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篇】:劳动妇女·科学宗教·柴静……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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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篇】: 感悟1502 38节,我在审辩式思维公众号贴出了《女强人?贤妻良母?》一文。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跟帖说: 学校的学生们打出Happy Girl's Day的横幅。劳动妇女变成了Playgirl。时代的进步?她们不再必须面对那么多选择? 我回复说: Super girl就是与众不同!许多人在欢度妇女节的时候忘掉了“劳动”这个茬儿。Happy girl和play girl与我2015年1月刚刚出版的《学会生活》一书的主旨很契合。书名来自索罗斯的一句话:“生活不仅仅是生存(There ought to be more to life than survival)”。老朽主张学习那些不仅仅是“生存”的“生活”,主张享受那些不仅仅是“生存”的“生活”。老朽斗胆提出,联合国提出的教育主张learn to be并不是“学会生存”,而是“学会生活”。有机会将奉上拙著,请您指正。 她说: 我想起王小波说过同样意思的话: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人,还要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我尚处于struggling to survive的阶段,即劳动妇女的状态,对谢大哥的新书很期待,自己也好早点进入生活。 我回复说: 在德国人马克思设想的乌托邦中,物质极大丰富,劳动与“生存”已经脱钩。那里,“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另一位姓马的美国人也有类似的看法。马斯洛认为人满足了“生存”的需要之后才会产生高级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他所想象的“自我实现”,很大程度是通过劳动来实现的。马斯洛之外,许多心理学家和科学家都曾谈到劳动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赚钱和谋生,而且是一种生活需要,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
2015年2月19日,是羊年正月初一,也是邓的祭日。即使是邓最忠实的拥趸,也很少有人会想起邓。 2月18日,韶山,除夕夜,到达车辆达1.5万辆,5.5万人汇聚毛广场守岁。 来自长沙的罗先生告诉记者,这已经是第20个年头他和全家来韶山守岁。 19日,初一,当天有12.86万人次到韶山,与2014年同期相比增长25.57%。 这个社会中,毕竟“草根”是多数呀。 “百姓心中一杆秤”。对此,许多人是不相信的,但博主是相信的。 回首人生道路,近半个世纪以来,博主一直将劳动作为生活的中的一种需要,一直以劳动为乐,以劳动为荣。近几年,我先后跑到大寨、大庆、刘庄、河北临西东留善固、河北晋州周家庄、广东崖口等地向王进喜、陈永贵、史来贺、吕玉兰、雷金河、陆汉满等人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为什么?只是为了自己心中那一份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惺惺相惜的感情。 这些长途跋涉跑到韶山的人,掏银子,费辛苦,为什么?我想,其中的许多人也像我一样,只是由于对推崇劳动价值的毛的感情。
4日前,一位网名发帖呼吁:“宗教有极强的排他性,一旦与世俗权力合二而一,就会充满血腥……摆脱虚伪的教主崇拜的传统宗教吧,全人类共同建立一个以科学为基础以博爱公正为炅魂的非个人崇拜的新的大宗教吧。”我为他贴出了自己发表于《中国读书评论》1993年第4期的旧文《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梦——谩议马斯洛的价值理想》。之后,跟帖说: 目前,世界上崇拜耶稣的人超过20亿,崇拜真主的超过15亿,崇拜释迦摩尼的人超过5亿。可能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吗?不可能!或许本群中也有一两位已经皈依耶、佛的人。可能让这几位放弃自己的信仰吗?谈何容易。出路只能是:努力发展人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使信仰耶、回、佛、道、马的人学会互相包容。
