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第二部分】：读北岛《城门开》
作者：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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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第二部分】：读北岛《城门开》
作者：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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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第二部分】： 读北岛《城门开》 开始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北岛会给自己这篇文章取名《城门开》。因为到他这篇文章发表时，北京已经没有城门了。如果是讲现在北京的城门开，那这个城门也忒大了，四面八方都是门。 从这点看，我真是不能写书评的，因为就连人家给文章起的题目我都不懂，往下还怎么可能评论呢。 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看书一般不先看作者序，开篇直奔主题。不喜欢书透，觉得还没看内容，就被“序”给指导了，破坏阅读兴趣。这次也是，直到全部内容看完，还是没懂北岛为什么管这篇文章叫城门开，其实到后来竟然忘记这本书名是什么。读完通篇勾起很多回忆，才又翻到前面去看序： 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作者，阔别家乡十三年后重回北京，发现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仿佛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于是他便要“重建我的北京”——用他文字召回北京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影，恢复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庙宇的原貌，让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天际线的景象重现，让鸽哨响彻蓝天的清脆回到人们耳边……同时，作者也把我们带回到他儿时的游戏中，带回到他的读书生活中，带回到他的母校，带回的“大串联”的旅途……他重建了这座“孩子们熟知四季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的城池，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北岛是为了追忆北京的过去，通过文字打开北京古老城门。很诗意，要不人家是诗人呢。 我去国八年第一次带女儿回京，是九十年代中期，记得该是九四年。多少年了，总是搞不清年代，就是对年的概念很模糊。前些日子过生日，想了很久才算过来，我都64岁了。不是因为上了岁数的关系，而是一如既往的。也不是只对自己生日，国庆到了，却怎么也不明白该是建国多少年。后来恨不得把脚趾头都算上，掰吃许久才勉强算出只比我大一岁，今年65。 还是回到大约94年夏，那时刚到北京，如同乡下佬进城，哪里都找不到。住在和平里，每天往返于娘家与岳母家。好在只要上了302就可以直达。记得第二天一早带着女儿去娘家看望父母。上车主动掏出百元大鈔买票。售票员看着我愣住，问，有零钱没有。我答，没有。那时哪有拿着百元买票的，现在百元不算什么，出门一趟就是几个百元没了，那时真的就是大票子了，买一张车票好像就四分钱。卖票的是位小伙子，笑笑说，算了，别买了，刚上班没零钱找不开。估计听见我满口乡音，老乡间多少是可以通融的。因为没过一会儿，那位和善的小伙儿就让一外地老冒领教了北京语言习惯的厉害。 女儿看着我满脸不解，大概是不明白同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 北岛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记述了上个世纪下半截在北京的很多小市民所经历过的变迁。那是一段小小的个人史，也是北京人不可避免的经历过的相同的经历。 想想这些巨大的变化，使得我很不赶趟。“赶趟”北方俗语，用时髦语言解释就是紧跟形势的发展。用更时髦的话就紧跟时尚潮流。 我大概属于永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因此总是想办法适应，却一直不适应，所以说很不赶趟。 北岛们多数比我强，人家四中出高材生，所以对他们来说，城门大概永远是开着的。我不是好学生，何况自打上了中学后就厌学，不喜欢在学校上课，缺少知识自然就会顽冥不化，所以感觉到哪里都没门。我在一所早已消失的中学度过四年，其中两年上课，两年文革。 看现在描写大学生活的书或电影，感觉年轻人的大学生活简直是无拘无束的，被赵薇导演成电影，被作家写成小说，尤其是冯唐的一系列如是说，相比我们和北岛同龄人来说，感觉上几乎不是同一人类按照现在流行说法，假如那时兴穿越，一定会以为见到了火星人。 我们的中学时代，该从六十年代算起。老三届高中和初中生最早从63年算起，而65年进入的初、高中生该是老三届最后一批，文革开始的66年直到68年这三届，才是正统意义的老三届。因为66年开始的三年里学校就没再招收新生入学。我是64年上的中学，算是跻身期间。好的初中学生多少还学到一点点，对于本来就厌学的我，文革前就没好好学过知识，勉强学到的那一点点可怜的知识，文革中都被蘸着墨汁当大字报贴墙面上了。 北岛的回忆多在文革前，说起来那时的北京我也还记得一些。 有些人告诉说，如果开始想要回忆过去，也就隐隐的觉得自己老了，也就开始对现在产生诸多不满。 对现实不满，对于老人该是永恒的话题。老人在年轻人眼里就像古董，是件摆设，值得珍惜，但只是属于证实过去的纪念品。古董的价值就是老，德高望重的老人，具有欣赏的价值，多少有些艺术性，毕竟是少数，属珍稀品种，大多数是过气了的东西，该归为老家伙，就像一部老旧的汽车，逐年折旧，于是便翻番的落价。所以说，老家伙们的不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有时会被年轻人觉得不识时务般的可笑。 年轻时的我曾经也这样认识过老人，觉得他们保守，顽冥不化。只是几十年过去，却把自己的当年忘记得差不多，反过来折磨着年轻人。不过还好，现在意识到还来得及，就不要过多责怪年轻人对自己的无视。他们需要向前看，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怕摔跟头。只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希望他们少摔，甚至不摔，却忘记自己不也是摔着跟头长大的吗，当年老人家们的话我又能听进去多少。 