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继续革命”？/ 革命为什么如此对待自己的儿女？
作者：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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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继续革命”？/ 革命为什么如此对待自己的儿女？
作者：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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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继续革命”？ 极权主义是与人（而不是狭义的“政敌”）为敌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它的使命是全面铲除人性，消灭“旧社会”，重建所谓“新人”“新社会”，而不只是满足于夺取和巩固政权。这是它的最本质规定，是它与所有其他历史上的专制独裁统治的根本区别。一般专制独裁统治的范围只限于政治领域，而对私人领域、日常生活领域还是留有余地，因为它满足于政权的稳定，并没有彻底重建社会和人性的企图。 正因为这样，正因为极权主义的野心太大，目标太高，因为极权主义的事业过于“宏伟”和“超越”，因此，它必须全面、彻底地控制日常生活领域（而不是像一般的专制和独裁那样只控制政治领域），全面彻底地铲除人性（一般独裁专制制度不可能也没有想要达到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反人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任何正当的做人要求都会为这个制度和意识形态所不容。 然而所谓物极必反，极权主义的危机也在这里。当极权主义对人性与人的日常生活的控制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引起人的反抗，因为极权主义不仅要求人们拥护其政权，而且要他们安于其非人处境（不仅没有政治权利，而且没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私生活等方面任何权利）。 于是出现了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现象：即使在掌权之后，极权主义当局仍然觉得危机四伏，觉得“阶级敌人”无处不在，“阶级斗争新动向”无时不在。看“文革”时期各种大字报和官方社论，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它对形势之严峻、斗争之艰巨、敌人之顽固的极度夸大。这种夸大看似到了荒谬的、令人可笑的地步，其实是符合极权主义内在逻辑的。 比如，明明建国后不久对资本主义的“三大改造”已经完成，人民公社化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五类分子”也镇压得差不多了，知识分子早已老老实实俯首帖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制固若金汤，但最高领袖和当时的主流媒体仍然不断地宣称什么：“阶级敌人忘我之心不死”，“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资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侵蚀我们”，甚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这里所谓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思想”是什么呢？其实不过是老百姓做人的最底线要求，比如温饱，比如说真话，或者至多是保持个人自己对于日常生活（注意：仅仅是日常生活，比如在穿着打扮，在文学、绘画和音乐等方面的审美爱好）的基本选择权利与个性化爱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保留自己的艺术爱好，等等），而绝不是夺取政权、推翻当局统治之类的政治野心。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其说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不如说是生活与反生活、人性与反人性的斗争。比如“文革”时期要加以割除的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尾巴”，不过是农民保留一点自留地，在自留地种点东西，养个猪，等等。极权主义的目标既然是要铲除人之为人的所有要素，包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于是这些就成为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极权主义要与这个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斗，实际上就是与人斗，与人性斗，就是与人为敌（失去了基本的物质保障和日常生活选择自由的人，已不再是人）。这是极权主义在实践中总是遇到反抗的真正原因，是它即使夺取政权之后也总是心惊胆战、觉得自己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 由于自感危机重重，于是就要夸大敌情，就要“不断革命”，就必须无休止地搞各种思想改造运动，时刻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命”，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切都是为了防范人性的复苏，为了让人们彻底安于奴隶状态。这个“继续革命”的目标，与其说是为了清除政敌，不如说是迫使人永远放弃做人的任何希冀（比如物质生活的哪怕一点点改善），于是农民留一点自留地，拿自己养的鸡鸭到市场上交易，换来好看一点的衣服，就是必须革掉的“资本主义尾巴”。这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尾巴，而是低得可怜做人要求。 最后，极权主义与人为敌，使人陷于极度贫困，彻底丧失人性和人的基本尊严，但又要证明自己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正当性，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自己统治下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也就是说，极权主义要做的事情，是要把现实生活中的极度无理和荒谬说成是极度合理和美好，把歪理说成真理。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要做到这点，除了最终依赖暴力以外，还要求一套特殊的合法化论证策略，这就是彻底摆脱常识和经验现实来论证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合理，转而诉诸最高的、看不见的、无法经验和感知的“意志”“终极”，放弃眼下的今天，着眼所谓“未来”。这些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价值和目标的最大特点，就是无法通过经验进行检验，无法用今天的现实证明其虚妄和荒谬（“大跃进”时期“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失误”就是把目标定得太过具体，具体到可以量化，比如钢产量多少，粮食产量多少等等，结果在经验事实面前不堪一击.从此以后，好像再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具体的跃进数字），因此，它在经验现实面前变得刀枪不入：一个饿死几千万人的制度仍然是一个人世间最美好的制度！ 事实证明，这样的“社会主义”作为空想和批判话语常常显得非常诱人，能够迷惑大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因为它有一套迷人、高远的理想），但一旦付诸现实就暴露其本性：它远不如自己所要取代的那个“万恶的”制度和社会。 2015-03-01
