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琐忆】：深山老林的故事
作者：孔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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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琐忆】：深山老林的故事
作者：孔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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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琐忆】： 深山老林的故事 1970年，我从西江流域的水乡转赴海南岛，从插队知青成了“兵团战士”。没想到，在这里我见不到蕉风椰雨和浩瀚的大海，而是一头扎进深山老林，多年以后才走得出五指山。
记得我十七岁生日时写过一首自勉诗，字句已记不全了，大抵少不了革命的豪言壮语，但有一联还未忘记——“望中黄叶少，岭上彩云多。”我所在的那个连队，位于于五指山脉的一道襞皱里，朝夕之间，连呼吸都被热带雨林的气息所裹挟。这里看不到黄叶，终年都是蓊郁的绿色。 我们连队的第一代拓荒者，是一群来自河南和安徽的退伍军人，他们是彭德怀当国防部长那时的老兵。我们这批知青，就算是第二代了。稍后，又有一群复员军人安置进来，他们多来自雷州半岛。这帮人有些来头，有的参加过秘密援越作战，有的参加过韦国清在广西对“四二二”造反派的血腥镇压，有一个姓梁的复员军人更特别，别看是农村兵，却打得一手漂亮的乒乓球，堪与我们这些城市知青抗衡。原来他当兵四年，一直在湖南省为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站岗守卫，闲得发慌，便练成了这门功夫。那阵我们城市知青刚被文革巨澜冲刷到深山老林，胸间多少仍存有“世界革命”情怀，却怎也想不到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是在中国境内。 这群林彪时代的老兵中“刺头”不少，他们与彭德怀时代的老兵矛盾颇多。内在因由首先在于，农村人当兵都想“提干”，至少也要复员后吃“商品粮”。结果商品粮是吃上了，却是遣散到深山老林来垦荒，比当兵时还要差一大截！其次，前面的老兵已占据了兵团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和排长这一层位置，而他们顶多只是班长、班副，管辖着我们这批城市知青，他们当中好些人好歹也上过战场，为北越防空和修桥筑路，于是心底的不平时时爆出火星。这两茬老兵的冲突，形同对我们知青实行“再教育”，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是一座大熔炉”，“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原来解放军不过尔尔。 我们知青较亲林彪的兵，而和彭德怀的兵比较疏远，原因主要在于连队指导员。他姓顾，安徽人，平素老阴沉着一张脸。顾指导员抓政治，那个年代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他总要在出工收工、吃饭拉屎的日常流程里搜寻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记得有一次他半夜拉肚子，上过茅坑就敲钟紧急集合，只因他发现有一角揩屁股的报纸上面有毛主席的头像。于是全连都在“面对面”和“背靠背”的省思和揭发中折腾到天亮…… 我们这帮知青和“林彪的兵”都恨顾指导员，虽说怨恨的标尺各不相同。记得某次当顾指导员家的鸡跑到我们的茅舍来拉屎，我就关上柴扉，捉住它用针线把鸡屁股给缝上。此等“疟畜”行为委实失之残忍，但不是冲鸡而去的，实在是对它的主人太过不忿了。此鸡不几日便“慢性死亡”，那时没听说过“禽流感”，中国人连病鸡死鸡都要吃的，顾指导员的老婆杀鸡时发现了这秘密，便在连队里放声大骂。这竟令我异常快意。 却说在顾指导员的斗争哲学指导下，我们连队“戴帽”的XX分子是最多的，以致根据革命形势需要，更匀出几个分到其他连队作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我因先去插队而后才来兵团，我到此连队时犹存三个斗争对象，一个是姓谢的广州知青，一个是汕头知青，还有一个就是本文的主角老林头。