2011年8月的某天，吃完晚饭后，伴着九十多岁的老父亲在贵阳逛街、散步。父亲突然心生感慨，叹口气说，世风日下啊！没明白怹老人家想说什么，估计又是看不惯什么了。随后，老爹没再继续。我想了想说，这是没办法的事，社会在不断变化，总是按照年轻人的想法变，但是不会以老人的愿望变化的。咱们现在看不惯年轻人，兴许哪天孔子突然转世，还看不惯咱们呢。 几千年前的传统早就被变化得面目全非，自以为的卫道士，也会在时代变化中有意无意的破坏着以往的道德。 这是在安慰自己，其实嘴上说完老爹，心里也会暗生抱怨：世风日下啊！我蛮喜欢老子、孔子、孟子之流的。尽管看不懂他们的书，却感觉还是喜欢。无厘头。 现在人的生活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比好不知道多少，用天上地下形容不算过分，却不知怎么仍然怀念过去的老北京。当下北京的繁华不接地气的时尚，像把古老北京的淳朴架空，尤其是看到涌现在雾霾中北京的相片，感觉北京真的升天了，大概进入天堂也就那样了。 我对北京的回忆却依然停留在地上。 “充实了内心才踏实”是否应算作警句。 自文革开始，一年年过去，这样的踏实便渐行渐远，人们需要太多的不知足去充实空虚的内心。 北岛想要召回的是老北京的味道、声音、光影及其他，就是想找回北京的充实，却使我想起的是招魂，这么说似乎有些阴森森的，后脊梁骨一道凛冽的寒气升起。 魂，北京的魂是什么？ 我不知道该不该算是北京人，因为提到北京的魂，我居然一时真没想清楚，北京的魂是什么，北京的魂在哪里。 如果只是从味道、声音、光影说起，大多只是民俗，并不是北京的魂。所以说，北岛的城门开大概与招魂关系并不大，只能算是与魂有关，因魂而起塑造出的北京，实实在在的北京。 想到这里，不禁好奇心顿生，便在网上寻找北京魂在他人心中是什么。 厚德载物。厚德才能载物。可能这是很多人对北京的认同。 可我不明白北京的厚与德究竟在哪里。而厚德载物这四个字里面最终该要落实的是个“德”字。无德，往下一切都免谈。 我一直对“德”字的定义不太明确，也很想弄个明白。把北京的魂说成“厚德”，感觉有些牵强，后面再加上个载物，只是想到庞大和臃肿，纷乱和嘈杂。 北京的载物似乎与厚德关系不是很大，却与首都有扯不断的联系。假如首都是在南京，那时载物的重心必定会转向南京。 网上看到一篇短文，也是在讲与北京魂有关的事。开头人家一句话，几乎与我的认识不谋而合。人家是这样说的：“如果要让我选择永久居住地，也许会有100个理由不选择北京，但只需一个理由，足以让我无法拒斥，那就是，因为她是北京!”这是一位香港学者说的。而往下就是摘录香港学者那段话的作者，在那里自吹自擂的把北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由于文章的开头被香港学者给定义了，往下再如何渲染都显得牵强，不妨把原文抄录如下： ……许许多多居住在北京的异乡人都感同身受。是什么让古往今来众多怀抱理想的异乡人在北京驻足、落户，加入到了建设北京、发展北京的队伍里?北京何以有如此强大的吸附力、黏合力?大气、雍容、厚重、包容、时尚……这些无一不是北京的精神品格，但“君子以厚德载物”，古圣先贤一语道出了中国人的人格理想，也道出了大地能够承载万物的奥秘，那就是宽厚无私的德行。一座城市如同一个人，之所以能吸引众多有识之士，厚德是她必不可少的品质。 说得很动听，然而真实的应该是北京有钱赚。不是载物的问题，而是能够使来到北京的北漂们把北京所载的物成为囊中物，是互利的。假如没有利益关系，别的只不过是修饰，也是一些人的文风所致，说说实话其实并不难，只是媚俗的文风都已成了习惯，不夸上几句内心就会感到不踏实，不禁想起这样一句话，摇尾乞怜。相比招摇撞骗略微好些。 一位当代学者历数古今中外文人对北京的描述，发现了一个惊人一致的认识，那就是北京是一座最容易被人视为“精神故乡”的城市，即使离开了，无论离得多远、隔得多久，依然会不断地怀想、思念。这座大得惊人的城市，之所以能让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子将其视为“故乡”，必定有着博大的胸襟和无限的亲和力。也就是说，无论你是谁，富也罢、穷也罢，她既不势利，也不挑剔，始终公正、温和，永远都会像迎接远行而归的游子一样接纳你、包容你、爱护你。唯有这样，你才能把她视为故乡，倾心奉献、永远怀念；也唯有这样，她才会成为一座让古往今来一代代仁人志士梦牵魂绕的城市。 说到精神，北京因是帝都，自古以来全国的文化人最集中的城市。一年到上海南京去过，感觉皇城就是与其它城市的感觉不一样。在上海时，到处是钞票。后来去南京，被南京的气势所吸引，当时正生病，只是朦胧有种与上海不同的感觉，后来细想起来才明白，那里也曾是帝都。而后回到北京也是同样的感觉，那就是文化的气息。但说到势利什么的，哪里的小市民其实都差别不大。北京人已经离不开外乡人，是一种说法，也是因利益使得这种关系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至于志士仁人之类的，就千万不要往好听的说太多。 说起来，思乡，恐怕是一种通病。如果把这也算作北京的独特，似乎更是牵强。上海人的恋土情节其实比起北京人来该加上个更。在上海人眼中，哪里都不如上海好。何况现在，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是家乡，北京并不比任何其它城市更特殊。 其实，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早已铸就了个性鲜明、有着自己风骨气韵和精神品格的北京形象。这些精神品格如同血液，从古流淌到今，而且渗透在了整个城市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很多时候，她不需要指认、不需要辨析，因为她在你的心里是那样的清晰，她就是她，博大精深，卓尔不群，一旦走近，就立刻会被她吸引，人城一体，难以拒斥，难以言说。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发展一样，需要一张名片、一个符号来彰显自己的个性特质、确立自己的独特身份。在这种大背景下，提炼北京精神，彰显北京形象，对于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毫无疑问，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锻造出的北京精神是丰富、立体、多元的，但此情此景下对北京精神的指认，不仅仅要呈现出其悠久的历史，更要指向飞速变化的今天和未来，涵盖我们这个时代的最迫切的诉求。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作为国家形象最直接体现者的北京，一个站在中国经济发展前沿、引领时尚的国际大都市，需要爱国情怀，需要创新意识，但“士有百行，以德为首”，一切的一切皆需要“德行”来支撑。如果忽略了德行操守，城市不仅会失去秩序，失去旺盛的发展态势，更会失去人们的认同感和信任，从而城市将会尽失生命活力，成为无魂的躯壳。因此，厚德应是过去、今天也是未来北京城市的魂中之魂。 (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感谢您访问京华网(www.jinghua.cn) 教授毕竟就是教授，人家很会追捧，符合作为教授的先决条件。不过，要是把这篇文章里面的名词“北京”换成任何一座城市，读起来似乎也都可以这样吹的。厚德用来形容一个民族好像比较合适，形容民风似乎也还可以，但是形容一座城市，就比较泛泛了。 大体上，厚德在共识中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美德。 殊不知因为“道”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德”也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何况对道德的认同，每个人都会不同。如果这样的话，如何界定一座城市的道德恐怕会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现在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会沦陷到什么程度还真不好说。 一座城市的道德不会逾越出国家范畴，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在闹独立王国。北京因为帝都，所代表的德该是起到一种典范的作用。 在学问上我非常欠缺，只好在网上找，但我并不确定，即便是稍微权威些的百科网站上，对道德的定义就具备普遍意义，就真那么靠谱。摘录下仅作为参考： 德，是一个人或社会好的内在的品格和价值观。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德在这里体现为善、信。也就是说，德信作为人的基本品格和价值观存在。 德与道有密切的关系。没有道（道理，道路）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价值观与好的品格。无德是因为无道（就没理了）。 这样的解释很有意思，道为道理、道路，无德为无道。如果没有道路可走。可见会混乱到什么程度。 古人定制了一条为了立德所建立的路，称为道德。以此推论，为现在的德定制的路也就符合现在的道德标准了。也就说明，道德如果与价值观联系上是会变的。也就是说，无论古今的道德首先该建立在德信的基础之上。 反之，有道必然有德。老子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意思是说，天下有道，军马运粪肥田。天下无道，戎马战乱。最大的祸在于不知足。 老子的圣人以百姓心为心，而后面那些话显得很模糊，好像道德只是信仰，人一旦有了信仰，精神上会有找到依靠的感觉，剩下的就由赋予精神的信仰来操心，道德只不过是依附于信仰的。 老子反对只讲表面的礼。德是内在的，而不应是形式的。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信仰消失，道德随之崩溃，是会相互影响的。 要不说老子是圣人呢。后面那句话是关键，也是人为什么都要讲价值，就是因为不知足，又要给不知足找到理由。 摘录了几段，放在文章后面，有点多，是想全面些。每个人，每个朝代对德的认识都会有所不同。至于自五四以来对孔家店的批判到文革后期对孔老二的冲击意味着什么，也许需要重新思考。 批判儒家封建思想是因为孔孟是维护帝王统治阶级的，为了剥削阶级利益的。那样的话，现在开始重提儒家文化其意义何在。不是一手挥舞大棒；一手伸出橄榄枝，不伦不类的。 封建王朝覆灭，皇帝没有了。批判孔孟失去意义，而后发现儒家文化对稳定社会安定团结有好处，于是又拿回来实用。但是，原来的道德观被冲击打烂后再恢复起来并非易事。根据上面摘录的三段文字对厚德载物的解释，自五四始，道路被不断修正，德随之慢慢崩溃。道德底线被物欲冲击得全面失守。尤其是猫论复辟后，形成一种局面，只要能够保障经济效益，是不需要底线的，演绎成，只要能够捞钱便可以不择手段。 礼乐崩坏后，道德底线会被重新规范。何况，过去封建社会的那套君臣父子孝悌的关系早已不被认同。新的道德观通过什么途径使大众能够接受，而新的道德观重新确立并非一时一日才能实现。传统文化被破坏也许只是一朝一夕之间，而新文化的形成却需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 兴许有人这样认为五四运动与儒家文化唯一可以抗衡的只有一点，就是打破旧封建独裁社会，建立新的民主社会。估计这个提法也是唯一可以与“厚德载物”抗衡的理由。即用民主的概念来替代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道德观。 以上的理由很牵强，不该是要民主就抛弃厚德载物。更不该的是，在破除旧文化时连文化精华也一同毁掉。 民主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区别在于，对社会结构认同从大众心理上的转变。而民主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在百多年的对民主的期盼和向往中，曾经被下过很多定义，是众多理想主义者们的希冀。我理解的民主其实早就在孔孟笔下出现过。 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我的理解中就是做人该具备的民主素质。民主不是事业，不是信仰，更不是斗争可以换取的。因为那些都不具备民主基本素养，而是政治诉求。法制是通过法律保证人权，而法制并不能保障民主，因为法制本身就不包含民主意义,某种意义上讲，对民主却是个制约。因为法制不仅仅只是保证公民自由，还要维护他人的利益，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没有利益关系，只有社会和谐才是民主的基本保证。追求个人利益不是民主的终极目的,不应把追求自由与向往民主社会相提并论，因为民主意识中没有绝对的自由。民主是有限度的，很大程度上是自律。 孟子有这样一段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文中定义为民本原则，却看到那时共产党主义教育中提到的人民公仆的影子。当然按照阶级斗争学说，孟子的这段话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可是我不明白，阶级斗争本身对于达到民主社会具体实施上有多大意义，是创建平等社会还是从另外一方面制造新的社会矛盾。 新社会与旧社会的道德究竟会有多少是不同的。 从北岛的城门开说到北京的厚德以至于可以载物似乎扯得太远。 记得我小的时候，也就是五十年代，那时的社会不能说不和谐。那时的人们在很多事情上还很单纯，只是想把新中国建设好。 我一直都希望大家都单纯些，但是后来的变化却把单纯的大家闹复杂了。 我家那时住在东单北边的米市大街，红星胡同不远的基督教青年会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里。我太小了，只是有隐约的印象。后来搬到灯市东口的史家胡同，慢慢的记住了一些事。