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行散记】之十:际遇篇
作者: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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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行散记】之十: 际遇篇 (1)小小音乐会 从维也纳到威尼斯有一趟车,是晚上7点多发车,次日早上7点多到达Santa Lucia车站,这样我们可以在火车上安心睡一觉。然而我们没有订到这趟车的卧铺,订的是晚上7:29时发车,凌晨2:56时到达Mestre站的卧铺,尽管快了近四个小时,却意味着我们不能睡安稳觉,因为这不是火车的终点站,而且下车后,须等天亮才能坐车前往威尼斯本岛,虽然不远,但我们必须在没有候车室的车站熬到天亮。 意铁比起德铁来实在不敢恭维,要差一个档次,原以为我们两人花了58欧元订的卧铺票(仅是铺位票,火车票另计),应该有一个不错的包厢,其实不然,一个小包厢里分上、中、下铺要挤6个人,行李多了都没有地方搁。发车时尚可,包厢里只有四个人:我们夫妇,另外两个年青小伙,一个澳大利亚人,一个维也纳人,他们两个将行李撂这后,取出钱包就去酒吧了,包厢里仅剩我们两个。有个插曲,维也纳小伙取钱包时,将好多硬币撒在了地上,他胡乱地捡起几枚就要走,我说还有呢,他笑道:“little money”。大概认为是小钱,不值一捡。 夜幕降临,我们准备上铺休息,门外探进一个小姑娘的脸,是华人,在我看来也就是一个小学生或初中生。她开口问:“这是415包厢吗?”她说的是中文。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她转身对外面的同伴喊道:“过来,这儿是我们的包厢,里面有中国人呢!”过来的也是个女孩,两人各自拖着一个大行李箱,后来的女孩身上还背着一个小提琴盒。她们上错车厢了,费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这。 两个女孩进来,横来竖去也放不妥帖她们的两个大行李箱,因为两个箱子已经把原来空余的一点点地方完全占领。她们嘀嘀咕咕商量着如何解决,我听她们口音是上海的,便道:“你们是上海人?”她们闻听很是惊喜:“你们也是?”万里之外的异域他乡,能够在一个包厢里碰到老乡自然很亲切,她们也是去威尼斯的。我让她们把行李放在包厢的通道里,抓紧上铺睡觉,反正几个老外去喝酒了,说不定一宿不归也未可知,行李不碍事的。 背提琴的女孩对这么局促的空间似乎很不适应,站在那儿有点束手无策,倒是先前那个女孩老成,帮着把行李安置好,对背提琴的女孩说“还好了,总算找到包厢了,这里还有上海老乡呢”。这个女孩看起来虽然小,却能随遇而安,处事历练。 就在大家安排停当,准备睡觉时,那个维也纳小伙回来了,见到包厢里满满当当的有点意外。两个女孩赶忙打招呼,背提琴的女孩英语十分流利,说得维也纳小伙一个劲地“Ok,Ok”然后取了点东西又走了。 攀谈后,知道背提琴的女孩姓宋,出生上海,与笔者同一个区,其10岁便往美国求学,专攻小提琴,刚刚参加完在伦敦的演出,正陪同学游历欧洲。我真佩服两个女孩的胆量,那个娃娃脸女孩,从未出过国,语言也不甚通,居然只身从上海飞维也纳与小宋会合。 我们正聊着,两个有点醉意的小伙子回来了,而且带来一个美国小伙,估计他们是网友结伴旅行,三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本来是想在酒吧“度此良宵”的,见包厢里来了两个可爱的中国女孩,便过来搭讪。维也纳小伙力劝两个女孩一起去酒吧喝酒,说他请客。娃娃脸女孩不知所措,她不知道该不该答应,而此时的小宋比较矜持,坚辞不允,她说她家规不允许接受陌生人的邀请。几个小伙子无奈,就一起挤在底铺你一句我一句地逗两个女孩发笑。我们无法入眠,索性起来加入说笑行列。因为小宋的翻译,大家交流起来倒也顺畅。 那个说硬币是小钱的奥地利小伙,取过小宋的小提琴,摆了个架子,似乎想拉,犹豫再三,把琴递给小宋,说让小宋拉一曲,大家欣赏欣赏,几个小伙子噼里啪啦鼓起掌来。