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青春往事】：第三节 朋友们对劳动生活的记录（1）
作者：老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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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春往事】：第三节 朋友们对劳动生活的记录（1）
作者：老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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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春往事】： 第三节 朋友们对劳动生活的记录（1） 十九站筑路 贾雍炜 1971年初春时节，我们在从八十四公里倒大木回队里休整一段日子，又接到了前往十九站筑路的任务。 筑路的地点是在十八站与十九站之间，（可能是在十八站向北四十公里处吧）距离十九站稍近的通往漠河的公路边下车，穿越二、三十里的丛林，便是我们所“承包”的筑路路段。那里是一片古木参天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我们的任务是为了开发这片原始森林而筑的公路。 初到之事的第一件事便是安营扎寨。我们好容易在一小块原始森林里难以寻觅到的了一块合适的空地，用红松搭起了三间木屋。最大的一间是男生宿舍，小一点的是女生宿舍，最小的就是我们的厨房。 驻地四周古木环绕，前面不远处有一条三、四米宽的小溪，溪水清澈见底，那自然是我们理想的饮用水了。记得不久后进入夏天时，山林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野百合、芍药花争奇斗艳，恰似一片鸟语花香的世外桃园。可现实生活却并非那么浪漫。雨季到了，木屋前的“庭院”潮湿又泥泞。我们就用红松的树杆在三间木屋之间搭起了“步行天桥”以方便走动。现在想来，在大自然面前，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想象力创造力还是可圈可点的。 在大兴安岭筑路工艺虽然简单，但却是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记得当时在开工时，首先要根据施工监理用小木桩划分出的界线，伐掉界线内的树木，砍除荆棘和灌木。挖除树根后还要去除地表面的黑土（黑土是长年累月枯枝残叶腐烂后形成的，不能用作公路的路基），再从别处挖掘并运来砂石来垫起路基，直到路基达到设计的高度。 挖除树根是一项艰苦又危险的工作，由于古木的树根根系发达，用铁锹和镐去挖，非常费时费力，我们通常采用爆破作业炸掉那些树根。当时我们使用的炸药与1970年秋天在塔河使用的炸药有很大区别。塔河用的是军用的黄色炸药，这里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所用的炸药是自制的。记得是用一种叫“硝酸氨”的化肥拌上木屑在大锅里“炒”干后再拌上煤油便成了。这种“土炸药”的威力稍逊于“黄色炸药”。但操作起来的危险性一点都不亚于黄色炸药。特别是碰到需排除哑炮时，那个危险性就更大了。 当把一切清理干净后，便要寻找合适的砂石来填筑路基了。砂石还真不好找，常常要从很远的地方“搬运”过来。工地上没有机械化的运输工具，甚至连畜力运输也没有，全凭我们自己车拉肩挑。 要筑就一条平整的公路，还得在公路的两侧修筑边沟，防止雨水和山涧水冲刷公路。于是，公路上每隔一段距离还要修筑涵洞以保证雨水和山涧水可以通过而不冲毁公路。由于是在偏僻的原始森林里施工，没有水泥和砖块等建筑材料，只能就地取材。记得当时我们是用剥去树皮的红松刷上沥青垒成了一个个穿越公路的涵洞的。（这种方法在大兴安岭是常见的） 和呼中筑路一样，整个施工期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吃的、用的完全要靠我们用双肩到二、三十里外的公路边背进去，每次每人要来回走四、五十里山路，其中回来时还要背回七、八十斤的物资。说是山路，其实根本就称不上路，全是我们来回趟出来的。一路上要经过荆棘丛生的森林，要跨过一条七、八米宽的溪水。为了行走方便，我们在溪水上架设一座“便桥”。