我在《四十年来家国——文革琐忆》里写到了“老林”，其实我们都称呼他为“老林头”。说起来，我后来的人生走向与他多少有点关系。在旧中国，老林头是文化落后的海南岛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拥有英国法国都承认的注册会计师头衔，曾受聘于广州、香港和越南（法国殖民地）等地，可谓曾经沧海，见多识广。新中国开元，他没有离开海南岛，以后就在海口市农垦总局工作。 文革初起，老林头饱遭“斗争”和种种凌辱折磨，而后就被发配到最艰苦的五指山中。我到兵团时，老林头正是戴罪在身的“死老虎”。我参加专门斗争他的大会记不清有多少次，怎知斗着斗着，倒都出一份忘年友情来了。其间中介正是另一个戴罪在身的谢姓知青。小谢出身广州三元里旧士绅世家，很有书香味，他罪名不及老林头重，好像是肇源于学毛著“天天读”时犯了什么错，细节记不太清了，那都是我到此以前的事。我和小谢一见如故，气味相投。但小谢和老林头同是天涯沦落人，连队每日也指派一些脏活苦活给他们干，一来二去两人便结为忘年交。我和小谢交好，自然和老林头扯上了关系。开始我还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但到底正是求知欲旺盛的十七年华，老林头知识渊博，谈吐风趣，听他闲聊，很是受用。 记得老林头总是穿净色的府绸衬衫，和那个环境和那个年代极不相称。他干活时脱下这行头，里面是白色圆领文化衫，即便天天汗流浃背，但从未见过他的汗衫发黄和起过霉点，他更不会穿破窟窿的汗衫，而且只要一收工便重新披挂起他的府绸衬衫，整整齐齐，身上一道褶皱乱纹都没有，连头上已疏朗得可以的白发也梳得一丝不苟。在深山襞皱的那一片连队茅舍，他看去就像一个外星人。 连队在旱季垦荒“大会战”之后，重新编班，我和老林头、小谢分在同一个班，这就开始了我们的缘份。我和小谢原就相善，聊起天来常把那个年代的戒律置诸脑后。不知不觉间，神聊的圈子加入了老林头，他很快就成了核心。我和小谢其时的年华都不过是读高中的年纪，听他说故事，甚为入迷。老林头从来不谈政治，他讲自己读过的书、经历过的事。他把广州称为“省府”，把学校称为“学堂”，这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称谓。他虽不能说饱读诗书，却是饱读闲书。他给我们讲《西厢记》还算是雅文学的，讲《火烧红莲寺》和《九命沉冤》已是市井话本小说，他还说了许多“省府”西关巷陌的风土人情，其中风花雪月是少不了的。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却不想在那时候，这些都是“政治”。 然而，我对周围极具压迫感的政治氛围已生倦意，甚至隐然萌出叛逆的欲望，加上自幼的文学理想，我便对小谢一诉衷肠，约他合写一部小说，虽然无望得见天日，但在此终日劳作之余，写点东西不正是有别于畜牲的一种活着的方式？有老林头在，我们可以先搜集资料素材，他讲旧广州的原生态故事，都是我们完全未曾与闻的，这就是生活啊！小谢亦有兴趣，遂欣然同意。和老林头一说，他只含笑不语，未置可否。但当我真的动作起来，探问“旧社会”的种种掌故，老林头有问必答，令我获益匪浅，光笔记本都记了将近两本。
