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2014年春晚（外一篇）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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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2014年春晚（外一篇）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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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2014年春晚 ——随想两段 其一 写下这个标题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未必！ 先看看巴金老人的《随想录》中一篇《“样板戏”》一文中的开场白： “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像也忘记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这种梦在某一个时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样板戏’似乎有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 这篇写于1986年5月28日的文章所讲的情景在今天似乎有了新的篇章——201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节目上有了“样板戏”。舞动大刀、目无表情、整齐划一的《红色娘子军》片段上演了。这个演出遭到了一些吐槽，批评声不绝于耳。 今年春节我没有看春晚，事后补看了一些，不便说三道四的。不过，看见如此“年夜饭”里居然有“文革旗手”江某人窃取和“修改”的这出戏，实在是无法接受。于是，我想起了巴金先生的这篇文章。 据说，春晚的导演们是想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这个记忆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确实难忘。“文革”期间，全国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的情景历历在目。文化荒芜长达十年之久。没有想到将近40年了，还会有这样的一幕。 巴金老人在《‘样板戏’》一文的结尾处说的好：“当然对‘样板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似乎并没有人禁止过这些戏的上演。不论是演员或者是听众，你喜欢唱几句，你有你的自由。但是我也要提高警惕，也许是我过虑，我真害怕一九六六年的惨剧重上舞台。时光流逝得真快，二十年过去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Ｑ的话我们不能轻易忘记啊！” 不幸言中！
看见朱军不伦不类的穿着中山装报幕，就是两个“红色”节目。第一是“红色娘子军”片段，第二是《英雄儿女》的歌曲演唱。这套中山装一穿，感觉很别扭。此话不延伸了，还是说说《英雄儿女》。 电影《英雄儿女》是根据巴金先生的小说《团圆》改变的。在老人的《随想录》第45篇文章《灌输和宣传（探索之五）》一文里，巴金老人告诉我们，那些“文革”掌权者批判他的小说时，说他渲染了战争的恐怖，有意让英雄死去等等。“批判的重点是小说《团圆》和根据它改变摄制的影片《英雄儿女》，人们甚至拿它同《一个人的遭遇》相比。” 老人讲述的这些发生在十年浩劫里的事情我们都亲眼见到过。那时上海在张春桥的策划下搞过一场批判巴金的电视大会，我们都看见过这些荒唐的一幕。 不管是《团圆》也好，还是《英雄儿女》也罢，烽烟滚滚之中的英雄是永存的。人们的质疑是，为什么一个小说、一部电影在中国居然会有如此翻来覆去、颠三倒四的命运。春晚不唱这首电影插曲也罢，我们都快忘记了。这么一唱使大家想起了许多类似的故事。 所以，巴金老人的《随想录》值得一读。尽管老人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是老人的精神还在。他生前呼吁的建立“文革”博物馆一事，不知何时能够兑现？ 由此我想这个题目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巴金老人还活着，也在看2014年的春晚，会怎么想呢？ 2014-02-03
“凭良心，讲真话” ——读李洪林先生的《理论风云》一书札记 “没有理论，只有风云” 1985年的时候，我在上海第三机床厂的宣传科工作。那时我读到了李洪林先生的《理论风云》一书。前后有两个版本我都收藏至今。（1985年第一版的定价是3·15元，1986年第二版的定价是3·65元）尤其是三联书店出版的版本较为稀奇了。是何原因？作者在《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一书里透露了当年这样的故事—— “一九八五年，三联书店出版一套《研究者丛书》，第一辑是我的文集《理论风云》，收录了这个期间我发表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和它的作者早就受到最高层的‘关注’，所以此书刚一出版，就被陈云办公室从三联书店要去五本。后来传出来的权威评语是：‘没有理论，只有风云’。” 作者告诉我们：“这本书第一版卖光了之后，三联书店又重新进行装帧设计印刷了第二版，但是不久就‘奉命’收回，化为纸浆了。对于这种现代化的‘焚书’（实际是‘煮书’），我曾有意循法律途径讨个公道，为此询问三联领导人：封杀此书的命令来自何处？封杀的理由为何？均避而不答，使我打算起诉都找不着被告人。然而我又不能把三联书店告上法庭，因为正是由于三联的关爱，这本书才能面世，我怎恩将仇报呢？想当初三联敢于在我落难之时出版此书，已属石破天惊，如今被迫收回，显然有难言之隐。我不忍强人所难，只得作罢。将来总有一天，继‘文革博物馆’之后，会有一座新建的‘愚民博物馆’，专门展览文革之后中共箝制思想封杀文化的政绩。它的展品中大概少不了《理论风云》。到那时，查禁这本书的原委就不会成为‘国家秘密’，而能在博物馆的‘陈列说明’中大白于天下了。” 前不久我在好友李勉先生的博客里专门转载了一篇介绍李洪林先生当年为老百姓平反冤假错案的故事。我阅读后就想起了藏在书橱里的这两本书。将近三十年了，我的书橱里的书几经周折，不断更新，但是对于这两本书一直舍不得割爱。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还经常拿了读读。今天是旧事提起，再次拜读，感触很深啊。
李洪林先生一生从事理论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所谓“理论工作者”。由于从事了这项工作，李先生用自己一辈子的经历总结出这样的经验：（理论）正因为直接为政治服务，所以便有特殊的风险，稍有不慎便会犯“政治错误”。这比“思想错误”严重得多。“思想错误”只是“认识”问题；“政治错误”便是“立场问题”了。 这位曾经在“解放区”就做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和宣传的理论人，也曾经自豪过。但是这种热情延续到一九五九年春天就截然而止了。尽管李先生曾经为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狂热地歌颂“三面红旗”。但是当他走到人民中间的时候，发现这些理论的荒唐。当时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他在陈伯达、胡绳、田家英的等“秀才”们的领导下工作。在负责编辑只供毛和中央参考的《思想界动态》时，责任和勇气促使他编辑刊发了武汉华中工学院的学生张治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在这封信里全面批评了“三面红旗”，反映了民不聊生的情况，并对毛略有微词。