份背景，把子女领去参军上大学，几乎每一个有“知青”成员的家庭都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离农村。国家计委一副主任子女，走后门参军回北京，不通过下面就把户口转走，下面根本顶不住。但对大部分知青来说，“走后门”是不可能的。 长期的痛苦，让大部分知青都厌倦了在农村的生活，他们想回家，尤其在“文革”结束，新时期来临之后，更想回家。
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亦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中央高层的信息，怎么会传到遥远的云南边疆呢？“当时知青并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动向，这一切，是从一封信开始的。”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但全国都在拨乱反正，为什么对关系千百万家庭稳定的知青问题，却讳莫如深呢？”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 1978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知青们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是，会议的结果却令知青们非常失望。这次会议决定：一、在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二、……继续在国营农场安置知识青年；三、……要支持和鼓励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志在边疆的志向和行动。会后发布的《知青工作四十条意见》明确指出：“今后边疆农场(包括各建设兵团)的知青一律按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这就意味着，云南支边知青必须在农场待一辈子！他们的最后希望彻底破灭。会议的消息在报上一公布，立刻在知青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长期积压的矛盾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恰恰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一百多部拖拉机包围了草菅人命的场部医院。示威的知青向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涌去，沿途农场知青不断加入抗议队伍。 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代表共120多人，代表们的入场证很特别，全是知青的签名，每个代表至少要持有100人以上签名才能入内。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15日那天派代表进京。 10日，北上代表团尚未组建好，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京闭幕的消息传来，该会议决定次年(1979年)再派遣80万知青下乡，更重要的是，“会议还决定不再承认兵团知青的身份，而把我们作为一般农场职工对待”。 丁惠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消息也让知青代表产生了重大分歧，一批人要求立即北上，但丁惠民认为时机不成熟。最后通过筹备组表决，丁惠民的主张被否定，43名代表先行北上。 1978年12月16日首批请愿团在景洪宣誓出发，徒步踏上北上征程 通关，昆洛公路上的一个重要隘口。首批请愿团跋涉400余公里刚到此地歇息。随团携带的4000余元经费，瞬间神秘被窃，使得已经是疲惫不堪的队伍，顿时陷入无钱无粮的绝境。加之过往车辆均接到云南有关方面通知，拒载北上知青，首批请愿团滞留通关动弹不得。 为不负北上重望，请愿团员被迫阻断昆洛公路，向过往司机、群众宣传北上精神，最后一支受感动的解放军车队，主动搭载请愿团员驶向昆明。
首批请愿团与云南省委和农垦当局几天的对话、谈判是激烈而又尖锐，一方主张严禁进京就地解决问题，承偌改善农场知青待遇。一方仍然坚持北上向中央反映问题，知青要回家。双方观点南辕北辙，对话谈判常常是两方大拍桌子不欢而散。首批请愿团清楚地认识到：知青要回家必须找中央，与云南方面无谓的纠缠只能是坐失良机。在昆明几天的募捐已经筹集了少量进京经费，时不待我立即强行北上。 1978年12月22日晚10：30分，首批请愿团打着红旗列队前往昆明站。当请愿团以23快手表和证件作抵押购票时，得到车站方面明确回答：“就是有钱也不会卖票给你们”。请愿团无奈之下，强行冲站登上发往北京的62次列车，当局立即停发62次列车，并将情况迅速报往中央。 62次列车的停发，立刻引起了大量旅客的不满和社会对知青的同情。更有不少过往昆明的知青前来车站声援，一时昆明站人山人海局面混乱。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指示这时反馈云南：“如实在不行，请愿知青可派数名代表进京反映情况”。为配合国务院工作，请愿团主动撤离车站，与云南省委就进京人数问题艰难地谈判。虽然请愿团作出大幅度让步，但云南省委仍坚持不准进京上访。双方僵持不下，谈判破裂。 1978年12月24日晚10：00时，首批请愿团再次打着红旗强闯昆明站，遭到了有组织的暴力袭击。由于事前有纪律要求，先遣队员保持着极大的克制。但闻讯赶来的各农场途经昆明的知青和过往旅客震怒了，为了保护请愿团员，双方扭打起来。不断有人受伤，现场一片混乱。 为了表示对暴力袭击的严重抗议和避免继续有人受伤，请愿团员愤而抬上受伤团员卧上了铁轨，进行卧轨绝食。西南大动脉瞬间瘫痪，数万旅客滞留车站。 次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签发“三点紧急通知”：“一、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不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随意拦截；二、殴打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是违法行为，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政府将依法严肃处理；三、在昆明的农场知青要尽快返回农场，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搞好抓革命促生产。 昆明站大批军警开赴实施戒严、清场，疏散旅客，高音喇叭不断广播国务院通知，对卧轨知青进行反复劝诫警告。并不断传达国务院：“实在不行，可派数名代表来京反映情况”的指示。在云南省委领导和已经抵昆的国务院工作组亲临卧轨现场的劝导下，首批请愿团见同意代表进京的目的达到，为不继续恶化事态，饥寒交迫的请愿团员们才抬着受伤的队员，含泪撤离卧轨24小时的现场。
