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十六：1970日记选议（12月）：才农历十一月就早早回沪过年了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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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十六：1970日记选议（12月）：才农历十一月就早早回沪过年了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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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十六：1970日记选议（12月）： 才农历十一月就早早回沪过年了 这一年夏秋之交肆虐一时的肝炎似乎渐趋平息了，但是已经接受了两年“再教育”的插队知青则更加不安宁了，无论病魔是否临幸自己，大家都深有体会：“只有身体是自己的”，再“拼命干革命”，一旦病魔缠身还不是自己和家长扛着？这就是插队知青与农场兵团知青最大的不同感受。越来越讲究实际的插队知青，面对病魔的侵袭，面对缺医少药的现实（那个喊得震天响的最高指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要落实到偏僻山村谈何容易），还是以走为上，那一年我也是早早地在农历十一月就“回沪探亲”了。
汤把狗“小熊”打了。晚上大家吃狗肉。我是第一次吃狗肉。 【忆与议】 当年也有知青养狗的，纯粹是为了解闷，当然不能与现在的“宠物”相比。临近年底的“打狗”既免除了回沪期间无人豢养的不便，也多少解决了一下数月不知肉滋味的苦恼。可怜“宠物”被打牙祭了。
王返铁路上去。他那儿此次修建铁路要有2个上海青年留下当工人。那儿恰有3个上海青年！ 【忆与议】 那一年云庄有两个知青成为进厂当工人的幸运儿，虽然在知青集体中所占比例很低，但引发了强烈的企盼。适逢江西“自力更生”依靠本省力量在省内建设“井冈山铁路”（现在称之为“分（宜）文（竹）铁路”）进入高潮，频频风传“井铁”工地上的知青有望留在铁路、“跳农门”。不过这样的幸运最终没有降临到云庄知青的头上。
昨天艾家园一上海人因口角上吊自杀身亡。公社五七大军负责人、县救护车都到。救护车因路不好，未进去。 【忆与议】 知青在艾家园上吊身亡这件事情没有记录详情，也全然没有了记忆。就是在知青下乡四十周年时由县档案部门出版的文集里也没有提及。这是不值得一提的事情？曾经有三四千名上海知青把青春留在了那里，但鲜有关心有多少上海知青已经长眠于斯。
从早上开始一直在整理行李，基本完成。只等支书开会回来，与之打招呼后就动身了。 前几天抽血、验大便，今获结果。我们大队上海人中有四人有钩虫病，我也是其中一个。
为了等支书回来能当面打个招呼——否则有损其自尊心——明天还得等一天。 今晚向汤要了打钩虫的药。
傍晚支书回来。晚饭后我与屠找之商谈了返沪事。他以“还要找小队干部研究”为借口，要我们再等几天。这实是缓兵之计。我与屠决定明天出发。晚上为了拖拉机一事“提心吊胆”。总算还好，拖拉机今晚回来了。 【忆与议】 与1969年年底回沪时“渴求”往返途中的“证明”（见《四十年前的“通行证”（之一）》等文）不同的是，1970年年底是为了支书的自尊心，也为知青今后前途计，做到礼节性地告别，而不是“不辞而别”，其中缘由可能是因为那年秋天知青中肝炎大流行时，县革委已经来电指示患肝炎者可予批准返沪。抑或对冬天“探亲潮”的管控也有所放松。
