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二三班】：（五）春风秋雨向山行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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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二三班】：（五）春风秋雨向山行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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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二三班】： （五）春风秋雨向山行 1、 夫子日记：1975年12月26日星期五： “今晨阴云密布，到国柱家吃过早饭，刚出门就下起了小雪，一会儿雪下大了，像鹅毛般漫天飞舞。1队8队行李由1队手扶送，女生两户由6队手扶送，只有我们7队的行李没安排车。老会计忙跑去地里把送粪的大车叫回来，国柱赶上大车送我们。此时漫天皆白。回想下来那天，阳光明媚，孔化营那参差红瓦，白杨绿柳，就连袅袅炊烟看起来也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那时的心情，多是浪漫和激情，而如今这心情已完全没有了。 很快到了公社。别村知青已到了不少，行李都堆在路边，真像是一次全公社的知青大聚会。我看到不少高二一、高二二的同学。快到中午时，邮电部的吉普车拉着招工的头头到了。去邮电部的知青聚集在公社会议室开会，小吴代表公社党委讲话；邮电部工程处的领导讲话。12点多行李全部上车，1点多去邮电部的知青上车返城。 由于下雪，108国道封路，车绕道八达岭。当大轿车向西疾驰时，西天的云层忽然绽裂，血红的阳光洒在海坨上。蒙在山头的云纱被霞光揭开，巍峨的大山矗立在我面前。我觉得这像是神意：在孔化营的两年里，不知多少次凝视海坨山，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看得清清楚楚。她仿佛在宣告：一种生活结束了，另一种生活开始了！我望着海坨，默默想出几句诗： 几度秋霜几度春，栉风沐雨向山行。 往事回忆： 如果说75年12月26日的日记是“插队交响乐”的最后一个略带悲怆的音符，那么74年1至4月的日记就是交响乐的序曲，充满激情和壮志，尤如“命运敲门之声”。当74年新年的钟声敲响后，批“右倾回潮”的政治运动嘎然而止，我们面临着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由学生转变为知青。 据说71年从初中毕业生中挑选好学生上高中，是周总理的指示，意图是恢复高中毕业直接高考上大学的传统做法。如果没有批“右倾回潮”，或许我们会幸运地成为文革中第一批由高考上大学的人。但历史不存在可能，当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还在世时，任何纠正左倾路线的企图都注定不可能成功。有趣的是，当我们实际上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时，我们自己却在为这种牺牲欢呼雀跃，将百里外的山村视作自己的归宿，义无返顾地奔向那里。每当我重读那段岁月，我都会为那些热血青年的“壮举”而感叹。他们有的是独生子女却放弃留城选择插队，有的是姐弟一同下乡而拒绝学校照顾，有的主动选择去延安插队把青春奉献给黄土高原……;高二三班的同学都是刚从干校回京的，每个人都已经在农村生活了几年，我们对农村的艰苦和贫困有切身体会，可是当命运敲门时，没有人退缩和犹豫，大家携手挽臂一同走向“广阔天地”。 九十年代我在一部描写知青的小说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北京有大批知青到郊区县插队落户。同‘老三届’相比，他们插队的时间是短暂的，他们的生活也很少有英雄史诗的色彩。在后人眼里，他们缺少东北知青那莽原般的粗犷和悲壮，新疆知青那戈壁般的古朴和苍凉，云南知青那山林般的神秘和荒蛮，陕西知青那黄河般的雄浑和庄严……。他们是知青大潮中最后一次残缺的潮汐，是知青烽火中最后一缕淡淡的轻烟。 然而，他们的生活同样有苦有乐，可歌可泣；他们正处在光明与黑暗决战的前夜。他们是历史隧道中延续支撑的巷木，是知青梦幻中最后的思索。最后的思索深沉而成熟，最后的思索预示着觉醒。如今，那梦幻已经消逝，已被淡忘，但是那用青春和生命凝成的最后的思索，却被深深镌刻在历史的路标上，向后人昭示着前进的路。”现在，让我们随着夫子日记，再次回到那个青春无悔的岁月吧。
夫子日记：1973年12月3日星期一： “上午听知青汇报团的三位知青做报告，然后是原女附中55届毕业生、现任师范大学老师的报告，很有些水平。现在同学们关注的事情有两个，一是批右倾回潮，二是上山下乡。人心浮动，课也上不安稳了。天气已转凉，连日北风呼啸，时间如此仓促，也许我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就要去农村了。”73年12月4日星期二：“下午和知青座谈。其中有个知青叫赵小平，说话很风趣，他在农村吃了不少苦，干的不错。我想我不怕吃苦，只是不知身体能不能顶下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插过队的人，都知道粮食得来不易） 往事回忆： 进入冬季，离寒假越来越近，离毕业也越来越近（那时是寒假毕业），离插队也越来越近了。对去农村，我并不胆怯，甚至有些心驰神往。唯一让自己有些担心的，就是身体，因为在73年暑期，我曾大病了一场。 回想起来，病因大概与那次学农拉练有关。前文说过，一五0在73年6月组织学生学农拉练，我们高二学生下到初三各班当辅导员。拉练的确很累很苦，日行军上百里，对平时养尊处优的城里孩子来说，无疑是严峻考验。初三的学生刚十五六岁，从没走过这么长的路，而且还要背背包，又是夜行军，一些孩子又累又困，坐下就起不来了。我会吹口琴，为了给他们鼓劲，我一路走一路吹，虽然自己也累得气喘嘘嘘，但硬顶着坚持下来。当拉练结束后，我回到家，人累得几乎虚脱。从那时起人就感觉不舒服，盗汗，咳嗽，疲惫不堪。 暑假到了。白老师率队到京郊一个知青点搞社调，每班派两位同学参加，高二三派的是我和王以然。这个知青点由42名知青组成了一个生产队，种了五百亩地，干得热火朝天。到了知青点后，我们除了和知青座谈了解情况，还和他们一起下地干活。正是三伏天，烈日炎炎，在日头下锄地，汗流浃背。我感觉胸口隐隐作痛，人总在发低烧，但没有告诉白老师，总想自己扛过去。 那天到仓库干活，把库里的玉米倒到场上去晾晒。库房里烟尘弥漫，我们把玉米撮进麻袋，再将麻袋扛到场上。一百多斤的麻袋，我扛得很吃力。扛完四包，我剧烈地咳嗽起来。知青队长看到我脸色不好，让我回屋去休息。我慢慢走回宿舍，忽然觉得想吐，忙拐进屋后的厕所，一张嘴竟吐出一大口鲜血，接着一口又一口，连着咳出七八口鲜血。我惊呆了，不知这怎么回事，好容易忍住咳嗽，止住吐血。低头看看，垫厕所的土堆上已经洇红了一大片。我踢些黄土掩盖了血迹，慢慢走回屋里。此后两天我一直在宿舍躺着，但只对白老师说自己感冒发烧，没敢告诉她吐血的事。社调结束后回到家，第二天上午我在家里又大口大口地吐血。不得不去医院看病，医生开出诊断书：“急性肺炎与原发性肺结核，全休三个月”。
