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理由不原谅历史

第一次考大学的机会，我没有抓住，想起来有些遗憾。

大学招生的消息来得特别晚，但毕竟是来了。1977年10月快结束了，广播电台报道了大学恢复招生的消息，11月份报名，12月份考试。算起来，从知道消息到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上一次大学考试招生，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我知道那是1965年，我二哥中学毕业那年。第二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学停止招生，一停就是十一二年。我离开中学是1972年底，一转眼也在社会上晃悠了五年，在中学课堂学的那点儿东西，早就忘光了。

只有一个多月学习考大学的课程，我能行吗？

仔细算了一下，我在学校正式读书的时间还不到三年，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下学期。大学停止招生那年，小学也停课了，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停课闹革命”。后来也有“复课闹革命”，但重点还是革命，有数不尽的革命大批判、学工学农劳动等等，每一项都比学习重要。学制也变了，从小学开始起读满九年，算是中学毕业，然后上山下乡当农民。实际上，我和我的那批同学一样，都是按照革命领袖的设计，成了政治立场坚定、文化知识很少的革命接班人。我有过一个想法，没敢说出来：上山下乡时把我们叫做知识青年，还不如叫做革命青年，更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

我看了看考试科目，觉得还是不行。不管文科理科，都要考政治、语文、数学这三科，其中数学考的东西，很多超出了我学到的课程。文科考的历史地理，理科考的物理化学，我也没学过多少。

那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考美术学院。几年前我学过水粉画，色彩的感觉还不错，虽然没有当画家的强烈愿望，但能考上大学也是好的。

打听了一下，好像是中国美术学院不招生，东北三省只有一家鲁迅美术学院，校址在沈阳，就报它吧。按那一年的报考要求，考生要先把报名作品寄到美院，初审合格了再发准考证，参加其他科目考试。我寄去了一幅素描，一幅色彩写生，可是直到招生结束，也没有等到准考证下来。

想了一下，我的报名作品，可能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色彩写生的调子太灰暗了，这是因为这幅色彩写生是报名前跑到郊外画的。北方的冬天来得早，一片萧瑟破败，到处是尘土遮蔽的色彩，灰暗地呈现在我的面前，让我无法回避。这是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在崇尚革命的年月几乎没有灰色调的存在。我的一个学画的伙伴去炉火通红的鞍钢厂区画写生，就通过了初审。

二是素描的尺寸太小了。那时鞍山还没有美术班教素描呢，我的素描画得不多也不正规，更糟糕的是我只在一本普通书籍大小的浅灰色纸板上，画了一个白萝卜，画得再细致，也看不出水平高低。不用说，初审的人看到那样小的素描，就扔到一边去了。

招生结束后我才知道，那一年鞍山报名考美术学院的青年人不少，可是一个也没有考上。好像只有一个人很接近，前面几轮考试都榜上有名，但后来临到录取时，被一个走后门的人顶下来了。还有一个消息说，鲁迅美术学院招生特别少，整个黑龙江省有一两千名考生，才考上了七个人。

这些对我不是安慰。我需要的是被大学录取，改变我的临时工处境，而不是由美术学院难考这件事，证明我的绘画水平怎么样，是高还是低。

1977年会长久地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想起来就让他们激动，就是因为恢复了高考。一般的说法是，那一年因为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允许1966届到1977届的高中毕业生报考，加上1978年毕业的高中生也可以报名，总共有十三届学生报考。从考生年龄上说，要从十七八岁延伸到三十多岁，按照当时中国人口七八亿计算，那个年龄段的人不会少于一亿，可是录取的大学生才二十多万人。

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自从有了大学以后，人类还没有将那么多人口关在大学门外十多年、蛮横无理或愚蠢至极的历史。但这个国家太大了，它的人口曾经占了人类的四分之一，所以它无论做什么和怎样做，世界都对它没有办法，都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而我个人的不幸，就是以我有限的生命和更加有限的青春年月，赶上了这样荒诞的事情。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我有理由不原谅历史。从人类的角度来说，这也不是一件小事，我也会代表人类，不原谅这段历史。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纪念高考恢复的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以及零零散散地纪念高考恢复某某周年时，出现了相互矛盾的两种说法。那就是，究竟是哪位领袖正确、英明地作出恢复高考的决定，有人说是那位在最高领袖去世后临时接管了最高权力的人，有人说是那位藏身幕后却多年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两种说法都说出了各自了解到的一些事实。

