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纪事】之七：左派，还是右派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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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七：左派，还是右派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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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七： 左派，还是右派 题记：无论是工作组，还是老师学生，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大家都错了！看看我们都揭发了什么？难道不是集体参与了背叛、诬陷和落井下石吗？我们的是非观何在？是谁把我们变成不讲理、不懂事、没良心、没脑子的白痴？ 站在今天看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我不禁时时为他们捏一把汗。他们都很年轻，顶头上司胡启立年龄稍长，也才36岁。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究竟怎样搞？没有规矩、没有经验，毛主席揭开大幕，却甩手去了外地。担任一线指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拿不准，只好以他们各自女儿所在中学做试点。于是，高一学生刘平平就读的师大一附中成为刘少奇的“点儿”，同是高一学生邓榕就读的师大女附中成为邓小平的“点儿”。 工作组尽管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心里也清楚，过激的搞法肯定是要犯错误的，太温吞了显然更不行。反工作组的学生调门越来越高，工作组的任何一项选择，都背负着风险。 召开了全校揭批卞仲耘大会以后，工作组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接下来是组织人力梳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为最后的组织处理做准备。但是，反对工作组的部分教师、学生不吃这一套，他们认准了工作组对待当权派卞仲耘的态度是假批判真包庇。高三4班13人贴大字报揭工作组保皇，她们认为6月22日全校大会是假斗卞仲耘，空洞无内容，未触及一根毫毛。后来以反工作组的教员为主体成立的战斗队“星火燎原”在当年晚些时候编的“大事记”中，用这样的文字形容工作组：“张世栋让各班对卞仲耘的问题编辫子，工作组的用意昭然若揭，卞的问题可以作总结了，不必再深入揭发了。”6月25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布置了关于批判斗争卞仲耘的“十天计划”，被反对派讥讽为闭门造出的“功课表”。她们认为，在分析学校当前的任务时，工作组不强调党的群众路线，而是说什么“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欢迎问题性质严重的人起义。”这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她们还认为，工作组一进校就收集了卞仲耘等人的材料，在14日已归纳为七大罪状。既然工作组已归纳好卞的问题是七大罪状，是“心中有数”了，又怎能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只能是运动群众，工作组所说的“发动群众”根本就是假话！ 以高三3班梁二同为首的18位高中学生当天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瞧这题目，显然比就事论事地反工作组更高一筹。大字报直指工作组部署的斗卞“十天计划”，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与工作组的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争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梁的父亲是空军首长，她们的大字报都在梁家讨论、定稿，有时梁的父亲还亲自修改，这给了她们很大的鼓舞和自信。与梁二同住一间宿舍的三位同班同学，也都力挺她。其中小F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因被批判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在班里受到孤立，但是梁二同没有歧视她，愿意带着她一起革命。于是，她选择了跟着梁反工作组。小F觉得有梁二同父亲这样的老革命帮助她们，她们一定不会犯错误。 6月27日上午，工作组向全校公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八大罪状。让我们看看她的同事、下属、学生们揭发了些什么吧。 第一条罪状是“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罗织的罪名，不仅会哑然失笑。而在1966年6月，却统统属于反动言论。 譬如在“宣扬智育第一，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条目下，卞校长认为： ☆学习是主要任务。学习不好就是政治不好。 ☆教学不能受任何干扰。女附中之所以出名，就是升学率高，这是抓业务的结果。 ☆不要讲空头的政治，不要当空头政治家。不抓业务，就要在政治上被人推翻。政治活动多了，轻视教学，同样政治不对头。 ☆对革命干部子弟说：“革命热情要落实在学习上，书必须读。一个国家的干部，成分再好，连一个专家也没有，革命就没有希望了。团员有当专家的愿望是好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专家。”譬如在“抗拒教学改革，反对半工半读”的条目下，卞校长说：“我对教改就是稳。”要求语文组“要稳，要狠抓学生的基本功。”“语文课讲毛主席著作，只能讲篇章结构，不能讲成政治课。”要求数学组“教改要实事求是，不搞花样。”