1978年冬天的形势空前紧张！这种过火的局面是丁惠民最不愿意看到的。当第一批北上代表在昆明火车站闹僵时，第二批代表紧急暗渡陈仓。发着高烧的丁惠民被知青们抬过了澜沧江，“我是准备死在路上了”。50名代表经过艰难辗转，终于从昆明城边一个叫读书铺的偏僻小站上车，绕道成都北上。途中，24名代表因喝酒、赌烟，被丁开除，就地下车，返回各自的城市去为代表团募捐。 12月27日，剩下的26名代表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接待了他们，又冷又累的知青们换上了簇新的军大衣，得到了医疗、食物和住宿，但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要见邓副主席”，并提出如果邓副主席太忙，也可由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知青们给“国家领导人”下的定义是，“必须是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上”，并认为，“邓副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人”。 1979年1月6日，历经坎坷的首批请愿团最后十一名代表，终于抵达北京 1979年1月8日，北京飘起鹅毛大雪，首批请愿团打着红旗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十一名队员默跪在雪地中，每人身上都挂了一个字牌，组成了“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的十一个大字。从上午到下午，在凛冽的寒风中犹如一座座悲壮的冰雕。引起无数首都群众、外宾的围观拍照，不少人失声痛哭。 在北京街头刷标语 1979年1月1日，国家农垦总局发出1号文件，承认知青请愿代表团性质合法，同时强调应该复工。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接见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 丁惠民说，1月10日上午的那次接见，气氛不很融洽。面对那位以军垦驻屯闻名的老将军，“我们不能再像与自治州、省调查团的‘谈判’时那样针锋相对。”丁记得王副总理是在时任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的陪同下，接见代表团的。老将军一身藏青色中山装，风纪扣紧扣，银发整齐往后梳，拄一根拐杖。大家鼓掌后，本以为能听到几句亲切的问候，没想他表情严峻，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严厉训斥，“不是批评，是训斥”，代表们大气不敢出，“完全被老将军的威严震住了。他训斥我们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现在全国都在抓纲治国，你们却闹事，对得起国家吗？……”代表们全懵了，没人敢提返城的事。接见完后，“大家都觉得该说的话竟没说出来，有的代表急得哭了！” 王震副总理显然也意识到了知青们的不痛快。出于灵活的领导艺术，他派人邀请全体代表当晚看电影。与白天的接见不同，王副总理没在会议室坐等，而是站在电影院门口迎接。丁惠民坐在王副总理身边，放映的是刚刚翻译完成、并准备送南疆前线的《巴顿将军》，电影结束后，王副总理首先打破沉默，说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嘛，要热爱她；中央并没忘记那里，恰恰相反，要建设好那里，邓副主席说了，不久就要大规模投入资金，资金不够，外汇也可以动用嘛！ 这时知青中有人抱怨结婚难。王副总理风趣地说，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当年打仗，在你们这个年龄，哪里顾得上结婚嘛！我可以给邓(颖超)大姐说说，让她张罗从山东江浙调一些漂亮姑娘到西双版纳，到时候让你们走，你们可能还舍不得走哟！ 听说丁惠民有病，王副总理立刻叫医生给他检查身体，还开了一堆药品。 暖流正在形成，气氛应该是不错的，但一位姓刘的重庆知青莽撞的冲动言行，打断了一切。当时，王副总理见大家脸上有了笑容，又说了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让代表们回去安心工作，中央会对大家提出的要求认真考虑的，他特别说：“你们的信我已经转达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和叶帅了。”说着，老将军转身欲走，这位姓刘的重庆知青忽然从后排站起身，大声吼道：“王震，你不准走！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说罢就往前排冲，当即被警卫反扭住双手。王副总理也愣住了，估计多少年来，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曾对他直呼其名外，哪轮得上一个愣头青对他这样叫？他毕竟是军人出身，火气也大。只见他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用湖南话大声骂了那愣小子。(骂话的大意是：你是个捣蛋鬼，你才吃了几天干饭，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等等)场面一下僵住了。双方最终不欢而散。离开电影院，丁惠民决定，全体代表立刻返回西双版纳，其沮丧可想而知，而此时全云南垦区知青要求返城的罢工运动也给北京以巨大的鼓舞和配合，首批请愿团最后到京的十一名团员（重庆七名上海四名），在北京一直坚持到版纳知青开始办理户口的喜讯传来。