小宋说拉起来很响,会惊动隔壁包厢的,那几个却以为门关上不碍事的,小宋无奈,只好端起小提琴,在小小的火车包厢里,开始为大家表演。 拉的曲子是电影《哈利波特》的插曲,琴声一起,包厢里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被这绝对专业、一流的琴声惊倒,如此优美、流畅的琴声只能是在音乐厅里才能享受到的。一曲终了,大家都热烈鼓掌,此时的小宋欲罢不能,在大家要求下,又接着又拉了几首世界名曲,而我们的包厢,犹如在开个小型的独奏音乐会,气氛异常热烈,终于引来列车员。 一个大妈般的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敲开包厢的门,朝里面说着什么,我想音乐会应该结束了,可是那几个小伙子还是不依,仍旧要求小宋继续演奏,小宋答应再演奏最后一首,那就是中国有名的小提琴曲——梁祝。 琴音在包厢里流淌,小宋拉得投入,那来自三个不同国家的小伙听得入神,他们似乎能听懂曲子述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欢快和哀怨,一个个摇晃着身子或脑袋,手掌还打着拍子,直到那个制服大妈端来了食盘——那是列车免费供应的食品,小小音乐会才告结束。 小伙子们伸出大拇指,对小宋的提琴造诣赞不绝口,口吻也庄重得多,不像刚才那样一味调侃,嬉皮笑脸。为此,我们也感到自豪,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而且是老乡。 我们和两个女孩在威尼斯分手,到酒店上网一查,小宋还真是个公众人物,她曾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纽约林肯中心艾弗里·费雪音乐厅、上海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以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进行独奏,也曾获朱莉亚音乐学院杰出音乐家及学术成就奖,以及杰克·肯特·库克青年艺术家奖,现在好像是纽约爱乐乐团签约提琴手。
有意思的是,我们每到一处,都能遇到老乡结伴同行,这不仅给旅途带来方便和快乐,还更有安全感。 8月2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我们遇到了老卫父女俩。 早先,在博物馆见到过这对父女,但不知道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或韩国人,就未与之搭话。当我与他们同在瓷器展室观赏时,听到他们用上海话在交谈,才知道原来是老乡。老卫说女儿在巴黎工作,这次是特意请假陪他来游玩的,本来说好老卫自己走,但女儿怕语言不通的父亲有闪失,还是亲自陪伴而来。 既然是老乡,大家交谈甚欢,相约一起去参观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即使没有中文解说,老卫女儿也是可以为我们翻译的,瑞士官方语言是法语和德语,小卫精法语,粗通英、德语,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果然,参观联合国总部手续比较麻烦,先是要护照登记,给张纸片然后去交费领胸牌,其间还要安检,幸得小卫做翻译,我们才顺利办完手续。小卫告诉我们下午没有中文解说,只能加入英文参观小组,好在她能够听得懂。参观期间,解说员说得很投入,夹杂了些风趣和诙谐,没有小卫一路为我们翻译着,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一旁参观者时而发出的哄笑是为什么。 俗说“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很有道理,但是,如果出门能够交结到一些朋友,就不一定“万事难”了。我们8月3日离开日内瓦前往巴黎,火车上遇见了小车姑娘和她的父母——同样来自上海的一对夫妇。小车也是陪父母出游的,她自己在英伦发展,父母来英伦探亲,顺便四处走走。 