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论教育革命”

近期在破解“1968年红旗杂志之谜”的时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一篇“对两种《毛主席论教育》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十二月六日）”跃入眼帘，引起我的注意。正文很短，注释很长。从长长的注释中第一次得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在1967年出台的一些经过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一九六七年六月编印了《毛主席论教育》。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将这本小册子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政治研究室编出《毛主席论教育》小册子，打算发给大家，作为正面教材，作为教学制度革命的指导方针，让大家讨论，结合调查研究，以便提出大、中、小学校的教学改革的初步方案，供中央考虑。”这本小册子分为九个部分：一、政治挂帅；二、阶级斗争；三、教育目的；四、教学革命；五、教学内容；六、教学方法；七、师生关系；八、办学要面向群众，依靠群众；九、学校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

毛泽东对此作了如下批语——

退陈伯达同志：此件内容，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毛泽东七月六日同时呈送给毛泽东的，还有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一九六七年五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的小册子。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十五个部分：一、党的领导；二、教育方针；三、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四、教育要革命；五、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六、群众路线；七、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八、教学方法；九、知识分子的改造；十、青年，十一、群众办学，勤俭办学；十二、理论联系实际；十三、论知识；十四、破除迷信；十五、批判继承。后面还附有《陈伯达、戚本禹同志与北京大学革命师生代表座谈有关教育改革问题》的材料。

毛泽东对此作了如下批语——

陈伯达同志：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进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毛泽东七月六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了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义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该书共收录了毛泽东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六七年间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述五十余条，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知，将此书下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军区、各地大中小学校。

毛泽东对该书书的批语是——

陈伯达同志：作了一点修改。请同志们看一遍，如认为可以，即可印发。毛泽东十二月六日《文稿》在注释里罗列了毛泽东对《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的五处主要修改。

从这篇“批语”的注释里可以看到，最初是由中央政治研究室编印了《毛主席论教育》；但是毛认为“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而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毫无疑问是“革命学生组织”）编印的那本《论教育》，毛干脆未看，似乎不屑一顾；最后改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义编印，并且定名为《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原先分为九个部分，也变为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另外，现在从收藏网站上可以看到该书的照片，当年它属于“内部发行”之列。

至此，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1967年冬天，我开始参加“复课闹革命”，确实有过那么一本专题语录。近几年自己虽然从回忆“下乡干革命”追溯到当初的“复课闹革命”，但是对那本《论教育革命》几乎是彻底淡忘了。

回首反顾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文革的爆发，是把教育领域作为重要突破口之一。1966年夏天，文革伊始，除了改组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外，就是废除高考、大中小学统统“停课闹革命”，这种在和平时期全国停课的事情实属破天荒的第一遭。1967年3月，在全国陷入“夺权”“武斗”的混乱情况下，中央要求“复课闹革命”。可是很快夭折，其中的原因至今避而不谈。直到1967年10月，由中央再次下令“复课闹革命”，中小学恢复了“招生”（就近入学）。

如今翻阅那本专题语录，不难从时间上发现，《论教育革命》的编印过程，正处于“天下大乱”的“高峰时期”——该书的整个编印过程至少在半年以上，因为首次送审和二次送审分别为1967年的7月和12月。也就是说，首次送审、挨了批评之后，又进行了四五个月的修改。至于如何贯彻执行最高指示，对首稿进行了多少修改，是否真的砍削了三分之一，又为什么把先前的九个部分变成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这些都无从得知。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无论是首次送审的《论教育》采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名义，还是最终出版的《论教育革命》采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负责人都是陈伯达（前者是主任，后者为组长）。从《文稿》注释中引用的陈伯达请示报告及专题语录的章节排列可以看出，他至少安排下属对“教学制度革命”“教学改革”等具体问题有所考虑。

但是，当年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10月中旬开始“复课闹革命”以后，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就以转摘长江日报10月22日社论的方式，忙不迭地宣传，“复课闹革命的中心是闹革命。当前复课闹革命，主要是以‘斗私、批修，为纲……特别要狠抓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主课。”真是一语泄露天机——名为复课，实际上仍然是大闹革命。我的亲身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参见《我的一年间2.闹革命是首要的》及续篇）。

所以，尽管《论教育革命》是在全国学校“复课闹革命”的形势下出版的一份“紧跟形势、紧扣主题”的专题语录，但是只落得个“内部发行”；查阅1967年底前后的人民日报，也没有找到那本专题语录正式出版的相关报道，如此“低调”，在那个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于今也没有看到有人谈起这样的“稀有现象”。

我不禁联想到另一件事。那本书在1967年12月正式出版后大约一个月，陈伯达就在1968年1月29日写信给排位在他之前的三个最高领导人，重提文革前被打入冷宫的“电子中心论”，结果是重蹈覆辙（参见《想起了“电子中心论”》）。这是否从某种意义上说明陈伯达确实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路？在目前有关陈伯达的文章中，没有看到有涉及这本《论教育革命》的说法。

也许，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在那个年代只有“运动”“斗争”“革命”才是至高无上的。在《论教育革命》问世半年多的时候，1968年9月，又出现了“再教育”。但是在此“新理论”兀然“横空出世”之际，没有看到“党内最重要的理论家”陈伯达的身影。尔后又有“12-21指示”，提出了“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口号，也没有出现一篇专门的阐述性的理论文章。恰在此时，1969年初，起草“九大”报告的陈伯达却提出了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遭到最高统帅的“一票否决”。

把这一系列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不由得想起当年就有“老夫子、书呆子”的说法。而在变幻无常的政治舞台上，又隐藏着多少红墙内的秘密呢？时过境迁的今天，之所以关注上述并不引人注目的细节，是因为我越来越觉得，文革乃至整个极左时代的无数政治运动并不是一个人的功过成败，都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各个分力是在不断地分化组合、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由此演绎出缤纷繁杂的活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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