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国家农林部部长兼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时西双版纳已完全陷入瘫痪，生产停止，一些农场领导甚至被知青扣为人质；在十万知青的背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亲人，还有全国上千万知青的关注；当时又正要面临对越自卫反击战，种种因素促使政府应当尽快按“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知青问题。 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央调查组到达的同时，景洪农场发起了大罢工，很快罢工浪潮席卷所有农场。在临沧耿马勐定农场，发生了更为激烈的绝食事件。中央调查组抵达知青最多的孟定农场，他们下车伊始，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大约一千名知青黑压压地跪在场部公路上，齐声呼喊：“我们要回家！”此情此景，连调查组的几位女成员也流下了眼泪。 当时，中央调查组进入勐定调查，成都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当调查组组长、国家农林部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接见绝食代表时，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作风务实，他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 《中国知青梦》作者邓贤则对另一场大规模见面做了如下描绘： 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吴向东困难地站起来，理了理衣襟，大踏步朝主席台走去。"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我，吴向东，六九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说几句公道话。……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的身分，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他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费力地切开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 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溅了四周人们一身。等人们清醒过来，那个勇敢的殉道者已经面带微笑跌倒在地。男青年的自绝行为无疑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反抗怒火，要不是知青纠察队及时维持秩序，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一定会把露天会场那个不结实的土戏台踏成平地。 赵凡早己老泪纵横。作为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身负特殊使命的调查团长，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坚持的知青政策对广大知青伤害是那样深，那样致命，他几乎产生一种类似刽子手那样的负罪感。你口口声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标准在那里呢？难道不在知青本身而在于政策吗？理智的堤坝开始崩溃，良心和正义感渐渐占了上风。 一个女知青慢慢站起来。这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成都姑娘，脸庞消瘦，面色黝黑。她的曾经无比白皙的皮肤早已被亚热带烈日无情地灼焦，她的曾经无比健康朝气蓬勃的年轻身体如今被心脏病时时折磨着，她走路的姿势看上去似乎有些歪歪倒倒，这是由于长年累月繁重劳动致使她的右肩比左肩明显倾斜的缘故。 她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土台。她突然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首长的脚放声大哭。"伯伯，好伯伯，救救可怜的女儿！……"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如羊羔，如鸡雏，如一切死之将至的弱小动物。一时间，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石破天惊，哭声恸地。历史在这里定格。 赵凡大恸。他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台上台下哭成一片。面对这个把他当父亲的女知青，面对台下三万多长跪不起的人群，他感到自己僵硬的双肩已经承受不住这泰山压顶般的历史责任。他扶起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动情地说，"请相信我，会把你们的事情办好的。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要求。"
