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宋彬彬和陈小鲁为参与文革道歉的看法

最近针对宋彬彬和陈小鲁为参与文革的道歉网上是议论纷纷，纵观以下来自各方面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1，肯定了陈小鲁的道歉，却认为宋彬彬的道歉是不诚恳的。

2、要求＂国家道歉＂追问凶手，加以法律制裁。

3，对陈小鲁和宋彬彬的道歉都认为是高干子弟的作秀，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背叛。

4、认为他们开启了对文革的反思大门，可以避免文革的重演。

5，认为人在面对灵魂的拷问时候都有良心，都会自觉的忏悔自己的过错和罪行，都是能够做到反思的。

每当社会出现一个非常有争议和影响的人物，和涉及社会政治的事件时候，我们都不要忽视其政治背景以及社会正在或者正要发生什么。下面我们先看看他们的前半生经历中可以透露出哪些信息来，都说明了什么。

宋彬彬（1947--）宋任穷之女1960年-1968年，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196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预备党员。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团中央派工作组进校，成立“革命师生代表会”，由七人组成，宋为副主席之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彬彬向毛泽东献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答：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说：“要武嘛”。当天下午光明日报记者来校采访了她。

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翌日《人民日报》转载。（在多种场合宋彬彬都否认这件事情和她有关，这点出于常识，我认为完全可能的）。

1969年，赴内蒙古锡盟阿巴嘎旗插队。

1972年-1975年在长春地质学院学习，毕业分配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矿产研究所，任研究助理。

1978年-1980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

1980年赴美留学。1983年获得美国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硕士学位。1989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化学专业博士学位。

1989年-2003年在美国麻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

2003年，原北京101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卡玛（美籍）在美国拍摄了文革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未在中国正式上映）。宋彬彬接受采访，第一次公开声明，文革中她从未参与过打人、抄家、破四旧等暴力行动；《光明日报》署名宋要武的文章，事先没有征求她的意见。

宋彬彬否认文章为本人撰写，也未授权记者代笔。

2007年9月，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宋彬彬被评为“知名校友”。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他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

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

后为维护社会秩序，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后被定为文革中反动打砸抢组织。

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1968年4月14日的晚上，周总理把他叫到西花厅，对他说：“这样对你和你父亲都有好处。希望你表现好一些，干好了，可以入伍。否则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总理告诉他：不要把自己的去向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来接他走。张茜落泪，陈毅对他说：“我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的问题就看中央了。不论打倒不打倒，你都要准备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永远见不到我们。”身处于政治的旋涡之中，大家都无法预知将来。

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他在1975年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叫粟惠宁，在北京总装备部工作。在他以两地分居调离所在军区到总参二部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

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

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以上的信息充分表明了:1，他们两个在文革初期的年龄都是20岁左右的高三毕业生，都是属于中学中最成熟的一批学生，鉴于他们的学校属于国家级重点中学，他们的文化学识足以可以辨别社会的正常秩序下的法律常识，杀人要偿命，打人是粗野的暴力行为。

虽然我所在的学校远不如他们的好，但是的的确确，我在学校里没有看见过一个高三学生殴打老师的，除非是有流氓行为的个别差生，和受到老师批评借机报复者，他们也只是到低年级同学那里支持野蛮行为。他们两个家庭和学校地位都决定了他们不会赞赏这种行为，这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2，他们在文革中的一切行为都是与其父亲在文革中的状况相连在一起的，因为文革最初毛泽东是瞒着中央政治局在外地发动的，所以那时候的文革具体执行还都是由上级派工作组有序进行的。工作组各年级负责人都是班级班长和团支书，这些人基本随着毛主席的大字报一出就变成了保守派，反而被挨斗了。所以这个工作组是短命的，在实际意义上不隶属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3，陈小鲁所成立的“西纠”在毛的文革初期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一直没有得到平反过，属于不了了之。参加这个组织的，和随后被否定的一大批大学生例如，蒯大富都被抓起来，而他却被周总理保护了起来。

陈小鲁的道歉莫不如说是为参加文革道歉，还不如说是彻底澄清“西纠”不是文革中的反动打手组织，确定了他的历史清白。

4，相比陈小鲁，宋彬彬的生活经历更加曲折些，这与其父亲宋任穷被隔离审查有直接关系，她父亲原是陕甘宁地区与刘志丹并驾齐驱的领导人，与习仲勋长期工作在一起。她当过知青，在工农兵选拔上学的时候上学，这些经历和领导有着一致性。