印象最深的就是灯市口一代的早点摊，后来特别想哪天突然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看到那样的景象。一张粗木桌子四边摆着长凳，旁边是不同材料制成的煤球炉。上班路上的人会根据自己的喜好买上一碗豆浆，几根油条，还有豆腐脑、炸糕、馄饨什么的。 那时还没有发明粮票什么的，一大早花几毛钱就能吃得满舒服。有些人家会把豆浆油条什么的买回家，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其乐融融。 这是看小说里面这样写的。 自我记事起就没有这样的情景出现过，只是灯市口街上的小食品摊零星的摆在我脑子里直到现在。等我真的能够记住一些事的时候，这些摊竟在一夜之间消失得踪迹全无。那是有了人民公社的前后那段日子，也是我后来看书上写的历史才对上号的。记得清楚的是灯市东口那家饭馆，应该是国营的，偶尔会在里面吃上碗馄饨，大骨头汤碗里撒上虾皮、韭菜末、紫菜，好像还有些冬菜。周末去舅舅家玩，在小饭馆门前的11路无轨电车站上车，总站是和平里，感觉要出城很远。 后来有一阵居然在做同样的梦，就是那辆无轨电车绕着安定门转，门里一站是安定门站，转出去叫安定门外。安定门外那站总是在换地方，有时是在还没出城，就在城墙豁子旁边；有时却又在靠近地坛那里，现在很多郊区车的总站。安定门站倒是永远不变，因为旁边是塑料模具厂，姐姐在塑料工艺学校时常在那里实习，她是模具钳工。有一阵很羡慕她。模具钳工很厉害，比木匠厉害。木匠玩木头，用锛凿斧钻做出各式家具。模具钳工很帅，只是手里一把铁锉，把铁块锉成各种模具，做成不同的塑料制品。玩木头与玩铁块的相比自然不在同一等级。现在想起那时的想法很可笑，也是啊，可笑的想法要是都记住的话，写一本属于我的笑林广记估计没问题。 笑林广记后来确实看过。是一本很破旧的书，没头没尾。记得最清楚的是王安石调戏先生，大概与我当时还是学生有关。 我不知道过去的私塾先生该是啥样，只能是想象。偏瘦的那种，中等个头，脸上有没有胡须没关系，身上穿着长袍，可以是单的，也可以是棉夹袍，一定是普蓝色的。此翁手里拿着本卷成一个筒的书，该是从右往左读的，而且是竖行的那种。一般来说该是边读边摇头晃脑。说是读书大概也不确切，有说该叫吟，或诵什么的，听老人讲，还是有调的，要不然那些书要是背下来会很枯燥。后来上学时就怕背书，说什么也记不住，大概是因为没调的缘故，枯燥的事做起来很难受。这样说是为我的记性开脱，唱歌有调，我依旧记不住词。 还是说笑林广记我唯一记住的那段。 先生经常为难学生，学生也经常与先生恶作剧。那时没有厕所，就在河岸边的峭壁上搭两个板子用来解手。先生上了年纪，每次蹲下都站不起来，要拽着岸边一棵小树才能起来。学生把小树下面锯开三分之一，不注意自然看不出来，先生办完事想站起身用手拽树后果可想而知。也就是为躲开半日闲，可以不用背书。我这样讲完自己都觉得一点都不好笑，但确实是个笑话。 看完浮想联翩，遗憾的是班主任不是老先生，学校还有厕所，是连排的那种，坑挨着坑，前面自然没树。太老的老师不多，再说，我们班主任是女的，想用类似方法加害都不可能。那本书是暑假看的，然后就上中学了。 和平里是我从小就熟悉的地方，很多年来，每逢周末都是在那边度过的。是因为舅舅家在那里。 舅舅家原来在交道口，那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宿舍。舅妈在舞剧院拉小提琴。那个院子很奇怪，不知道以前是做什么的，进门是很大的一个大厅，院里人家住在围着大厅的厢房里。舅舅家在院子一进门往右走，最靠边上的两栋朝西的房，是姥姥和表姐们住的地方。 舅舅和舅妈在院子后面另外一间小房住，进门右手是一架钢琴。我认识钢琴也是那间小屋里。表姐用拳头在琴上滚，居然有很轻快的音符跳跃着从钢琴音箱里发出声响。我很快就学会了，觉得弹钢琴并不难。那是当时的感觉，也是我唯一学会的短曲，至今还记得旋律，都来米嗖嗖，都来米嗖嗖…… 后来有一天到周末，妈妈说舅舅搬家，不在交道口住了。于是就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乘车到和平里，那站叫劳动部。 现在劳动部还在。 舅舅家后来又搬到了和平里八区的中央乐团宿舍，与后来成为我岳父母的那家人住对门。 一九五八年正在全国大跃进。和平里建了很多楼房，那片楼群至今还雄踞一方，约摸着因搬迁量超大，没能引起开发商们的觊觎，得以保留至今。这都是我的臆测，不算数。 那些年雨水大，排水工程跟不上，和平里地处郊外，可能是涝着了，组织上安排了共青团义务劳动，在八区和七区之间挖了一条排水沟，就是现在的青年沟路。沟早就没了，被填平成为一条贯穿西东的干道。 早年间要是去舅舅家必须要穿过那条沟，大有穿山越岭的感觉。不下雨时沟不深，好像不对，沟还是满深的，是水不深。偶尔还能见到潺潺流水中有小鱼和蝌蚪。一直觉得奇怪，那条沟从哪来到哪去，那时还小，尽管好奇也没能鼓起勇气去一探究竟。 后来成为青年沟路后，也还是没闹明白以前沟的走向。青年沟流向东方到和平街是丁字路，从那里并入下水道是可能的。 青年沟再往北，就是现在的三环路边，再过去那边全是庄稼地。秋天一到，就进了轻纱帐，也是后来才知道，那片轻纱帐属于太阳宫公社。一人多高的玉米地被土城一分为二。站在土城上远望，满眼绿色的玉米秸顶托出金色的穗，其间傲慢的站立着化工学院雪白色的教学楼，显得格外孤单。秋日我们去土城玩,土城两侧的斜坡上可以摘到酸枣还有黑枣。人家告诉我说，柿子嫁接到黑枣树上才能结出柿子，如果用柿子种子种出来的柿子树是不结果实的，也不知道真假。 从土城回来，上衣口袋里装了满满两兜子酸枣，抓出来一粒粒往嘴里填，舌尖涮出颗颗小籽，吐出满地豆豆。 土城现在被改建成元大都遗址公园，也就不荒凉了，也没有了酸枣棵子。不是不荒凉这么简单，土城旁的小月河边白天路过看到，咖啡屋饭馆林立，想必每到夜幕降临也是很繁忙的去处。 其实我对北京的声色味没有明显的印象，记忆里北京的色彩也不是很清楚，多是以青灰色为基调的街道房子还有人。 北京人好像喜欢统一着装，多少年后，上了些年纪的照旧一身青色，年轻人则进步成绿色，满大街国防绿。年轻人的时尚除了国防绿外还有白边懒汉鞋、载绒帽子，标识着时代在变化。所以我小时候北京的色彩在记忆里也像这个国家那样，是单一的，不可能有太多变化的。 六十年代初期，我还在上高小。一直感觉把小学高年级说成“高小”很文雅。后来我的学业证书也一直保留在高小的水平，在这个等级上从来没有过进步。 相比我的小学生活算是比较丰富的，这与我的母校很有关系。而我直到现在得益最多也是因小学学到的那点知识。 史家胡同小学在北京赫赫有名，据说现在已是有钱人家孩子上学的贵族学校，学校的名称也把史家省略成史家小学。不伦不类的，怕人家不认，所以史家还保留下来，可却跟史家从历史讲也没半毛钱关系。以前是占了史家的祠堂改建成学校，也因学校就在史家胡同西口，算是沾光。现在这一切都没了，校址已经搬迁，我现在没明白搬到何方。胡同搬不走，于是只能舍弃，于是就变成史家小学。 看新闻，史家小学校庆在人民大会堂，运动会在鸟巢。也算是非常风光的。 与史家胡同相隔另外一条胡同名字叫起来显得很特别，内务部街，实为胡同，中间是北京第二中学，就建在北洋时期的内务部，是男校。在史家上小学，中学考上二中，在北京东城算是很牛的。我恰巧与这两所学校都沾边。所谓沾边，是因我中学在二中的隔壁，是新建校。 