说是桥，其实就是用几根树杆临时搭起的没有桥板的桥，人走在上面摇摇欲坠，加上桥下湍急的溪水让人感觉到桥在移动，真有点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艰险呢！弄不好就会连人带物资一起落入溪水里。记得一次去背物资时，我们都安全地过了“桥”，在继续往前的时候突然从身后传来一声尖叫，当我们立即返回去查看时，才发现原来是走在最后的陈仲连人带物资一同落入了溪水里。我们返回的几个一同用力才把他拽了上来。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虽然是夏季，溪水依然还是那样的冰冷刺骨，河底甚至还有没有完全融化的冰呢。当时的艰险至今还铭刻在心！ 过了小桥就来到一片二百多米宽的“塔头”甸子。“塔头”是一种多年生长的植物，由于每年会在往年的根茎上长出新的草，年复一年，根茎越长越高就形成了“塔头”。每个“塔头”有半米多高，塔头直径在30公分左右，“塔头”与“塔头”之间一般会有一定的缝隙，行走时，需要踩在一个一个塔头顶上才能通过这片“塔头”甸子。当脚踏上“塔头”时它会不断地晃动，如果平衡保持不好脚会滑到它们的缝隙里。要知道缝隙中可全是冰凉的水，且其底下还是滑溜溜的冰。时至今日，我敢说这种体验来形容红军当年长征过草地的情景也不会为过。只记得当年我们这些才年过十七的小伙子每次去背物资时都是累到筋疲力尽而归。 劳动生活十分艰苦，还要经常受到蚊子、小咬、牛虻等的袭扰。林子里的蚊子大的出奇，当地有句顺口溜“三个蚊子一盘菜”，那里的牛虻足有蚕豆那么大，如果被它咬一口会非常疼痛，不过这种家伙行动比较缓慢，当它停到你身上时可以明显感觉的到，所以被叮咬的机会不大。最讨厌的就是“小咬”了，每当夜幕快降临时，它们就成群结队飞出来袭扰我们，它们直往我们的头发里钻，它们个头小数量密集，咬的大家奇痒难奈，最好的方法就是生火烟熏来驱赶它们了。 说来也怪，按说原始森林里会经常有狼、熊等猛兽出没，但我在那里除了见到过狍子等食草动物，从未见过猛兽。 虽然是十分艰苦，我们还是非常的乐观，遇到下雨天不能干活我们会结伴去树林里采蘑菇、猴头等山珍来改善生活。满山的“杜柿”，（现称“蓝莓”）我们采来包包子，味道还真不错。工余时间经常可以听到宿舍里传出欢快地歌声，尤其是王道竼那宏亮的好嗓子，“不管风吹雨打，乌云佈满天，我们歌唱我们战斗，战斗吧战斗吧，新的战斗，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这是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的主题歌）她恰似我们当时境遇。
原十五班知青 王建 察哈彦三面临黑龙江，一面靠山，在江的拐弯处，是连绵三座石灰岩的冒烟山，构成黑龙上一大标志性景观。我们已是察哈彦的第三批知青，前两批早我们半年多来到。察呛彦原来只有几十户农户100来号人，三批知青加|起来倒有203人，比老乡还多。因为是前线．虽然是捅队落户，但知青都是民兵建制，我们淮中中学的5名女同学和五十四中学、中国中学的11名女同学分在一个民兵班——十五班。十五班有个明显的特点，争强好胜，不怕吃苦，到队里没多久，在老乡和男青年中就已“小有名气”。记得刚到察哈彦，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知青，还是一批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女的就更不用说了。但就是这批城里的小女生，硬是凭着一颗红心，满腔热血，以“革命加拼命”，吃苦耐劳，不甘落后的精神，不仅学会了种种农活，成了春种秋收夏铲地的好把式，而且在筑路倒木、打样子一一这些男人活中也不甘落后，争着上。 察哈彦地处北纬52度，属高寒地区，冬天有摄氏零下四、五十度。按南方人想，东北的冬天肯定是“猫冬”。但那时的冬天，是生产队打样子、倒大木、搞副业的好时光。一到冬天，男劳力就上山了，村里只剩娘们和老人、孩子。当时我们班的女孩子对“上山”非常神往，总缠着队长、书记要上山，但总被婉言拒绝。女孩子哪能干这活?1971年春节过后，天气开始回暖，山上打样子的进度不够理想，如不增加力量突击一把，3000个样子的任务就完不成。正在队长犯愁抽不出男劳力的时候。我们找到队长，要求上山。再三恳求下，队长动摇了。但山上只有供男劳力住的一间地营子，天寒地冻的，女的上去住哪里?住帐篷，我们能行!只要让我们上山，哪怕睡露天我们也不怕。在我们的坚持下，队长妥协了，为我们借来了帐篷，现砍的桦木小杆搭成两排床，中间烧一个大的柏油桶炉子。