周期性的风暴来了，又是一轮运动。我们三人走得太近，早在顾指导员的耳目关注之中。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这轮运动的矛头直指我们这三人帮。确切地说，是要把我给烹了。老林头虽系斗争的头牌，罪名是“腐蚀知识青年”，但毕竟老林头是“死老虎”，小谢是“病猫”，当然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但只有揪出新鲜货色，才能向团部报上新的斗争成果。 我实难形容那段日子的煎熬，白天劳作依旧，晚上的“一帮一”和班排的小型批判揭发，直至熄灯号响才能抽身退步。那种政治高压的恐惧感，不置身其中便无法想象。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平日的言谈举止有那么多的“污点”，竟离“敌我矛盾”仅半步之遥，这轮运动一过，只怕就栽进去了。然而，直到吼声震耳的全连斗争会开过两轮，我还是彷徨无计。 小谢是“斗争会”的过来人，他深知是灾祸的源头就是老林头，在我被半隔离状态之中，小谢悄悄告诉我，要免遭灭顶之灾，就得狠狠自我批判和抛一点“揭发”材料。那么揭发谁呢？小谢告诉我，就揭发老林头吧。原来当年小谢被整时，也是抛出一点“揭发”作佐料，兜出来的杂碎不在份量重，而要紧的是鲜货，不能搬出已见过光的旧破烂，好让政工领导炒出色味香俱全的菜式，斗争方向明确了，运动目标完成了，革命战果赫赫，便可告一段落。此前他也是凭此自救的，“揭发”的那点儿鸡零狗碎，对于老林头根本算不上一碟菜。老林已是重罪，再加一等也不过如此。他早就申请退休，而且超龄好多年头了，兵团不给他办，一是旧农垦总局的遗留档案无暇处理，二是要留着他作阶级斗争的现成活靶。 小谢原来“揭发”过老林头，他俩仍过从甚密，乃至相濡以沫，这似乎可以安抚“揭发者”的良心。于是我和小谢在上工时商议再三，千挑万拣，想出了老林头故事筐里关于受聘于越南保大王朝作财务审计这个段子。这个故事片断并不在我的笔记本里，而那两个小本子早就销毁了。 果不其然，我在斗争会上“深刻”地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和对封资修未能割舍的眷恋情结，然后把“老林头和保大王妃”（详见上期《四十年来家国——文革琐忆》）的发黄发皴的旧章回抛出来，在一片口号呼喝之下，我得以逃过大限，虽说打入“落后分子”另册是铁定的，在彼时这已属万幸。老林头的罪名又加一等，却无从再加惩罚了。越南的前朝往事，毕竟离现实政治远了一些，再上纲上线也是虚的。小谢也无大事，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他的罪名也加不出几多斤两了。 “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这是罗大佑《爱人同志》里所唱的歌词。我算是好好保护自己了吗？想来真是百感交集。
一九七二年，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兵团的政治生态陡然一变。中央文件逐级传达之后，连队里的“天天读”仍然每日如仪，但大家渐地无心向学，竟于学毛著“雷打不动”的班组会里嘻嘻哈哈，继而打闹成一团，到底是青年人，被压抑的心性觅机便释放出来。每有此景，老林头端坐不动，却时有微笑。 再后来，“天天读”被取消了。团部广播站透过连队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一些聂耳、冼星海的解禁歌曲。那年春节团部还组织了文艺联欢会。恰巧顾指导员因此前抓阶级斗争成效卓著，被调任武装连的政治指导员。这个“斗争狂”一去，我们连队的气氛松弛了许多，毕竟老连长是个憨厚的老实人，他只管埋头抓生产，至于阶级斗争则不怎么在行。 其实对于整整一代知识青年而言，“林彪事件”正是分水岭。对文革的厌倦和集体离弃，始于其时。却说我和小谢、老林头散而复合，出工收工又结伴同行，聊天的话题竟比从前更拓宽了。老林头自称“老运动员”，原来中共建政以来他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要角，每闻斗争鼙鼓，他都要“站台”。斗来斗去，他也从惊惧转为麻木了。别看老林头说得轻描淡写，我和小谢都已尝过“革命洗礼”，深知其间精神凌虐之剧痛，有时夜来惊醒，竟有梦魇一般的压迫和窒息感。至此，我方知老林头从来就没有认同过新社会，他可算是真正的“残渣余孽”。或许，最初他也曾想过融入新时代，但终于做不到。念及那时候人人都琅琅上口的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老林头不是这个政权的敌人，但他从来都不是它的朋友。我甚至觉得，他在深山老林里“劳动改造”，仍固执着既往的穿着和扮相，都是一种无言的表达，以划清他与这个时代的距离和界限。