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薄·熙·来事件随感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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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薄·熙·来事件随感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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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事件随感（如何理解薄家父子及胡、赵、温们） 作者：郑义 来源：《纵览中国》2012-5-4 上篇 2005年，被视为极端反共的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史坦福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确定地认为，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罪恶的时代，我这一生中始终致力于我最为关切的问题，就是试图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应该怎么做才能保证这些事情不再发生。”所谓“最为罪恶的时代”，举其大端，应该是指二十世纪曾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音译“纳粹”）的崛起、对犹太人的“工业化”灭绝、南京大屠杀、以苏联中国为主体的共产主义的崛起、以及其后几乎毁灭人类的冷战等等。在这个“最为罪恶的时代”中为恶最烈的，是所有政治制度中最暴虐的极权制度，以及人性中最阴暗的部分：仇恨、冷酷、残忍。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其标志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嫡系“老红卫兵”。 我完全赞同制度批评。是的，我们的一切灾难确实来自共产极权制度。但我同时也赞同人性批评，这是正统的共产意识形态从来激烈反对的：因为这是“人性论”，是“唯心主义”。我并非从理论出发，而是从我们身上的鞭痕出发：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完全可能是另一种命运。至少，可能不会饿死数千万人，不会发生把全国人民卷入最高权力争夺的“文革”，不会有文革中的大屠杀和大吃人。对于毛泽东的人性，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一位外国观察家在自己的日记中做出了以下的评价： “毛对任何个人或千百万人都不感兴趣。重要的是抓权。至于说抓权究竟要付出多大牺牲，……他是很少关心的。确切的说，对于这一切根本就不关心。对他来说，人民只是完成他的计划的工具而已。（他）俨然是救世主。他凌驾于人类、法律、道德和苦难之上。”（彼得·弗拉基米诺夫：《延安日记》第241页） “毛泽东……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彼得·弗拉基米诺夫：《延安日记》第68页） 这个人叫彼得·弗拉基米诺夫，系共产国际派驻延安联络员、塔斯社特派记者，实际上是苏联驻延安“大使”。在1942年春至1945年冬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延安中共领袖层广交朋友，和毛泽东长谈数十次之多。再没有任何一位外国观察家比他与毛相处更久，了解更深的了。而且，他的观察极为深刻，不仅揭示了延安时期的恐怖血腥，而且得到了毛登基后历史的追认。他抓住了毛泽东的两个重要特点：残忍、权力狂。他还抓住了一个所谓“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谈到个人、人的性格，政治就有了与文学相重迭的部分。我试着在“权力狂”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两方面来展开我的这篇随想式文章。 先谈权力狂。薄熙来正是这样一位毛泽东式的权力狂。他一旦得势，必将把中国再一次推入类似于“富田事件”、“延安整风”、“内战”、“镇反”、“反右”、“文革”的血泊。网上现在有一些关于他的传言： “‘薄熙来是一个政治狂人，他对自己的定位是“秦始皇──毛泽东──薄熙来”’“（严家祺：《王立军代“天”惩罚薄熙来》） “据网上消息，已被双规的薄熙来亲信交代，薄熙来王立军计划要在重庆杀三千人。薄熙来说，不狠狠地杀他一大批，不能建立我们的威严，无法镇服猖狂的黑社会。他还说，六四就是杀人太少才使得现在还有人敢于翻案，这种教训必须接受。”