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和我的1978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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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捕》和我的1978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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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捕》和我的1978 作者按：永远记得真由美一声带哭腔的呐喊：“我是你的同谋！”，从此“同谋”一词变得如此美好如此浩荡！ 收到南方周末友人微信，发来今天出版的《南方周末》E29版照片，刊出了我11月出国前写给他们的这篇文章，做了些微尺度性润色。这里贴出完整版。这篇文字选自我即将杀青的一部书稿。谢谢南方周末，谢谢编辑朱又可，给我一个纪念李虹离世十周年的机会，也让我的友人与读者提前读到这本书的一节。这本书，主要用史料来讲述我们俩及其各自家族的百年故事。 高仓健死了。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痛。 很多年没看日本电影了，我以为已经忘掉了那个冷面男人，此时才发现，他已经如此深刻地嵌入了我的生命，像一个流落异国的兄长，久无往来却依然血肉牵挂,再往深处想，真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身边那个叫真由美的女人,还有那首无字的歌：“哪呀哪——哪呀哪哪呀哪——”有点放浪,有点沧桑，每当电影到了动情处，它便散散漫漫地唱起来了。 1978年深秋，《追捕》在大陆放映的时候，我已经被我当时任职解放军7435工厂单独监禁一年多了，并在这其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待最后的发落。那天，几个看守我的师傅接班，说起刚看的一部名为《追捕》电影，说里面那个女主人公真由美，真像你那个李虹。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讲述中，我对剧情有了大体了解，将一个同情并帮助通缉犯的富家千金和一个不顾一切重压执爱一个“现行反革命”的高干女儿媲美，这世道人心真是开始变了。 一年前的初秋，厂党委突然宣布对我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因了我的一些言论。我们车间办公室的一帮子年轻干部——正、副书记，会计，调度和我这个统计，平日都爱读书报，琢磨问题，有时也议论一下时事政要，不知道怎么就成了事了。我是第一个拿来开刀的。余下的几位，后来也陆续被审查被监禁，一时间成为我们厂一桩著名的集团案。 那天，我在押解下回家取生活用品，正巧李虹来了，撞见这一幕。就像真由美在山洞里遇上矢村警长来抓杜丘一样。我对她说，厂里有点事，告诉我父母，说我出差了，一两个星期就回来。只是我太低估此事的严重性，这一去就是整整15个月。 李虹当夜就在我家住下了。这算是她过门的第一天。 我和李虹相识于1974年的深秋，她从部队复员后分到湖北人民电台文艺部做文学编辑，读到我发在刊物上的一首诗，准备配乐播出，约我去谈修改意见。两个冰炭水火天阻地隔的人就这样相遇了。我出身于国民革命军老军医家庭，她父亲是长征老干部，我是工厂一名小统计，她是喉舌单位大编辑，我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而她却一直享受着许多特权带来的好处。我们有如此多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还有我们对文学与音乐的爱。我们从隔膜、抵牾、互怀偏见、甚至唇枪舌剑，到相知相爱，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她渐渐理解了我的一些想法。就在我隔离的前一个多月，我们互相走近了对方。那段时间，她三天两头隔江过河到我家来，一次次长聊直至深夜才骑车返回电台。突然间，这一切兀然打住了。 一时间，她陷于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之中。她拿着记者证以了解作者为由前来探望我。她在寒冬的夜里，禁不住思念之苦，跑到我那间囚室外面的大马路上呼喊我的名字，一次次拿着罐头，香烟，书籍，被褥要闯进去见我，她在香烟里塞进纸条诉说自己的分离之苦……后来，李虹自己也被停职检查。