5，陈小鲁的妻子是粟裕大将军的女儿，文革中军队干部尤其粟裕几乎没有受到毛的冲击。佐证了，文革的结束和否定是靠军队，而周总理与军队的关系比毛泽东更加有力。

宋彬彬的丈夫夫靳剑生并不是高干子弟。但靳的大姨夫名叫李振翩，湖南人，一九四九年后一直住在美国，年轻时曾经和毛在长沙参与学生运动，是挚友（李振翩在文革中回国得到毛的接见）靳剑生凭李振翩的关系进入了大学，与宋彬彬同学。

以上所有信息表明，陈小鲁和宋彬彬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竭力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和政府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存在着陈的道歉比宋更诚恳更彻底。

我们再看看两个人的道歉背景和时间。

陈小鲁是2013年10月7日下午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的。大量的报道陈小鲁这句话“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却是在8月18日。那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纪念日。

201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日前，各大媒体开始铺天盖地报道这类消息，待到那天动静却大有减小之势，在当政主要领导参加纪念会的同时，宋彬彬与张玉凤等人共祝毛诞的消息与照片见诸各大网站。

2014年一月三号宋彬彬也到原来的中学师大附中组织道歉会。

通过这次道歉她所传达的，第一，她没有参与暴力活动；第二，她没有改名‘要武’；第三，她一生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作人’的原则。

在此之前2007年北师大女附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大典，将她1966年8月15日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再度展出，正面肯定这一“政治符号”，并表彰其为荣誉校友。而她比她小五岁的校友，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文革罪行的王友琴却完全被忽略，不在其中。

目前网上有一个“乌有之乡”代表目前左倾主义的网站，他们是反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认为是自由主义泛滥，应该保持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在他们的一篇文章开头就提到，对文革要给予肯定的重新考量。

鉴于以上的情况我认为：

1，要求＂国家道歉＂追问凶手，加以法律制裁。那完全是不了解民间的各种思想情绪，看不到目前政局的稳定会出现怎样可怕的情景，纯属一些学者的政治天真。

有一点良知和政治素养的人都是应该明白乌有之乡文章中包含的内容将是什么，那要把中国继续引向彻底崩溃的混乱中去。然而要求＂国家道歉＂追问凶手，加以法律制裁，就势必要彻底的否定毛的地位。

每个时代都是在前进中会抛弃一些旧的政治理念的，就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实际就是社会上自然合理存在的两个相互约制，相互攻击，相互争取自己权利的两大派而已。老百姓是根据他们的施政方针给予支持或者反对，而不是对某一方的彻底妖魔化。

如此把对方当敌人在肉体上消灭光，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处在在国家主义政治结构中，只允许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政权机构。

在完全不同的阶段和语境中，人们没有理智也没有没有办法对领袖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文革的发生也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层权力之争到了白热化，而不是我们以往表面看到的那样。

许多档案会慢慢拿出来的，之所以现在做不到，那是因为目前还需要以毛泽东的威望来安定社会大局而已。

2、宋和陈的道歉是有其背景的。这两次道歉不是民间个人的自主独立行为。

在纪念伟大领袖120周年活动以后，文革的思潮以全面反扑的形式在各地掀起了，比唱红歌的时候还厉害。

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底层和年轻人都赞同着文革，左派网站既然能公开叫嚣要对文革重新给予评价。这本身就说明革命的形式，依然是受着拥毛分子的崇尚，文革的形式依然是他们求得公平打击腐化的根本办法。

可这次面对的对象却是当权者自己了，所以搞这样大型纪念毛的活动结果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直接威胁了政局的稳定。在这样的条件下，出于政治需要，才有宋的道歉紧跟而出，这个道歉本身并不是真的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文革反思，而是特别的强调当局的立场，文革不可以翻案的。

3，陈小鲁和宋彬彬的道歉是高干子弟的作秀，但却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背叛，他们对毛泽东地位的肯定是鉴于理性思考，是他们代表的阶层利益所需要。和那种盲目的拥戴的百姓完全两回事情。大众的拥戴毛真正体现了我们的国民的奴性。

信息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人们不会盲目再相信任何骗人的鬼话，人们随着视野的开阔慢慢会具备理性看待世界的方法。