（见苏仁彦：《刘源涉嫌密谋，陷得很深—薄熙来和红二代的行动策划》） 严格地说，这些传言不可尽信，但也不可完全不信。我是一个作家，研究对象就是人物的心理、性格。这些传言与薄熙来性格与思想的主要特征相当一致。他青年时代的一个细节至关重要：为表示划清界限，曾踢断了父亲薄一波的肋骨。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细节。踢断父亲肋骨，还得到父亲表扬（见薄一波1983年回忆文革：“……这个狠小子，又在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个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接班人的好材料，够狠，能干大事！”—作家杨光），父子二人的性格、灵魂都袒露无遗。薄熙来所为，连干部子弟圈子都不齿。这种事，在文革那种灭绝人性的时代也是极为罕见的。除此，我所知的仅有一例：我们班有一位同学曾带领老红卫兵去打他的“小业主”母亲，据说亲自参与了毒打。此事遭到全班左中右三派的唾弃，从此抬不起头，自我流放到学校木工房修理桌椅，一直到毕业分配。我的母校就是那个“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我们班的红卫兵又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骨干。连他们都无法忍受这种丧失人伦的卑劣。薄熙来（加上他父亲）这件事干得过于残忍了！ 我应该介绍一下薄熙来的人格背景。 他是高干子弟—“老红卫兵”一代人。 在我的母校—红卫兵发源地清华附中，文革初起，1966年初夏，“当同学之间还在辩论‘校长老师该不该打倒’时，高干子弟们早已雄心勃勃，准备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大显身手了。一位高干子弟对同伴说：‘咱们的父辈就是在青年时代登上政治舞台的，现在该轮到我们了！’他们天然地明白权力为何物．他们的父辈是今天的统治者，他们当然是中国明天的统治者。”这段话引自我多年前写的《我所亲见的“老红卫兵”》。在同一篇文章里，我还写道：“红卫兵—这些中国未来的统治者，这些年轻的权欲狂，就是这样毫无人性地用无辜者的生命与鲜血来铺平他们通往政治权力之路！”对于这些年轻的权力狂，我第一个把他们定义为“青年法西斯”、“毛泽东的党卫军”。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脱离政治圈，或者在政治权力领域之外取得很多成就，或者幡然悔悟站到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一边。像薄熙来这样嫌六四杀人太少，还叫喊要继续杀人立威的，已经极为稀有，也许只有一两人两三人了吧？他真是成了毛泽东的嫡传弟子。这不仅是性格分析，而且是重庆的现实。他掀起的“唱红打黑”，既是毛泽东煽动民众不满以争夺最高权力的套路，又有文革红海洋的宏大气势，还借鉴了斯大林利用警察残酷清洗的模式。共产极权制度曾经出现过的两大模式：斯大林的警察模式和毛泽东的民粹模式（直接与人民“结盟”）薄熙来都成功继承了。也许还应该加上一种波尔布特的大屠杀模式，只是薄熙来还没来得及下手而已。如果薄熙来真的说过诸如“六四杀人太少，还要继续杀人立威”之类的话，我劝谁也不要当成一时失口的“过头话”，他是下得了手的！ 斯大林、毛泽东是两位共产运动史上顶级暴君。他们不仅杀黎民百姓杀政治反对派以立威，更下得了手杀同僚。斯大林几乎杀光了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列宁的老战友，毛泽东同样，甚至连乞求脱离政治，回乡种地的刘少奇彭德怀都逃不出他的毒手。他们的人格已经发生了可怕的变化。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政治局杀掉了斯大林的刽子手贝利亚，就是因为太惧怕他的残忍无情。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深知，一旦贝利亚上台，他们谁也干不过他，而且将尸骨无存。这不仅是因为贝利亚手中掌握秘密警察系统，而且他杀人太多，杀顺了手，已经演变为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我猜想，在中共最高层，恐怕无人不惧薄熙来。今天是政治盟友，后天就是刀下鬼，想做阶下囚而不可得。在权力狂人格中，是没有宽恕、容忍、克制等词汇的，是没有恻隐之心的，一切都会以人身死亡告终。王立军与薄熙来共事甚久，参与密谋，深知其残忍，最后逃入美国领事馆，才得以保全性命。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要看清一个人物，一定要研究他的家庭和社会背景。有一句名言叫“性格决定命运”，即是说命运是被性格决定的。同样，性格也是被决定的，性格之形成，又缘于家庭、社会和时代诸背景。这就要说到薄熙来之父薄一波。 薄一波在中共高层内部亦遭人侧目，主要缘于他在“倒胡”事件中之恶劣表现。