对那两位领袖人物，我都印象深刻，但在这里不想提起他们的名字，只是因为考虑到未来的读者，比如八十年以后，人们没有必要记住来去匆匆、过眼云烟的那么多人物。

更为有趣的是，在我生活的年代，人们喜欢用半个头脑想问题。比如说，对决定恢复大学教育的人非常感谢，感谢他让自己的命运变好了，却对停止大学教育的人没有责怪，责怪他让自己的命运变得很糟。

我还是觉得，比较起来，敢于停止大学教育的人更重要。对他不加责怪，就不能避免悲剧历史的重演，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许多悲剧一次次重演的原因。

我也曾用半个头脑想问题，但现在尽量想到事物的更多方面。

当然，那是在大学里也学不到的。这不是我的判断，仅仅是我的一个印象。

前些天出于个人兴趣，我找到1977年语文考试的试题，看了以后，更加深了这个印象。

那一年是各省分别出题，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作文题目。我所在的辽宁省，可以从《在沸腾的日子里》《谈青年时代》的二题中选一。

北京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其他省份的作文题分别是，《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心中有话向党说》《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当我想起雷锋的时候》《伟大的胜利，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谈实事求是》《在红旗下》《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等等。

那些题目有一个共同点，考察的都是考生们政治上的忠诚度和政论文的写作能力。可以想象，当他们幸运地进入大学之后，还要通过一大堆看似无用的课程，把他们培养成用半个头脑想问题的人。

                                                                          2014-12-13

 

地球不会停止转动

1976年，中国最高领袖病故，八十多岁，算高寿了。

好多年以后，我读到一篇文章，说是揭秘历史的，却什么私密都没有。其中说到最高领袖病故的消息传来，有一个老干部，给最高领袖当过警卫员的，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比死了父亲还要悲伤。

这种形象又真实的描述，留在我的头脑之中，并且动摇了我先前的有关记忆。1976年9月，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大大小小的广场和礼堂，都为最高领袖举行追悼会。在我参加的那个会场，人们低着头，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有的哭出声音，有的流下了泪。那场面感染了我，我那干涩的近视眼里，也冒出来几点眼泪。在那时我看到的，没有人比死了父亲还要悲伤。

继续说我看到和听到的吧。

最高领袖病故那天，我下班回到家里时，我爹正把收音机打开。我们听到先是哀乐，大约五六分钟，接下来听到的是《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这些都是傍晚时分播出的，下午四点钟开始在工厂里听的只有哀乐与讣告，一遍遍重复。

退休在家的我妈，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叫我大哥把墙上挂的最高领袖画像摘下来。我大哥问了一句为什么，我妈很平静地说，我们家不挂死人的画像。

为什么我们家不挂死人的画像？这件事我一直找不到答案。当时有一首歌，开头两句是“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中国的大部分家庭都要张贴最高领袖画像，那可能表示了对最高领袖的忠诚，也可能是这个家庭属于革命一方的标签，如果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有其他政治错误，还没有张贴那幅画像的资格呢。

据我所知，我们家里的最高领袖画像，是全中国摘得最早的，当然也是全世界摘得最早的，距离最高领袖病故的消息在电台播出，只有两个多小时。别人家的领袖画像，后来也摘下来了，往往在几个月之后。

再后来，街上有一些几米高的领袖画像也陆续不见了。

我曾经在《xianzhi先知》里写到我家摘下最高领袖画像的事情。那篇文章题目用了汉字前加注音的方式，因为我想写一部与《米沃什辞典》类似的书，包容天下的事情。写了十几篇后写到《xianzhi先知》，忽然想到应该先写一部《自传与公传》，以编年史方式，写我出生后看到、想到、感悟到的事情。若干年后，如果《自传与公传》收笔，我也许接着写那部辞典。

我赞赏普通人的先知能力，就像赞赏我爹我妈在重要时刻才会出现的先知行为。我写道，时光返回到1966年，最高领袖的第一张大字报刚刚发表，我爹匆匆回到家里，从墙上摘下一幅幅古旧的字画，卷起来塞进炉膛。眼看着那些字画烧干净了，我爹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块手表，是一块很旧的苏联手表，放在门槛上抡起锤子砸碎了。过了一个多月，满城的红卫兵到各家各户搜查，凡是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有关的东西一概毁掉或带走。因为我爹预先把封建主义的字画烧了，把修正主义的手表砸了，就没有被带去审问和游斗。