在先进的欧美国家崇拜的领袖都不是现代的，而是树立了民主意识的先哲思想家。他们一旦获得权力就交付于议会选举，这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

一个民族决不能站在自己的眼下来看世界的变化，一个民族的强大首先是在建国理念上，我们的体制是在逐步淘汰之中的暂时求稳阶段，他们的道歉表达的根本理念这种改革只能是在上层进行了。他们代表着上层在说话。

4、认为他们开启了对文革的反思大门，可以避免文革的重演。那纯属无稽之谈，如果把主谋和挑起全国动乱的上层思想剥离干净，把整个文革的性质完全隐藏在表面的暴戾，那是还属于儿科水平。

真的以为这一切都是四人帮的罪？

真的以为林彪可以来做这些＂伟业＂？那他何必弄得自己粉身碎骨呢？

为了保持政局稳定，每一届都要考虑怎样才能做到不动摇地位，这是领导的本能，不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思路。

我们只能客观的分析，为什么不能一下子彻底否定那个始俑者，为什么只有拿了老干部折腾以后才会遭受集体的反对？

这实际是上层斗争借用群众而已，现在也是如此。

我们只能盼望改革还是要在有序的领导下合乎中国国情的顺利进行下去。

陈和宋的道歉只是目前解决两种不同情绪的权宜办法。

12月份的纪念毛的大张旗鼓，让许多文革支持者，尤其那些愤青开始想再次指望通过文革那种方式来拉下他们认为的所有贪官污吏了，他们误读了上层的思想。

5，认为人在面对灵魂的拷问时候都有良心，都会自觉的忏悔自己的过错和罪行，都是能够做到反思的。其实不然。

人都是有两面性的，都是有善恶两面，你让现在道貌岸然的人都来说出自己曾经的恶，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都是社会中的变色龙啊！任何时候只有符合自己最大利益，他们才会选择去做，人归根结底是恶的德性占上风的，因为人都有私利。

不是西方人比中国人好，而是西方的道德伦理一直在严格遵循维护着，社会都是有规矩的，我们的规矩就是不分善和恶只分阶级。

陈和宋之所以敢以道歉把自己以往参与文革的事情来公布于众，因为那是一场全民运动，其事实真相肯定是经得起考察的。那就是宋没有参与对卞校长的殴打致死。陈也没有动手伤人，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他们的道歉不会涉及他们个人形象。毛接见的人就要受到批评和指责，这本身就足见我们民众对事物是如何缺乏起码的判断能力了。这一代人还没有死呢，还都说的清楚呢，还都这么不成熟的去看待一个历史镜头，足见我们这一代人在思想上就压根没有长大。

每个人都是要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人前和社会上的，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正常生活，才能发展他们原有的事业，才有自己的尊严和威望。

没有一个人会自毁名誉的，再善良的人都不会用反思这个形式，用以往打过人，杀过人，侮辱过弱者来作为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陈和宋的道歉都是有着自己基本利益的更大考量，他们都是为更大的集团的利益需要而为。

我们应该看到，在今天那些本性就是贪婪，残暴，虚伪的人，他们永远是没有内疚感的。

他们只要做了就会感到理所当然。他们理直气壮的表现自己的自私贪婪！在没有约束的条件下是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建立法治是当务之急。

                                                                          2014-02-11

 

附；陈小鲁道歉信原文：

感谢这位同学保存了这些珍贵的照片，感谢黄坚在8月18日将这些照片公布于众，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今天（8月20日）我想借网络向他们表达我真诚的歉意，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

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宋彬彬的道歉原文；今天我特别激动，很早就盼望有这样一个见面会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还不到70岁，在座的老师都比我年长，许多老师年高体弱，如朱学西老师都近90高龄了，还冒着严寒来参加会议，我非常感动。谢谢老师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老师同学们见面，谢谢你们能听我在四十多年后说的一些心里话。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二是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是2003年回国的。回来后，参与了刘进、叶維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我的班主任赵克义老师和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对文革的反思。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师在8-5当晚，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四十多年后，为了澄清事实，再次作证。刘秀莹、梅树民二位老师对我们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真心的爱护，对于我们的调查文章逐字逐句审核批改，这份关爱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尽头。如果他们能参加这个见面会，该会有多高兴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师，也能听到我们真心的道歉和感谢。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再次说声，谢谢老师们，谢谢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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