我们10来个女知青挤在小小的帐篷中，中间烧着炉子，虽然中间热、四周寒，但也还暖和。可是半夜以后，因为年轻睡得死，没及时加柴火，炉子里火灭了，帐篷里温度骤降。被冻醒时，被沿上已结了厚厚一层霜，垫的褥子与桦树杆冻在了一起。面对艰苦的环境，没有人退缩。我和何薇薇一道锯，早上六点半出发，踏着没膝的白雪，要步行2—3里路到样子场，放树、打枝、锯木、劈样、码成柈子，打一个柞木样子7分工分，我们两人一天至少要完成3个柞木样子(每个柈子长 4米，高1．1米，宽0．5米)，才够每人一天10．5个工分。如按当时一工0.7元计，一天也就是七、八角钱。因为路远、天冷，我们都是从早晨六点半出发一气干到下午3、4点钟，如不顺利，还要干到下午5、6点钟。因为冷，干粮、水带上山也冻成块无法吃，所以我们渴了、饿了就只能顺手抓一把雪解解渴。一天劳动结束，我们扛着斧子和锯，吹着口哨，迎着西斜的阳光，踏上林中归途时，真有“打靶归来”的自豪和满足。回到驻地后，还要忙着整理工具。我们学着老乡的样子，把长锯架在锯架上，嚓嚓嚓地伐锯，然后将锯竖起，眯着眼掰料，要使锯锋不宽不窄．下锯才能既快又平稳．这样明天一定出活。一天下来．虽足很累了．但年轻人的心永远充满青春的气息．我们一班人围着大铁炉，吃着诱人的烤馒头。七嘴八舌地讲当天的趣事，苦和累都丢到了脑后。 从这之后，我们这些不安分的女生又不满足在离村儿十里的山上干打柈子的活了。我们要求到几百里外的深山老林中筑路和倒大木。记得71年春夏季，生产队组织到大兴安岭“94”的地力筑战备公路。这完全是一片原始森林，我们到达时，只有先遣队用斧子看出的一条羊肠小道。我们在公路边下车后，离筑路点还有10公里。几十个人5个多月的劳动、生活用品就靠我们大家“蚂蚁搬家“似的背进去。每过个把星期，我们总要下山去背一次“给养”。10公里路中有2～3里是草甸子，积有半米多的水，每当我们背着40多斤重的粮食或蔬菜走过草甸子时，心里都特别紧张，双脚小心翼翼的尽量踩准一个个竖起的草踏。我们不是怕人陷下去，而是怕一脚踩空，背着的粮食打湿，让集体受损失。不少同志一脚踏空时宁可自己“嘴啃泥”，让粮食压在自己的身上不浸湿。我们队承包的路段有90米是黑色腐植土质。不能就近取材。为了保证道路质量，我们队决定到l00米外的山边取石头铺路。我们十五班的王红龄、谢苏苏、王建、孔令娥等两人一组．硬是与男知青一样，到l00米以外的山边用肩抬石料，肩膀被压得红肿、磨破、出水，照样干：个子小的何薇薇等，刚铁镐刨石头，手指甲都磨掉了，缠着纱布照样干。就这样一干就是几个月，我们用双肩、双手抬出了一段高70一80公分，长90米的“钢板路”。在筑路最苦最累的日子里，我们真盼望这一切快些过去。那时我们经常念着普希金的诗，“心永远瞳憬着未来……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会成为美好的回忆。”冬天的倒大木因为劳动强度高，危险性又大，是清一色的男人活，但在l 974年冬天，我们6名女知青也到了大木场，加入了伐木的行列。虽是男女搭档，也足以显示女子的风采。高耸入云、几人合抱的樟子松、红松、白桦树，在我们的“哗哗哗”锯声中倾斜、倒下，我们学会了看树向，知道了先锯下碴，再锯上碴，当树反碴时，我们能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打楔子、砍下碴，直到树倒下。放树被老乡说成是“脑袋挂在裤腰上”的危险活，每年总听说其他队发生放树压死人的事。我们察哈彦上山倒大木，逐渐知青成了主力军，放树、归楞，累活、危险活都是知青上。我们凭着智慧和胆量，每次都安全顺利完成任务。筑路、倒大木等副业，为生产队积累了财富，队里集体资产从一台拖拉机增加到拥有联合收割机、胶轮拖拉机、播种机等大小十多种农机，初步实现了机械化。队里的年终分红也“芝麻开花节节高”。 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生活环境，磨炼了我们这一代的坚强意志和开阔的胸怀，记得当时我发自内心地感到开山斧是“最有用的工具”，有了它能够披荆斩棘，没有路能开出一条路，在我离开察哈彦时，我带了一把斧子和一把镰刀留作纪念。
林中“拔大毛”的惊险回忆 金懿然 说到“倒大木”的危险，我们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在我的记忆中那次林中“拔大毛”时的惊险经历真是终身难忘啊。 记得那时1972年底73年初，那年，我和樊建樑一道锯伐木。樊建樑是新手，我算是有过伐木经历的“师傅”了。前一天我们就看好了林中一棵大樟松，这棵树的确很大，我们俩张臂合围才能将其抱住，按照当时的计量方法，如果将这棵大树伐倒了，我俩一天的工分就已经是很可观了。对付这样的大树，伐木的行话叫做“拔大毛”。我俩决定合力来拔此大毛。 时隔多年，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现在想来，在当年那个环境里，干那样的活计，出危险、出事故是必然的。所幸我们生产队的知青没有出过大事故。