夫子日记：1973年11月7日星期三： “今天第一天上学，早七点五十到校。同学们都很热情，刘岩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胖了’，男生们哈哈大笑起来，张颐接茬说：‘然后就大骂其新党……’，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原来这两天语文课正在讲《祥林嫂》，这是小说中鲁四爷见鲁迅时说的寒暄话。未看到张军，不知总支的工作开展如何，也没有见到赖老师。班上正练外语节目。” （打着红旗进延安，当年高二一班赴延安插队的同学抵达时的欢迎场景） 大夫估计我的病至少要三个月才能康复，他说三个月算是快的。肺结核过去叫肺痨，没有特效药，是不治之症；自从青霉素发明后，治愈率大大提高。大夫给我开了四十天的青、链霉素针剂，外加异烟肼口服药。于是天天去医务室打针，三个月一晃过去，我到医院复查，医生看着片子很满意，说恢复得不错，可以上学了；“先上半天儿吧，还要注意休息，不能劳累”，大夫嘱咐着。 11月7日那天我歇完了病假重又迈入学校大门。天气已经入冬，在家里捂了三个月的我，显得异常苍白瘦弱。虽然同学们打趣说我“胖了”，其实我那时的体重已掉到一百零几斤，虽说我打小就很瘦，但大病初愈后的我，真可以用“瘦骨嶙峋”来形容了。 前面说过，73年12月全国刮起了“批判右倾回潮”的风暴，这场风暴将周总理原来的设想（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召收大学生）吹得一干二净，等待着我们的是上山下乡，是踏着哥哥姐姐的足迹继续奔向“广阔天地”。74年1月在静静等待中过去，2月18日高二三个班一起在学校地下室开会，白老师讲了近期下厂的准备工作，就插队问题吹了吹风，她还念了我班李梨同学给学校写的一封信，李梨将勤工俭学得到的十元钱交了团费，受到学校表扬。会上我们知道了将要去北京郊区插队，这个消息使大家兴奋不已。 2月20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清华附、北大附和123中53名应届高中毕业生给团市委写的决心书，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校应届高中毕业生纷纷给团市委和北京日报写信，要求立即上山下乡。有的学生甚至不等市里的统一安排，打起背包就跑到学农去过的村子，提前插队落户了。28日，我们听了柴春泽的报告。柴是71年底到内蒙古牛特旗插队的，下乡不久，中央传达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信，在全国反响强烈，当时在全国知青中流传着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论。这时柴父给他来信，提出安排他回城工作，柴春泽不仅回信拒绝父亲安排他回城工作的意见，还在青年点公布了来信，并向知青部门求援，帮他“堵后门”。73年12月20日，《辽宁日报》在其头版以《小将的挑战》为题，登出了柴给父亲的信，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隔不久，《人民日报》于74年1月5日在头版头条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刊出这封信并加了《编者按》。紧接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中央电视台录像，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片……一下子，柴春泽成了新闻人物。那天听他的报告，全场多次热烈鼓掌，我们无不热血沸腾，可以说我们踊跃插队的“壮举”，从那时便拉开了序幕。
夫子日记：1974年2月20日星期三： “上午到京晖和张颐家看书。下午到学校学习，19日北京日报第一版刊登三个学校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三份决心书。班上讨论怎样以实际行动上山下乡。最后定了两条：1、立即写大批判稿；2、组织上山下乡的骨干力量进行学习。按照市里的政策，（我班）男生中符合照顾条件的有两人（唐谦、林步圣）。晚上写大批判稿《流言种种障下乡，投一光辉露本相》；看《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从张颐那里借《捷尔任斯基生平片断》”。 往事回忆： 74年2月中旬，上山下乡的政策逐步明朗，北京首届高中毕业生将安排到北京郊区县插队。由于老三届知青在东北、陕西、云南等贫困边远地区插队暴露出大量问题，由于有李庆霖就知青问题给主席写信，而主席有“寄上两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批示，使得74年的插队政策比较“人性化”。比如规定独生子女可以不插队；虽非独生子女，但属父母身边唯一子女也可不插队；身体不好可适当照顾；知青下去的第一年仍然由国家发粮票吃“皇粮”，并且每个人头国家拨500元作为生产生活资料购置和盖房费；插队地点也安排在京郊，便于与家里联系，而且天子脚下民风淳朴，违法乱纪的事情要少得多。但不管怎样，城里的孩子要离开舒适的家庭到艰苦的农村去独立生活，的确是个严峻的考验。 (轰轰烈烈下乡，静静悄悄回城，是所有知青都曾有过的经历） 我不是独生子；虽然当时二哥在东北插队，姐姐在延安插队，但三哥70年初中毕业分到北京重型机械厂，算是留在了父母身边。唯一让父母觉得可以把我留下的理由，就是我的身体。我自幼体弱，从小就是一把骨头，小学时得过急性黄疸性肝炎，三个月前又刚得过肺结核，父母一直担心我的身体。可我自己却是满腔热血要去广阔天地大干一番，那时心中的英雄是保尔柯察金和牛虻，是金迅华和邢燕子。尽管有父母的担忧，尽管白老师也对我的身体状况表示疑虑，军管老陈还试探性地问我喜不喜欢当老师，要是留校肯不肯干，我全都回答得斩钉截铁：我要去插队！ 为了打消父母和老师的疑虑，3月2日我来到医院，请大夫为我开一个医生证明。一直为我看病的那位大夫听说我要去插队，仔细看了我新拍的片子，又认真地拿着听筒听了半天，问到：“最近咳嗽过吗？”“没有”；“午后出汗吗？”“没有”；“胸口感到憋气吗？”“没有”……我答的越肯定，他问的越仔细，最后他拿着片子指点着说：“你的左肺尖还有一处纤维样病灶未完全愈合，肺尖部位血液流通慢，病灶不易愈合，所以你还要小心，不能过度劳累”。说完他拿过诊断书，写上“病情尚处于恢复期，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我拿过诊断书一看，感觉这个诊断不但不能打消父母的疑虑，反而会给他们留我提供理由。我马上对医生说：“大夫我想去插队，我觉得我的身体没问题了，前两天学校组织冬季长跑我还参加了呢！”大夫有些诧异地看着我，见我态度非常坚决，便又默默拿起片子在灯箱前反复看着，思索着，最后又一次问我：“你真的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吗？”“真的没有！我向毛主席保证！”他微微摇了摇头，“你还是年轻啊”，他边说边重新写了诊断：“已基本治愈，可逐步参加生产劳动”。 （“满城人送长安路，一树花迎孔化营”，年轻时的两句诗，记录了知青下乡特定的场景）