审辩式思维是一种非本质化的思维方式。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理解:没有一元的本质(essence),只有多元的特质(trait)。他们拒绝单维性(uni-dimension)、主因素(principal factor)、一元性、直线性思维方式,他们习惯于多维度的、多因素的、多元的、非线性的思维方式。他们拒绝把一个多维空间中的活生生的、丰富的、鲜活的历史压缩到一条单维度的直线上去进行描述。 同时,审辩式思维是一种“网状因果”的思维方式。他们理解英国18世纪那个20多岁的年轻人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对“因果关系”的质疑。他们理解:复杂事物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因果关系,往往不是简单的“一因一果”,而是网状的“多因多果”。他们理解,借助分析性推理(analytic reasoning),借助跨时间、跨领域、跨情景的形式逻辑(formal logic)和数学,只能了解事物之间的相关(correlation)关系;只有借助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只有借助依赖时间、依赖领域、依赖情景的非形式逻辑(informal logic)或实践逻辑(practical logic),才能了解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19世纪,人们对科学领域中的“黑天鹅”和“乌托鹅”尚缺乏认识,人们还陶醉在借助观察、归纳、演绎、推理而发现“天鹅皆白”的“客观规律”的自信之中。 20世纪初,受到19世纪辉煌科学成就的鼓励,许多人相信自己可以对“是否存在黑天鹅或乌托鹅”做出合理的(rational or reasonable)的回答。 进入21世纪,包括博主在内的很少一部分人已经认识到,对于“是否存在黑天鹅或乌托鹅”的问题,我们既不可能做出正确的(right)回答,也不可能做出合理的回答,我们仅仅能够做出普乐好(plausible)的回答。 这是当代哈佛大学的教育学者瓦格纳(Wagner)将审辩式思维列为21世纪最重要的核心职业胜任能力的原因所在。
柴静的《穹顶之下》固然引起我的思考,带给我启示,带给我知识。对于我,更重要的是受到鼓舞。大气中的雾霾可能被控制,人心中的雾霾也可能被控制,因为,我们有中纪委王书记这样的40后,有习、李这样的50后,有崔永元这样的60后,有柴静这样的70后,有曾经在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学习的一大批80后,有正在和将要在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学习的一批90后……
鲁迅在《故乡》的结尾说:“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希望,不是所谓的“客观存在”,更不服从所谓的“客观规律”。希望,不是一个外部条件的集合,而是主体与外部的各种制约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 更多的人对人类、对社会、对中国抱有希望,人类社会和中国就会有更多的希望。相反,太多的人对人类、对社会、对中国感到绝望,人类社会和中国的希望就会变得渺茫。 恰如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所说,只有更多的人能够节制自己的私欲,能够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人类社会才会有希望。
今日中国,制度有病,人也有病。 制度和人是互为因果的。人造就着制度,制度也塑造着人。 两条腿都有病,只能一边同时给两条腿治病,一边蹒跚前行,耐心向前蠕动,坚持向前拱进。
在一个微信群中,一位不熟悉的网友因我为毛泽东辩护,出言不逊。后来,有所反省,向我真诚道歉。我回复说: 对于先生的言论,我从未介意,这是真话。先生也不必介意。 迄今,我已经在审辩式思维公众号推出了220篇文章。在多数文章中都包含下面这段话: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理解,在符合事实和符合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偏好(preference),存在多种可能的选择。这些不同选择之间的区别不是对(right)错的区别,也不是合理(rational or reasonable)与否的区别,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属于普乐好的(plausible)选择。在一部分人看来属于普乐好的选择,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可能并不属于普乐好的选择。他们理解,世上并没有客观的真理,只有主观的真理。世上并没有众人的真理,只有个人的真理。他们接受多种价值并存的可能性,他们在真诚地、勇敢地、旗帜鲜明地、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时,也能包容别人的真理。 因此,对于持不同观点的人,我虽然不认同他们的观点,但我理解他们的观点。一个具有审辩式思维的基督徒,虽然不认同佛祖和真主,但他理解佛教徒和回教徒对自己信仰的坚持。 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形成审辩式思维,养成审辩式论证(critical argument)的习惯。 因此,我坚持“凭证据说话”,坚持“无罪推定”。在事实方面,在逻辑方面,我会不懈质疑;涉及到价值偏好,我会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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