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一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三省四方”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也就在这一天，丁惠民在返滇途中解散了筹备组，并向王副总理致电，就知青的过激行为向国家道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无不争先恐后回城。很多知青记得，“短短几天，整个农场走空了，连队静得可怕！大家丢下武器，抛弃农具，有人还把农具架起来烧掉。很多人搭乘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运送物资的返程军车回昆明，由于拥挤过度，发生了好几起翻车事故；也有人拖儿带女，不顾一切地搭车北上”。知青们在慌乱中告别了边疆，直至回到昆明，才松了一口气，“就像在做梦，所有人都挤到昆明东站邮电所给家里发电报，告知平安，告知我们回家了！” 10年天涯游子，终于踏上归乡之路。 中央仓促改变了决策，仅仅三个月之内，云南十万知青人去楼空。黑龙江、内蒙古、海南岛农垦和全国众多知青农场也随即跟进，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原来国家计委制定的１９７９年度的八十万知青下放计划，也被放弃了。回首当年，全国知青命运的改变，的确与云南知青的不屈不挠的抗争是分不开的。 云南知青问题在全国的率先解决，也使全国各农场知青回归原籍城市有了参照模式。同时也促使中央、国务院加快了全国知青工作拨乱反正的步伐。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回到了城市。 然而，也并非所有地方都同样顺利。新疆知青请愿时同样举行了几十次罢工，甚至绝食，但一直得不到政府方面的让步，最终失败。
回到本文前述的提问：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难道，他们真是外来的种子，一不小心掉进云南雨水丰沛的野地，没受多少作践反倒长成了气候么？ 当然不是。应该说，去云南的知青心理震荡要大于其他地方。当知青们从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来到西南边疆的深山老林，其心理落差，不仅是几千公里的路途，它包涵了整个中国社会文明史的全部进程，其跨度涵盖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京、沪等大城市，一下子迈进历史教科书中才有的刀耕火种之地，它对人的心灵的震撼，若非亲历则无法感知，这也促使云南知青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认识和思索更为深刻。1973年7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云南兵团的，其时云南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调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286人，受害女知青430人。后经中央批准，枪毙了数名违法乱纪干部，才控制了局面。所有这一切，无疑促成了云南知青心智的成熟。 其次，云南兵团隶属昆明军区建制，其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陈赓之旅。这是一支诞生于大别山红军时代的英雄部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山西转战千里，解放云南。该部有大批官兵于1950年代就地转业，创建边疆国营农场，许多老干部保持着优良传统，与知青们朝夕相处，血肉与共，其果敢精神传承于广大知青，铸就了云南知青敢于抗争的个性。再有，与北大荒和其他插队知青不同，云南知青的劳作成果不是春华秋实的稻菽，而是橡胶树，种下去，能活六七十年！遂成为他们生活的见证与情感维系的纽带。 其三，云南地域特殊，与越南、缅甸接壤，斯时东南亚大地烽火连天，知青中的一些血性青年，自愿出境追随缅共等武装组织，艰苦卓绝地转战在深山老林，其传奇故事一直流传于云南知青中，成为格瓦拉式的英雄话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云南知青的精神特质。当上山下乡的大潮将他们抛掷到边疆后，他们无法回避，只能用身体去体验大的苦难和大的欢乐，流大滴的汗、喝大口的酒、掉大滴的泪，一旦梦碎，他们便以另一种方式选择命运。 更重要的是，当时文革形成的政治高压正在消解，政治清明正在恢复，中央对大返城的定调符合民心，这才使云南知青的行为没有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 如今大返城快30年了，但每年仍有成百上千已知天命的云南知青，携带子女重返遥远的边疆，他们凭记忆寻找着自己当初种下的橡胶树，抚摸着，流着泪。他们说并非想再去捡拾逝去的青春，而是为了对岁月永久的纪念。他们年轻的子女，能够理解父辈当年的爱恋、苦痛和久留心底的诉说吗？ 应该说，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云南知青作为其中一个群体，不经意间，留下了一篇至今仍然说不清的谢幕词，惟能诠释的，是他们把握了命运的走向，并以此载入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备忘录。
90年代，成都举行了一次以“青春无悔”为题的知青聚会。“无悔”者感到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这些人中，很多人还积极反哺当年插队所在地。然而，也是在这次聚会上，“青春无悔”的横幅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对于悔者来说，上山下乡是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这是巨大的牺牲，这是命运的不公。他们不接受“无悔”的说法：无悔那为何要回城?既然回城，又为什么标榜“无悔”？ 不从个人的角度，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无悔”也是不可能的，在这场所谓知青的拓荒运动中，很大程度上是对环境的破坏，“越开荒越荒”。对于云南来说，如果不发生这场运动，就不会砍去那么多原始森林。而知青们种上的橡胶树，由于成本远远高于开放后从马来西亚进口的橡胶，这些橡胶树已经无人理睬而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经死亡，知青的十年心血和汗水化为乌有…… 综合《南方周末》张卫中国西部知青网天之歌等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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