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米奇尼克及其它
作者：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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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代”米奇尼克及其它
作者：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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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代”米奇尼克及其它 我把“当代传奇思想家”米奇尼克称为“红二代”其实是不适当的，因为纵观世界各国，除了北朝鲜的金三代还在宣扬“白头山血统”，当今没有哪个国家炒作“二代三代”的。 而我国有些红二代却很享用这个称谓，陶斯亮最近说：“我觉得我们父辈用革命的一生，用鲜血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红色的基因，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因不能让他退色，我们应该把他传承下去。我们现在被人叫什么高干子弟、什么官二代、什么太子党，我觉得这些都非常不准确，我更愿意承认我们是红二代，因为我们确实是红色的第二代，我觉得这个称呼还是比较准确的。” 近几年，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演二代、农二代、右二代、、、甚至红三代、红N代的说法充斥舆论，实实在在地说明中国仍是个“身份型”而非“契约型”社会，青年人要想成功还得靠“我爸是李刚”。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还具有如此强烈的“身份型”社会特征，无可辩驳地表明中国还是个“血缘国家”，中国社会还相当落后。 书归正传：
犹太人亚当-米奇尼克1946年10月生于华沙，与我们文革这代人年龄相仿。他父母都是波兰资深的老共产党员，他用“红色同化”这个词形容他的家庭。米奇尼克早年也曾信仰共产主义，并称自己“在六十年代属于那个毫不畏惧共产党的特殊小圈子”。如同我国的红二代曾自豪地高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一样，米奇尼克曾说“我感到共产党的波兰就是我的波兰!” 米奇尼克在政治上十分早熟，他上初中时就因在课堂上大胆质疑被掩盖的卡廷事件而被老师赶出了课堂；他的亲属和父亲的老战友受到不公正待遇后，他开始“信上帝，但不信教堂（信共产主义学说但不信掌握权力的共产党当局）。”十五岁时，他就成立了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矛盾的寻找者”俱乐部，这个“修正主义苗子”的小集团讨论的都是当时的话题禁区，其成员多是“红二代”，在当时大名鼎鼎的共产党理论家沙夫的保护下存活了一年多而寿终正寝。米奇尼克十六岁时就被哥穆尔卡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点名警告。 中考后的那个暑假他出国三个月，见到了波兰的流亡者、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和法国的托派。回国后他参与策划了一封关于波兰独立和争取议会民主的公开信。十八岁时他成了共产党改革派库隆圈子里的重要成员，并因此坐牢两个月而爆得大名。 1965年至1968年他在华沙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和伙伴们讨论敏感而尖锐的社会问题，他大胆质疑对哥穆尔卡的个人迷信：“哥穆尔卡是人还是上帝？”“既然是人，他能像上帝一样不犯错误吗？”“我们凭什么不能批评他的错误？” 1968年他因抗议政府下令禁演波兰诗人密凯维兹的爱国主义戏剧《先人祭》而被华沙大学开除并再次投入监狱。 1968年8月波兰作为华沙条约成员国与苏联一起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他的心灵蒙上巨大羞辱，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波兰人的罪孽。尤其使他反感和不能容忍的是，不止一家报纸对他进行“反犹”攻击：“既然他是犹太人，波兰没有他的位置！”这反而激发了他从未有过的对祖国波兰深沉的爱，他在狱中即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他后来回忆道，这是使他最终和共产主义制度决裂的原因。 1969年出狱后，他拒绝了父母力劝他出国的建议，去工厂当了一名焊接工。 1976年，他和波兰前共青团总书记库隆一起建立了秘密组织“保护工人委员会”，旨在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倡导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救援而再次入狱。 80年代，他参与了波兰人民争取民主的一系列活动。 1989年2月他出席波兰“圆桌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誉为“波兰的哈维尔”。 由于他在波兰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和始终坚持并呼吁理性、克制的理念，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诗人米沃什赞美他“如同甘地”。
米奇尼克在青年时期彻底告别了斯大林主义之后，向托洛茨基主义和其它欧洲左派寻找灵感和思想资源，最终选择了反对集权专制、争取自由、民主、妥协和非暴力的价值观。 他否定了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民主，在《狱中书简》中他写道：“相信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当今巴士底狱的人，势必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 他说：“暴力毁坏了使用它的人，令其陷入非道德。卡斯特罗想要一个自由的古巴，却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中被自己的权力所腐蚀。无论谁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然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在我国，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 米奇尼克认为，民主制度有赖于国家统一之下的社会团结，而社会团结则有赖于各阶层和团体都具有的妥协心态。他说：“各级政府、各个族群的实际利益、每一种善举和每一个富有成果的行动，都应建立在妥协和沟通的基础之上。” 他说：“我的妥协观首先以现实主义为起点，地缘政治学的现实使我们不可能强大到把苏联红军赶出波兰；其次建立在我的对多元化民主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并与之妥协的信念上。妥协是一种认可犹豫的哲学，相比之下，激进主义的、革命的、煽动性的、暴力的哲学则采取了更为简单容易的途径，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它导向断头台而非民主。” 米奇尼克坚持在权力和意识形态之外推进独立的社会运动，他告诉公民而不是告诉当局应该如何做。他不仅批判波兰前共产党的极权制度，也批判后来团结工会领导人“民主斗士”瓦文萨的一些错误作法。 这位“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共产时代的异议人士”在他的代表作《通往公民社会》里充分表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普世精神。
著有《旧制度与大革命》和《民主在美国》等名著的杰出思想家托克维尔也出身贵族，他的那句“那些要求得到自由以外的任何東西的人，註定生而為奴”的名言使自以为出身高贵却唯利是图者们汗颜。
相比他们，享有贵族特权的中国红二代们却少有贵族精神，他们中的多数人对自己文革时的暴力行为不曾反思和忏悔，更因“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女可靠”便凭借着革命的“丹书铁券”犯了法却不“与庶民同罪”。西方贵族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思想独立和人格独立的精神，而如今已年过花甲的中国的某些红二代们，其思想甚至没能跨出红卫兵和联动的藩篱，更谈不上从他们中间走出思想文化人物。 反而，那些已经赚的盆满钵满的他们中的某些人现在开始强调红二代的“特殊使命”及“核心利益”了。是啊，毛体制给了他们最高权力，邓改革给了他们巨大利益，他们当然支持邓改革，但绝不能“挖自己的祖坟”了。 为此他们必须保住毛，要保住毛就不能清算毛的历史罪恶，结果毛成了他们无法自我解脱的一个魔咒。显而易见，他们关注的只是自己的私利，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追求的是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历史的正义。 所以，红二代薄熙来“唱红打黑”复辟文革，更有一帮红二代们为其摇旗呐喊。 所以，红二代张木生甚至没有走出新民主主义的框架。 所以，不久前罪恶昭彰的“联动”发起者们集会纪念起他们的“光辉岁月”来了，他们敏锐地感觉到文革逐渐复活了。 所以，由于同样是红二代的陈小鲁、宋彬彬、刘进们的为文革暴力道歉“使一部分人处境尴尬”，结果遭到这部分红二代们的不满和谴责。 最近，孔丹更是用一句“革命的浪漫主义”就企图掩盖文革大劫难。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是危险的，民主是罪恶的；只有保住他们的权力才是正当的。 一些红二代们自我背负着“曾经反对江青”的虚名，其实他们连个人崇拜都没真正反对过，他们对中国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及其深刻影响毫无认识，其思想水准甚至不及《五七一工程纪要》。 而今随着红二代们的逐渐老去，一些红三代已经粉墨登场了。 2014-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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