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中国当代独立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

作者：孙亚军

来源：作者博客

2012年第一期《南方人物周刊》上著名学者张鸣先生的一篇名为《近代史学界塌了一个角》缅怀著名史学家高华先生的文章，引起了我极大的阅读兴趣。恕我孤陋寡闻，在此之前我是没有听说过高华先生的大名，更没有机会阅读他的那部名山之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从此，我开始借助互联网了解这位令近代史学“塌陷一角”的学者，开始慢慢的体会他独立治学之下的艰辛之路。今晚，又是一个无眠之夜，我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看完了高华先生在香港科技大学的讲座，兴奋之至无以言说。我在想，这样一位在当代拥有独立思考、严谨治学的史学大家，在时下的中国竟然被搁置起来，学者的生活困境竟被无人问津了数十年，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的处境非常的糟糕。

2011年的12月26日，对于中国当代学术思想研究界来说是值得永记的一天。这一天，一代史学家高华教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这位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时期做过八年工人，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一生着力于中国现代史、民国史和党史研究的学者，在其有生之年始终坚持独立的学术研究、坚持人文主义思想，著述丰富。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震撼无以言说”。正直生命壮年之际，许多学术研究的课题正待去做，无奈的是上帝却让他过早的步入天堂，把遗憾留在人间，也把无尽的思考留在人间。按道理说，这样一位拥有顶尖级的学术大师，拥有教授职称，又是博士生导师，他应该像他的同辈一样，“食有鱼，出有车”、住洋房，在众人的羡慕之中，治学环境的一片优雅之中做着他的大学问。可是，高华先生却是在一生独守贫困的角色当中，完成着他的学术研究，这一点他生前好友张鸣先生都很惭愧的扪心自问，他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只要还待在教授、研究员的位置上，基本上就不缺什么了，有的人甚至有了荣华富贵。我时常问自己，假如我处于高华的位置，贫寒到这个地步，连书都没有地方放，我还能不能坚持我的理想，做高华这样出力不讨好的学问？惭愧的是，虽然我是高华的好友，却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最大的可能是，我会先去挣钱，挣够了钱，回过头来做学问。只是，我也不能确定，到时候我还能不能坐得了冷板凳”。应该说，张鸣先生的自问，是真实的。因为，钱挣够了做学问的心境到底是什么？无人可知。高华先生的学问之路，在当代中国走的是异常艰辛，他的学问不是某些政策的注解，是党史、民国史、当代中国史，都是一些不入时流的学问，令主流讨厌，所以连坐上“教授”椅子，也是在同行很多人地争取之下才得到的，杨振宁都说高华这样的人不做教授，谁做教授？当了教授又怎样？他做的是教授里面的最低一级——四级教授，他在南京大学的历史系呆了33年，没有拿过系里的一分钱，在筒子楼里面过着他的教授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著作却是国内罕见国际上知名度非常高的学术专著，我在听他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关于“文革”的讲座时，拍手称绝，这样的教授国内能有几人？他的独立思考、精辟的学术见解让人感觉到，一个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高贵的人格风范。可是，看完之后我又默默的流泪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我很难过。翻看着他生前的照片，一头被生活和学术研究折磨的白发、一副羸弱的脸庞，但是他所构建的学术思想的大厦，却是那样的高挺着一副倔强的脊梁，让人敬佩不已。

高华教授的去世，是中国当代独立知识分子命运的集中体现。先生生前所执教的南京大学，在先生治病期间，为使用“进口”和“国产”药时，力挺用国产的，而且要少用，这种藐视学人生命的做法，让人气愤。“大学之大在于学问之大”，抛弃这样的学人不知道南京大学的高层领导是出于怎样的用心？嫉妒还是不满！高华先生数次去国外做学术访问，本可以留在外面，国内的领导却一个劲地制止，这种腐败的做法实在是让人痛恨！这种近似折磨的“往死里整”的做法，南京大学这所体制内的大学实在是干得漂亮。高华先生在悲凉与压抑当中走完了他五十七年的人生之路，他的去世给世人留下了深深的思考，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境况为什么这样的糟糕？

记得哲学家尼采说过，知识分子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贫困。我觉得，适当的贫困是在让物质世界给知识分子的精神思考留有一定的空间。否则，极度富裕了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就只剩下注解原著的份，本身的那种独创性、独立性早已经成为过分安逸的陪葬品了。应该承认，尼采的这句话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不具有普遍性。很多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一直被利益和权力所左右，学术思想的研究出现虚妄。因而，如高华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就显得鹤立鸡群，选择入大流的知识分子，大多可以名扬海内，过着舒适的生活，所做的学问不是注解政策，就是做着可爱的帮腔，在学校里这些人成了主流，成了普通教师的榜样，所以大家争着抢着要这个“头衔”，前两天就看到某大学的教授，因为嫌调动工作不满，而上楼持刀自杀，还有网上不断地爆料北大的教授陷入不雅事件，“教授”与“二奶”原本两种不相干的人，在当下粘附得却很紧，人们诧异当教授的到底有多少钱？居然可以包二奶玩风骚。当然，人们也同样诧异，在当代还有高华这样人文主义思想情怀的独立知识分子，还有这样的教授。我有时候在想，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的那批教授，生活条件那样得艰苦，居然可以做出大学问来，为什么当今的学者教授，生活在幸福当中，却弱智得可怜，这是为什么？我想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允许，另一方面还是知识分子太过于放任自流了。

何谓独立的知识分子？何谓学者、教授？这些不言而喻的概念，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可是每一个做学问的人，都在试图回避着一些问题，尽量地使自己所做的学问牵强附会到大局上来，这种看似聪明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流失自己的独立为学的学术个性，也在使自己变得庸俗起来。短期而言，可能带来的是职称的评定，生活状况的改观，但是长期而言，却是时代的垃圾。我没有读过高华先生的那本名著，但是他的研究方向就已经触及到了学人思想当中敏锐的神经，触及到了一个民族的伤疤，看完他的视频讲座之后，但就他的那些话，也让主流痛恨不已，同辈当中的那些仓鼠之徒心中谩骂，但是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有着文化良知感的教授，他的学问是必须对历史和时代有一个合格的交代，他所治学问，资料难找，研究成果又被主流所限制，国内难以发表，他做学问是怀着一腔抑郁之情在做的。

独立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里的艰难处境，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伤痛之处。高华的去世，是悲哀的，也是苍凉的，他的去世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究竟需要怎样的学术关怀。让我们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有多少值得去铭记的学术思想？而不是生活在教授专家的指点当中。独立知识分子的命运，其实是很难与时下的潮流相吻合，注定要在孤独的选择当中，为了学术的尊严和精神世界的独立，而默默地无怨无悔地忍受着。一代史学大家高华先生，特有的独立的人文主义关怀，让我们感动。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人在为历史疗伤，在为我们的精神家园默默地耕耘。但是，先生的去世却也让我们多了几分对中国未来的独立知识分子命运地担忧。

高华教授是当代史学界党史研究的佼佼者，一生清贫、严谨为学，做学问“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做人其宅心仁厚、温文尔雅，是谦谦君子，身患重病始终乐观、坚强，病中笔耕不辍。失此良师益友，世人皆痛，虽生命已逝，但其文不灭，思想不息。向历史黑暗隧道中的掌灯者高华，致敬！

高华：1954年生于南京，史学家，中国当代著名的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文革”期间曾做过8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2-7月，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2006年1-6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客座教授。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被赞“震撼无以言说”。2011年12月26日晚在南京因病逝世，享年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