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
作者：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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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
作者：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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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泽东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时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他说明了运动的重点目标，但有意缩小了打击范围，实际“整倒”的不是几百、几千人，而是几百万。 广东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笔者相信应在二百万以上。 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 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第一个是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 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有个说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对象。 这“横扫”，肇始于以中共干部子弟为基本队伍的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这时，牛鬼蛇神还只限于“五类份子”即“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资本家。北京市家被抄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从北京发源、迅速达于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譬如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城镇乡村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著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已无冤无仇的人，要有精神支柱，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份子”头衔的牛鬼蛇神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 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谢富治在会议上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谢富治还召集在各省、市公安局局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个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安公局就好了。”他还指示“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江青传达的字句稍有不同） 正是在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他们将打人提升为“红色恐怖”，而就在这批中共干部子弟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毛当然没有表彰他们打死人的行为，他确实也不主张打死人。他不过是利用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压制对手罢了。 被打死的各类“份子”数以千计，后来中共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 由于各省、市公安局的局长们还是有顾虑，他们担心于手让学生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被追究。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份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譬如广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被杀者应不下十万。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的法子结束自己的生命。仅一个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作家巴金回忆道：“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八月二日，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叫你不死，你要死，你死了活该。” 六月中，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死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笔者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武斗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的“武斗”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期。全国性的武斗起于六七年新疆。一月初，毛泽东号召“夺权”。但军队不能夺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围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 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武斗中死了多少人？今以陕西省为例，勉县武斗“死亡八十五人，其中打死四十七人，武器走火死亡十二人，武斗汽车肇事死亡十三人，武斗中触电死亡一人，打死无辜群众三人。”蒲城县双方及无辜老百姓死三十四人。城区十余条街道的两万多所民房被烧。安康县武斗，历时一年，毁房屋三千三百余间，死亡七百八十四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烈，因为当地是中国的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数百人负伤。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战中将参战的役官兵十二个整连外带四个班全部缴械、俘虏。“双方打死打伤参战人员不计其数。” 江青说过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成残废。 武斗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譬如嵊县双方共战死一百九十一人。有的地方群人组织间的武斗引起地方军队镇压，造成大批伤亡。譬如宁夏，一九六七年八月间，康生指示驻宁夏的部队支持一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并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一百余人。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陆军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夥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二十七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阳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残三百一十九人，烧毁房屋一千二百余间。 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如被认为有异端行为也会遭到当局残酷镇压。如云南的群众组织滇西挺进队被说是要叛国，军队进行围剿，用机枪扫射，二十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 虐待俘虏是文革中武斗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份是被虐杀的战俘。如河北雄县由军队三十八军支持的那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面，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滥杀俘虏二百八十六人，自杀二十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审讯”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曾经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除了有些头头被枪毙以外，更有相当一批人死于『修理』或『退火』之中”。 江西宜丰县的一派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为了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老百姓。 广州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武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 清理阶级队伍死人最多 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如黑龙江省宾县，打死一百四十三人，打残三十二人。 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譬如上海宝山县“清队”，“经县革委会审批的揪斗对象一千七百零二人……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三十四人。” 人口特别少的县，在“清队”中被整死的人数才少于一百。譬如中苏边境上的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若以一个人口一至二万人的人民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有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清队”时“全社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只有一百一十户人家的桦田生产大队竟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 各级革命委员会平易近人这场运动的执行者。比如辽宁台安县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斗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一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 五十万人死于清队 按照毛泽东“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以江西万年县为例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贡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乡宁“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伤打残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计逼供，打死三人，打伤打残十多人。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如黑龙江省大庆油田于一九六八年五月成立革命委员会，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在“清队”运动中，“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是全国“清队”运动的样板。军宣队领导下，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九百多人被“审查”，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杀身亡。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十八岁的都要“过筛子”，整死了九名干部和八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挖出一个“反共救国军”，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二十一军军长或政委）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严刑逼供。无端受株连却多达五百多人，含冤自杀的有八人。 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一场大血案。“仅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队”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包括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未死。 粗略估计，死于“清队”的人数应在五十万人以上。 