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

秋风送爽，秋高气和，又到了开学的时候。屈指数来，今年是一个整数年——我的初中入学五十周年。就在我寻思着写下一些不落俗套的纪念文字的时候，正好出现了一次始料未及的网上邂逅，给这个五十周年留下了颇为特殊的韵味——怀念以死抗争、含冤去世的王明仁老师。

五十年前的此刻，1964年9月，我经过入学考试，进入初中学习。万万没有想到，两年之后，1966年6月，“大革文化命”爆发，“放假闹革命”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和平年代里全国学校停课、莘莘学子无书可读的“奇观”。1967年10月，听从“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回到满目疮痍的校园，不仅没有能够实现恢复上课的愿望，还亲眼目睹了“三忠于”之类造神闹剧和“清理阶级队伍”等等惨剧。2012年1～4月我根据在那时候收存的一些文字记载，整理了约十万字的长篇纪实《我的一年间——1967-10～1968-11亲历“复课闹革命”》，发布在网易、新浪、凤凰等博客上。它涉及的并不是知名学府而是普通中学，也没有名人大家而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旨在留存那个极端年代里广袤大地上“大革命”真相的一角。在时过境迁之后回首反顾那个岁月，最为深刻的感受之一就是，那场“七亿人民只能有一个思想”却标榜为“史上最伟大的大民主”的“大革命”，如今被一些人视为“反腐利器”，实在是荒唐之极的无稽之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多年来对文革、对极左的揭露和批判大多集中在高层、名人的遭遇，而名不见经传的黎民百姓、小人物及相关的历史资料则很少有人顾及。

就在今年9月5日，我看到新浪博客上有一位朋友留言：“你的文章使得我了解了王明仁悲惨一死的真实情况，我是他的后代”，使我深为震惊，留言者是母校老师的后代！正是那位王明仁老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就在上海闹市淮海中路的楼上，纵身一跳，以死抗争，含冤去世，轰动一时。这是我数十年来始终无法忘怀的一件往事。那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清队）运动中发生的悲惨一幕。

如今说到文革的时候，很少说到“清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是一场由最高领袖亲自批准的运动，而矛头所指并不是“一小撮走资派”。我在2012年写的《我的一年间 1968-5，清队浪潮初起》里说到，我留存的当年学校里“大批判专栏目录”显示，1968年4月25日的一期“专栏”上，在“狠批”本校“走资派”校长殷之濂的同时，由“校革会组织组”正式公布材料，首次点名“打倒梅维荣”，一个没有一官半职的普通教师！所以，我觉得当年此举非同小可，当时的校革会作为一个基层的普通学校的“临时权力机构”，如果没有上级权力机构的层层许可，能够掌握普通教师的政治生命的生杀大权吗？

为此，我曾经查阅当时的人民日报，1968年4月10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发布了一条“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自此，除了继续对“中国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派”“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批判之外，又新增了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等的口诛笔伐。例如，4月21日第3版报道，“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把革委会建设成战斗的指挥部提高无产阶级革命性把国民党反动派余孽彻底肃清”；4月28日第1版刊登新华社天津4月26日消息，“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成持续向阶级敌人进攻的坚强阵地天津延安中学在解放军帮助下，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随后，在五一节的两报一刊社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里，出现这样的说法——“无产阶级要彻底战胜自己的敌人，必须善于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必须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加强工农联盟，团结绝大多数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区别广大群众和混入其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团结对敌，始终把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云云。时过境迁之后，多少年来，经历过文革的人不会忘记“清理阶级队伍”这个词汇，而“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这个说法则颇觉陌生。

其实，那是文革语汇的不断变化与逻辑发展。正因为4月10日那条“最新指示”宣告了文革的“本质”，所以，就会理所当然地把矛头对准“混入群众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而不再局限于“打倒走资派”。而“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不过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前兆。从当年人民日报上可以看到，5月3日第4版：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对敌；向阶级敌人展开猛烈的进攻；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乘胜前进，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5月6日第3版更有“主动向敌人进攻”“狠抓阶级斗争，纯洁革命队伍”等说法，并且在尔后频仍出现，愈发凸显了文革新的阶段性重点已然出现。

以上是当年公开的正式的宣传报道，现在从网上的一些“首长讲话”等资料中可以看到，实际上早在1967年底就开始了“清队”的准备，http://www.60nd.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313 。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除了1968年4月10日的“最新指示”之后，有关“清理阶级队伍”的是——

对电讯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１〕的批语（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

文元〔２〕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毛泽东五月十九日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手稿）