夫子日记：1974年3月15日星期五： “今晨下了一阵小雨，出门地上湿漉漉的。早上到校，一进校门，迎面看见影壁墙上贴满红纸，周边还披上了红绸，这是插队人员的名榜。我仔细看了一遍，我的名字在上边，但没有唐谦，我大吃一惊，忙向南楼走去。男生都在门口站着，不见唐谦。我们大家交换了意见，都感到很意外。看来亚力的预见是有道理的，而我则过分相信学校了。四个初中生一个不少全都在榜，这又是我没有估计到的。我们正在交谈，唐谦怒气冲冲地冲出来，话也没说，骑上自行车就走了。很清楚他是去找家长。我们来到地下室，人们陆续来了，大家都很高兴。人璧正坐在白老师面前磨菇，请求批准他去插队。后来白老师告诉我准备批准他（插队）。会上讲了有关插队的准备事项：转户口、粮油、分户等问题，最后发了介绍信”。 往事回忆： 以下几节我要回忆几位同学在报名插队过程中的动人表现，第一位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唐谦。 中国出现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那年6月13日，是一次最壮观的日子。数千名来自四中、八中、三十五中、师大女附中、女八中、女六中……的红卫兵同乘一列火车奔赴北大荒；7月2日，又一列满载北京各中学红卫兵的列车奔赴了北大荒。此后，全国各地有更多的列车，载着各地的红卫兵，驶向北大荒，驶向内蒙、云南、陕西、海南岛……从此知青们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耕耘”，用青春年华乃至宝贵的生命谱写了悲壮的知青交响乐。 回顾知青运动初起时红卫兵的心态，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浪漫的“好奇心”。我的哥哥们被分配到北大荒竟激动得手舞足蹈，因为他们听说北大荒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我的姐姐等不及学校分配，就跟着大院里几位最要好的女同学跑去延安插队，因为那里曾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那里有赛过江南的南泥湾；而我看完了《军队的女儿》后，竟想偷偷跑去新疆建设兵团，因为小说里的兵团农场太美了：天山脚下，孔雀湖畔、野花遍地，葡萄满藤……一切都是那样充满诗意和豪情。 可是，当知青运动的列车驶进1974年时，我们的心态与哥哥姐姐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干校子弟班的同学们，尤其具有了务实精神。我在干校的三年，实际接触到最贫穷的乡村，亲眼看到农民同学用白薯干换饭票，每天在食堂吃着白薯面做的黑馒头和面条；我也和农家子弟一起在烈日下锄地薅草，拉着上千斤的架子车奔走在沙礓路上；冬天屋里没有暖气，手脚都冻得像胡萝卜，而夏天却又酷暑难熬；遇到雨季洪水泛滥，农民的土坯房常常轰然倒塌……豫东平原用活生生的实例告诉了我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什么是贫困和艰苦，什么是城乡差别，我相信凡是在干校生活过的干部子弟，都少不了这一课。而且即便是没有下过干校的同学们，也会或多或少地从已经去插队的哥哥姐姐那里，了解到农村的实际情况和知青的艰苦生活。正因如此，当上山下乡的命运来临时，当自己完全明白插队生活意味着什么时，放弃留城，选择去农村挨苦受累，这就比当年的“老三届”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务实的态度。现在回头审视，也许当时的做法并不可取；作为一种乌托邦的“上山下乡”运动应予否定，但知青群体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奉献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勇气则应予歌颂，因为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而唐谦正是以这种勇气和精神，在高二三班的最后的日子里，写下了动人的一笔。
夫子日记：1974年3月19日星期二： “上午把近年来写的各种文字的草稿整理好，装订起来，该叫什么名字呢？后来想到‘敢遣春温上笔端’这句诗，就给（草稿）起名叫《春温残录》。下午和京晖一起到学校交了户口，回来到唐谦家，他正忙着做半导体，屋里到处是无线电零件，几乎无法立足。从他那拿了本《散文集》看。星期四学校发展党员：张伟、蔡念敏。（延期）白老师和闵秀娟今天又去永宁公社，听京晖说可能要到四月五号（下乡）。唐谦的事还是没有最后确定，他昨天几次去问，弄得白老师直发火。” 往事回忆： 唐谦插队的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2月18日在年级会议上，白老师就插队一事向大家吹风，当时讲到几类人可以不去插队，其中一类是独生子女。听到这一条，我马上想到唐谦，因为他是独生子女。我们的父母赶上的是“英雄母亲”的年代，“人多力量大”，鼓励多生育。因此我们这个年龄段儿家里有四五个兄弟姐妹是很常见的，而独生子女反而少见。 得知唐谦属于照顾之列，我心里感到非常遗憾。虽然和唐谦只同窗一年，但我十分敬佩他的为人处事。作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可以说高二三班所取得的成绩都和他有关。他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他办事公正，光明磊落；他学习优秀，德智体全面发展；他身上总有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一种乐观向上的劲头。他当之无愧地成为高二三班的核心，成为我们的主心骨。每当我想到他不能和我们一起去插队，心里就有些空落落的，有点要失去组织的感觉。 说真的，那时我们的思想已经比较务实了，虽然仍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种光荣，但对于属照顾之列而不用去插队的同学，大家也绝没有另眼看待。可是作为支部书记的唐谦，显然对自己又是高标准严要求了，他从一开始就十分坚决：一定要去插队！ 2月20日那天，下午去学校学习19日北京日报头版刊登的清华附中等三校应届高中毕业生给团市委写的上山下乡决心书。晚上我和唐谦一起骑车回家。路上，他问我身体怎样，去农村能不能顶得住？我很肯定地对他说我的身体没问题。然后我又问他，你是独生子女，属照顾对像，你还下去吗？他默默想了片刻，也是非常肯定的口吻对我说：“我一定去！”听他这样说，我真是心花怒放，只觉得华灯初上的长安街格外美丽!但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中国的事情，你若没有列入“照顾”之列，想要享受这种照顾很难；而你若进入了“照顾”之列，想要不享受这种“照顾”亦不易。唐谦作为照顾对像，要想去插队，必须通过家长和学校两关，尤其家长这一关，是迈不过去的。 接下来的那些天，唐谦一直和我们为插队的事一起忙着。一起出专刊，一起写决心书，一起到二机床参加插队前的最后一次学工,一起讨论下去后如何分户，该做哪些准备工作……3月12日，在开完支部会后，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已经说服了父母，他们同意他去插队了；3月13日下午，在学校地下室召开上山下乡誓师会，他第一个在会上表决心。会后找白老师询问分户情况时，白老师很明确地告诉我高二三班男生分成三户，唐谦、王英进和我各在一户。一切迹象都显示唐谦插队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可没有想到，3月15日学校发布的插队人员名单红榜上，竟没有唐谦的名字！