因为“六十一个叛徒”冤案，薄一波在共产党监牢里蹲了15年大牢，完全是因为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才使他重返人间。对于薄一波而言，胡是有大恩的。不料在权力欲望之鼓动下，他竟然恩将仇报，联络极左派，并亲自上阵，以非程序手段打倒党的合法总书记胡耀邦，把胡正在酝酿的全面政治改革扼死于母腹之中。薄一波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抗战时期的“晋西事变”。我青年时代曾在山西当农民当工人当作家凡二十年，山西民间对薄一波似无好评。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晋西事变”就是薄一波发誓放弃共产革命，坚决抗日，阎锡山轻信，看他是个难得人才，给他粮饷军械，让他帮忙组织抗日“新军”。却不料几年后薄一波羽翼丰满，翻脸不认人，把五十个团的军队带到共产党那里去了。这一事件中的两位主角都受到恶评：在阎锡山是轻信误国，死在台湾举行国葬时报纸仍耿耿于怀：“抗战前后，虽然阎氏始终站在抗日战线，但因为阎氏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二十八年十一月，新军叛变十五万之众，均投向共匪，成为后来晋察冀区共军主力，又是谁之过欤？”至于薄一波，山西民间一直认为他口是心非，骗了阎老西，是不讲信义的一个小人。薄一生中对阎锡山和胡耀邦这两大“背叛”，揭示了其性格中的“权力欲望”、“不择手段”等主要倾向。再加上被儿子踹断三根肋骨之后那一番直见灵魂的夸赞，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权力狂就完美凸现。 背叛、出卖、寡义、顺风转舵等等性格判断与政治判断、意识形态判断是有区隔的。既然可以背叛国民党的阎锡山，也同样可以背叛共产党的胡耀邦，还可以背叛其它人。中国民间喜谈忠臣奸臣即忠奸之辩，具体历史不过是背景。满清皇帝下令编著《二臣传》，也是一个把“叛卖”人格特征与政治利益清晰切割的例证—所谓“二臣”，正是帮大清打下江山的明朝降臣—功臣。坊间传言刘源等“红二代”与薄熙来秘密结盟，如真有其事，那是读书太少，政治幼稚。除非他们打算薄熙来一旦登基便解甲归田，退隐山野，否则一定要重蹈父辈的覆辙。（据说政治局里还有几票支持薄熙来，真令人费解。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跟什么人结盟都可以，唯独不可跟斯大林毛泽东式人物结盟。在薄熙来夺取皇冠的漫长道路上，在任何一次表决中投给他的任何一票，都是自己日后的死刑判决书。斯毛去世后，中苏两党高层都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政治斗争失败者免死。这是一个虽然有限但很重要的进步，它限制了内斗之血腥，使最高权力的争夺不再是你死我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大清洗”和“文革”的再现。捉狼者有一诀窍：钻进狼窝去抓。因为在窝里狼绝不开牙厮杀，你只须拿口袋一只一只装。也就是说，绝不“窝里斗”成了狼维系种群生存的最高原则。那种在窝里呲牙的狼，想来早就被驱逐或天理不容了。） 当然，父亲是权力狂不能决定儿子也是权力狂。在重大事件刺激下，在家庭影响下形成的性格雏形可能发生转折。遗憾的是，薄一波全力把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因而“能干大事”的儿子薄熙来推上了争夺最高权力之路。据我的一位好友（干部子弟，著名民运人士）说，在邓小平决定“每家只允许一个子女从政”的约定（“潜规则”）之后，薄一波曾召开家庭会议，议决“全家保熙来”。即已从政者转而经商，任何批条子、收回扣等易于被政敌抓住的腐败情事不许与薄熙来有沾染，以保持清白之身。（现在看来，薄熙来没有做到。这既是中国“法制”的悲哀，也真是人性的悲哀！）——这仍然不算数。对于政治家来说，有大企图心不算罪过。，题在于手段。如果没有主政重庆所表现出来的“唱红打黑”，他的人生完成就缺乏了关键的一环。（事属凑巧，薄家父子主要活动于山西、北京、重庆，恰好与我的人生轨迹重合。我出生于重庆，那是我的故乡。少年赴京求学，经历文革，至插队离京共20年。山西生活20年，是我文学的故乡，在那里我了解中国，并走上文学之路。因此之故，我不可能对我生命中这三处生养之地漠不关心。虽然多年不再写政论文章，但风吹草动总令人牵挂。） 当我回首往事之际，更加确信目下流布于坊间的未加证实的“传言”大抵属实。发表于香港《开放》月刊的苏仁彦的文章写道： 薄熙来和这些红二代结盟的第一个共识是他们强烈的“江山意识”。他们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是他们的父兄打下来的，只有他们才是继承江山的真命天子，即文革时一度盛行的“老子革命儿接班”的血统论。薄熙来的狂妄和野心即来自于此。据一位曾与薄熙来面对面谈话一个半小时的记者说，薄熙来充满承继中共江山舍我其谁的自信，并把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的平民子弟领袖轻蔑地视为暂时代共产党管理江山的家奴，认为最终权力应该交回到中共红二代手中。 