侯肖松车底历险记 目击者贾雍炜根据刘琪、贺小林提供的素材汇总而成 1971年春节过后，我们在八十四“倒大木”的任务已顺利完成。大伙收拾行装准备回察哈彦。回生产队的最佳途径就是乘坐路经这里的长途客车到三间房或兴华，再走回队里。 连续两天路经这里的长途客车，见到我们拦车根本不理会我们，一辆辆呼啸而过。总结了前两天的教训，我们这次要来一个“先礼后兵”，我们商量好了，由一拨人在前面拦车，另一拨人在后面一点的地方准备强行拦车，因为公路边就是我们倒大木的楞场，我们准备了一根原木，如果前面那拨人拦车车不停的话，后面的人就把原木横在公路中央，迫使他停车。 这一招果然灵验，当一辆长途客车急驶过来时，司机看到我们拦车，居然把车停了下来，（但没有熄火）也许是他已经看出了我们的意图吧。车停了我们不禁一阵欢呼，大家立即拥到了车门边，为了保险起见，有三名伙伴挡在了车头前，预防司机变卦，其余的人都在车门边与跟车的售票员交涉，让他开门，但售票员隔着车窗玻璃表示车内客满，不肯开车门，由于冬季车窗玻璃上结满了厚厚的冰花，我们根本看不清车内的状况。 客车停下后，我们已放松了警惕，原来准备用原木拦车的人也加入到准备上车的队伍里。原本就不情愿让我们搭乘的司机趁着车头前只有三个人，开始启动车辆，准备强行通过，车头前的三个人开始还能跟上车的速度，在车头前奔跑，然而司机见状非但没停车，反而是加快了车速，车头前的人已跟不上车速了，靠近车头两侧的同伴只得分别躲让了，这时只剩下在车头中间的侯肖松还在车前奔跑，可能是这时的车速已经到了他奔跑的极限速度，所以根本没有可能向两侧避让了，（如果向两侧避让肯定要被车撞倒，并且两侧的车轮------。此时车上的司机可能是看到拦车的人纷纷避让，最后一个人也坚持不住了，肯定也会避让的，他可能忽视了车前头人奔跑的能力-----。 当车驶出去近百米后，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本已非常失望我们突然看到了希望，司机发善心了？（由于这一切都发生在十几秒钟时间内，大家还都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状况），大家一同向客车跑了过去，这时我们才注意到慢慢从路上爬起来的侯肖松，只见他一瘸一拐的走到公路边的楞堆边坐了下来。这时大家才意识到车撞人了，我们被激怒了，呼啦一下围住了客车。 我心怀忐忑地匆匆来到侯肖松身边，只见他浑身沾满了油污，惊魂未定，急忙问他伤到哪里了？他指指脚（哪只脚忘了），我一看那只脚上的棉胶鞋带都断了，（估计是被车轮边缘挤压到了他的棉胶鞋底，所以鞋带全都绷断了）。好险啊！也就差几毫米，车轮就会从他脚上碾过。那情景，我至今都难以忘怀。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再看看他还有哪里受伤，他摸摸头说：“头好像被车底的什么东西碰了一下”，还问我出血了没有，我仔细地察看了一遍，没出血，只是鼓起了一个小包。我们几个扶他起来让他走两步，问他感觉如何？他说很疼，但还能行走，我们这才稍微的放心了。 义愤填膺的同伴们，想要把肇事司机拽下车来，可司机坐在驾驶室里隔着驾驶室的车窗还强词夺理，车下的同伴们气不打一处来，王兴家拿着抬大木的蘑菇头对着司机的脸就戳了过去，结果不偏不倚击中司机的眼睛。 后来经过医院的诊断，侯肖松的脚只是受挤压后软组织挫伤，没有伤到骨头。事故调查也只是说双方都有错，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自那以后，侯肖松从容面对车底历险，大难无恙的“故事”被永远地铭记在知青们的心中。 后来我在汽车修理厂工作时，专门观察过车辆的底部，其前桥与后桥离地面相当低。如果事先有准备，趴在下面车辆或许可以通过。但人在运动中，一般而言不太可能一下子就躺得那么平直，且冬季又都穿了那么厚的衣物。万一被车底的哪个螺栓之类的东西挂一下，其后果就不堪设想。那情景，现在想来还是不寒而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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