赵健民案一万七千余人冤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毫无根据地当面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抿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份子来。仅此一案，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敌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云南又有“划线”一说。在两派斗争中站错了线的便入了另册。”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据一九七五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三十万人，其中三万七千人死于非命。” 冀东李楚离案三千人死于非命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及开采核燃料的矿区，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指挥“清队”。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四十余处监狱，先后关押了四千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务”、“反革命”。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五十九人，包括九院副院长王志刚，打伤、打残的则有三百多。被逼疯的大人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 内蒙内人党整死一万六千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群众组织代表宣布天津作家协会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艺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夥人”。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因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纪合夥“专了我们的政”，天津市公安局遂成“黑窝”，一千二百余干警被审查。据方纪说，所谓“审查”，实则“滥施酷刑，刑罚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该局干警被逼死、整死的多达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长江枫。 “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来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一九四五年，该党恢复，并由业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中共党员乌兰夫等控制。不久，中共怕它势力壮大，日后无法控制，一九四六年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在内蒙古大抓“内人党”。结果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胡抓乱捕，许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队去登记自己的“内人党”份子。全内蒙古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一说“被迫害致死者竟达十多万人”，存疑。） 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个“三反”，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无“三反”。七○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 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取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这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大批中国人自杀之事件。譬如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后全部平反昭雪。 一打三反大杀政治犯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枪决。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枪决一十七人，判刑十二人，戴“反革命”帽子二十五人，二十人自杀身亡。 一九七○年八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近十万人挤满体育场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公判“现反”。这天判决的是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反动组织“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因一名女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其余十二人，三名“死刑，立即执行”。被枪决者之一的吴述樟年仅二十二岁，最大的罪恶时：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 三月二十二日，甘肃省会兰州的万人宣判大会结束后，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到达军警密布的形场。被杀者之一是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 被冤枉的确实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一九七○年十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支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北方枪毙张志新前割断喉管稍为文明一点。 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著是一排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场运动，一个连著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害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 结语 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即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二十四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一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五百至一千人。譬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 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十多万。概而论之，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不会过多。（丁抒：中国旅美学者，著作有《人祸》等。本文引述皆有出处，从略） ************************************************************** 一九四九年以来的若干重大冤假错案 明末清初，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打油诗：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曾几何时，被冤押狱中的人偶然想起，把它戏改为：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胡风用了一年多时间写出三十万言的《意见书》，呈送党中央直陈自己的见解和建议。1955年春夏之交，我国文艺界"挖掘"出一个反革命组织，即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全国上下大为震惊，於是开始了一个揭批这个"集团"的政治运动。 据统计，此案件触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但历史证明，这个历时25年之久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完全是一个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1980年第76号文件指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桩错案。凡是因这一错案而受到错误处理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二、批判“小脚女人”－－中共七届六中全会 邓子恢，中央农村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1955年夏季，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邓子恢被认为犯了右倾错误，受到了批判。毛泽东指责持稳步前进意见的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而从党内发起批判“右倾保守”的斗争。当时对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後合作化运动高级社化和人民公社化等急躁冒进的错误。但经过历史的检验，1981年3月9日，中央发出文件通知，给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平反。 三、清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1950年，北京农业大学主要领导人，以非常粗暴的方法对待遗传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遗传学教师，以致一位不同意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教授被迫离开祖国。 至1952年，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其内容之一是清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各高等学院，摩尔根学派遗传学课程被停止了，被认为属於摩尔根学派的教师和科学家被迫改行。其中包括一些我国近代遗传学的开拓者，卓越的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在农业科学研究部门，还发生了几起毁掉育种材料的事件，如实验田麦苗被铲掉，实验被迫停止。直到1956年8月，由中科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才基本结束了教条主义在遗传学领域的统治。然而，1958年以後，由於赫鲁晓夫再次支持李森科，苏联摩尔根学派再次受到压制，这个反复也影响到我国，使我国的遗传学研究再次受到严重干扰。 十年“文革”中，江青一伙重新拾起李森科曾经给摩尔根学派扣的种种帽子，对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理论又重演那种无知加蛮横的批判，窘息了学术空气，使我国遗传学的发展受到长达二十多年的严重阻碍，被残酷的打入冷宫。
四、丁、陈“反党小集团”案（注：丁玲，作家协会副主席） 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正在全国展开。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於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揭发的丁玲的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份属子虚乌有。 50年代，中国文艺界出了一个“丁、陈反党集团”，当时曾经大肆宣传，几乎家嘱户晓。这个案子在1955－1957年间有过3次大的起落，即：批判－－定性－－重新审理，改写结论－－加温、加码－－再定性的错综复杂的过程。 1957年“反右”中又加码，丁玲、陈企霞开始了为期22年的流放，受尽了屈辱、苦难，尝遍了人间的辛苦。十一届三中全会後，1980年1月，经中央同意，恢复了丁玲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予以彻底平反。并将同丁、陈一起错定为右派的其他五人，也都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和名誉。 五、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 就在马寅初大声疾呼控制人口的时候，反右斗争已经开始，许多主张控制人口的专家被打成右派。费孝通、吴景超、陈达等人多次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1978年，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决定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与世长辞，终年99岁。 六、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总路线的形成 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恢复“冒进”。1958年，由於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於求成，就在总路线提出後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毛泽东说了，目的不是整人。