这种视平民子弟为“家奴”的“血统论”我们早就领教过。下面引文出自我1989年写于逃亡途中，1993年出版于香港的回忆录《历史的一部分》： 一个耐人寻味的镜头︰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某日，插队前夕。 两位青年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上迎风远眺。苍劲的北风揉乱了他们的黑发。眼底那自由起伏的羣山，如波涛般扩展向四面八方的地平线。这简洁而辽阔壮美的景观，每每使炎黄子孙们肃然无语。心口发烫，剎那间念及“祖国”与“历史”…… 那一天正是这样，两个青年分属对立的两派，但此时此刻，他们从心里想谈谈共同的东西。 高个子宽肩膀的青年倜傥风流，高视阔步。他环视着粗犷的一派北国风光，爽朗地说︰“将来，你们就替我们来建设这个国家吧！”戴眼镜的青年宽厚而内向。他似乎马上就明白了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之含义，但还是抬眼瞅了高个子青年一眼，透过高度近视镜片，投去一个“为什么”的眼神。 在四目相视的一瞬，两个人的心里甚么都明白了。但高个子青年还想把问题说得更有条理，更有说服力。他气派大方地拍拍朋友的肩膀，说︰“中间派们不会有什么大出息，我看你们四三派的行。你们很聪明，有才华，但你们的出身一般是知识分子和普通工人、巿民家庭，你们离权力太远。而我们老兵呢？我们很有魄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离权力很近，我们和权力有天然的联系。所以只能是这样了：将来，由我们来执掌这个国家的权力，你们来给我们好好建设！……别不服气，老羊，不信再过二十年咱们看看！”这是我的两位私交颇好的同班同学。这是下农村前他们之间的一段推心置腹的“临别赠语”。高个子青年叫袁××（其父为大军区政委），清华附中老兵核心战斗组“齐向东”骨干，随后走后门当了兵，很快就升了上去。戴眼镜青年是清华附中井冈山主力“百万工农”战斗组“黑高参”，后到白洋淀插队，又上了大学，走了知识分子的必经之路。他叫宋××，“老羊”是他的外号，因为他虽聪明绝顶，但性格软弱随和，与世无争却又总挨整，实在像只驯顺的羔羊…… 这是一段极富于典型意义的谈话。它深刻地预示了我们一生将经历的种种斗争和命运。 ……显然，我们再次重逢，还要等二十年。因此，“二十年后见”，成了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和宣战。 二十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权力是在人民手中，还是“子继父业”，成了他们世袭的私有财产？二十年后见！一定要再一次打垮他们！一定要让权力真正回到人民手中！…… 两派的骨干们，在分手时那最后一瞥中，说的绝非“永别”而是“再见”。无论我们今日如何分道扬镳，离散天涯，但二十年后的那场政治大决战中，我们必然再度重逢！ 二十年过去，“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呼唤自由民主，“他们”在叔伯阿姨的客厅里鼓动镇压。 又二十年过去，他们中的少数已登上中国政治权力的高地，个别人物试图从边缘突破，复辟毛泽东时代，酝酿杀人立威，嫌六四杀人太少，嫌胡温等“家奴”不够狠毒，且阻挡了他们的世袭之路。 他们之中最有权力意志、最敢下手的代表性人物薄熙来雄心万丈地走上了问鼎之路。 在这场角逐中，人民是失败者。我们至今尚未看到明确的自由曙光。但我们满怀信心：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理想是不可阻挡的。苏东波、茉莉花等和平起义不是已经胜利了吗？有时候，人民压抑已久的意志会爆发为惊天动地的革命，有时候，这种意志会通过某些特定的权势人物曲折而顽强地实现。
八九民运中，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中有一种共识，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把矛头对准任何个人。背后的意思是，不卷入高层权力之争（吸取文革教训），反抗专制极权总是没错的。绝食后期，经过痛苦思索，我决心打破不与上层接触的理想主义原则，尽快与十年改革的推动者邓小平接触，申诉此次运动意在推进改革，并无打倒他之意图，以期他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结束绝食，走出危机。数次找友人向邓朴方—邓小平传话。但邓家人已找不到了。再找赵紫阳，十九日凌晨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的泪光，使我感到再不能迟疑延宕。我代表知识界与学生领袖商量，期望立即与赵达成妥协：给赵一分，算是支持改革派；他对学运表个说得过去的态度，给我们一分，以结束绝食，巩固已获得的民主成果。得到学生领袖赞同后，我即找人火速与赵联系。