夫子日记：1974年3月22日星期五： “上午到校，白老师讲了几件事：1、出发时间（4、5）；2、新闻制片厂拍摄纪录片；3、25号上午欢送34中去顺义插队，下午全区誓师大会；4、插队补助。注意事项讲完后，开始练节目。听到好消息：唐谦插队的事终于获得批准！算上他，男生插队共有13人：唐谦、刘岩、亚力、建中、京晖、张颐、丁志、英进、东桩、北辰、人璧、文举、我。很快就要走入社会了，‘走入社会’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个很神圣的字眼，同样是‘走入社会’，有的人会像枯叶漂浮在水面，有的人会像磐石扎根水底；实际上，当我们独立生活以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并非初次叩开社会的大门，我们早已投入社会的熔炉中，早已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往事回忆： 3月15日的红榜上没有唐谦，真是出乎意外。我至今仍记得唐谦怒气冲冲从南楼里冲出来时的情景；我从未见过他发这样大的火，当时班上的男生都在楼门口，而他从楼内冲出时见到我们竟连招呼都没打，飞身骑上自行车就向校外冲去。我们面面相觑，不知事情因何变故？莫非他的父母临阵变卦，不同意他去插队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唐谦的事情究竟会是怎样的结果；而唐谦的情绪也很急躁，我们都回避问他插队的事。16、17日两天，支部成员分头到插队同学家中家访；18日去粮油办事处和派出所办理了粮食关系和户口转移；19日到学校交了户口，回来忍不住跑到唐谦家。他正在装半导体，桌上床上到处放的是半导体零件。显然他是在借此消磨时间，他那时的心情，我想就像现在高考生等着发榜一样。我问他插队的事是否有了着落？他苦笑着说他天天跑去问白老师，昨天惹得白老师对他发了火。我安慰他说：“不批就不批吧，在哪干不都一样？”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这回我非去不可！”3月22日唐谦的事终于有了结果：学校批准他插队了。3月25日全区召开插队誓师大会，唐谦和高二一班张伟同学作为150中学插队知青代表在主席台就 座，那天新闻电影制片厂来拍纪录片，同学们面对镜头都有一种自豪感。3月30日，团支部到中山公园过了高二三班团支部最后一次组织生活，唐谦对一年来的团支部工作做了总结。那天阳光明媚，春花盛开，大家的心情也充满欢乐。一想到马上要并肩奔赴广阔天地，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就这样，唐谦和我们一起来到孔化营。他的吃苦耐劳精神，他的组织领导能力，很快得到社员认可；他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入了党，成了拖拉机手。没想到，由于劳累过度，他病倒了。75年4月10号那天，团支部组织青年在河套种树，没看见唐谦。一问才知，他被查出急性黄疸性肝炎，当天一早已返回了京城。 他的病一度危重，全身黄得像涂了一层碘酒，我去看他，那时他正在吃激素，人肿得不敢认。他见到我，打趣说：“老匡我以为见不到你了！我住进来那天，隔壁刚死了一个肝硬化的，我心想，没准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给他鼓劲儿说：“读过《老人与海》吧？人是不能够被打败的，除非你自己打败自己！”他终于战胜了病魔。当我们招工回城后，他只身回村，后来上了大学，我们便失去联系。今年5月当班级网管王琍把我“打捞上岸”后，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找唐谦！寻找唐谦的过程也是历经曲折，只知道他去了美国，却不知在哪个山头。正当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东庄同学的夫人由美返京探亲，她居然找到了唐谦的母亲，从她那里得到了他的电话号码！当我用有些颤抖的手拨通他的手机时，那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你好，哪位？”真是三十年乡音未改呀！那次通话我们聊了很久，原来他两年前从美国回来，与几位同学在上海办了一家公司，他一直在上海工作，去年还一个人跑回孔化营。“村子变化太大了，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人也都不认识了！”他感叹到。是呀，三十年时间，对于人生的确是沧海桑田，当我看到唐谦的近照，再看看他当年开着拖拉机，回身招手的英姿，也不禁感叹韶华易逝，光阴似箭；是的，我们都已经从一个热血青年跨入了“知天命”之年，不过我们也都有共同不变的，那就是对母校的亲情，对同学的手足情，和对曾经流过汗洒过血的黄土地的留恋之情！
夫子日记：1977年1月10日星期一： “今早去永康给新学员介绍情况，车过天安门，见金水桥头，观礼台上，花圈花篮又堆积如山；广场木板墙上贴满大标语、大字报小字报、诗，许多人围在那里观看。听徐建中说，昨晚有群众到中南海请愿。下午团总支在五楼组织团员学习总理事迹，念完事迹已近六点半，张军又介绍了十二名新团员。会议结束后，我和张军、青海、佳建、贾路一起去宋学群家，半路碰上张役制、李伟，同去。宋学群家原来就在沈末末家楼下。三年过去了，她仍是老样子，还是那么爽朗热情，只是脸晒得黑里透红，说话夹杂着陕西腔，和建群（我的姐姐）的口音丝毫不差。我们刚坐一会，潘津也来了。他个子越发显得高了，人也晒得很黑，在学校从未和他接触过，今天聊上几句就发现他人很朴实。 接着，沈末末、卫亚非、依小燕也来了，屋里顿时拥挤起来。很不凑巧，今晚电视演《东方红》，以沈末末为首的文艺爱好者们聚精会神地看起电视来。我很想同宋学群潘津聊聊她（他）们在延安插队的生活，听她（他）们讲讲体会、经历和对上山下乡的看法，可大家在看电视，不好影响她们，只能小声地提些问题。通过她（他）俩简单的介绍，给我的印象，她（他）们所在的生产队经济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去年分值七毛，与孔化营大致相当），但活很累，社员对知青的要求也比较严；（像宋学群居然只评七分半，比妇女的头等劳力整差一分，这和我们队的社员对知青的态度不同，我们刚去三个月就被评为头等劳力了）。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听宋学群的口气，她本人还是愿意继续在农村干下去的，但是干不干一辈子，现在还不敢保票。这是很诚实的态度，同一些知青的投机做法形成鲜明对照。 宋学群讲了这样一件事：去年（？）沈末末的母亲到延安出差，宋学群去招待所见她。恰巧沈母出去办事，宋学群那天身体不适，趴在桌上睡着了。沈母回来，看见学群又黑又瘦，心里很难过。那天晚上，沈母领着学群，带她看当年抗日时期在延安居住过的窑洞，回忆当年在这里生活和战斗的往事，鼓励学群发扬当年的革命传统。沈母回京后，把宋学群的情况讲给宋母，母亲听说女儿瘦了，难过的掉下眼泪。 是的，母亲怎能不疼爱自己的儿女呢？每个母亲都想让自己的儿女过得更幸福更美好。但是母亲啊，您可曾想到，幸福生活是在艰苦奋斗中获得的，儿女们今天栉风沐雨，不是在谋取个人的幸福，不是在谋取几十年的幸福，而是在谋取全人类的幸福，谋取永恒的幸福，这是无上光荣的事业，母亲啊，您应该欢笑！ 