她依然不管不顾，导致更严重的惩戒，惊动了从小宠爱她的父母。这一切我的那些看守都一一看在眼里。 一开始，那些充任看守的师傅们并不知道我犯下了什么大罪，在专案组三番五次的讯问提审之后，特别是听了我开诚布公向他们讲述我的思想我的观点之后，渐渐同情甚至钦佩起我来，有人忘形之中，甚至会在我和政工干部辩论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插话说：“我觉得小胡说的有道理。”渐渐地,他们有的人开始替我购买书刊，到各个办公室帮我搜罗报纸,甚至帮我偷偷传递家书情书，生活上,对我也百般照顾，多少年来的那种万人诺诺的局面在悄然崩溃。专案组察觉一些蛛丝马迹之后,不得不常常更换看守，避免他们和我相处时间长了，做出更不堪的事来。 《追捕》放映以来，厂里开始流传胡发云也有一个真由美女友的故事，到了后来，李虹来了，很多人都借故前来探看这位现实生活中的真由美。 定案之后，我被转移到厂外礼堂旁边一间平房，等待最后的发落。有一次李虹意外中找来，看守们竟以礼相待，还特意避让出去，让我们单独待上一段时间。那天李虹来，给我讲了《追捕》的故事，告知电视台要播出《追捕》，我对看守师傅们笑说，想看看真由美。他们说，不远处后勤组有一台电视，有点毛病，没人会调。我说我会。 那个晚上，几个看守，一个“现反”，还有那个依偎在他身边的“真由美”，在这一方十几英寸的黑白屏幕前，看一个关于逃犯和爱情的片子。里面的许多情节许多对话，就像在演绎着我们的故事。当杜丘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真由美率性地答道“我喜欢你！”当杜丘拒绝真由美和他一起潜逃并告知她说：“我是被追捕的人。”真由美喊道：“我是你的同谋！”当真由美的父亲说：“听见吗真由美，我是你父亲！”“不是，把女儿的救命恩人出卖给警察，你就不是我的父亲。”当真由美从重重包围中救出杜丘，发现前面已经被警察封锁后，带着她的马群喊一声：“冲过去！”时，我和李虹都融化在这一幅幅令人销魂的场面中了，我们所有的思念，孤寂，重压与磨难，都由这部片子给我们做了最美的注脚。 此后很长时间，关于这部片子的许多对话，我们可以张口就来。李虹去世后，我读到她留下的日记，其中有这一天的记录。 “1978年10月25日昨天在省电影公司观看了两部日本影片——《望乡》，《追捕》。晚上又连续两遍讲述电影《追捕》的情节，一次是给发莉及X（李虹日记中我的代号）的父亲，一次是给在自由囚室中生活的X，我兴致很高，他们听得也很热心，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在复述的时候，都是很热情，也很激动的……在一个没建成的建筑后面，坐在潮湿的混泥土制品上，我们无言地偎在一起，静静的……丁字路那里我们很愉快地分手了，并约好‘明晚再见’。我们的时间这样宝贵，这样短促，我们的爱情这样浓郁，这样丰富，我想，我和X对这一点的感觉一定是相同的，我们为自己的一切高兴，甚至骄傲。”“1978年10月27日……昨晚和X一同看了日本影片《追捕》（电视）之后，我们又到了前一天那奇妙的地方，站在脚手架下默默地过了十五分钟，没有响动，也没有灯光，只有X的一星烟火在闪着微微的一点亮。我们靠在墙边，偎在一起，没建成的房子里雨滴很响地打在地上，仿佛是人弄出来的声音，我感到冷，就紧紧地挨着X，X的毛衣上也被雨弄湿了，但我总觉得挨近一点就不会冷了，我们互相暗示着，甜蜜的长吻，使我忘掉了周围的一切……”这部电影，成为我们激越的情诗和荒漠的星光。杜丘在寻找权贵们的黑幕，寻找那种把人变成白痴的AX药片，我在思考一些问题的真相，争取着自己言说的权利。真由美和李虹都凭着女性的直觉与常识，判断着这个世界的真伪善恶美丑并作出同样勇敢的选择。我们都用火焰喷发的爱去抗拒强权的冷硬。 自此以后，李虹几乎天天都来，她骑了我那辆飞鸽的二八大车，一早从我家出发，跨越长江汉水两座大桥，贯穿武汉三镇去电台，晚上下班后，不论阴晴风雨，直驰我的囚室，然后在暗夜中回到我的家。从她常常被泪水洇润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一直笼罩在不祥的预感中，她希望每分每秒都和我待在一起，害怕一切突然会在某一刻戛然而止。尽管她也在日记中写下：“天赋予我的倔强与骄傲！不管他们把我如何处治，誓与我夫共浮沉！我宁愿放弃一切苟生之窍，宁愿在漩涡中渡过动荡的生涯，绝不背离誓诺！”“不管X到哪里，我都有不灭的热情，充沛的感情和精力随X一道，即使是流放，漂泊，只要我和X一起就会感到力量、朝气。我们的生活再苦也是充满着明媚的阳光的。”1978年11月17日，李虹日记中写到：“妈妈来信了，姐姐姐夫已回西安，家里想让我回去团圆，X的事情，还没有一个明朗的结局，我又一定要离开X，我心里真不好受。