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与违心——读陆幸生的《向前走,别回头》有感
作者: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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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与违心——读陆幸生的《向前走,别回头》有感 能订上杂志,能看上本书,首先不得不郑重地感谢一番政府,1968年插队到1979年,十一年间,蒙古包里除了毛选,我手上厚厚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从没看过一本象样的书。79年到了白音花卫生院,改革开放的春风扑面而来,对我而言就是有钱订杂志,可以看到一些书了。一个月四十块钱的工资,一大家子人,要订几本杂志也需要一点勇气,我定了《人民文学》、《中华医学》等数种文学、医学杂志,总算可以看到些新鲜事物,知道些偏远草原以外的信息。 记得那时最喜欢读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贪污腐败,刘宾雁以揭露腐败,批评著称,作为记者名声大噪,直到有人劝他:地上的垃圾你是打扫不净的,直到他销声匿迹。改革开放深得人心,但容不下批评,但凡采纳一点点不同意见,也不至于走到今天的贪腐无处不在. 读几本好书是我一生的夙愿,年轻时没条件,人到中年,家庭事业疲于奔命,人老了,往往头晕眼花,想读也非易事。也许得益于坚持体育锻炼,眼睛至今良好,看书写字不用戴花镜,坐车看书,睡前看书,偶得清闲看书,成了人生一大享受。 羊年伊始,幸得著名记者陆幸生的报告文学集《向前走,别回头》,知青作家子蕴的序“新聞界的獨行俠”这样介绍作者:與我們這代人的共同遭遇一樣,陸幸生也難逃厄運:原本瞄著讀大學正在號稱小清華的上海育才中學讀初中的他,因為文革的突發而至,不得不輟學不得不被迫上山下鄉,這一去,大鋤一扛越十年。文革結束,一九七七年全國恢復高考,他以全團第七名(前六名都是高中生)總分的成績考入黑龍江大學中文系、成為十年文革結束後中國大陸第一批最有造詣的大學生之一。一九八二年大學畢業後,陸幸生回到上海開始從事職業文字工作,先後任上海青年報新聞部副主任,記者,上海作家協會萌芽雜誌編輯部主任兼詩歌散文組組長,一九八九年調入文匯報社,任《獨家採訪》專刊主編,主任記者。組建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後,到新民週刊工作,任特稿部主任,高級記者。陸幸生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007年,他當選為上海作家協會第八屆理事會理事,散文報告文學創作委員會副主任。2014年,續任第九屆理事會理事、副主任。可以說,陸幸生大半生都在新聞戰線打鬥拼博,他以個人獨特的視角獨到的見解天馬行空般獨往獨來的另類作風,一竿子插到底尋根究底的求索精神和犀利幽默的筆鋒、飽含激情的文字,橫跨文學和新聞兩界,闖下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 陸幸生评论知青有这样段话:「他們是知青群落裡記憶力最強的一部分人,無法忘卻歷史對真誠作過的嘲諷和戲弄」,「他們是很透徹的一群,又是很心急的一群」,「他們為追夢而來,憶夢是一種提醒。以往逆境的土地,生長著提供著意志的養料」,「他們是堅韌者,是應戰者,他們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這一切鞭打著這一代人的脊梁,遞增著他們奮鬥的加速度,這是土插(下鄉)使然,更是洋插(出國打拼)的必然。」 成绩斐然的名记、曾经的知青陆幸生怎样看待插队呢?为了自己往上爬,为了讨好领导,他完全可以高举无悔的大旗,上山下乡是我们自觉自愿,是为了锻炼自己成为共产主义战士.说好听的谁不会说,违心报道见怪不怪,说真话反倒格格不入. 他在《站在同一块基石上的感念》里写道——“对于那场知青‘运动’,我将牢记,但绝不歌颂。” 他在采访侯隽的时候写到:“(知青大返城)侯隽把人接来,再把人送走,虽然还有被人留下,而侯隽的感觉是‘历史转了一圈,就剩下我自己’” 他在书里不厌其烦地写出一位落后知青这样一大段话:我从来没有想过重回陕北,重温插队的日子,虽然那些岁月至今历历在目,永远铭刻在心里,我始终没有感觉到过下乡插队是什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坚持青春有悔而且是大悔大恨,永不能释怀,我绝不肯说自觉自愿,我完完全全地是被学校领导恐吓要胁,为保护父亲的安危才不得报名插队陕北.我不能轻易地饶恕邪恶,我不能假装宽宏大量的高姿态,我不能把苦痛的经历当作段子,我不能不为自己青春的被剥夺而感伤.在二十岁的年龄,一个人是辉煌最美丽的生命时段,我被强制驱赶到陕北的山沟,度过那些不与书为伍,没有音乐作伴,看不到任何前途的日日夜夜. 陆幸生在报告文学集《向前走?别回头》里这样评论知青和知青运动: 我们这代人活的不易,能够在共和国的大风大浪里活到今天,用“优秀”两个字是当之无愧的。 对于中国知青和中国知青运动的解说,几乎无穷无尽,几乎无法求同.只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文革劫难已被彻底否定,而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怎么可能还是唯一单个的完整的蛋.在理应上学的年龄,丢弃书本去劳动;到该工作的时候,却作为超龄大学生去读书.这不能被认可是正常的秩序.投身社会,要以背井离乡为前提;表达忠诚,要以抛弃父母兄妹为尺规,这更不能被判定为道德人生的准则.人类历史上有因战乱的灾荒的人口大迁徙,但没有一次人数达到1700万之多,时间长达10年,以纯粹的年轻人为主体的生命大迁徙.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大返城式的崩溃宣告终结. 病退,困退,尤其是病退,是一声被政策程序允许,被公开昭示的谎言操作.知青运动以谎言始,再以谎言终.如果硬要表述知青运动有何正收益,那就是让年轻人了解了中国农村基层艰难的现实困境. 去年朋友邀请我观看知青演出,盛情难却,主持人请了一位退休将军充门面,将军振臂高呼知青万岁,引得全场掌声雷动,台上卖力地唱啊跳啊,除个别舞蹈加了现代元素,整个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多数知青一生坎坷,生活并不如意,他们生活在最底层,希望得到认可,他们是最优秀最知足的一群人,上班最卖力,拿着不多的退休金却很知足,“比插队那时不知好多少倍!”当社会上个人崇拜的沉渣泛起,他们颂主隆恩,他们说上山下乡我们自觉自愿,很纯真很美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得到国家的赔偿。作为有知青经历的名记陆幸生,不昧良心,不说违心话,多么的难能可贵,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退役的原子城采访,写出的“化剑为犁,草原作证”显示了他的胆量,他的“1976年,保健医生,中南海游泳池”纠正了许多关于毛泽东的传闻,又充分彰显他的实事求是精神。 2015-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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