聊起来才知他们一家和我们一样,没有(订)买到直达巴黎的(座位)车票,需要到里昂车站换乘。虽然欧洲火车线路多,发车频繁,但大多是短途的,长途直达火车却不多,特别是跨国的。我在网上查了很长时间,要想订跨国长途列车并非易事,因此对于换乘是有思想准备的,而此次换乘,若非碰到小车一家,我们很可能要麻烦。 在里昂车站,距换乘的火车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小车的爸爸留下看守行李,我们几个便到车站外四处走走。本想乘地铁到市中心逛逛,算来时间不够只好放弃。此时结伴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小车主动去查看车次,站台,而这些功课本来一直是我在做,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这个功课不是好做的。 从里昂到巴黎的火车乘客不多,虽然是旅游旺季,大多座位都空着呢,我们两家占了一个包厢,十分舒服。妻子和小车一家聊着天,我欣赏着窗外掠过的法国乡村景色,全不在乎列车的广播,况且我也听不懂。 一个女列车员过来,说了几句,见我们没有反应,就问有会英语的吗,小车上前问有什么事?接着她们两个在那儿说了好些,我们没有弄懂,而小车姑娘懂了。小车过来说,刚才广播了,说这列火车有故障,不能开到巴黎了,全体乘客必须在前方车站下车,下车后,到对面站台换乘去巴黎的火车。至于乘哪次车,几点发车,几点到达巴黎,刚才的列车员已经跟她交代了。幸亏有小车在,否则我们一定会被弄糊涂的,如果没有翻译,像这类事情我们怎样才能理解列车员的意思呢?我想不出来。 由于各自预订的酒店不同,在巴黎下火车后我们就分手了,但是约好次日在凡尔赛宫门口碰头,谁先到就帮着把门票买好,第二天我们先到,排队将小车一家的票带出。又约好第三天同游卢浮宫,因为这天属于免费开放日不用买票,所以约定谁先到谁帮着排队,结果我们因为步行前往,到达卢浮宫时已经晚了,参观的队伍排得好长好长。我们找到队尾,一旁的牌子上写着:此处距入宫需要2小时。呵,等我们排到卢浮宫门口要中午了! 我想会不会小车一家排在前面?于是我让妻子排着队,我则沿着队伍一路找去。队伍曲里拐弯足有两三里路,凡是有华人的地方我都仔细观察,这样一直走到卢浮宫大门口也未发现小车一家的踪影。我突然想起,昨天在凡尔赛宫皇家花园里我们两家走散,就是靠一把醒目的小黄伞联系上的,这把伞正好在我包里,何不再试一下?于是,我取出伞打开,高高地举过头顶。 那么大的广场,那么多的人没有一个打伞的,想必人家会觉得这个中国人的行为有点乖诞,此时我也顾不得了。这个办法真灵验,一分钟不到,那边有人在朝我挥手并呼喊,哈,他们一家三口就在离大门几十米远的队伍里。我赶紧跑回队尾,招呼妻子随我往前去,等我们赶到小车一家那儿,他们已经马上就要进入卢浮宫那个有名的,由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大门了!如此,我们入宫参观时间提前了一个半小时。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此话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与车家萍水相逢,但一见如故,彼此十分信任,因而能够相互帮助,结伴同行。诸如此类,在欧行路上还有几次际遇,不妨一并录于此。
慕尼黑到菲森(新天鹅堡)的火车设有专门站台,但比较偏僻,我们好容易找到站台,上车发现车厢里并没有多少人,怀疑是否乘错车了,因为新天鹅堡是旅游胜地,此时又是旅游旺季。见一个亚裔小伙坐在窗口,走过去向他打听,得到肯定答复后,我们便攀谈起来。 小伙是福建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留学,修的花卉专业,此行借暑假出来游玩,过后还要回阿姆斯特丹继续他的学业。荷兰是世界最大的鲜花、球茎花出口国,花卉培植技术极为发达,到阿姆斯特丹学习花卉技术与到维也纳学习音乐一样,属于世界顶尖水准。 他还有两年要毕业了,很想知道回国后的就业前景,见我们从大陆来,不免透露出对前途的憧憬和忧虑。