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运与民主误区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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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运与民主误区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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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运与民主误区 因为东半球的都在关注找马航飞机，西半球都在关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许多事情就被忽视了，比如台湾的一群学生占领立法院，还起了一个名字：“太阳花学运”，跟我们当红卫兵时“朵朵向太阳”的花色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头一天民进党议员就预演了强占立法院主席台事件，第二天学生们就干脆占领整个立法会堂，说巧合恐怕太牵强。更何况，这回闹事的领袖：林飞帆、陈为廷，堪称“职业革命家”，在台湾的绿营背景十分清晰，已经屡次三番挑起学生运动冲击法治的。无论怎样刻意淡化此次学运之政治背景，都给人以欲盖弥彰的印象。 说实话，我对此事的第一印象就是想起我们当年做“红卫兵”时那些事儿，无怪乎这回会有“绿卫兵”之称谓。当年反思后的认识是：只有一个病态的社会，才会有学生运动。有道是“学生运动天然合理”，我认为学生运动天然不合理！因为学生不是社会的正式成员，这个群体尚属社会的寄生阶层，不是纳税人，学生没有资格跑上街头寻衅闹事，搅乱社会的井然有序，更没有理由让让整个社会服从其意志！学生们跑去强占立法机关，这不是什么民主，而是暴力行径，因为它触犯了法律底线，没有任何可资谅解的理由。 而只有当社会的正式成员不负责时，这些非正式成员才有机会被运动，全都是受到某些别有用心的社会正式成员唆使，借以达到他们无法达到或者不愿意弄脏手就能达到之目的。梁文道、余英时都发了文字对这次台湾学运辩解，我想对这两位可尊敬的学者说声“不”，你们如果真的夸赞哪怕一次破坏法治的行为，都只能给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泼凉水！强占立法机关滥施破坏，甭管能列出多少条理由，也甭管它们如何头头是道，就算是有理取闹，它也是践踏法律破坏社会秩序之罪行，理应依法惩治，任何诡辩之词尽可留给辩护律师去说。否则就是社会整体堕落，后果更加严重。 环顾世界，学生运动可谓中国特色，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政治变局靠“娃娃兵”打头阵的。壮族学者黄现璠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劈头便曰：“我国大学生之救国运动，始于汉，盛于宋，而复兴于现代，史迹昭然”，显然古为今用，顺应毛朝腔调之颂辞。郭沫若甚至说屈原就是学生运动领袖。大清国著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因组织闹事而成历史名人，给后世留下“榜样的力量”。到了民国，首当其冲便是“五四运动”，打人烧房子，于是成了新时代的楷模。鲁迅说：“我们只看见点灯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壮的，所以点灯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养。”我的理解他正是挖苦那次学生运动。但老毛不这么看，不但五四时就写《民众的大联合》予以鼓吹，后来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直白地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就连此文标题所主张的主义，也是五四时学生领袖罗家伦首先翻译引进的。 不过我们也可以借毛论观察判断：既然五四是“革命的一部分”，那么凭什么要妄断学运是民主呢？我在《普金之得与失》里说：“如何区别民主的示威活动与‘广场革命’？托克维尔早在《论美国的民主》里就告诉我们：‘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社会的井然有序。’也即遵循宪政规则在法律范畴以内行事才可算是民主”。窃以为据此以为观察判断的准则，一般不易犯糊涂。 五四以后，中国的学生运动亦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打毛朝开始，歌颂五四调门也越唱越高。大量评功摆好自吹自擂的介绍与回忆文章出来，人们才知道民国年代那些学生运动，最辉煌的莫过于“129”，以及抗战胜利后那一连串的学运，全都是中共在后面策动的，是其夺取政权的手段之一。就连共和国开光之后整肃那些自以为搞垮旧朝廷有大功的知识分子，依旧利用学生打头阵，玩到最后就是文革，红卫兵把学生运动玩到极致，所造成的灾难也跟着演绎到极致。 即使毛以后那次导致血光之灾的学运，以柴玲为符号的学运领袖也难辞其咎。柴玲对美国记者康宁汉那个表白：“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这份歹毒或多或少在学运领袖的脑子里存在，否则他们不会声嘶力竭激励大家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其真实的结果恰是彻底断送中国的民主进程，至今只有倒退没有进步。 任何一次学运都会有一群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大抵都是值得怀疑的，如上述之柴玲。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不排斥其中会有理性思考者，而这类人物必将被淘汰，狂躁的人群一定会被更偏狭的人物所感动，如恩格斯所断言：“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欺蒙”，这也是所谓“个人崇拜”之本源，它只能引领“广大的人民群众”沿着铺满鲜花的道路走向地狱。 这回台湾的学生闹事，仍是典型的“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香港卫视播放了对台湾的媒体人的采访，那位女士告知：所有被问到的闹事学生，没有一个知道“服贸”的内容什么；半年多各路传媒对这个协议的讨论，仅马政府的公议就达20多次，他们竟然毫不知情！却不妨碍他们跟着瞎起哄，乌合之众图的只是一次宣泄，霸占了立法院还嫌不过瘾，进而又去霸占行政院。总之，不搅个天翻地覆，似乎难以宣泄他们的青春期躁动症。 一个问题很快又被提了出来：台湾的民主被搞砸了。窃以为这个认识是模糊的，甚至可以说是被扭曲了的。蒋经国先生以独裁者身份否定了专制制度，开放党禁、报禁、实行自主选举等举措。或许包括我在内，对这次政治转型的功德估计过高，忘记了英国人说的那句话：“议会不是一天开成的。”悠久的专制文化遗传，以及长期的一党专制统治，兼之还有险恶的外部环境干扰，台湾社会公民意识与政治生活都属于严重匮乏状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只能是愿景，不可能成现实。国民党要荡涤多年养成的迂腐官僚气息需要时间，民进党要改变其市井流痞禀性更需要煎熬，看看那些立法会上俗不可耐的对骂甚至打斗，理当明白台湾的民主确实只是初级阶段，尤为欠缺的还是法治观念。宪政不能确立，民主只会是误区。 这次学运恰恰打击的正是台湾民主社会之“七寸”，它的可恶之处首当其冲便是破坏法治。要维护台湾的民主进程，根本不是那些絮絮叨叨所描述的“妥协”、“让步”之类鸟叫。学运领袖若果真如其所述那般忧国忧民，当壮士断腕立即回到遵纪守法的轨道上来；台湾当局若确实想执政为民，当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保障民众有正常的生活环境。至于那个“服贸”之是是非非，充其量不过闹事的噱头而已，它只有在一个安宁祥和的环境下才有可能权衡利弊，斟酌其条文取舍。马政府心急也是没用的，倘无正常环境，即使生效，能执行下去吗？ （201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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