革命为什么如此对待自己的儿女？ 杜高的《又见昨天》（杜高先生自己在50至70年代的档案材料汇编）一书中有一篇是写路翎的题为：《路翎：一个受难者的灵魂》。此文写到这位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解放后受到的迫害：从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到1994年去世，期间20多年是在监狱或劳改队度过的。 路翎是一个地道的革命知识分子，一心向往革命，一生献身革命，曾于1953年亲赴朝鲜前线采访，不仅写下了大量热情讴歌人民解放军的报道和感想，而且还有亲自端枪击毙一美军士兵的英雄壮举。让同行作家目瞪口呆，更令志愿军战士侧目而视。 荒谬而且残酷的是，就是这个坚定的革命者受到了革命的残酷迫害，成为革命的牺牲品。这样的案例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屡见不鲜：革命者死于自己所忠诚的革命。这不能不令人感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令人感叹的当然是革命者悲剧的反讽性：革命竟然如此戏弄真正的革命者，它为什么有这样的权力？是谁赋予了它这种权力？难道不正是包括路翎在内的狂热的革命知识分子自己么？正是那些被革命残酷迫害的人，包括大量像路翎这样后来被革命吞噬的革命知识分子，制造了革命的神话、革命的迷信。于是，一个更加令人感叹的问题出来了：被革命如此虐待、戏弄的革命者，难道对自己的命运完全没有责任吗？路翎也好，其他被革命迫害的知识分子也好，都是革命文化中教育出来的人，他们至死都没有背叛过革命，而且在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意识形态之外，他们没有反思革命的任何思想资源。这就难怪路翎在朝鲜战场有端枪杀敌的壮举，他完全没有反思朝鲜战争的能力，他在端枪扫射美军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被他随意射死的那个美国士兵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也是战争的牺牲者。 从这里我们发现，那个加害于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革命知识分子自己所建构的神话。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其实对自己的命运负有责任。正是他们把革命意识形态变成了宗教，把革命领袖变成了教主。当革命意识形态被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神化为政治宗教的时候，革命就获得来了随意处置任何人（不仅处置反革命者，也处置革命者的至上权力）。 最为令人可悲的是，正是这些被革命杀死的革命知识分子，至死都没有真正理解自己命运的本质，因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理解他们所献身的那个革命的本质：这个革命早已背叛革命的初衷和理想，它已经坏死，它为中国人包括带着理想主义参加革命的革命者贡献的，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不但死于1994年的路翎没有理解自己悲剧的本质，而且就是活到今天、亲自书写路翎人生悲剧的杜高，也没有理解路翎悲剧的本质。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路翎已经死去，我真想呼喊：天哪，你给人类送来了一个多么智慧的头脑和一个多么纯美的心灵，为什么人类偏偏不懂得珍惜它，反而要用最无情的手段来摧毁它呢？——路翎的悲剧是人类的悲剧！”这是多么大而无当的、抽象而苍白的人道主义感叹！把中国式极权主义的政治悲剧说成是抽象的所谓“人类悲剧”，向苍天发出绝望而空洞、幼稚和无力的呼喊，而不是反思和控诉具体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其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理解中国革命及其所产生的极权政体的真正本质。也就是说，被迫害的那些革命知识分子的真正悲剧是：他们至死都不明白自己悲剧的根源，其具体表现则是蒙冤的时候不知道应该归罪谁，而平反的时候又应该感谢谁。 杜高在写路翎的悲剧时向所谓的“上苍”呼喊，认为这是“人类的悲剧”，而赵葆华在到写杜高终获得平凡时候有这样的记述：“感谢命运？命运难以捉摸。感谢上苍？上苍有时候会闭上眼睛。他想还是感谢朋友吧，感谢他们没有忘记他，还信赖他。”显然，感谢朋友的说法是很牵强的，因为给他平反、改变他命运的不是朋友，而就是那个迫害他的“组织”，那个极权政体（加害于他的真正罪人当然也不是他的同事或领导，他们也是被卷入阶级斗争运动、反右运动的牺牲品）。没有“组织”的恩准，朋友敢信赖他吗？就是信赖又有什么用呢？可是杜高应该感谢这个“组织”么？不正是这个“组织”把他害的死去活来么？蒙受二十四年不白之冤，而不知道应该归罪谁和感谢谁，这是多么荒唐而可悲的一件事。 这种不知道归罪谁和感谢谁的窘境在很多描写革命知识分子受迫害命运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纪实文学）中都是非常常见的。绝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都是在革命逻辑和革命话语的内部反思革命，他们不知道极权主义政党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才是造成他们个人和整个民族灾难的真正元凶。阿伦特深刻指出：极权主义的最高法则就是运动法则（在前苏联和中国文革时期就是阶级斗争法则），极权主义的生命依赖于无休止的运动，而运动的持续内在地要求不断制造运动赖以进行的“敌人”，否则运动就会终止，极权主义就要由盛而衰，由衰而亡。 这就是深谙极权主义法则的毛泽东总要讲“不断革命”“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原因。毛泽东之所以那么在乎划分革命和反革命、革命对象和革命主力，并且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就是为了一批批地（而不是一次性地）制造革命的敌人。抗日战争时期的敌人和解放战争时期不同，解放前的敌人和解放后不同，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不同，在“三座大山”被推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被革命掉以后，仍然必须不断制造新的“阶级敌人”，于是这个“阶级敌人”就只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也就是说，为了运动可以无休止地进行，革命能够无休止地进行，阶级斗争能够无休止地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就必须在革命者内部去制造“反革命”“阶级敌人”。于是今天的革命者明天会变成“反革命”：总是要有一批人被揪出来成为“敌人”以便保证运动和斗争才能继续下去。 2015-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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