结果传回的消息是：赵紫阳刚下台！政治局决定：镇压！各种途径都证实了这一消息。那一刻，我记得是在金水桥头首都知识界联络站，大家怔怔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早就预感到的最坏结局终于来临……这一情节在拙作《历史的一部分》中有详细记述。 回忆起这些往事，是想说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换一个角度，可以说：在没有介入政治操作前，我倾向于从本质看问题，“历史唯物主义”，“铁板一块”。遇到具体危机时则开始倾向于并非“铁板一块”，要支持开明派改革派，注重个人的作用，“历史唯心主义”。 戒严军队受阻于北京民众之后，运动进入新高潮。赵紫阳等被贬谪了，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主运动表现出引人注目的同情，万里委员长在国外发表了与邓小平相左的谈话。我与张郎郎等极少数人讨论了从首都机场至人大会堂百万市民夹道欢迎万里归国的可行性，想运用“议会”的权力来扭转局势。这一信息无误地传达给了万里，但邓棋高一着，把万里扣在上海，我们又落空了。 事隔二十多年再来反省，共产党绝不是教条式的“本质论”式的“铁板一块”，每一领袖人物都是个人，除了共同的“党性”，还有各自不同的人格、个性、道德。很简单，试想一下：如果胡耀邦没有下台，如果赵紫阳那晚留在广场不走，如果万里设法直接回到北京，如果三十八军徐勤先将军和二十八军何燕然张明春将军有更多一分勇气…谁能肯定八九民运不会有另一种结局呢？ 近日看到了贺卫方文章《缅怀胡耀邦》： 他（布热津斯基）谈到他印像很深的是与胡耀邦在北京的一次晚餐谈话，地点是马克西姆餐厅：“那次晚餐令我如此震惊的不是菜单，不是菜的式样，而是胡耀邦对我说的话。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成功预示着加速政治改革的紧迫的必要性，我问他，他的政治改革意味着什么，他异乎寻常的直截了当。他谈到了必需的，非常明确的一种多党体系，一种真诚的多党体系，一种存在竞争的多党体系。他还阐述了政权必须真诚而广泛地从属于法律的管制，官僚体系也要从属于法律的管制，这是一种绝对的必要，这一切，反过来又必需一个真正的宪法体系，而这种宪法则要由民众授权，各种思想的互相竞争的内容要融合成为一体。他所说的这一切，令我彻底震惊了，我非常赞赏他竟然看到了那么深远。”我与布热津斯基一样感到震惊。完全没有想到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有如此彻底的思想。我认为他不过是共产党中较有同情心，较真诚，较善良，较葆有天真童心的一个人，哪里知道他心目中的政治改革超出了我最大胆的设想。布热津斯基的这个演讲是在他亲自走过泸定桥之后。——为何这位对共产党有深刻洞悉的西方政治家要亲自走一走泸定桥？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他想分析、理解共产党，换言之，他不认为共产党就是一群十恶不赦的魔鬼。他要亲自进入早期共产党所经历过的种种情景，从人性的角度进行再剖析。这个猜测我以为大致不错。26年前，我在调查发生于文革期间广西人吃人大惨剧时，也同样在凶手们作案现场和拖着罹难者行走过的街道、河滩上久久徜徉，试图寻求答案。当我从自身的红色教育背景以及斗争哲学中找到类似结构之后，再不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在这里我又一次谈到个人。我们当如何理解胡耀邦、赵紫阳、温家宝们呢？ 历史已经来到一个大转折的关头。敏感的中国人感到了地火的隆隆运行，天空中乌云聚集，雷声已然开始滚动。无论被统治者还是统治者都意识到这种制度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最佳的前途就是改革，改正冤狱，昭雪亡灵，化解弥漫于上下的暴戾之气，召开圆桌会议，逐步解除报禁党禁，最终走向民主宪政。相应地，对反对派则不苛求一步到位，保证实行特赦、放弃政治清算……等等。即便发生革命或大规模暴力事件，我也祈求较少流血，防止街头“群众专政”。——没有宽容、饶恕，历史就不会脱出冤冤相报的循环。 已经写得太长了，本打算写一个比较散漫自由的随感。请读者原谅，我多年不写这种政论性文章，此后也不打算再写。我要写生态和文学。而且这篇文章也不过是漫谈，没有逻辑，也不是政治宣言，不值得严加批判。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是喝阶级斗争的狼奶长大的。记得中学时代读雨果《九三年》时的困惑：其核心情节是：反革命叛军首领（一位老贵族）战败后顾不得逃跑，从烈火中救出几个孩子。革命军司令郭文深受感动，将其私自释放，等于放虎归山。革命军事法庭因之判处郭文死刑。主持死刑判决的法官是郭文的恩师、义父和心灵导师、世界上最爱郭文的人。当郭文的头颅从断头台铡刀下滚落时，一声枪响，这位坚持革命原则的老法官把子弹射进自己的心脏。在这部世界名著里，雨果首先热情地肯定了革命的正义性，承认了流血之不可避免，但又对其戕害人性的残酷性提出了道义谴责。