注　释〔１〕新华社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编印的内参特刊《文化革命动向》上刊载的这篇电讯稿说，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在发动广大革命职工开展对敌斗争中，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狠狠地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做到了稳、准、狠。他们的经验是：

一、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严格要求，也要注意团结；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这个经验材料转发全国，要求参照执行。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国家出版局关于为北京新华印刷厂问题彻底平反的报告，指出“四人帮”一九六八年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炮制的那个假经验文件，应予否定；强加给该厂广大干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所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应予平反昭雪。

〔２〕文元，即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既然“最高领袖”说“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就正好说明当时各地上报的材料实在不少，而且都发生在此之前。也就是说，“清队”在1968年5月之前已经广泛展开了，只不过没有出现在公开的正式的宣传媒介上罢了。

现今的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有如是说——

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525/6360.html  1968年5月25日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

5月19日，毛泽东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作出批示。批示说：“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这一材料是5月13日姚文元呈交毛泽东的。

姚文元在上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通知》要求各地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注意总结本地区的经验。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中的教职员工的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新华印刷厂介绍的主要经验是：建国18年来，这个厂的阶级斗争一直极其尖锐、激烈，军管人员进厂后，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具体作法是：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回结；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的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尽管在运动开始，中共中央已强调“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尽管在运动中仍不断指示“注意政策，打击面要斜，但这场运动仍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上述文字对那场运动的情况及其后果轻描淡写，语焉不详。文革研究者丁抒在《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文中说，“清队”是文革一个主要部份，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运动，运动中有三千万人被揪斗，致五十万人死亡。“清队”运动波及全国城市和农村，涵盖从科技文化知识份子到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各阶层，比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打死“狗崽子”的“红色恐怖”时期更加打击面大、更加阴暗恐怖、更加凶狠残酷、更加旷日持久，全国各地大屠杀触目惊心、比比皆是，并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第三波自杀高峰。

王明仁老师就是其受害者之一。

我和当年的同学通电话，一起回忆王明仁老师。王老师是学校体育教研组长。他年过半百，已经谢顶，常常穿着一身蓝色运动服，脚穿一双白色运动鞋，昂首挺胸，健步行走在校园里和操场上。浓重的山东口音，却没有山东大汉的相貌，小巧精悍，精神矍铄。王老师是我班升入初二以后的体育课任课教师，一个学年中四十多节体育课，认真严谨，目光炯炯、看似严厉，实际上是笑容可掬，和蔼可亲，同学们都很尊敬他。现在还有同学记得，王老师是山东人，所以他是上海私立齐鲁中学的教师（1956年该校由政府接办，改为上海市第六十三中学。1958年又与和建中学合并成为东风中学。——据上海地方志网站，专业志>>上海图书馆事业志>>第四篇中等专业学校图书馆>>第二章中小学图书馆>>第一节中学图书馆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457/node55897/node55902/node55904/userobject1ai41722.html ）。王老师曾经是体操运动员，还是体育比赛的裁判，据说五十年代郑凤荣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时，王老师也是在场的裁判之一，毋庸置疑的是，学校举行运动会时，王老师就是裁判长。但是，谁能料到，王老师竟然会在“清队”中死于非命！

文革爆发，学校停课，我们与王老师很少见面往来。1968年5月，“清队”运动大规模展开以后，王明仁老师惨遭厄运。我留存的“大批判专栏”目录显示，1968年6月25日忠35号就是批判王老师的“专刊”。

 

该期通栏口号是：“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打倒殷之濂！打倒王明仁！”上述口号中除了最后两句“打倒”之外，其余四句都是来自当时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支部生活，它们被称作上海的“两报一刊”，自然也就成为上海各个小报和专栏的“指南针”。那期专栏的“作者”是校革会的“一统天下”——其一是署名“校革会材料组”的文章“把国民党余孽、老反革命、反动军官王明仁揪出来，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其二是由“校革会组织组”加上“按语”的王明仁的三封“翻案信”。由此可见，王老师被戴上了“国民党余孽、老反革命、反动军官”三顶帽子！

至于三封“翻案信”，这次与王老师的孙子在9月6日首次通话中得知，那是王老师受到“冲击”后，由大儿子起草写给校革会等有关部门的申诉信，正是那三封信给王老师全家带来灭顶之灾——不仅王老师被校革会“隔离审查”，关押在学校设置的单人隔离室里，不能与家人见面团聚，而且大儿子也被所在单位“隔离审查”。当王老师得知此事，愤懑不已，终于走上了以死抗争之路，时间是那期专栏贴出后的一星期，1968年7月3日。

当年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这样的记录——

 