希望中央能够纠正这些错误。当这一期《思想界动态》送到庐山，正是展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他刊登张治水这封信，被指控为“配合”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向党进攻”。 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接受狂风暴雨般的批判，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鍜炼。 真的是江山难以本性难改啊。在下放期间，李先生亲眼目睹了农民是怎样在人民公社的囚笼里痛苦地煎熬。以后在参加田家英领导的湖南调查，看见的是饿死的农民。今天回忆这些往事时，李先生说：“所有的农民，可以说都是家徒四壁。我们在一家农民的锅里看到的‘饭’是‘米糠’煮青杏，所谓‘米糠’乃是粉碎了的稻谷壳，并不是碾米时的副产品米糠。他的小孩们围着桌子，仔细找寻稻壳中偶然遗留下的谷粒，剥出一颗生米粒，连忙放在嘴里，像含一粒糖果一样慢慢咀嚼。看了这些可怜的孩子，真叫人心酸。” 于是他起草了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如实地把这种人间地狱的惨状都写出来了。这份报告受到田家英欣赏，但毛泽东看了以后是大怒。为此，田家英独自承担了责任，是李先生躲过一劫。李洪林先生在这些遭遇面前“思想却开始彷徨了”，他在自问：“党的政治究竟是什么？要怎样才能跟得上，怎样才能不犯错误呢？”他“陷入彷徨的痛苦之中”。甚至下了决心，不再干理论工作了，宣布要“洗手不干了”。结果“洗手不干”之说挨了批评，据说只有土匪强盗改邪归正，才称为“洗手不干”，怎能把党的理论工作和强盗相比呢？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也是李先生重新出山的收获之年。他写了许多至今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好文章。这些文章都被汇编到了《理论风云》一书里。 今天，我再次打开这本书阅读，依旧被里面的观点吸引。我不会忘记在当时这些观点都是被视作为“离经叛道”的。但是至今却无法看到有一篇像样的文章对它开展正面批判或者说是反驳。没有！就像现在许多事情一样，套上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大帽子就可封杀、屏蔽、删除。最逗的是新浪网站，删除了你的文章，还加上一句“亲爱的网友”。多年来养成的习惯（阶级斗争），演出了一个个荒唐的闹剧。 作者不仅在理论问题上进行大胆的研究和探索，就在这本书里已经在践行打破多年来的一些封建意识。在开卷的说明里，旗帜鲜明地声明：“书中的人名，除了引文，不再加‘同志’字样。”作者说：“这本书倒有三点新鲜之处：一是把毛泽东还原为人，直呼其名。二是介绍所选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所引发的明争暗斗。三是选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写的两篇党气熏人的文章，以反省自己曾为毛的路线涂脂抹粉并曾充当党棍蛮不讲理批判别人的劣迹。” 对毛直呼其名，不仅是勇于践行平等的民主观，而且一种是破除迷信的尝试和担当。所以，作者坦言：“《理论风云》中有些文章的矛头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这应该是它遭到查禁的真正原因。”
那么，在这本书里究竟有哪些文章值得我们记住呢？这里简单介绍几篇—— 1、一九七八年的《科学和迷信》寄给人民日报，后来正好《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复刊，作者把它改写成《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文章批判了对毛泽东的现代迷信受到了胡耀邦的欣赏。《中国青年》杂志以“本刊特约评论员”发表了这篇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见到此文十分气恼，就以“没有突出华主席”为由要查禁这期杂志。 2、一九八○年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发言《领袖和人民》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提出了七个问题：第一、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还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第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第三、领袖是天生的，还是在实践中成长的？第四、领袖能不能批评？第五、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第五、关于“终身制”和“接班人”；第六、两条思想路线。在文章的结束，李先生指出：“十年动乱记忆犹新，那时不正是把个人突出到极点而破坏了党的领导吗？”由于这篇文章，引发了还在监狱里许多戴着反对“领袖”的反革命帽子的人，纷纷要求平反的事情。 3、一九七九年春天，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李先生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杂志创办人范用把它改成掷地有声的响亮口号：《读书无禁区》。五个字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它说出了被禁锢了十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心灵深处的话。但是有个别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员竟然说：读书无禁区，这还了得！“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荒唐之极。这篇文章的立意是反对把禁书作为政策，不是鼓励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金瓶梅》。那时，这样的荒唐事情真的是很多很多啊！ 4、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李先生连续写了四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这四篇文章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文章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批驳了左倾回潮风，收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人民日报》每天都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赞扬这些文章，感谢《人民日报》。后来，李先生在胡耀邦支持下写了一篇《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一版头条发表了。 可惜，中国的事情绝对不会一帆风顺的。没过一年，李先生就被新上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免职挂了起来”。李先生还被中宣部批判了五次。 但是，作者说搞理论工作就是要“凭良心，讲真话”，而切不可昧着良心讲假话。 写于2014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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