回想起我在连队里参加过对老林头的多次批斗会，他那白发萧然的脑袋总耷拉着，也曾让我心下恻然。但这才知晓，他的内心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有尊严。 老林头从没提过我的“揭发”，正如他从不计较小谢早时交待过关于他的什么“不轨”言论。我曾嗫嚅着试图道歉，话未说完他就摇头摆手，继而道出某次运动的一个笑话就打发过去了。诸如此类的笑话他有一大堆，虽说他的笑话里听不出明显的政治意味，好像只是自嘲。但咂品之余，便知是对现实的隐晦反讽。若干年以后，我果真动笔写小说了，第一篇就是获奖的“伤痕文学”，里头有一则笑话就是出自老林头之口；而小说里绰号“过于执”的工厂支部书记，举手投足都有我们兵团连队顾指导员的影子。当我成为作家时，某次整理知青生涯的旧笔记，忽有所悟。我隐约想起，小谢授意我“揭发”老林头时的古怪语气，恍似他当年如此做时就得到了老林头的提点。老林头到底是“老运动员”，斗争会其后的结局，都在他的掐算之中。惜乎，当时我没有想到这点，便未能向老林头求证。倘得他只言片语的暗示，我的负疚感当可轻得多。 无论如何，我们三人都相处融洽，甚至比以前更放言无忌。然而，兵团里难得一见的政治宽松未能持续多久，“批林批孔”运动又来了。原来林彪反党集团的本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于是时代钟摆又向更左的一端摆荡。只不过，“林彪事件”之后，广州军区被内定为林彪“另立中央”的重灾区，兵团里军队干部的势力在收缩，原农垦总局的旧干部地位有所提升。于是，老林头终于办成退休，要回海口市了。
那天我和小谢给老林头送行，一直送到琼中县城车站。我们连队距县城营根颇远，要走20公里山路。我在兵团那么多年，只徒步去过两次营根，一次是去县城电影院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另一次就是送别老林头了。 却说老林头年轻时很是风流，完全符合“阶级教育”读物里对旧社会人物的脸谱化归纳。他妻子早丧，却一直不肯续弦。他有一个女儿住在海口，据知文革初年已被“揪出来”，处境每况愈下。当日送别，看着老林头的白发在长途汽车的窗口晃动，终于在扬起的红尘中远去，我心无限怅惘。实不知，退休后的老林头能否在险恶的政治风涛中安度晚年…… 又隔了两年，兵团知青卷起回城潮。小谢的“政治结论”一直悬挂着，按说他是很难离开深山的。孰料家里给他觅得一门亲事，宛如旧时代的盲婚哑嫁，他和三元里的某位女子结婚，不久就回城了。在此之后，我也办了“病退”，回到了广州。 一九七八年我发表了两篇“伤痕文学”小说，略有文名，此时正好在广州中山五路遇上了小谢。我们都骑着自行车，就让他到我家一叙。长谈一席，他告诉我，已选择了新的人生路向，就是出国，以前合写长篇小说之议，只好免谈。说来有点可惜，小谢文才不错，谈吐机智幽默，毛笔字写得甚好，也会丹青国画，古文根底更在我之上。那次聚首，我们说起了老林头，可惜我们都没有他的消息……此后我也再没见过小谢了。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顾指导员。他调去武装连任职，该连都是精壮猛男，连担任班排长的复员军人都是未成家的。顾指导员性格阴郁，身体不好，他妻子长相平庸，又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但多少有几分肉感。由于性饥渴，她便于橡胶林里频频勾引猛男“野合”，和她有一腿的足足超过一个排！这都是文革后期的事，那时革命意识有点疲软了，人性里被压抑的肉欲却又勃发起来。其实很难说是那一方的“饥渴”使然，从文学意义而论——这就是生命的原始本能。东窗事发后，武装连有几十名干部战士受到处分。顾指导员一气之下，卧病不起，我离开兵团不久就听到了他的死讯……我忽然觉出，其实他也很可怜。 以上听来颇似老林头“腐蚀”我们时所讲的市井话本小说，然而，我所写的全部都是真人真事。 （写于200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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