看着宋学群那乐观坚毅的神情，我忽然想起鲁迅的一段话：‘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见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次，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密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是的，中国女子的勇毅，不但没有消亡，在今天，已经更加发扬光大，鲁迅先生当可笑慰九泉。 到八点半，阎王、德水、赵卫国也来了，屋里更加热闹。《东方红》演完了，看电视的同学也参加进来，大家尽情交谈着，谈到天安门四五事件，谈到粉碎四人帮，谈到插队的趣事，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半。时间太晚不能再聊了，大家依依不舍的结束了聚会。 出门，冬夜的寒风扑面而来，但我并不觉得冷。我想到那些仍在穷乡僻壤中默默劳作的知青们，反躬自问，不禁惭愧自己的碌碌无为，不禁激励自己更加奋然前行。”（1974年春，高二一班同学与赴延安插队的张伟、宋学群、潘津合影） 往事回忆： 以下几节，我要回忆高二一班的两位同学：宋学群和张伟。说实话，当我想到写她（他）们时，心里很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我和她（他）们接触并不多；而且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年，一些细节难免记得不准确，很怕不能如实写出她（他）们当时的精神面貌。但是我最终还是决定要写下对她（他）们的回忆，因为她（他）们的事迹，无论是在150中学73届毕业抒情诗的尾声，还是在150中学73届知青交响乐的序曲，都是不可或缺的华美词句和高亢音符；我们的抒情诗因她（他）们而精彩！我们的交响乐因她（他）们而辉煌！ 人的记忆真的很奇妙。74年插队前我自己做了些什么，我几乎都忘的一干二净了。今年5月，当我开始连载《夫子日记------我的高二三班》时，看到一位“一帘幽梦”（后来知道了她是高二一班的王丽同学）的跟帖：“中学时代记忆难忘，还记得毕业时全体高中同学一起朗诵的诗吗？……一树的桃花满坡的绿，百里新山川将要把咱迎，告别了亲爱的母校，告别了两千七百名师生，我们将要奔赴新家园延安和延庆。还记得当时是你和王以然领诵，这首诗好像也是你写的吧，非常好！这么多年你仍然笔耕不断，创作不断，读你的诗和文章是一种美的享受，希望常能看到你的新作！”看到这个帖子，我吃了一惊！“一树的桃花满坡的绿”，这是我写的诗吗？我自己完全不记得写过这样的诗句，而且还担任领诵？正当半信半疑时，刘岩兄发来一条短信印证了一帘幽梦的记忆：“刚上来，看到你的日记，写得真好！！！讲故事，我一点印象全没有了，只是那句诗：一树的桃花满坡的绿……我一直记得真真的！！！特别是文举用东北腔念的音，我永生难忘！”看了刘岩兄的短信，我敢才确信“一树的桃花满坡的绿”是夫子原创，但我仍想不起这首诗，想不起当时领诵的情景。可以说，历经三十多年的岁月冲刷，毕业时的印象已大都模糊不清了，可是有一件事却一直历历在目，那就是74年3月13日那天，学校南楼地下室，在上山下乡誓师会上，宋学群朗读知青小说《延安的种子》。
夫子日记： 1974年3月9日星期六： “晚上到民族宫看中央乐团举办的音乐会。真凑巧，在礼堂里遇到了张伟。他在周二的团员大会上念了到延安插队的决心书，当时令我十分感动。我问他还有谁（去）？他告诉我还有宋学群和潘津，而且宋学群还是位女生！我告诉他我去过延安，我非常钦佩他们的勇气，同时也真有点替他们担心！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到延安插队和到延庆插队完全是两回事！他微笑着点点头，显得十分自信。与张伟分手后，我想了很久，扪心自问，我没有他们那样大的勇气投身到黄土高原，在我身上，年轻人的激情好像越来越少了。” 往事回忆： 在我的记忆中，3月5日之前，我并不认识宋学群和张伟。我来的晚，高二另两个班里，我只认识团总支的张军、何晓军和经常搞广播的马向阳、贺宇鸣等少数几人。3月5日高二团员大会上，张伟念了到延安插队的决心书，在夫子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发言给我印象深刻。当时已经知道我们要去延庆插队，放弃离城很近的京郊，选择到远隔千山万水的延安去插队，这的确要有很大的勇气和信心，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看着张伟那张白净的书生面孔，我真有些怀疑他能否耐得住大山里的艰苦？当得知还有一位叫宋学群的女生也要去，我更有些吃惊了。 一天下午，在教室外的楼道里，忽然有位女生走到我面前，问我:“匡卫群，你姐姐是在延安插队吧？”我抬头看看，并不认识，她中等个，肤色较黑，梳两个小辫儿，穿件很平常的学生装，衣服洗得有些脱色；人说不上漂亮，但一双眼睛非常明亮，目光中充满热情和自信。“你怎么知道我姐姐在延安？”我问她；她翻开手里的一本书，指着其中一页说：“是她吧？”我看着那本书，那好像是一本讲知青的书，她翻开的那页上有个知青的名字“匡建群”，那正是我姐姐。我点点头，问她“你认识我姐姐？”她笑着摇摇头，“我不认识，但今后可能会认识的”；我忽然反映过来，“你是宋学群，你要去延安插队！”就这样我认识了宋学群。好像就在第二天，高二年级在南楼地下室召开了上山下乡誓师大会，在表决心之前，宋学群朗诵了小说《延安的种子》。 我第一次听宋学群朗诵，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整个地下室里安静极了，由于屋子拢音，宋学群的声音显得非常洪亮。她的朗诵朴实无华，并没有刻意追求朗读的技巧，可听起来却是那样令人感动；她不仅是在用口读，她更是在用心读，听着她的朗诵，我不由自主的想到了我的姐姐。 我姐姐68年去延安插队的情节，和宋学群有几分相似。自从那年夏天第一列火车拉着北京知青奔向北大荒后，所有老三届的同学都向往着尽快奔赴广阔天地。我姐姐当时在十一中学，学校还没有开始安排知青插队；而姐姐从小最要好的朋友，在玉渊潭中学的华松，已经得知要去延安插队。听说这个消息，姐姐马上和王玲海燕等几位大院里的好友商量，决定和华松一起去延安。在她们心目中，革命圣地是父辈们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她们要站在宝塔山，放眼全世界，在革命老区经风雨见世面。正是有姐姐的插队行，才引出我后来的延安行，引出我在黄龙大山中的一次历险。那天听着宋学群的朗诵，我不知不觉又回到了黄龙山中，又重新经历了那次让我终生难忘的艰苦的旅程。