我爹当时只是一家集体所有制小工厂的厂长，算不上一个有敏锐政治嗅觉的人物，怎么会从报纸的文章上预先看到这个国家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那篇文字里，我还写到了没有先知能力，甚至连后知能力也缺乏的人，比如我读中学时的老校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男女老少都要跳忠字舞，一种类似宗教祭祀的、用来向最高领袖表示忠诚的、很简单也很难看的舞蹈。别人在漫天风雪里边跳边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老校工嘀咕了一句：爹亲娘亲不如我的小火炉亲。这件事被那些红卫兵们知道了，揪出他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活活斗死了。

那篇文字里我还说到一位美国学者的书，麦克?哈特的《影响历史的一百位名人排行榜》。

这是一本有趣的书，作者选择了影响历史进程的一百名人，并且为他们排序，其中既有从善的方面促进文明繁荣的人物，也有从恶的角度改变人类命运的人物。

作者相信，时间将证明名人对世界的影响。因此他在第二版改变了排序。第一版里前五位是默罕默德、牛顿、耶稣、孔子、圣?保罗，第二版前五位是默罕默德、牛顿、耶稣、释迦牟尼、孔子。1978年出第一版时，毛泽东排在第二十位。到了1991年出第二版时，毛泽东排名后移，成了第八十九位。我还注意到，同是共产世界领袖，马克思在初版排名十一位、再版排名二十七位，斯大林在初版里六十三位、再版时六十六位，变化都没有那么大。

这位美国学者解释说，他当初真的以为毛去世后，还会影响中国五十年以上，没想到才短短十几年，就已经看不到毛的太大影响了。

事实上，在1976年秋天，最高领袖虽然病故，他的影响仍然巨大无比。继承他的职位的人也要继承他的影响，不可能提出与他不一致的治国方略与政策。

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认为的。我知道，他对汉字的理解至少与我一样好，但我没有机会与他探讨，最高领袖病故后，说是“按既定方针办”的人成了祸国殃民的罪犯，说是“按过去方针办”的人成了新的英明领袖，这是不是一场戏剧性的汉字游戏？

在这方面，二十世纪的一些国家里，把自己变成终身最高领袖的人，在不得不衰老、不得不去世之前，都忧虑过自己的治国方向会不会被改变。哈特的这部书告诉我们，这种忧虑有些多余，并且，那些领袖虽然对安排接班人特别热心，却没有谁安排得好。

现在，我想看到他的第三版、第四版，想看到毛泽东的排名又有什么变化。至于哈特怎样排名，有他自己不变的标准，我们可以随意批评，但我欣赏他再版时改变排名次序，让这一百世界名人排行榜成了活水流动的半亩方塘，映照出人类生活的天光云影。

因为最高领袖的原因，1976年成为1970年代里让人印象最深的一年。

曾有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经历，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知名作家的一些人，在回忆到1970年代时，往往回忆起1976年9月9日，那一天最高领袖病故，他们有各种不同的反响。

其中一位恰巧在前几天，听到了某个气功师相关的预言。他说，几天后，消息果然宣布了，我与一个朋友在江湾五角场逛街，突然广播响了，有人就在大街上哭起来，我冷静地到路边一个小摊上，买了两根冰棍。朋友问我：这种时候，你怎么还买冰棍？因为有预测，对我来说事情不是突然发生的。

另一位参加追悼会时假装昏倒被抬出了会场。他说，追悼会的时候，都到县上，不去不行。没办法只好在会场自己昏倒，昏倒总要抬出去咯，抬到树荫下，好自在，后来多一半人昏倒，可怜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着听。

还有一位当时正在北京，与几个后来成为著名朦胧诗人的在一起。他说，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

那位画家则想起了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描写，“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他说，1976年我满二十三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

还有人写到了十多天以后的事情，他说，9月20日，家里一位亲近的朋友晚年得子，激动地打电话报告母子平安。全家为他们高兴了半天，不知是谁冒出一句：“希望他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

                                                                         2014-10-23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