“要培养出几个象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对于当时学校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所谓教育改革，她说：“我校是以半工半读精神进行教育革命，而不是向半工半读过渡。”她认为学校一没有生产资料，二没有产品销路，“要实现半工半读，还要一百年。”“全成了劳动者那工人农民干什么去？”要学生学习“居里夫人”。对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的学生说：“几十年后，别人都成了什么‘家’，而你们还是个普通农民，可别后悔!”譬如在“阻挠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条目下，她说： “女附中培养一个学生不容易，还是考大学吧！”“女孩子上山下乡不方便。”“政治挂帅，健康第一，学习为主。”“苏联虽然修了，教育方法还可以采用。”“苏联之所以科学发达，还能造出人造卫星，……是因为对知识分子重视，对他们生活关心，给他们创造好条件……。”“一个国家想要科学发达，光想政治好，而不突出业务，根本办不到。”她还被指控“多次埋怨党对英、美回来的知识分子不重视，不信任，使他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她在校外选教师“要高材生，大多数都是出身不好，划不清界限。”第五条罪状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污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列举了卞校长大骂工农兵学毛选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婆婆骂街。辽源煤矿家属介绍经验，她说让主席语录进课堂是“花样翻新”，贴政治标签，形式主义。 不读革命书，专读古书古诗，进行研究等等，都是“罪状”。 ……总之，所谓八大罪状，纯粹是一地鸡毛。 写到这里，我必须暂且打住，向卞仲耘校长致以崇高的敬礼。 遥想当年，我作为一个13岁的小女孩儿，走进师大女附中的课堂，以后三年里从来没有和校长说过一句话。我对她一无所知，她也不会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学生。校长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1966年8月5日下午黄昏时分，被弃于一辆木推车上，我亲眼看见她的身上盖着长把大扫帚、茅坑的带把木盖子，稀便顺势流淌到地上。当时，后操场一片静悄悄，闯祸的学生早已逃之夭夭。当晚9点，她在邮电医院不治身亡。今天看到这些将校长置于死地的所谓罪状，我心潮难平，忍不住流下眼泪。穿越时空，我在这里认识了校长，一个抗战时期秘密加入中共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辗转敌后坚持读完大学的知识分子，她的真实、坦率、实事求是，她的思想、智慧、价值观，穿越48年的时空，仍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卞校长，在此请接受一个学生迟到48年的歉意、敬佩和怀念。无论是工作组，还是老师学生，无论是支持工作组，还是反对工作组，我们大家都错了！看看我们都揭发了什么？难道不是集体参与了背叛、诬陷和落井下石吗？我们的是非观何在？是谁把我们变成不讲理、不懂事、没良心、没脑子的白痴？这些还不够，反工作组的学生、教员还要求更狠更猛地向她开火，她怎能有活路呢？ 6月28日，邓榕向工作组传达了父亲邓小平的意见，主要精神是尊重工作组的领导，对反工作组的少数“顽固分子”可以展开“辩论”，如果她们要坚持就让她们“放”,就让她们“暴露”,要恢复党团生活，团的组织可以改组。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给工作组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力量。他们也痛感到，必须暂缓对卞仲耘的下一步批斗计划，而把与反工作组学生的斗争放到当务之急。 有一条原则永远适用，那就是，反对现任领导没有好下场。本纪事之三《慌张的校园》写到，刘进、宋彬彬、马德秀6月2日一早，给校领导贴了第一张大字报，她们立即被隔离，被轮番地警告和拯救，如果她们坚持下去，就有滑入右派泥坑的危险。反对学校党组织，就是右派分子，这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的划界。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代表的是党中央，支持刘进等的革命行动，她们随即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力量，学生骨干，自动回归正统。而当初支持她们的一些同学，两周后就与她们分道扬镳，又投入反对工作组的斗争中，成为新一轮右派学生。 其实，胡启立在1966年6月8日的一次报告中，已经有言在先。他说，工作组属于新市委领导，中学工作组是由团中央派下来的。团中央干部属新市委中学工作组，工作要向新市委汇报。如有缺点，可提出批评，但工作组的布置、制度、决定要执行。 校领导执行的是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执行的是新北京市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所以，反对校领导是革命行动，反对工作组就是危险的右派行为。 批斗卞校长大会后，李黎黎、梁二同等学生还去广播电台告工作组的状，她们送去揭发材料，要求反映给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康生、江青、王光美接见。她们的材料，转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手里，胡克实转交胡启立处理。胡启立了解到，反对工作组的学生虽然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子弟，但也有例外，譬如李黎黎的父亲在反右倾中自杀，高滨滨是高岗之女、俞慧声是前北京市副市长范瑾之女、杨团是前北京市委常委、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杨述之女。黑帮子女混入其中，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必须对反工作组的学生认真过细地做工作，整体上去分化瓦解，团结教育大多数，孤立极少数。 胡启立亲自组织反击，部署左派力量分头出击。毕竟，大多数人都站在当权者一边。