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最后，雨果从自己的心灵出发，倾向于更高的正义—人道：“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我的青年时代，雨果这句话罪莫大焉，成了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箭靶。只是在几十年后，当我一口口吐出狼奶之后，才惭愧地为时已晚地读懂了雨果。 2006年，在一篇纪念死于流亡的前共产党员刘宾雁的文章中，我曾如是写道： 中国共产党，从它武装暴动武装割据起，经两度内战、暴力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人造饥馑、文化革命、六四屠城直至今日官匪勾结圈地抢钱，其罪恶真可谓罄竹难书！但作为这个政治集团中的个人，则又需要具体分析。胡耀邦、赵紫阳作为共产党领袖，确实参与过许多不义与血腥，（手上没血，能爬到高位吗？）但是，当他们为着抗拒邪恶而自觉担当苦难之际，以往的罪错已经洗凈，而开始变得圣洁。我找不到法理依据，但良知如是告我。那些推动过共产极权社会走向瓦解的前共党领袖们，如匈牙利纳吉、捷克杜布切克、苏联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等，都得到人民的理解甚至敬仰。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过瞬间之事。…… 在从纳吉到叶利钦这个伟大的改革者名单上，我们还可以添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鲍彤、李锐、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于浩成、李慎之、胡绩伟、许良英、李昌、田纪云、谢韬、胡启立、习仲勋、朱厚泽、温家宝（我凭直觉相信他的泪水）……甚至还可以添上为民请命的田家英、彭德怀、张闻天、徐勤先……等等。我不过信笔写来，挂一漏万。其实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单，熠熠生辉。这种人性的光辉，最黑暗残暴的制度也掩盖不住。将来在中国自由解放纪念碑上，同样要镌刻下他们的名字。他们虽然是（或曾是）共产党员，但他们的奋斗和牺牲，与那些死于中共屠刀的自由先驱们是等价的。至少，在上帝的天平上是完全等价的，不差一斤一两一钱。 集一生之受难、反抗与思考，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和极权主义最深刻的冲突，归根结底，聚焦于人性。我们反抗共产暴政，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大翻个儿”，而是要恢复正义与人性中的光明面。我们跟他们要不一样。 雨果用英雄之死的悲剧来赞美人性所可能焕发的光辉。当历史来到20世纪与新世纪之交，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走出悲剧的现代版：曼德拉与南非政府。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要认真读一读曼德拉传记。这个人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高度赞赏，甚至包括他过去的死敌和看守。图图大主教说；“假如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这些人不愿意宽恕的话，那我们甚至连第一步都做不到。”曼德拉原先是一个狂热的暴力革命者，参加秘密军事训练，喜欢共产党、共产主义，贪婪阅读格瓦拉、毛泽东、卡斯特罗。两次被捕，最后判处终身监禁。第一次入狱，每周五进城处理律师事务所工作，由一名固定的白人军士押送，常常会停车进商店买水果巧克力。曼德拉本可轻松逃逸，消失在簇拥的人群中，但这种逃逸始终没有发生。曼德拉说：“我们之间有一种君子协议，我不会逃跑给他带来麻烦，而他让我有一定自由。”曼德拉不断在他的敌人身上发现人性的点滴闪现，虽然这不能去除他对白人政权的仇恨，“但却使他相信，在冷酷无情的制度和卷入其中试图管理它的有血有肉的人之间永远存在着差异。曼德拉已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早先的反对白人的好战性，而转向一种人类行为的哲学，就是不按种族、阶级、职业或任何其它范畴给人分类。”（美戴维·爱克敏：《20世纪五人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北京下同） 在长期监禁中，曼德拉有20年时间和一位白人看守和他的儿子布兰特（也是看守）相处。他们都是基督徒，一起读经，彼此尊敬。看守儿子不幸车祸逝世，曼德拉长时间握住父亲看守的手说：“让我们记住和布兰特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没有搞错吗，监狱，漫长的监禁，和看守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没有搞错。