可是不整人则无以立威。在1958年5月5日－23日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严厉处分了一些高级干部。只说毛在讲话中点了名的被划为右派份子，开除党籍的，就有作家协会副主席丁玲、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作宾。此外受到处分的，还有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更是在这次大会上受到批斗，被撤销了职务，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注：古大存、潘复生是八届候补中委）。 1980年中共组织4000人讨论中共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时候，多数人对造成一场巨大灾难的“大跃进”，对於破坏人民群众正常生产和生活的人民公社，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大跃进”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也就是总路线所造成的灾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从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儿。 七、共产党里还有说真话的好首长 1959年春，身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不断得悉无为的“田园荒芜”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极为不安，便来到无为作实地察看。在“共产”风暴弥漫之际，无为人民虔诚默念为“青天”的他，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关押二百多天，批斗後送淮北某矿劳动。其妻史迈也受到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 八、“春天第一燕”和葛佩琦冤案的解决 温济泽，延安时期的老干部。1957年，他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央广播电台副总编和对国外广播部的负责人。由於他耿直性格得罪了中宣部某领导，导致在反右斗争中，“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一下子，二十年的时光在改造中渡过了。直到1978年，中央才给温济泽恢复了工作、党籍，以後，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广播事业局几乎同时宣布，改正温济泽的被错“右派”的问题。并将其“反党小集团”的邹晓青、张纪明所受到的撤职、降级、留党察看处分也给予彻底平反取消。 这是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右派"，北京更有人誉称温济泽是“春天第一燕”。 中国人民大学老教授葛佩琦，曾被错划右派，定为历史反革命份子。老人多年心里不服。至1980年12月15日，葛佩琦教授的“反革命”冤案得以平反。1983年3月18日，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随後，他的党籍也恢复了。 九、撤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中央组织部接收中央专案材料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撤销中央专案机构，将所有档案全部移交中央组织部。“文革”中成立的中央专案组，於1978年底至1979年2月，完成了将专案材料全部移交中央组织部的移交工作。 十、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 从1978年至1982年底，在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中，据不完全统计，此期间，经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了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四十七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一）为一些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如科学家赵九章、熊庆来，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艺术家周信芳、郑君里、严凤英、潘天寿、盖叫天，上海市副市长、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等平反昭雪。在这期间，中央军委为许光达平了反。 （二）为天安门事件，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新疆叛徒集团”问题、“东北叛党集团”问题平反。对於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受刘少奇指示，“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的问题，已由中央1978年12月16日中发75号文件予以否定。文件指出：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六十一人案是一起重大错案”。 （三）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领导人平反 （1）三中全会为邓小平、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2）为贺龙、乌兰夫、彭真、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肖劲光、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党的早期领导人翟秋白、张闻天、李立三平反。79年到80年，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作出结论报中央批准平反的就有445人。（3）还先後为“文革”前受到错误批判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平反。（4）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一案平反。 （四）为党和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人平反 从1979年到1982年，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周小舟、张琴秋、邓拓、廖沫沙、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章汉夫、赖若愚、董昕、冯雪峰、马明芳、王维舟、贾拓夫、张子意、安子文、陈昌浩、李德生、杨献珍等人平反。1980年9月19日，中央发出通知，对“文革”中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报刊、电台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宣布一律平反。 （五）对省部级干部复查审理平反冤假错案 “文革”前，全国共有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1253人，“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有1011人，占81％。其中由各地各部门立案审查，被诬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司令部代理人”、“执行修下主义路线”的有453人，占总数的36％。这还不包括由原中央专案组直接审查的人数。其中有40位在“审查”期间含冤逝世，还有一些人造成终身残疾。对干部的所谓审查，大都是捕风捉影、捏造诬陷、扣上帽子、无限上纲、实行专政，从而使这些干部长期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中央组织部受中央委托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12月底，先後对453名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结论进行了复查或审理。“文革”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85人，全部平反，恢复名誉；过去有历史问题结论，“文革”中又加码定性处理的，大多数维持了“文革”前的结论。经过落实政策，身体好、能工作的干部平反後都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身体不好的做了适当安置。含冤逝世的进行了昭雪，彻底恢复名誉。因冤假错案受到株连的人和家属子女，做了消除影响的工作。 （六）对全国各地发生的事件、案件进行复查平反。 为天安门的事件平反。为武汉七二零事件、宁夏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云南沙甸事件、“三家村”冤案、“新内人党”冤案、“内蒙古二月逆流”冤案等进行了平反。 （七）为被错误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冤杀、错杀案件予以改判或平反。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叛处死刑的有10402人，加上其他案件，共判处死刑23921人，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特别是以反革命定罪而冤杀错杀的很突出，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等就是典型事例。各级人民法院对此做了大量的纠正、改判或平反昭雪的工作。 （八）为中央和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平反主要有： （1）撤销了所谓中共对外联络部实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错误结论；（2）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3）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4）为把原文化部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5）为解放军总政治部被诬为“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6）为把档案工作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错案彻底平反；（7）撤销了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8）撤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九）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 （十）对“文革”前的冤假错案也进行了清理，纠正。如：（1）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党员平反；（2）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3）为1958年青海省平叛斗争扩大化而株连的人平反；（4）为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5）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为潘江年、扬帆一案平反；等等。（6）对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历史遗留案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复查，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如： C、对根据地的肃反问题进行了彻底平反。1930至1935年，苏区肃反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开展了肃清“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取消派”的运动。苏区肃反中错杀大批人是一桩历史错案。1954年中央对江西、福建、湖北等省平反了近两万人，其他省对被错杀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平反昭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许多被杀人员的家属和一些老同志多次强烈要求解决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1983年3月和6月，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处理意见，在各省组织部门与民政部门的密切合作下，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D、对肃托问题上的错案平反。E、对福建地下党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平反。（1981－1984年）F、1982年3月，中央对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为郑伯克恢复政治名誉，彻底平反。G、1982年8月，中央批准给西北联大地下党组织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H、给“中原突围”历史遗留问题平反。通过这次复查，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共解决了约5万馀件隐蔽、掉队人员的遗留问题，纠正和平反了解放初期的案件。 （十一）1981年，中央就错划右派问题进行了改正，全国共改正平反了五十四万馀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55万人的98％以上。给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了公职，重新安排了工作或安置了生活。另外，对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馀人以及受到株连的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十二）对“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也对“整风、整社”、三反五反等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 （十三）1979年至1982年底，中央组织部门还发出通知： （1）为小说《刘志丹》平反；（2）为陕西省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3）为原红五军团季振同、黄中岳平反。 （1）1979年1月11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有关规定，中央作出决定：（Ａ）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Ｂ）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Ｃ）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这一决定，意味着全国至少二千万人将结束三十年来倍受歧视的历史，享受到应有的公民权利。全国先後有四百四十多万人由此被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 （2）1979年11月－81年11月，全国共有七十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它劳动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的成份，纠正了当时的错误。 （3）1979年11月，中央还对1963年－1965年期间，一些高等学校定案处理的五、六百名所谓反动学生进行了平反处理。 （4）1980年5月，中央还对在“三支两军”中犯过错误的干部遗留问题进行了平反处理。 （十五）中央郑重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1）撤销中发〖68〗152号文件（即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68〗155号文件（即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荣誉。（2）在适当时间，由中央商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前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掉会。（3）过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4）……注：全国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的有数万人的冤假错案也都得到了平反纠正。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林彪、江青一伙出於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下，在河南开封狱中不幸病故。1980年5月17日，在北京举行平反昭雪追掉大会。 （十七）给大寨县的冤假错案平反。 据昔阳县志记载，1967年至1979年，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十三年间，昔阳挨斗挨批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2000多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1979年全县复查平反冤假错案70馀件，许多被开除党籍的党员恢复了党籍，被无辜判刑的老百姓被释放出狱。对在学大寨，创大寨县运动中执行极左路线，造成141人非正常死亡的案件，予以平反昭雪。至1981年底，全县共平反纠正冤假错案3028件，为在学大寨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2061人恢复了名誉。 十一、文革期间名人自杀档案 文革是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整死了多少人？恐怕既有的任何统计都是相当不完备的。下面这份“档案”，仍然以“不无备”为特点，只收录了在“文革”中自杀身亡的各界名人（缺科技界资料）。 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候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五月十七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後，於五月十八日自缢身亡。成为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田家英：1922年生於成都。1948年8月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後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毛的秘书亦为毛所杀。 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老舍：生於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後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後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於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後先後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及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自缢身亡。 官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後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晚，接连下三封绝命书後自杀身亡。 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一九三二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後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1896年生。河南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於王国维、黄侃、梁君超门下；1949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阎红彦：1909年生，陕北安定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系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解放後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因对“中央文革”所作所为强烈不满，於1967年元月8日凌晨吞服安眠药自杀，并留下遗言：“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李立三：1899年生，湖南醴陵县人。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曾领导过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和五、卅运动。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短短两个月中遭受十四次无情批斗殴打之後，决心一死了之，当晚服安眠自杀。死前留下《致主席》的遗书。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为其平反。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後。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1979年3月上海市委为其平反，胡耀邦曾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的赞词。 胡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家庭成份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於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後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扬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於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後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容国团：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後，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扬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後，扬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扬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於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後曾留学英国3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後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大呜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为。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雷：1908年生，上海南江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1899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十八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後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於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鸟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後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於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後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残酷迫害，於1968年跳池自杀。 刘绶松：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後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後，先後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後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後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後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於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 顾而己：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三十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一个工具棚门梁上自缢身亡。 范长江：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解放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解放後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後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後，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於当晚写好遗书後开媒气自杀。十馀年後，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王重民：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十二、“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各界知名人士还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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