工作组几位干部每天分别找反工作组的学生谈心，以关心、爱护的态度，启发他们具体谈一谈写大字报的过程。如果是革命干部或者军队干部之女，就通过组织找家长，让家长做女儿的工作。他们认为带头的学生，主要是高三年级的梁二同、李黎黎、王南芬三位，分化的结果，就是把她们三人孤立起来。 四个月后，工作组早已撤走，“星火燎原”联队编的“大事记”还用这样的文字记载着，“经过十多天的威逼利诱、分化瓦解，反工作组的许多同学都被迫放弃原来的观点。”虽然大家都认为工作组袒护校领导，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但是背景却有很大不同。首先是高三4班13位干部子女集体认错，她们反对工作组，完全出于共同的认识，与外界无关，也不曾受到海淀区中学的影响。 梁二同等，因为背后有军界支持，她们更加坚定，不怕被孤立，觉得很光荣。她们对工作组的劝告置若罔闻，干脆就不到学校了，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自己干革命，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或者去海淀区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中学活动、交流。7月初，受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影响，她们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学生组织“红旗”。清华附中卜大华记得，在7月23日军训前，女附中“红旗”去过他们学校多次。 有两个反工作组的高一学生，常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那里反对工作组的声浪很高。她们去找蒯大富，他表示支持她们的革命行动。后来，蒯大富还给她们写了信，信上要她们“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1967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因率先炮轰工作组，号召“夺权”而被驻清华大学工作组定为“假左派、真右派”。身处逆境的蒯大富，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他在信中激昂慷慨地说：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真正的革命左派应该是把世界利益放在第一位，心里始终想着正在战斗、正在流血、正在受苦的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始终想着中国人民，想着党中央、毛主席，他不怕天，不怕地，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他们最懂得策略，善于团结群众。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革命左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夺权斗争。所以，真正的革命左派，脑子里想的是夺权，但绝不是搞个人野心，当“大官”。你们学校的权在学校领导手里，你们和他们斗，把他们冲垮了，今天，工作组接管了你们的全部权利。那么，每个真正的革命者都应考虑，工作组能不能代表我们，能不能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代表我们，则我们热烈地拥护，如果不代表我们，必须再夺权。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且不能等闲视之，糊里糊涂。 工作组是否可侵犯？工作组是帮助搞文化大革命的，如果他坚决执行中央精神，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处处为革命群众撑腰，处处打击黑帮分子、保皇派的气焰，放手发动群众，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这样的工作组就该拥护。反之，工作组像小脚女人，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处处压制放，不为左派撑腰，反长右派气焰，这种工作组不能领导，应该赶走。“无限信赖工作组”的口号是反动的，“不许贴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反动的。毛泽东思想，具体的，毛主席的书、《人民日报》最近期社论，是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唯一的最高指示。符合这个，我们就照办。违反这个，我们就反。根本违反，我们就要斗。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是哪个人派来的工作组，一定要和他们斗。把他们斗臭、斗垮、斗烂，再赶走！ 蒯大富大义凛然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大不了豁出一条命。 老蒯还对“保皇派”的本质做了概括：打着红旗反红旗，压和拉相结合，分化瓦解左派力量。具体来说有五条大棒：1、“放”，实际上压制左派放。2、反动右派学阀过分强调政策，准备细致，主张合二而一，改良主义。3、先立后破。4、纯学术讨论(回避要害问题，引向枝节问题)。5、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混战一场，抓住左派不放。 胡启立闻讯亲自到其中一个学生家，说服家长动员孩子交出蒯大富的亲笔信。后来那个学生把蒯大富写的信拿给工作组看，天真地说晚饭后一定要把信再还给她。得到这封信后，工作组认为揪出了幕后的反动分子，立即抄送胡启立和胡克实，胡启立奉命亲自把信送交邓小平办公室。胡克实说：“你们工作组没有组织批判反工作组的同学，而是通过政治工作让他们起义，这是平津战役中的北京打法，经验值得好好总结。”左派和右派，是我们这一代人刚刚懂事就知道其含义的两个名词。左就是好，右就是坏。文革让它们的内涵外延充分扩张，今天是右派，明天也许就是左派。反之也一样。到了当下，左派和右派的概念，再次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 左派，还是右派？永远是个纠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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