当曼德拉终于获释之后，他给这位老看守写了一封忆旧的信，再次提及“在过去20年中我们共度美妙时光”。 许多白人担心，废除种族隔离之后，黑人的多数会进行报复。1989年8月，新总统上任。这是一个坚决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人，黑人并不信任他，更不相信国家会发生任何改变。连图图大主教都不信任他，轻蔑地说，换了总统“只是首字母从P.W.变成了E.W.”。但这回图图错了。新总统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并对他的同僚们说：他认为曼德拉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上任半年后，新总统“通知被惊呆了的南非议会说，和南非黑人反对派‘谈判的时机’已经来临。”他宣布解除党禁，释放政治犯。这时，曼德拉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27年，没有丝毫仇恨和报复之心。对于残忍、压迫和不义，宽恕似乎是一种软弱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响应，做起来确实很难。但曼德拉在各种复杂境遇中仍然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地选择了宽恕。曼德拉以自己的宽容感动并压倒了野蛮。 还有一个人物，放射出比曼德拉还要明丽的光彩：教宗保罗二世。我曾在一篇散文里写过这样一段： 1979年，教宗当选后第一次回到自己故乡。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整个波兰社会为之撼动。其时，社会主义波兰正陷于迷茫与绝望，工人运动惨遭镇压的流血场面仍叫人心有余悸。教宗在布道及各种场合，直接向上千万信众发出“不要害怕”的呼唤。他对饱受欺凌的同胞说：“你们是人，你们有尊严，你们不该卑躬屈膝。”他犹如一股自由的信风席卷波兰，驱走恐惧，带来信仰、希望和爱。 次年，民主运动狂飙再起，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的罢工震动世界。名不见经传的电工瓦文萨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波兰的勇气与希望。 瓦文萨始终把教宗视为最可信托的精神领袖，在他政治生涯跌落低谷时期，曾与教宗在一片树林中秘密会面，没有政治密谋而唯有灵魂的倾诉。瓦文萨向教宗坦陈内心深处的隐秘，说最令人苦痛不堪的尚不是政治挫折，而是心中对权势者挥之不去的仇恨。他备受熬煎，如被囚禁于心灵的地狱。教宗对瓦文萨推心置腹，用上帝之爱劝勉他，鼓舞他凭借神的力量驱逐灵魂中的黑暗。他为他祈祷，祝愿他像耶稣那样“爱仇敌”，宽恕那些曾以不义、欺凌来对待自己的人。没有采访，没有记录，不知道说了哪些话。但我猜想，教宗一定会轻轻地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在爱里没有惧怕……”（郑义：《素棺》2009年） 这篇文章写得散漫，但还不算通篇胡话。其核心论点是：历史转折往往是通过偶然事件中的具体个人来实现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偏重于历史的必然性，而忽视历史的偶然性，尤其忽视个人的作用。这不符合事实，尤其不符合共产国家变革史。在罗马尼亚，例行的表忠群众集会上，偶然有人吹口哨；在东德莱比锡，偶然有教会点燃了祈祷的烛光；在莫斯科，偶然有人鼓励因绝望而醉酒的叶利钦走出去发表演讲；在1989年的中国，胡耀邦偶然死于心脏病……一瞬之间，这一个个偶然便释放出巨大的压抑已久的力量。哪一些人或者哪一个人勇敢而敏捷地抓住了这个偶然，历史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折。这不是押宝也不是幻想。这是漫长岁月里人民无尽血泪的凝聚和希望的无法抑制的爆发。 1999年，曼德拉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如此宣告： 我们已经成功地将希望植入千百万人民心中。我们立约，即我们要建设一个社会，其中所有的南非人，无论黑人白人，都能昂首阔步，心中没有任何畏惧，确信享有人类尊严不可剥夺的权利—一个国内和睦、与世界和平共处的彩虹国度。 真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人也能如此宣告：我们立约，建设一个再也没有杀戮、压迫、掠夺、仇恨、不义的“彩虹国度”！ 2012年5月4日，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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