五十年代生孩子的特别多，到六十年代突然发现学校不够用，也是啊，四九年成立的新中国，到六十年初，小孩子长大，只是小学不够用还能对付，现在连累了中学也人满为患。那些年的北京每到学校放学，满大街的花朵绽放，铺天盖地，诧紫千红，也应了那句歌词：我们的祖国似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北京就是一座大花园。 那时的北京人按说还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理想，有信仰。生活也有目标。 北京处处是故事，一点都不夸张。每个朝代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故事在演绎。只是还没意识到，我其实就生活在故事中。 如果只是简单把灯市西口那几条胡同里面的故事略微讲起来，就足够写出一本谈古论今的史记。 小时候总感觉世界很大，只是等我长大后知道很多史迹才发现，世界其实很小。 史家胡同北京人知道很多，而对它周边一些胡同了解的人也许并不多。知道史家胡同是因那里的小学出名，有多少人还记得史可法，小学建在他家的祠堂里。 查近代史很多历史名人与史家胡同有着不解的渊源。后来发现，不仅史家胡同名人多，旁边的无量大人胡同、干面胡同及内务部街找找也还是有几家社会名流史记中的人物。 干面胡同，因是当年运粮车队去皇家米仓所在地禄米仓必经之路，干面撒地而得名。历史记载，东单到东四一带的若干胡同在北京建城初期就已存在。 史家胡同北面相隔内务部街，这条名街实为胡同的地方，老早前竟然叫个构栏胡同。老早究竟多老，大概也有几百年历史。只是后来民国了，北洋政府把内务部建在了那里，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二中学所在地。相隔不远，是梁实秋家，也是他出生地。好像有一阵巴基斯坦大使馆也在内务部街。 再往北的是本司胡同。那是一条相比内务部街略窄的胡同。东边连接西花厅，再过去就是演乐胡同。本司与演乐凑到一起显见得会歌舞升平。从明朝起，那边就是宫廷演艺人的所在，戏剧家协会，该是与现在的文联差不多。不过不是官僚机构，因为没权。艺人就是艺人，不该与权联系。 要是搁现在，本司、演乐定是八卦小报那些狗仔们关注的焦点。也不是说这边就没小报记者关注，只是关注的焦点放在史家与二中上。其实也是更多人在关注的对象。那年回国，到内务部街看望老同学。同学聚会，天南海北谈古论今。说起二中与史家，坊间流传这样一段话，二中是学生不错，老师不行；史家是学生不错，家长不行。孩子都是好孩子，教育他们的人出了问题。 话题随便就扯到当年的母校，北京市第七十二中学，一所早已消失的学校。 我进校时，一栋破旧的二层小楼，后面是平房教室和一个小院，几间房是单身教师的宿舍。靠近二中一面有操场。只有一座篮球场那么大，放上篮球架子，还显得满正式。只是要上体育课却不行，离开教室太近会影响其它班级上课。于是每周两节的体育课就被挪到东单体育场去。楼是两层，年级只有一个。直到第二年来了新生，学校才显得有些小。好在后来文革开始就没再招收新生。再后来我离开学校去内蒙草原，不久又来了新生，初中三年级算是凑齐。也是这批学生里出息了几位演艺界的名人。估计也还是沾了本司与演乐的光。 说沾光，史家胡同中间是人艺宿舍，大院里的孩子都在史家胡同小学就读，后来被连锅端到七十二中，所以出几位娱乐圈名人也不奇怪。 那年头都是就近入学，不知怎么，会把史家毕业的那些学生直接分配到七十二中，可能是教育局领导们的苦心，算是掺沙子为了改变学校教学质量的措施之一，优劣搭配。大概又是我在遐想。 说起来，我还是满怀念七十二中的。 记忆里，刚一进校门，最大的感触就是破、旧。学校是新校，校舍却是老地儿，是二中隔出来一块校舍，却没有一位与二中有关系的教师。对外宣传是二中分校，大概是为了平复我们这批新入校学生内心的平衡。孩子们也有虚荣心。 教师几乎全部都是年轻面孔，有几位老年教师，后来文革时才知道居然也有特级的。那是教我们生物的毛先生。 一般中学没管老师叫先生的，我们却背地里叫他为毛先生。 先生的课好听，深入浅出。我不喜欢上学，但是也爱上毛先生的课。刚开学时，毛先生是我们的班主任，年纪大了，没多久就让位给年轻人。 那是个年轻老师，刚从师范毕业分配到七十二中较语文，姓刘。 刘老师身体魁梧，嗓音也粗壮，很好听的男中音，就是从没听过他的歌声，可惜了那副好嗓子。也可惜了那身材，没成为运动员却当了孩子王。 这位粗壮的汉子却天生好脾气，无论学生怎么无理，刘老师似乎都不会发脾气。孩子们是很势利的，谁厉害就服谁，而对弱者却极尽欺负之能事。那次刘老师实在忍无可忍，站在讲台旁，双手支撑着讲台却一直不说话。学生们自然还是该干嘛干嘛，欺负新老师似乎是孩子们的天性。 突然，刘老师用那粗壮的嗓音大吼一声，你们怎么就不懂自重呢。说完哞哞的哭起来。 全班被老师吓坏了，顿时鸦雀无声。也是从那时起我反而对刘老师敬重起来。我感觉，刘老师的哭声，不是因为我们对他的不敬，而是对我们的失望。因为不懂自重确实是很值得失望的，里面还有惋惜。刘老师是心疼我们的自甘堕落。 正是逆反的青春期，在那个岁数上的男孩子对是非的分辨能力几乎没有，凡是觉得好玩的事情都具有吸引力。至于堕落、自重兀的这么高深的道理没有更深刻的认识。孩子毕竟是单纯的。也就是这群单纯的孩子们，在一年后却参与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场文化革命。 文革前那段日子，在我的记忆里虽然慢慢变得淡薄，可是那些日月却使我在回忆往事时感到是值得的。对于孩子来说，学校的传统教育如果没有切身的参与，不过就是些紧跟时尚的文字游戏。 学校新建在二中老校园西边，感觉我们没去时那里大概已经荒废多年。刚走进校门看到的，即将在那里学习三年的校舍，竟然像是一座颓败的豪门府邸。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一处地是平整的。夸张些说，一不留神会被地上凸起的碎砖破瓦绊一跟头。 写到这里想起一件事。当年某位现在成为明星级人物就读七十二中时，他的腿因病从小落下残疾，走路时有些跛。同学开玩笑问，XXX你怎么了？他的回答后来成为母校的一句经典：七十二中地不平。 我们学校的校长和书记，一直是我非常敬佩的两位女性。他们年纪都不大，虽然都参加工作多年，按照现在的标准大概也就算是年轻干部。文革时，我没参加过一次对她们的批判，感到欣慰的是，也没写过任何批判她们的文字。 上中学时，大饥荒已经过去，开始有饱饭吃。三年艰难度日经历过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知道自力更生的道理。学校要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校园。每周一次，全校师生要把地下的碎石破砖什么的从地下挖出来，然后装在书包里背到建国门外的鸭子嘴去，那里是一片苇坑需要填平。 学校虽然只有一个年级，但是十个班，就算每班四十个学生，加起来也有四百多人，每人一书包砖头瓦块估计堆起来也该很大一堆。要是成纵队，鱼贯而行在大街上，应该很满壮观的。从内务部街到建国门外好几里地，对孩子来说不算什么。只是亲身参加改造校园这件事本身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不寻常的经历。 