早上五点多就起了床。吃了些早饭，7时左右启程。拖拉机的车斗在小坑。所以我们只得走到小坑。 拖拉机直抵新干。遇城溪一上海青年正送同学返沪后归队，对我们说，到樟树后不要上车站的当，50次列车很空，转24次车才真的拥挤得很。 一到新干就到船码头，未候多久就上了船。下午2点多钟即到清江。从清江船码头到火车站的6里路。 火车站要我们乘4时的294次车，我们未同意。把行李放在一边，等294次车开走后，把行李寄放在车站（否则是不肯的），然后去清江城里逛逛。一直到晚上九点半才回到车站。十一点，出售49、50次列车车票。此刻售票处那张“50次车严重客满，停止售票”的通告已拿去了。不过在买票时还散布“紧张气氛”，说“50次列车很挤，恐怕上不了。”以后就上了这个“小当”，虽然大当（即乘294次车）未上。 在车站瞌睡了好久，总算挨到了清晨3点51分。 【忆与议】 不记得当时的车站售票处为什么要散布“不实消息”。也许当时各个铁路局都有任务指标、而广州—上海之间的50次列车与南昌—上海之间的24次列车则分属不同的铁路局？
3点51分，50次广沪快车抵樟树。原来50次车并不那么“可怕”，空得很。可是上了车站的“紧张气氛”的当。章请××等人帮忙，结果帮了倒忙。××不顾列车员的拦阻看票，径直抱箱冲上车子，招致车站执勤解放军同志的来到，连人带箱赶下了车。并说箱子要托运。这样屠是大为懊丧，箱子不能随身带回去了。很担心章的“下场”，说不定会被车站留下教训一番，还可能——这是更糟的——不给托运，因无发票。 同去年一样，今年返沪又是坐列车第一节的硬板凳。一路顺利。19:25准时抵达上海。行至18路车站正好一辆车子开达，所以到家时都觉得惊奇。嗬，又回到了熟悉的可爱的故乡——英雄的上海城了！ 【忆与议】 我们这些“50后”从小就听说樟木箱是好东西，独具防蛀的特殊功能，所以上海市民对江西的樟木箱情有独钟，在市场上无比紧俏，根本就买不到。于是，来到出产樟木的山沟里插队的知青就有采购和携带樟木箱的“光荣任务”。不过云庄所在的山沟只是丘陵地带，山不高，也不大，尽管有樟树，但也很少。我们在那儿十年，都是到外村外乡去寻觅樟木板的。 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越是紧俏的商品，越是管制得严格。上海知青热衷的樟木箱也成为铁路运输管理的重点之一，办法也很简单，要有销售发票才能托运，而且一次以两只为限。当时铁路局对小规格的箱子是允许随身带上火车的，樟木箱中“三尺”属于大规格了，但是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这样大规格的樟木箱已经十分稀罕了，因为樟树生长速度十分缓慢，又多是野生，经过几十年的砍伐，大口径的樟树几乎荡然无存，所以只能是一步一步退而求其次了。小于“三尺”的樟木箱中，“二尺八”的还难以带上火车，但到“二尺六”就进入小规格的范围了，所以就可以没有发票带上车。然而，逢年过节的运输紧张时期，就卡得严格了，必须凭发票办理托运手续。偏偏当时在县城商店是没有樟木箱卖的，知青都是到山村里向村民购买家中的樟木板，找村里的木匠做成樟木箱，也不用油漆包角，就带了上路，那么又怎样“过关斩将”带到上海呢？“无形的手”及时发挥了作用——从1969年就开始出现了“真的假发票”！在公社所在乡镇供销社里，与售货员搭讪、熟悉了，几支香烟就可以换来已经盖好销售收款章的空白发票。甚至偶尔还有极其幸运者，看到在供销社的办公桌上有一叠那样的空白发票，又四下无人，居然顺手牵羊就撕下几张带回来！ 这样的空白发票就由知青按需填写商品名、数量、价格等等，回沪时一路“过关斩将”，畅通无阻。这样的发票说真不真，因为樟木箱确实不是收款章上供销社销售的；说假不假，发票是真的，收款章也是真的。所以这样的发票真真假假，亦真亦假，可谓是现在的“假发票”的老前辈了。 这一年从70-03-19离沪回队，到70-12-12 离村回沪，在村里不满270天，是我在云庄那些年里最短的一年。这一年还“创造”了一个“纪录”——这一年仅仅到公社去开了几次五七大军全体大会，除此之外居然只到县城去过一次、几个小时！ 一九七零年日记选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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