1968. 7. 3星期三国民党余孽、老反革命、反动军官王明仁于今日早上六时半，伪称大便，从厕所缺口处爬出，登上东大楼四楼，进行了一番反革命叫嚣，畏罪跳楼自杀身死，成为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王明仁的自杀也告诉我们：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于失败的，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王明仁自从被揪出后，从不老实交代，相反大搞反革命翻案活动，最后畏罪自杀，正说明了这一点。

这是我记录的“七三”惨案，完全是当时大批判的口吻。我一直记得，那天我是按常规在七点半左右到校，走进嵩山路校门，就听说出事了——王明仁自杀身亡。嵩山路校门的北侧是一个停放自行车的车棚，此时已经不能入内，只是听说车棚大门右边就是尸体，用废纸遮掩着。随即我到了事发地点。那是学校东大楼的北天井，一墙之隔就是淮海中路人行道，东邻嵩山路消防队。此时小小的北天井里，围观者众多，摩肩接踵之间看到地上墙角的殷殷鲜血，还没有被冲洗掉……。

那天监押老师的学生说，关押王老师的地方在东大楼的底楼东首，那天早上他押着老师去西端解手，自己则在厕所外面等着。突然听见老师的声音，但明显来自高处，遂循声而出，跑到东大楼的北天井，只见老师站在四楼墙外的挑檐上，对着校园外的淮海路，向着清晨匆匆上班的路人，大声疾呼自己爱党爱国，却被无辜关押审查，绝对是冤枉，只有一死了之，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个学生惊呆了，不知所措，刚想到上楼去抓，已经来不及了——老师已经以跳水姿势纵身跳下！紧接着发生了最可悲可叹的一幕：老师在半空中一个转身，随即砰然落地，不治身亡！

据分析，王老师被“隔离审查”以后，发现了在底楼厕所里有一块板壁是松动的，推开出去就是大楼的楼梯，可通达顶楼四楼。而早上解手时校内人少，正是摆脱监视的良机。这天早上他的设想得以实现，跑到了大楼四楼，站在北墙的挑檐上面对淮海路闹市，发表了最后遗言，纵身跳下。但是，他发现下面正好是北天井里用油毛毡搭的小便池顶棚，于是，一个空中转身，就紧挨着小便池的南侧砖墙垂直坠地！如果没有那个空中转身，必然砸在油毛毡的顶棚上，可能不会送命。然而，老师是体育教师，会游泳会跳水，此时此刻，他是下定决心以死相拼……！一件发生在淮海路上、众目睽睽之下的坠楼自尽案！何等惨不忍睹的一幕啊！这样的实情当年是绝对不可能见诸于“大批判专栏”的，也不敢记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但深深地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在王老师自戕以后仅仅两天，7月5日，“大批判专栏”又贴出新的一期，继续用那句通栏口号：“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内容有九篇之多：痛打落水狗殷之濂！（裴文戈）；粉碎殷之濂的复辟美梦（韦宾）；坚决镇压老反革命王明仁（风雷激）；葛宜诚逃不出人民的巨掌（葛明施生）；沈章宪休想溜（真如铁）；打倒刘大同（换新天）；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决没有好下场（葛明施生）；王明仁自杀决不是偶然的（六个红卫兵战士）；欠债总是要还的（青松）。

 

从题目来看，一方面对殷之濂校长、王明仁老师“痛打落水狗”，另一方面是一次性抛出葛宜诚、沈章宪、刘大同等三名老师点名批判。其中沈章宪老师是我读初一时的班主任，年逾半百，华发初现，深度近视，浓重的湖南口音，教我们地理，板书时粉笔在黑板上“笃笃笃”格外清脆响亮。“清队”时厄运降临，在挨斗之余被勒令打扫厕所卫生等，每当在路上与他迎面相遇时，连忙设法避开，以免对视的尴尬……。

在那个“对敌人残酷无情”的极端年代里，一旦成为“阶级敌人”就没有翻身之日，如果是“畏罪自杀”，更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王老师自尽以后，除了上述两天后在“大批判专栏”被狠批了一回，7月11日又被专刊“大批特批”——仍然是通栏口号：“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足以见得这是当年上海在“清队”运动中的主旋律。为了突出本校的特色，又增加了标语“彻底打倒王明仁！”其实，此时此刻的他已经听不见这样的“怒吼”了……。

 

从留存的专栏目录中，可以看到，那期专栏是清一色由“校革会材料组”署名的，共有四篇文章：《反共老手王明仁大量发展三青团，铁证如山！》《从参加“人民自救会”看王明仁的反动本性》《砸烂国民党鲁苏战区第五、六纵队》《剥开王明仁的画皮》。