夫子日记：1974年3月10日星期日： “今天随白老师二赴永宁，恰逢寒流，气温骤降。到北郊还早，在候车室等了半天。旁边三个知青在聊天，其中一个矮个子抱怨说：‘姐看到我的手指头黄了就训我半天，钱也不给我了’；另一个说：‘咳，不就抽根烟吗？长了就不训了，人嘛，还不就是那么回事！’车走108（国道），一进十三陵就盘上了山，山峦起伏，路边皆巨岩峭壁。看着曲折蜿蜒的公路，忽然想起72年去延安看姐姐，在黄龙山的历险，想到在延安的旅程，想到这次3位同学报名去延安，不禁思绪万千。” 往事回忆： 姐姐去延安插队，是奔着宝塔山去的，可落脚却在宜川县，离宝塔山隔着足有近二百里地。72年6月，姐姐来探亲，当时她已调到县文工团当独唱演员。我很想去延安，对姐姐说：“暑假我去你那玩，行吗？”“当然行啦！”姐姐满口答应，她写了路线：“漯河乘火车至渭南------转长途至黄龙------转长途至宜川”；“买到火车票后给我发个电报，我好到车站接你”，姐姐嘱咐道。 一放暑假，我背着满满一书包干校苹果，揣着妈妈给的一百元钱和一本中国地图上了路。抵达陕西渭南是早上，赶到长途车站，当天票已售罄，只得买了第二天的票。白天在城里闲逛，意外发现有家新华书店，货架上摆着一些诗集。记得有贺敬之的《放歌集》，李瑛的《军旅诗歌选》。我买了一大摞，把另一个空书包塞得满满的。晚上就在候车室席地而睡。第二天一大早发车，出渭南不久就进了山，山路蜿蜒，又下着蒙蒙细雨，车速很慢，结果下午两点才抵达黄龙。到窗口一问，当日去宜川的车都已经走了。难道还要在黄龙耽搁一天？我很着急。抬头看见墙上贴的旅程表，从黄龙至宜川的距离栏里，写着“80”字样。我心里一动，想自己步行每小时能走10里地，掐指一算，现在出发，到晚上10点即可走到宜川。我又打开地图细看，发现从黄龙到宜川的中途，标着一个村庄叫崾崄，这更让我吃了定心丸：天黑前我肯定能走到崾崄村，那时走得动就走，走不动就在村里借宿一夜，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决心一定，连午饭也顾不上吃，挎着两个大书包就上了路。 刚出黄龙镇时，路边还满是庄稼，越往山里走，庄稼越少。一小时之后，大山里已不见人烟，到处层峦耸翠，峭崖嶙峋。路边偶见木牌，上书“封山育林，严禁砍伐”，由此得知已入封山育林区。起初面对青山绿水到也心旷神怡，边走边唱，渴了喝口山泉，累了坐在山石上，掏出随身带的竹笛吹上几曲，听着笛声在山谷中回荡，引来百鸟齐鸣，不觉兴高采烈。谁知越入深山，景色越荒凉，山岩千奇百怪，树木参天遮日，路边泉水不见踪影，山风袭面竟有些寒气逼人。渐渐日落西山，肚子饿得咕咕叫，那个早该出现的崾崄村却杳无踪影。我十分困惑，打开地图借着余辉细看，当看到地图比例尺标注“××公里”时，我恍然大悟：黄龙候车室旅程表上的“80”是公里，而我把它看作市里！ （姐姐在县文工团当了一名独唱演员） 一切目标都变得遥不可及，书包忽然沉得像两座山。我寄希望于能碰到一个村庄，一辆车，哪怕一个人，可是都没有。天黑下来，鸟声渐失，远处山头上不知何物在长嚎。正所谓祸不单行，眼前的公路突然出现了岔道！道口没有路标，不知哪条通向宜川；我借着朦胧月色细看地图，图上并没有岔路。我知道麻烦大了，一旦我走错了路，很可能迷失方向，没有人知道我在哪，没有食物，获救的希望渺茫。看来唯一的办法是返回黄龙，可我已经再也走不动了。 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我忽然发现不远处的山坡上，隐隐约约现出一座窑洞！我大喜过往，趔趔趄趄跑过去，到了一看，窑内空空的，地上只铺着些稻草，看来是被遗弃的空窑。好在门板还有，我关上门找些烂砖石块把门顶上，一屁股坐在地下，又累又饿，拿出几个苹果狼吞虎咽，吃完还想吃，又怕万一迷路还要靠苹果维持，忍住饥饿躺在草铺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夫子日记：1974年3月10日星期日： “上午11点抵达永宁。找到公社知青办老李，中年，圆脸，连鬓胡，说话慢。在他办公室介绍了情况，他还有个助手，原是知青，现抽调到公社当干部。‘150’这届知青安排方案：南七村，时间三月底四月初，方式六至七人一户，社员做饭。中午刮起大风，气温骤降。吃完饭在镇上转了转，在书店买了一本《钢铁洪流》。下午3点乘长途返回，车上有一位中年人，原在北京当干部，不知为何下放到永宁安家落户。他穿身中式棉袄，围一条紫围巾，说话总爱眼一闭嘴一撇头一摇。说到粮食里属高粱最易储存时，他说：‘什么都不如钱好储存，有了钱到哪都不怕！’说到城乡差别时，他说：‘宁在城里当牛作马，不到农村吃香喝辣！’看着他，我忽然想起在延安崾崄村遇到的那个知青，这句话他也说过！” 往事回忆： 在窑洞中度过一个惊恐之夜，天蒙蒙亮，我起身上路。为了减负，我忍痛把刚买的诗集全留在窑洞里，只背着苹果出发了。在岔路口，我犹豫了半天，下决心挑较宽的一条走下去，很庆幸我选对了。走了约两个小时，前面出现了几间破破烂烂的茅草房，有一间房顶烟囱中冒着炊烟。屋里只有一位半聋的老汉，我连喊带比划的向他讨了碗水喝，他得知我是从黄龙走来的，非常惊讶，马上慷慨地把他的早餐----一块搀着野菜的窝头和一碗稀得像水的棒面粥让给我吃。他告诉我那座窑洞是修路工人的工棚，而这大山上夜里常有狼群和野猪出没。他说再往前走五里地就到崾崄村了，那里有商店和饭馆。按他的指引，我很快走到了崾崄村。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饭馆里吃了唯一主食“黑面馍馍”和唯一炒菜“素炒土豆丝”，总算填饱了肚子。饭馆对面是个小商店，走进去，里面空空的，只柜台里面坐着个售货员在抽烟，见我进来，慢慢站起身问：“买点什么？”他又黑又瘦，头发蓬乱，戴副眼镜，玻璃很厚，像是高度近视，一看就知道是个知青。“是北京的知青吧？”我问他。他点点头，似乎有些尴尬地反问：“你也是？”“不是，我是学生，来看我姐姐的”；“她在哪插队？”“宜川”；“噢，”他点点头，沉默片刻，又问我：“你几年级？”“高一，明年毕业”；“毕业后想干啥？”“插队呗，我想到姐姐这来，延安是革命圣地，能到这插队多好呀！”听我这样说，他的嘴角泛出一丝苦笑。他直盯着我看，厚玻璃后面的目光锐利的像刀子，看得我有些发毛。好一会儿，他说：“昨天家里来信，我的姐姐死了”；“你姐姐也在延安插队？”“不，她在东北，她是68年北京第一批去北大荒的知青，干了三年，身体就全垮了。为了治病，去年回了北京，可是不到半年，团里就催她回去，我母亲是老干部，思想特正统，也劝她回去，说只有在广阔天地战天斗地才能治好病。姐姐经不住妈妈一天到晚的唠叨，只能返回兵团。可是她的病只要一劳累就加重；她不知哪得罪了连长，连长老说她是装病，弄得她精神失常了。前两天她服安眠药自杀了”。讲到这，他沉默了，大口大口抽着烟，我不知该说什么，也沉默无言。好一会儿，他抬头看着我说：“兄弟，记住，只要能留城，千万别插队！宁肯在城里当牛作马，也不到农村吃香喝辣！什么战天斗地？什么战无不胜？人其实很渺小，什么也战胜不了！”那天和他聊了很久，直到去宜川的长途车到了，才匆匆告别上了车。在车上我一直想着他说的话，这是我第一次从一个知青口中听到对上山下乡运动完全否定的看法，当时我认为他一定是因姐姐的事而思想颓废，而他姐姐的悲剧不过是个别的、偶然的，不能因此否定整个上山下乡。 到宜川县城见到了姐姐。她听说我昨晚一人睡在黄龙山中，吓了一跳。原本我计划到姐姐插队的村里看看，但她死活不再让我单独行动。我在文工团住了十天，文工团的主力都是知青，都很朝气蓬勃，我和他们混得很熟。返途中我又独自去了延安，在延安住了三天，登上了宝塔山，遍访了王家坪、枣园、杨家岭和凤凰山麓的毛主席旧居及革命展览馆，还找到了父亲当年住过的窑洞。革命圣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与此同时，我在街头看到许多乞丐，衣衫褴褛沿街乞讨；在一家“东方红饭馆”里吃饭时，四五个孩子站在我旁边，脸上满是污泥，面黄肌瘦，伸出骨瘦如柴的手乞食。我听说延安闹了水灾，有许多灾民向陕南、河南一带逃荒去了。这和革命历史歌曲《南泥湾》中唱的“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反差太大了！ 延安行总算平安度过，在崾崄村与那个知青的谈话也渐渐淡忘。可是在从永宁返回的车上，当那个下放干部说出“宁怎样、不怎样”时，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那个延安知青的忧郁的面容，回想起他说的那番话，整个延安之行又历历在目。由此想到宋学群、张伟和潘津。昨晚在民族宫遇到张伟，曾和他简短谈了去延安插队的准备，特别是做好吃苦的准备；不能一时冲动，赢得鲜花和掌声，真正下去了却又无法适应艰苦生活。