记不得是用了几个月，后来学校花钱买了黄土，把校园坑洼填平，还买来篮球架，小操场成了标准篮球场。每到课间，学生挤成团，簇拥在有空隙的地方休息。孩子们毕竟单纯，也很容易满足。这是第二次说到孩子们单纯，只是这种单纯是不该被利用的，不该被利用到大人们的政治中去。 有两个字叫“可耻”，有些大人却不懂“可耻”的含义。 写到这里，感觉心里似乎有把火在烧，是因为触动我多年来不想去触碰的那块死角，是想要让这些回忆永远死在心里。我想骂人，很想骂人。可是骂出来也不可能让时光倒流，何况，我骂谁呢?只是希望可耻的事不再发生。 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文革期间，我没动手打过同学。唯一感到歉疚的是，我打过一位老师，那是学校的教导主任。 后来看电视剧，《血色浪漫》、《阳光灿烂的日子》之类的，剧中描写的那些日子对我很陌生。都是我离开北京后发生在北京的孩子们的故事。讲述的是单纯的孩子们被革命闹得不单纯的故事。 大街上色彩发生变化始于六十年代初，市面上能够买到的确良后。的确良是化学的，不收布票，不是棉布制品于是色彩也开始多起来。听到新词，叫不拉吉。其实到现在也不是很确切的知道，不拉吉该不该是连衣裙的洋叫法。 没变化才是不对的，在我快要上初中时大街上的色彩鲜艳起来，人物造型也发生变化，菊花头，大波浪，高跟鞋，尖头曼。那时我虽小，可是从骨子里属于守旧的保守小孩，对于这类变化也不知道怎么从心里不接受。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其实别人穿什么，留什么样的发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我却感到了这些陌生的变化。 我一年年长大，却越来越觉得北京不适合我，好像就连生存的空间都在慢慢变小。 家庭出身对我的压力是在无形中产生的。 写到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学校的书记。文革前她好像从学校消失过一段时间，后来才知道是去党校学习。 她个子不高，大概勉强到一米六零。十七岁就是村里的儿童团长，也算是老革命。好像当书记时还不满四十岁。 我的反叛在学校算是很出名的，多数老师都不会跟我正面交锋，无论我多闹，老师一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只要不太出格，几乎没人管。唯独郑书记的话，我是会听的。一是对前辈革命家的尊敬，再有就是她不会看不起我。 学校组织在故宫劳动，郑书记跟我们一起干活儿。每当想起这件事，出现在眼前的总是郑书记的背影，娇小的身材，和我同时扛起装得满满的一大筐土。她在去哦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我在中学生里面各自算是高的，刚升初中身体突然开始猛长，一下子就长到近一米七五。郑书记还不到一米六零，与我一起太土，重量会倾斜到她那边。因为我在后面，在抬起土筐前，我会把绳子快速移到我这边，以免被书记发现。要是别人在前面，我是不会那样做的。 后来在校园每次见到郑书记，她都会把我叫住，问这问那的。但是从来不会指责我又做了坏事。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之间有一次长谈，记不清是不是她主动邀我谈话的，只是记得是在学校会议室的前面，我把自己内心向她敞开，也是那些年我唯一一次向别人讲出心底的秘密。 我不想上学，没有任何学习知识的动力，成天几乎就是在混日子，混到我能离开学校，离开家，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我在一篇纪实小说《小时候》里面写过当初促使我改变的原因： 我的变化是从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开始的。 一次班主任老师又把我们几个班委留下开会。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事，只是到了一定时候都要开的那种会。刚开始，老师说了一下班里的纪律问题，由于学生几乎都是过去小学时的劣等生，所以纪律性较差，上课时还发生过把老师气哭了的事情。开会要记录，老师顺手就打开抽屉，取出笔记本。我一眼就看见了一摞学生填写的入学志愿表。上面一定写着我们的入学成绩，那是我非常想知道的，于是一伸手就塞进了抽屉，说什么也不让老师关上。其他的几个班委也向老师提出了请求，最后老师妥协了，条件是谁也不许说出去。我确实遵守了老师的要求，可是这件事却影响了我的一生。尽管后来有人对我的做法很不理解，但我也一直保守了这个秘密。 由于是我首先提出的要求，所以我是第一个看到了那些表格的。怀着忐忑的心情翻看着这个学生中的秘密，其实别人成绩如何与我无关，我只是想知道自己的那一张是怎么写的。我把翻过去的志愿表递给旁边的同学，翻到中间时看见了我的那张，在成绩一项上看见了自己的考试分数：语文95，够高的了。数学88。没想到，错了两道题还得了近90分，不错。总成绩是183，那平均分数应该是91.5分。一般来说，第一志愿的学校平均分数必须要在95分以上，我是考不上了。可是怎么把我分配到了第三志愿学校。再往下看，在录取一栏里第一志愿写了：不录取。第二志愿写着：名额已满，转到第三志愿，并盖有学校的公章。我成了处理品。(小时候续完转载自新浪黎京的博客)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离开学校出去闯世界的想法。我想当农民，到农村去改变自己的出身，不想因为我而影响到自己的下一代。 我对郑书记讲了我真是想法。书记照例跟我说了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自己走的道理。也是从那次谈话后，郑书记对我更加关心。 想改变出身离开学校的想法因文革开始而显得遥遥无期，不知道这场运动会何时结束。文革中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造成的精神压力，也是促使我于1967年10月决定去内蒙草原的最主要原因。当我离开北京的那一刻，感觉如释重负，从此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附录 字形本意 “德”的字形由“心”、“彳”、“直”三个部件组成。“心”表示与情态、心境有关；“彳”表示与行走、行为有关；“直”，“值”之本字，相遇相当之义。（洪颐煊《读书丛录》：“值本作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彼此相遇相当曰值…古字例以直为值。”）“直”同时也是“德”原来的读音，这通常意味着“直”（值）才是“德”字的成义要件。字形本意为“心、行之所值”，是关于人们的心境、行为与什么水准或什么状态相当的判断。说某人具有某德就是说某人在某一评价空间中到达哪里或站在哪里，说某德（如清德、和德、上德、下德）什么样就是说到达相应位点的行动者的行为表现会是什么样。 德字甲骨文作徝（从彳从直），金文作德（从心从直）或德（从心从彳从直），字形的演变寓示人们在进行评价时的侧重点的不同，最终写定的“德”字，“心”“彳”构件完整，似乎正寓示着一种综合与折衷。（见广西师大社《老子感悟》）