如今是无法知道那些文章的具体内容了。我尝试着进行网搜，找到了有关“国民党鲁苏战区”的一些信息，据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8%98%87%E6%88%B0%E5%8D%80 “鲁苏战区”条目介绍，抗日战争鲁苏战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因应战争形势，中国国民政府成立对日作战战区之一。成立时间，1938年11月。总司令于学忠（1939年至1944年3月）。主要作战地区：山东省南部（鲁南）、江苏省北部（苏北）交界。……1945年1月，并入新建之抗日战争第十战区。

另外，据山东省情网http://www.infobase.gov.cn/history/antijapanesewar/200708/article_11066.html “鲁苏战区的成立”一文（四千余字）介绍，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在组建鲁苏战区的同时，还以战区名义整编地方部队，战区内地方部队除各区县之少数保安团队外，先后编成游击纵队和独立支队20多个。由此看来，“批判”王老师的时候提到的“国民党鲁苏战区第五、六纵队”就是这样的抗日队伍。

看到上述资料中提到的于学忠，不由得想起当年王老师曾经和我们谈到过这个名字。现在从山东省情网那份资料中得知，“解放前夕，蒋介石曾胁迫于学忠去台湾，于学忠藏在四川乡间未去。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先后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64年9月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不难发现，把王明仁老师打成“国民党余孽、老反革命、反动军官”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极左猖獗的极端年代里，类似王老师那样年纪、从国民党时期过来的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经历，曾经为旧政权服务过，但是在改旗易帜之后，始终得不到宽容，在胜王败寇、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观念主导下，镇反、肃反等等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虽然坦白交代并得以过关，那些人当中到底还能有几个是穷凶极恶的凶神恶煞？但是“历史问题”始终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随时有可能置人于死地。到了文革“清队”，他们又一次成了没完没了说不清楚的清查对象，非要交代自己隐瞒的历史污点不可，人人过关个个自危，日日夜夜不得安宁。许多单位里有单人关押的“隔离审查室”，画地为牢，“审查对象”无权与家人见面。如此“群众专政”，实属无法无天，1968年7月3日清晨，王老师面对淮海路的人群发出的伸冤呐喊，他彻底地绝望了，以死抗争，昭示清白。……

如今想到自己当年虽然只是“大批判专栏”的“抄手”，并非冲锋陷阵的“打手”，但是，毕竟是为虎作伥的“帮手”，间接地伤害了包括王明仁老师在内的无辜师长，心里有说不清的愧疚。借在网上发博之机，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深深的忏悔与道歉。

 

清队浪潮初起

    ——解读当年史料

解读1968年4月25日第27期目录

时隔19天才更新的“大批判专栏”充满了火药味，这一期的通栏口号是“坚决击退右倾翻案风！”内容有：东风中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余孽猛烈开炮！开炮！！再开炮！！！（东锋、施生）

接着又是口号：“砸烂‘认罪书’！打倒殷之濂！”，内容有四篇：

 

认罪是假，反扑是真（洪威斌）；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洪湃）；殷之濂反革命铁案已定，休想翻案！（革反会战士）；打倒梅维荣！（东风中学革命委员会组织组）。

在我记忆中，当时不知道从哪里传开了刘少奇的“认罪书”，于是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批刘新高潮，相应地在各地各级进一步大批特批本地区本单位走资派、国民党余孽的“认罪书”。而所有的“认罪书”又无一不是“右倾翻案风”。这是文革中屡见不鲜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重要特点之一。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大批判专栏”在1968元旦后开始点名批判本校校长以后，4-25在“专栏”上由校革会组织组正式公布材料，点名打倒一个没有一官半职的普通教师！梅维荣是第一个。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大很严重的事情。自此以后的“专栏”目录里将一步一步反映出当年的实际情况——在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无官无职的普通教师被“批量”押上批斗台，接连发生家破人亡的惨剧，有的不辞而别从此人间蒸发，有的面对淮海路闹市纵身跳下自杀身亡！想当年，校革会作为一个基层的普通的学校“临时权力机构”，如果没有上级权力机构的层层许可，能够掌握普通教师的政治生命的生杀大权吗？如今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还可以认为文革是一个仅仅“打击一小撮走资派”的运动吗？

解读1968年4月30日第28期目录这是一期庆祝五一节的专刊，通栏口号“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其内容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估计是继续了1967-12-26第11期的祝寿方式，把整个专栏面积当成一块大画板，用一句副统帅的题词作为该期的全部内容了。