他点头称是。我在车上想，不但他们三人，就是我们去延庆插队的同学，也同样要做好思想准备，今后的路很长，我们一定要干出点样来，不能愧对母校。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如今回首插队的岁月，不管是去延安插队的，还是去延庆插队的，我们都无愧于母校。人生变化莫测，像我姐姐当农民，当演员，后上大学，后赴美读研，后改行学计算机编程，而今在美国的某信息中心当工程师；我则先当农民，后当工人，再当干部，十多年前鬼使神差地也和计算机打上交道，成为中国社科院计算机网络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回首往事，只感到人不一定都要轰轰烈烈，但一定要扎扎实实；不一定要干一行爱一行，但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一定让所有人都说好，但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夫子日记：1975年2月14日星期五： “中午唐谦来，约去看张青。下午两点在二路车站集合，有唐谦、闵秀娟、王以然、我四人同去张青家。张青住万寿路十号院（？），听说是农林部宿舍。张青恰巧在家，她现已分到西城区无线电元件厂，名义上是代培。一年不见，相见非常高兴，在她那聊了两个多钟头，一直谈到五点多钟才出来”。 往事回忆： 前面谈的都是插队同学的事情，在高二三班，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插队后；不论是插队的同学，还是受照顾留城的同学，大家的感情一如继往。插队同学务农，留城同学务工，都是在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而且同学之间还保持着联系，像留城的林步圣、李吟天、艾幼林等同学，在我们插队不久，就跑到孔化营来看望大家，在夫子日记中留下记载。而我们插队同学，节假日回城，也不忘去看看留城的同学，像前面夫子日记就记录了75年春节我们去看张青的事。 这次班级网站“打捞”同学的过程中，留城同学的“打捞”成了工作的难点，因为留城同学当年分配工作几乎都是一个人在一个单位，不像插队同学回城时多是几个甚至一大批分到一块。寻找留城同学的过程可谓历尽艰辛，有时几乎山穷水尽，但“上岸”的同学们从不放弃，“一个不能少”是大家共同的心声，它反映出高二三班全体同学的手足之情。 这里我想讲讲两位留城同学的“打捞”经过，一个是张青，一个是孔维康。 张青是班干部。她待人热情，处事稳重，考虑问题周密，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和她商量工作，一是一，二是二，干脆利索，颇有老大姐的风范。插队时，她按政策留城了，75年春节我们去看过她，后来逐渐中断了联系。今年五月王琍在美国把我“打捞”出来，马上布置任务；她把“打捞”进展情况一一道来，其中便说到了张青：“张青，不记得她分到什么单位了，只知道她父亲是农林部副级老干部，老红军，她家原在万寿路。现在农林分开了，我给两边的老干部（五、13张青和陈永在同学聚会上，右边是张青）局都打过电话，林业那边说好像没这么个人，农业那边说姓张的老红军、副部级的，有好几个，不知哪个是。我跟他们说是过去住在万寿路，有个女儿叫张青，他们说帮助查查，有消息告诉我。老匡，你记一下他们的电话号码，过两天问问。”接完王琍的电话，我赶快翻出夫子日记查看，只查到本节开头写的那一段。里面提到“万寿路十号院”，可还打了个问号，表示记得不一定准确；还提到“西城区无线电元件厂”，在网上搜索一下，没有；托在西城区委工作的弟妹去打听，也没打听到。过两天打王琍给的电话号码，总占线；我在邮电部待了15年，深知机关的办事习气，若不是领导交办，不在职责范围之内，若没有关系或“内线”，要办成一件事是很难的。此后不断有同学“登岸”，可张青依旧杳无音信。几乎每次与王琍通话都要讨论张青，几乎每打捞上一个同学都要问你和张青有联系吗？回答都是没有，我几乎绝望了。 6月份徐建中被打捞上岸，6月29日在京同学聚会，大家给老徐委以重任：一定要想方设法多打捞几位同学上岸！老徐不负众望，没两天就给我发来短信：“老匡，找到张青了！电话……”；我喜出望外，刚要打电话，电话铃就响了，话筒那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匡卫群吗？听出我是谁了吗？”张青！她的声音几乎一点没变！我在电话里冲她嚷嚷：“老天爷！找你可真难呀！王琍为你可是真下了大功夫了，越洋长途不知打了多少个了呀！”张青也嚷嚷说：“王琍在班上和我同桌呀，她要是找不着我可就太对不起我了！”嚷嚷完我们俩都笑了。 下面说孔维康。在高二三班，孔维康才是真正的“夫子”，因为他姓孔，同学们都叫他孔夫子。我估计高二同学对他可能都会有印象，因为他很特殊，他是一个残疾人。初见孔维康，我吓了一跳，他从脸部到身体，整个人都是扭曲的，脑袋总是偏向一侧，走路一跛一跛的；他说话非常费力，写字也因为手总是抖动而很困难，记得他的病好像是脑瘫。在班上，老师和同学都很关照他，不用写作业，不用参加考试。听说这种病主要是运动系统损伤，大脑并不傻；的确，他的智商是很高的，很多数学难题，同学做不出来，都去问他，虽说他表达很困难，但他指手画脚地总还是能把题说明白；这使他更悲伤：心里全明白，就是说不出。毕业后，他自然不能去插队，而分配工作也不可能。插队时听说他一个人在家很痛苦，我常想如果他晚生三十年，以他的智商，完全可以在网上做点什么，敲键盘毕竟比写字要容易些。 在和王琍讨论“打捞”工作时，孔维康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他没工作，只能到家找，可他住哪我们都不知道。后来陈永同学上岸了，她恰好住在孔维康家的楼上，于是寻找孔维康的任务就给了她。孔家现在只有他弟弟住着，又常不在家，陈永只能一次次地去敲门，终于有一天碰到了他的弟弟。得知老孔已住进养老院，在大觉寺那边，具体地址也说不太清，而且人行走困难，出门要车接车送。我马上告诉王琍：“老孔进了养老院，享受部级待遇，出门要车接车送”；她说“夫子你一定找到老孔，校庆那天我们去车接他”。北辰兄听说后主动请缨，周末跑到大觉寺去寻访。一问才知，大觉寺周边光大的养老院就有四个，另外还有些小的；北辰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一个小养老院里和老孔见了面。得知消息我欣喜异常，即兴赋诗一首： 三班兄弟整十八，最属圣人不好查。 （注：1、“清水院”是大觉寺的别称。2、“南院”指大觉寺的南配院，院中有株古玉兰树，号称京城玉兰之冠；由于气温较城里低，大觉寺玉兰比城里的玉兰要晚开半个月左右。）