道，是自然规律或者法则，是指这个世界还没有人的时候就存在的自然界、宇宙的规律和法则。 德，是人活了很长时间以后才进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范。道大于德。遵循自然规律、法则便是德。 生命进化出意识后，可以认知“道”，可以创造“德”。 （维基百科）
“德”，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字中的““形符号，表示道路，“”则表示用眼睛直视前望。两形会意，表示目不斜视，双脚不偏离道路，直达目标。在西周金文中，“”字在直下又添加了一个心的象形，强调了不仅要按目光直视，走通行大路的准则去行，而且必须这样去想。这就是周人对“德”的发展，从而使“德”的字面中，含有正直、公开以及去行、去想四层意义。《易.乾卦》曰:：“君子进德修业。”唐孔颖达注：“德，谓德行；业，谓功业。”由此可知，“德”的本意就是恪守道德规范者的“操守”、“品行”。如“功德、品德、德才兼备、德行”等。从“德”字的构型来分析，这里已包含有禁忌：要遵从一定的思想和行为规范。 “德”用作动词，则指恩惠，如《左传。成公三年》：“然则德我乎？”现代汉语中，则有“感恩戴德”、“德被四海”等。“德”，也是一个人或社会好的内在的品格和价值观。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德”指内心的情感或者信念，用于人伦，则指人的本性、品德。儒家认为，“德”包括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 由此可见，在作为西周文化的重要内涵的“礼乐文明”中，“德”是核心。德归纳为“勤朴古健、果义敢为、居安思危、善始善终。”就是对德的最好总结。孔子当年之所以念念不忘“克己复礼”就是因为以德为核心的西周之礼是儒家思想最为推崇的道德标准，而“厚德载物”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遗产。是我们构建平安和谐文化的准绳。 周人制作礼乐，隆礼重仪，确立了以“德”为先的价值原则。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是周人的基本的精神信仰。周人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德”是和“天”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家族、国家有德，便能得到上天的垂顾，成为“受命之人”、“受命之族”、“受命之国”。周人认为殷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无德，天命转移到了有德的周人身上。《周易·系辞》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德”是涵盖了诚信、仁义等一切美好品行的道德范畴。“德”的价值原则，被孔子发展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王道原则；被孟子发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原则；被《礼记·大学》发展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道德纲领。“德”成为中国伦理的核心概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概念。 “德”的外化即为礼，在心为“德”，发之于心而表现为行为即为“礼”。《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人“制礼作乐”，系统整理审定了社会礼仪规范，严格规定了人的尊卑秩序和行为准则，将整个社会成员纳入到上下一统的尊卑有分、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轻重有别的社会关系中。周礼的诞生，为中国成功地建设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石，为文明社会道德政治秩序和伦理生活方式。 在后世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得到了展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形成了儒道法等各种流派道德理论思想融合而成博大精深、系统完备的中国传统文化。仁爱孝悌、精忠爱国、勤俭诚信、见利思义、谦和好礼等，这些美德成为中国民族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而世代相传，在今天依然发出绚烂夺目的时代光彩。 “德”的本意为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类客观需要去做事。不违背自然发展，去发展自然，发展社会，发展自己的事业。
德和道相对应，组成道教教义的核心。《道教义枢·道德义》称“道德一体，而其二义，一而不一，二而不二”。《道德经》中有“德”字四十一处，提出了“上德”、“玄德”、“孔德”、“积德”等等，但是对于“德”的含义却没有具体的解释。第五十一章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将“道”和“德”两者规定为“生长万物”和“畜养万物”的关系。因此，一般认为“德者，道之功也”（韩非语），“德者，道之用也”（陆德明语），“德者，道之见也”（苏辙语）。《庄子》的《天地篇》就说到：“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并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非至德者邪？”当代旅美华人学者陈鼓应在分析“德”的概念时认为，它有三个意义：一是“道所显现于物的功能”；二是“内在于万物的道，在一切事物中表现它的属性，亦即表现它的德”；三是“道落实到人生层面时，称之为德”，即通常说的人的“德行”。早期道教沿用了先秦道家的学说。太平道的《太平经》卷五十六至六十四称，“道者，天也，阳也，主生；德者，地也，阴也，主养。……夫道兴者主生，万物悉生；德兴者主养，万物人民悉养，无冤结”。这里也将道和德两者解释为“生长万物”和“畜养万物”的关系，同《道德经》的思想一脉相承。 太平道从追求“太平”的社会理想出发，将德“主养”的观点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认为“地以德治，故忍辱；人以和治，故进退多便”，“以德治者，进退两度也”。并且将“德治”列为帮助帝王之治的“十法”的第四法，仅次于“元气冶、自然治、道治”。《太平经》认为“德”和“刑”相对立，称“德者与生气同力，故生气出亦出，入亦入；刑与杀气同力，故杀气出亦出，入亦入。