我以为,小伙子一定不是官二代或富二代,如果是的话则可能学工商、金融和经济等专业,这样回国不愁没有好职位,学花卉这个专业既当不了官又发不了财。 作为长者,我只能告诉他一点:学成之后,能留就尽量留在荷兰,等有了工作经验或事业有成再回国,那时可能获得地方重视而容易谋到理想职位。如果毕业就回去找工作,很难,现在海归成麇,良莠不分,没有一点靠山、背景根本就找不到好工作。 在日内瓦遇到的小龚,则是一位在事业上小有成就的独行侠,他来自成都,到瑞士的目的是攀登阿尔卑斯山。小龚高高大大,喜欢一个人游历,已经到过世界许多地方,攀过许多山峰。我们在日内瓦湖畔邂逅之后,还发生了一些故事。 在通往老街的桥上,我们正走着,被一个中国小伙叫住,他请我们帮着拍一张有喷泉背景的照片,接着他又主动帮我们拍了两张。随后我们一起过桥,边走边谈。他知道我们来自苏州后,说他虽住在成都,但是南京人,大学毕业后到四川的,呵,都是江苏人。他就是小龚。 既是同胞,又是老乡,大家谈得很投缘,就在此时,日内瓦的宵小却趁机将妻子的钱包窃走了,里面有现金和信用卡。正在我们茫然不知所措时,小龚提醒说赶紧报警,便领着我们四处寻找警察。情知找到警察也说不清,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语言能力,然小龚这么热心,我们还是跟着他四处寻找。路上遇有两个巡警,小龚上前,居然能用英语对警察述说我们的情况,巡警要我们到警署去处理。虽然这两个警察没有受理报案,但小龚能说英语,使我们觉得踏实不少。小龚又领我们一路打听,几番周折才找到警察局,可恰逢瑞士国庆,只有一个警察值班,而报案之人不少,我们要排队等候。 此时的小龚表现得坐立不安,似乎比我们还着急,反过来我们劝他说“不碍事的,钱包里钱不多……”。他说不是因为这个,他下午要赶飞机,而这距机场有好长一段路,其间还要回酒店退房,取行李。原来如此,我们让他走,报案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可他以为我们语言不通很难说得清,他掐着表说再等半个小时,如果实在来不及,就把事情经过用英语写在纸条上,让我们把纸条给警察看。 果然一个值班警察接待诸多报案人力不从心,半个多小时过去还没有轮到我们。小龚虽已经将纸条写好,仍不放心,就对一旁同是报案且会英语的大妈交代,让她帮我们报案并翻译,虽然我们英语非常Poor,但总比德语或法语强点。交代完毕,小龚似还不放心,一再安慰我们,说信用卡不会有事的,窃贼不敢用信用卡消费等等,然后才匆匆离去。小龚之热心,使我们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倍感温暖,刚刚遭窃时的郁闷和惆怅缓解不少。 到达法国最初几天,我们是和小车一家结伴同游,而在最后一天。我们遇到了来自上海徐家汇的老朱夫妇,大家一见如故,一起去了巴黎的卢森堡公园和蒙帕纳斯墓园,一路游一路谈,十分投机。老朱同济大学硕士毕业,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朱夫人性格开朗,谈锋甚健,他们也是在外地工作,直到退休才回上海定居的。 分手时,我们相约回国后,或上海见面或苏州见面,就在中秋前一日,老朱还来电话相邀到徐家汇一聚呢。 在国外,常常遇到同胞或老乡,虽说是萍水相逢,却都有故友相逢的感觉。在布鲁塞尔的雕塑花园,游人稀少,除我们外,一对亚裔夫妇引起我们的注意,他们不到50岁,港澳口音,时而说上几句英语。在喷水池畔我们相遇了,互相自我介绍后,才知道原来我们住在同一个酒店,而且就在隔壁房间。先生姓刘,是香港浸会大学教授,趁暑假夫妻俩往英国子女处小住,顺便游历欧洲。 我们在花园里聊了好长时间,因他们英语好,所以我们向他们请教了一些景点名称的中文意思,后来,我们去皇家广场,而他们则要去吃晚餐,临别,刘先生邀我晚上去他们房间喝啤酒。待我们回到酒店,已经很疲乏,忘了喝啤酒一事,洗漱完毕正要休息,听到有人叩门,原来刘夫人给送啤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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