夫子日记：1974年2月22日星期五： “今日寒流来袭，气温骤降，广播里发布大风降温警报。天蒙蒙亮，我到政法干校找到黄京晖和张颐等同学，一同前往二机床。路并不远，沿河边15分钟就到了。顺窄窄的马路拐进一个小巷，迎面便看见工厂的大门。一位身穿老羊皮袄的老工人在厂门口发给骑车的工人发一个绿色圆牌牌，似乎是存车牌。我们等齐了人，也领了牌进了工厂。 大门里面是一片空地，码放着一些用料，一排高大的木板架子竖立眼前，上面贴满入乡批林批孔的大字报。来到装配车间，两位青工热情地在门口迎接我们，他们都是150中学70届毕业生。 接着车间主任来了。圆脸，头发又稀又短，年纪大约40出头。他领我们来到车间楼上，挨着阅览室的一间会议室里，然后出去找带我们干活的师傅。虽然是在会议室里，但嘈杂的噪音依然很大，有机床的轰鸣声，吊车的滚动声和响铃声，工人们干活的敲打声，听着让人有些心烦意乱。不一会儿，一位两鬓苍白的老师傅走进来，高个，胖胖的，人看着很粗犷，说话却有些细声细气。他是车间党支部书记。他先介绍了车间的政治方面的情况，然后由车间主任介绍工厂的生产、编制、历史以及装配车间的工作制度要求。讲完后，开始分配。一位位师傅把同学带走，我们剩下的同学由主任领着来到精度组，交给一个师傅。他瘦瘦的，长脸，中等个儿，中年，很严肃，目光锐利。他将我们分成两班，每班七人；我和京晖、张颐分到中班。于是我们先去帮男生们换了饭票。11点吃午饭，食堂里挤满了工人。他们大都很年轻，多数是男的，一个个以惊人的速度狼吞虎咽，转眼间便吃完了，这也难怪，午饭时间总共只有半小时。 下午两点，我终于和带我的师傅见面了。他叫王贵祥，是70届的，高个，骨架很大，头发蓬乱，人看上去总是睡眼朦胧的，好像没睡够的样子。看起来他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工作台上乱七八糟，台下还堆着三个大油筒，几乎没地方下脚。我帮他清理了场地，他便开始在机床上干活了。他只告诉我这台机床叫高精度外圆万能磨床，但他说的很多词我一点也听不懂，也不知我能干些什么？只能站在一旁学习。他拿着要加工的零件，对高，用千分表测了半天，然后拿着底盘去加工，回来装上再调，最终精度达到了5度。‘行了，咱可以收了’，他很得意地说，大概今天干得比较顺吧。‘王师傅，你的技术不错呀，我这个徒弟可比较笨，您得多指点呀’，我对他说。他冲我乐了一下，说：‘这活没啥难的，在工厂，有劲儿就行！’收工后，车间又召开了批判会。我发现车间的青工几乎都抽烟，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发言青工的文章写得都挺不错，特别是一个叫周秀柱的，68届的，是青工中的唯一党员，好像也是青工中唯一不抽烟的，他的批判文章有理论有实际，比较生动。王师傅没发言，一直坐在角落里打瞌睡。终于批判会结束了，我走出工厂骑车回家，路上想着王贵祥的那句话：‘在工厂，有劲儿就行’。” 往事回忆： 在插队前的最后一个多月里，我们还去工厂劳动了一周，这应该是我头一次到重工业的国营大厂参加劳动。找工厂也费了番周折，联系了水果糖厂、新华印刷厂等，都没成；最后通过学校的关系联系到第二机床厂。虽然这件事与插队没什么关系，虽然时间也只有一周，但这次劳动还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把它放在插队一章中，作为一个小插曲。由于日记本身记得比较详细，我就不再多言了。
夫子日记：1974年4月5日星期五： “今天赴延庆插队落户。早6点起床，7点出门，三哥送我到学校。我们被分到全区120辆知青车的头一辆。今天是清明，都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可今天却格外晴朗。我们拿着鲜花上了车，全校师生在校门外欢送我们。从西单到豁口，路旁布满欢送的人群，有学生、老师，有机关干部，有幼儿园的孩子，也有白发老人。车队路过西单时气氛达到高潮，大概是要在这拍电影，场面搞得十分壮观：拥满街头的学生一齐挥舞花束高声呼喊，五颜六色的纸屑从天而降，蓝天像一湖春水，映衬着鲜艳的花雨；白玉兰、黄迎春，红杏枝头春意闹；杨柳嫩，绿丝绦，满城人海满城花！多美的春天！多美的早晨！” 往事回忆： 我的、也可以说我们高二三班同学的“150”学习生涯，就在这样一种极富浪漫色彩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欢送场面之大，可用“万人空巷”形容，现在的年青人可能难以想象，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才会出现这种不计工本、只追求政治效果的盛大场面。这种场面的最大的轰动效应，就是让被欢送者产生愉悦和激情，产生荣誉感、自豪感和使命感，这种情绪在上面的夫子日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当汽车驶出京城，当几个小时之后我们踏上孔化营的土地时，与城里那场万人鼎沸相成鲜明对比，我们的新家------一座破旧的农家小院里却是一片寂静。夫子日记中对新家这样记着： “很普通的农家小院,静悄悄的。进门一座影背墙，后面有三间北房，房前东边有块菜地，西边有棵枣树；还有个后院，院中有株桃树，东西两侧有厢房，破破烂烂，里面堆满了柴火。我们住的北房是砖瓦房，当年一定满气派，但现在老态龙钟，墙上斑斑剥剥像是老年斑，门窗歪歪扭扭，像是缺牙少齿的嘴；中间是灶房，东南窗下一座新起的灶，大铁锅，带风箱；北墙根一张窄窄的桌子——四条腿上钉了块板，上面放了些瓶瓶罐罐；灶房东西各有一门通两边屋子，西屋门锁着，透过门缝，看见里面屯着粮食。东屋没门，只挂着个布帘，掀帘进去，就是我们的炕。原本是一间房，不知为何在中间又打了个隔断，成了一大一小的里外套间。墙壁和顶棚上贴满了发黄的北京日报，糨糊还没全干，冷不丁那报纸会咔啦一响，吓人一跳。我看着新家，觉得又像回到了沈邱干校，我们的新生活就要从这开始了。” （07年拍摄的知青老屋，一看到它，便令人想起那段“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日子） 生活就是这样，刚刚灯红酒绿，忽又烛残灶冷；当我们在以举国之力营造的政治氛围中飘飘神游时，命运忽然喝令我们回到现实，脚踩大地从零开始。如果说“150”学生时代是一首浪漫的月光交响曲，那么在孔化营，我们的人生交响乐才真正叩响命运敲门之声；而那时祖国的命运也正处于危难之际，我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当寒冬过后，春暖花开时，当我们重新走上考场时，我们才发现很多东西不得不从头学起。那时我们才真正理解了母校的老师们，在国家危难中，为何仍然执着地教我们读书，教我们做人：老师是把我们视作知识传承的火种，火种在，民族就有希望！国家就有希望！ 生活是一本奇怪的书：昨天那一页，再浓也像水；三十年前那一页，再淡也像酒。而我感到欣慰的，是三十年前的我，用一颗恒心，记下了在“150”的三百多个日日夜夜，其人其事，可歌可泣。我要感谢高二三班、高二年级以至我的母校，没有你们，就没有《夫子日记》。 最后，让我以一首沁园春，献给我的高二三班，献给我的母校： 沧海桑田，母校华诞，过眼云烟。忆辕门喋血，抬衣泣路；瀛台请愿，御暴街前。护校青盟，援朝抗美，铁骨铮铮一脉传。千秋业，育栋梁不易，树木唯艰。 当年高二三班，聚四海相逢皆有缘。正青春年少，不识愁味；蹬梯云水，荡桨颐园。卅载一别，青丝成雪，相见依稀忆旧颜。痴情笔，写胸中日月，眸底波澜。
1、辕门喋血：指3.18惨案，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惨遭杀害，女附中学生陈鸽、陶强等多人参加追悼会，随女师大抬血衣游行。 2、瀛台请愿：指12.9运动，女校学生参加新华门请愿，并在长安街与军警搏斗。 3、护校青盟：青盟指民主青年联盟，解放前夕在地下党领导下，女附中“青盟”等进步师生投入了迎接解放和护校工作。 4、树木唯艰：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此处“树木”代指“树人”。 5、蹬梯云水：指春游云水洞。 6、荡桨颐园：指在颐和园昆明湖游玩。 全文完：写于2007年5月至8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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