德与天上行同列，刑与地下行同列。德常与实者同处，刑与空无物同处。德常与兴同处，故外兴则出，内兴则入，故冬入夏出。刑与衰死气同处，故冬出而夏入。死气者清，故所居而清也。故德与帝王同气，故外王则出阴，内王则入刑；刑与小人同位，故所居而无士众也。物所归者，积帝王德，常见归，故称帝王也；刑未尝与物同处，无士众，故不得称君子”。君子的服人依靠的是“道”与“德”，欲得天地之心的，也要行“道”与“德”，至于行“严畏智诈”之术，只能收服那些言行无状的小人。《太平经》还将德“主养”的观点推广到个人的修养上，批评“人不力学德，名为无德之人”，无德之人必“好害伤”，因此，是“凶败之符”，是“最劣弱困穷小人之名字”。这种人是“天不爱，地不喜，人不欲亲近之”，他们“为王者致害，为君子致灾，鬼神承天教，不久与为治”。五斗米道的《老子想尔注》中，亦有多处对于“德”的阐述。注“玄德”为“玄，天也。常法道行如此，欲令人法也”；注“常德”为“道德常在”，可见，五斗米道是主张“道德一体”的，“德”就是“道德”的意思。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教义着重在宇宙观、社会观和神仙观方面的建设。《西升经》就是以体用关系阐述“道”和“德”的关系的，称“道以无为上，德以仁为主”。刘仁会注解说：“宥物于无者，道也；仁物之性者，德也”。“德”也就是“道”体现于“物”之中的属性——“仁”。《西升经》中还有“道非欲于虚，虚自归之；德非欲于神，神自归之”，“无心德留而鬼神伏矣”。这里的“神”，既有人“神”的意思，又有“神灵”之神的意思。唐代李荣注解说：“道既虚无，德亦神妙。虚无神梦，毕竟清静。而人若能虚心无身，自然归道；抱神守妙，自然归德也。”又注称：“圣人无心，不起贪欲，道在于己，德止于身，故曰：留也。用道，则道流遐迩；怀德，则德被幽明，既为人之所归，亦为鬼神之所伏从也。”因此，人能归道，也就归德。德是人的精神的根本，办使鬼神降伏。但是，同期的江南一带的道教却大多从一般的“道德”观念阐述“德”。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要求个人“积善阴德”，这个“德”解释为“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灾”，而治国之君以及忠臣辅佐则应修道德；使“道普德溢”，至于太平。唐代，道教教义体系逐渐充实完备。吴筠在《玄纲论》中称：“尝试论之，天地、人物、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吴筠认为：“德者，何也？天地所禀，阴阳所资，经以五行，纬以四时，牧之以君，训之以师，幽明动植，咸畅其宜。泽流无穷，群生不知谢其功；惠加无极，百姓不知赖其力，此之谓德也。”这就将天地阴阳幽明的一切生成物都视为“德”成之物，包括“灵仙、鬼神”。唐宋以后，道教教义着重探讨人的问题。宋徽宗注《西升经》有《序》称：“万物莫不由之之谓道，道之在我之谓德。道德，人所固有也。”这就将“道”和“德”视为人所共有的禀赋。古时，“德”和“得”相通，因此，混然子王道渊认为：“德者，得也，心之所蓄，性之混融，开物成务之理也。”一些有“上德”的圣人，“未尝显己之有德，藏身潜迹，抱朴含光，专气致柔，如婴儿也”，而“下德”的贤人，“执著其事，唯于世情，是非得失之物，理论扬于己德，以被聪明所蔽”。因此，有德之人，就应该“含养德性，纯纯朴朴，则比如赤子也，赤子如初生婴儿也”。认为：“太上以此喻修真之士，心切切矣。我辈欲反本还源，归根复命，以此为则，不亦简妙乎。今心无所主，性不安闲，安得元神凝寂，元气冲虚而比如赤子乎。”唐代内丹家们多将“道”和个人的内丹修炼相结合，认为“道”与“生”的结合就是“德”。司马承祯说过：“生者，天之大德也，地之大乐也，人之大福也。”又称：“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者，得道之质也。”因此，“大人含光藏晖，以期全备，凝神宝气，学道无心，神与道合，谓之得道”。清代道士、著名的内丹家柳华阳则称：“道者德之用，德者道之体，人能明乎其德，而天性自现，体乎其道，而冲和自运，是之谓寂然不动，感而遂能也。”又称：“古圣云：德者，性能中求之耳。夫德非道则无著，道非德则无主。道外觅德，其德远矣；培德体道，其功切矣。”柳华阳在内修实践中曾经以“道德体用观”指导其内修实践，自谓：“吾尝自内观而无心，外觅而无体，飘飘乎寻之不得，恍恍乎觉而虚灵，似鱼之随水，如雾之笼烟，一派冲和，荣卫天地，但人不能深进，故本然之道味却矣。”另一些内丹家则从内修角度认识和解释《道德经》，将内修理论置于道教教义系统之下。清代道士、著名内丹家刘一明在《修真九要》中，强调内丹修炼必须“积德修行”，认为“德”就是“恤老怜贫，惜孤悯寡，施药舍茶，修桥补路，扶危救困，轻财重义，广行方便”，称“道者，为己之事；德者，为人之事。修道有尽而积德无穷”，感叹“德者，自己人世之事；道者，师传成仙之事。不积德而欲修道，人事且不能，仙道怎得成”？刘一明在《修真辩难》中，对“上德下德”则完全从内丹学的角度来解释。他认为：“先天全，则为上德；先天亏，则为下德。”所谓“先天全”，就是“体全德备，乾阳未伤之人”，就是“未伤先天之阳”。所谓“先天亏”，就是“先天已散，五行各分，四象不和，诸般宝物皆失”。刘一明还批评了当时某些内丹家的谬指，即称“精漏者为下德，精全者为上德”。由此可见，在内丹家的修炼理论系统中，“德”已经衍化为“精”和“先天之阳”的同义语了。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德”，实质上体现和捍卫的正是封建社会中男性的利益，同时也是他们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关于古代妇女的地位，有很多证据表明并不低。只不过在家庭活动中参与度较高，而在政治活动中参与度较低。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比如说昆虫之类的动物，都是一雌多雄的制度，而灵长目、猫科动物等都是一雄多雌（或者虽有多只雄性，但只有一只居于支配地位）；人类进入原始社会，开始也是母系氏族的，后来才渐渐演化为父系。这说明雌雄关系，与社会发展是相对应的；并不是说在古代男人就是想压迫女人，须知在封建礼教存在时，男和女都是受害者。 现代社会，妇女的地位之所以提高，首先并不是男人或者女人的要求，而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封建社会，女人只能做些杂活，不能做一些高技术含量的事情，这在自然经济时代是合适的。但是到了商品经济，工业飞速发展，劳动力的缺口非常大；此时，提高妇女权益和地位，有解放劳动力的效果。其次，妇女地位之所以提高，也与妇女自身的价值观，自身的要求有关系。同工同酬，地位平等是女性通过自己的劳动争取的，不是空喊自由平等不劳动就能得到的。 （互动百科） 2014-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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