火药味十足，矛头向何方？

查阅当时的报纸，有一个相当陌生的词语跃入眼帘：“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这是在1968-5-1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出现的——无产阶级要彻底战胜自己的敌人，必须善于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必须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加强工农联盟，团结绝大多数人。我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多少年来，经历过文革的人不会忘记“清理阶级队伍”这个词汇，而“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这个说法则颇为陌生。再看那些天的报纸，仍然没有“清理阶级队伍”，而“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则频频出现。

该社论还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区别广大群众和混入其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团结对敌，始终把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而绝不能把矛头对准自己的阶级兄弟和革命群众，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与1968-4-10的那条“最新指示”是吻合的，从文革的“本质”出发，把矛头对准“混入群众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了，而不仅仅限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后的报纸是火药味十足，例如5-3第4版的标题：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对敌；向阶级敌人展开猛烈的进攻；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乘胜前进，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5-6第3版更有“主动向敌人进攻”“狠抓阶级斗争，纯洁革命队伍”等说法，且在尔后频仍出现，愈发凸显了文革新的阶段性重点。

解读1968年5月3日第29期目录

在应景式的五一专刊贴出三天后旋即更新了内容，又是通栏口号“痛击右倾翻案逆流！”但内容是“革命群众”之间的口水战，目的是围剿学校中对“批殷”持有异议的另一派观点，于是发表了三篇“原创”：这是什么样的原则？——评《再说……》（刺猬）；又一支招魂曲（红匕首）；红反纵队为谁翻案？（洪晓斌）。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刺猬”是一个68届高中生，反应快捷，文笔犀利，所以他以自己名字的谐音作为笔名。

尔后，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小标题下，用“编者按”的方式发布了口水战中对方的观点——再说解决干部问题必须实事求是（红反纵队1968.2.13）。如今，恰巧可以在我1968-2-13的笔记中看到那篇《再说解决干部问题必须实事求是》的主要观点，就是：对殷之濂问题提出几点意见：1、关于文化特务，认为必须是经过组织手续者才能算数。2、关于反动党团骨干，必须按公安六条规定。3、关于南干班，说“据了解南干班初期有统战性质”，“中央有规定”。4、关于演剧队，只字不提演剧队是国民党反革命别动队，大谈什么“除了叛徒、特务、自首变节分子和犯下大量反动罪行者外，大部分青年应予以出路，对反戈一击者应鼓励”。我在《我的一年间8.如此“复课”》对此有过回顾与思索，觉得他们的看法其实是有道理的，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没有立足之地。因为“演剧队”已经被江青点名否定（参见《我的一年间6.究竟革谁的命》）。而到了1968-5就更加站不住脚了，因为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若为走资派申辩张目自然就属于“翻案逆流”之列了。

解读1968年5月7日第30期目录

似乎又是一次应景式的更新，目录中没有具体内容，只注明“五?七专刊”，估计就是简单地抄写了一遍最高指示。事实上，当时学校里的“教育革命”也已经让位于“向阶级敌人展开猛烈的进攻”“主动向敌人进攻”等等最新指示和战略部署了。

查阅当时的人民日报，5-7当天头版头条转载了解放军报的社论《以红九连为榜样，把每个连队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以及相应的由“《解放军报》记者　沈阳部队《前进报》记者《解放军报》通讯员　本报（人民日报）记者”联署的近万字的长篇通讯《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奋勇前进——记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

次日，5-8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新华社的通稿“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七”光辉指示的航道奋勇前进把全国全军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全国军民隆重纪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广大军民决心更好地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和一系列最新指示，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形势，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之后，5-9的人民日报在第2版发表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文章：沿着“五?七”指示的道路阔步前进——半年来“五?七”公社教改方案革命实践的报告，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在革命大批判中前进。由此可见，这一年对五七指示的宣传重点在于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教育革命。

解读1968年5月10、15日第31、32期目录

在对本校的异议者进行口诛笔伐之后，接踵而至的两期“大批判专栏”均以“彻底打倒殷之濂！”为通栏口号，连续两次全文转载了来自湖南的“战斗檄文”：

一个反革命的文化别动队——揭穿伪“抗敌演剧宣传第六队”的反动面目（湖南省话剧团东方红兵团革专会）（原载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机关报《湖南日报》1968年4月22日）；是革命演剧队，还是反革命别动队——揭穿“抗敌演剧宣传六队”（即八队）的反动真面目（原载长沙市高校文艺调查团《文艺烽火》专挖黑六队专刊）。

由此可见，当时对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抗敌演剧宣传队”已经定性为“反革命别动队”，而且由湖南省革委会机关报发表长篇大论严加鞭笞。于是我校的“批殷”就更有了强大的靠山与后盾。

 

网中人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