昨晚，在X那里我哭了，我不愿意离开X，一天不见X我都似有所失。现在要回家，那就是二十多天见不到X……”在其后几天中，李虹依然在回不回去中挣扎。我坚决地劝她回去，还开玩笑说，我要我的岳父岳母知道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婿。这时，李虹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条件，回去可以，回去之前，我们先结婚。 那个年月，且不说像我这样的戴罪之身，正常人要结婚都手续重重。李虹说，我们自己结婚，什么都不要。经过一番密谋筹划，我们迎来了我们的“11·28”。 在我二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写了这个永远的日子。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底，她将回西安探亲。为了我，她两年没探亲了。这一次是我强迫她去的。临行前一天。我们决定举行一次别致的婚礼。那天刚好是厂休日。在“看守”的帮助下，我偷偷溜了出来，在一个僻静的小巷里与她会合。那天很冷，天也阴着，整个世界在这冬寒中显得很安静。我们俩从一条小巷的两头相向走来。她穿了一件绛红色的棉衣，系一条猩红色的纱巾，手里拿着一小包糖和一小挂香蕉。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工装，里面是一件美式毛领皮夹克——那是她父亲战争年代的一件战利品，也是在我囚禁期间她送进来的。我们很安静，说着开玩笑的话，向我的一个朋友家走去。我的朋友已经告诉了她，钥匙放在了什么地方。在那间明清古巷中的小房里，我们物我两忘地待了一整天。从朋友家出来，我们一起来到我家，就象婚礼结束后去探望父母的新人。阔别一年多来，她对我的家已比我更熟悉。她一直住在那里，照顾我病卧在床的母亲，慰籍我当时已年近古稀的父亲，替补我的位置与我的兄弟姐妹相处，接待我各方朋友。 晚饭后，我们又匆匆赶过江去看望我的一个叔叔，在整个家族中，他是最钟爱我的。这个本份的老医生一直在为我的被囚忧心。当我们像一对新婚夫妇出现在他面前时，让他大吃了一惊。当我们离开他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车。我们在深夜里从汉口江边开始步行，跨过了两座大桥，穿越了整个武汉三镇，李虹回到我武昌的家，我依然潜回我的囚室。在我家的门栋楼道里，我们吻别。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因为我们的爱，所有的不测与灾难都变得无足轻重。她即将登上西去的列车。于她来说，那是与故土与家人的告别。不管我去向何方，她将与我同行，她说。 在当年那个新婚之夜，李虹夜半回到家中，在日记中写下简简单单几句话：“1978年11月28日，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俗套，也没有任何仪式，我们的终生已紧紧结合在一起了。”李虹二十天探亲假过完，立刻奔回武汉，回到没有我的我的家。1979年1月6日夜晚，家里灯泡突然坏了，她爬上桌子换灯泡。当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我站在了房门口——他们突然之间拿掉了我头上的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让我自由了。他们一直没有解释这件案子为什么会突然翻转。 经历了这次囹圄之灾，让我对其后的岁月多了一份警惕，少了许多天真。我们清清楚楚看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人，是如何从四清、文革、英明领袖时期、改革开放新时代……一路顺风顺水走到现在。那些专案组政工组的人们，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做过恶，有的甚至身负命案，但是，后面的一路风光吃香喝辣，依然是他们。 那天，一个看守帮我一起搬回行李杂件，一人推一辆自行车，上面挂得满满当当，像两个收破烂的，一年多下来，竟生出了这么一大堆物件。 李虹怔怔站在桌上，来不及跳下来，像《追捕》片尾真由美那样问到：“完了？”我回答说：“哪有个完呢？”其后岁月，不幸应证了我那句戏仿杜丘的玩笑话。是的，总以为会完，但数十年过去，一直未完。 2014年12月2日 李虹十周年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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