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大跃进浮夸风的反思不能彻底？
作者：陶东风
|
|
|
|
| |
|
|
| |||
|
|
| |||
|
为什么对大跃进浮夸风的反思不能彻底？
作者：陶东风
|
|
| ||
|
| ||||
|
| ||||
|
为什么对大跃进浮夸风的反思不能彻底？ 以色列著名思想家塔尔蒙在反思20世纪极权主义灾难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政治救世主义”概念，它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宗教，是宗教与政治的组合，或者说，它把一些宗教性质的、一元化的，不可怀疑、绝对有效的关于终极、完美人性和完美秩序的假设，强制性地运用于世俗政治。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有宗教的那种绝对性和终极性，另一方面又要把这种终极性和绝对性在世俗人间加以实现。这是一种世俗版的千禧年主义或弥赛亚主义（参见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如果在一个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信念活动）分离的社会，绝对信念会被限制在一个个人信仰的领域，但是一旦它越出个人信仰领域，通过一个垄断了暴力手段的政府强行实行于世俗社会并推广到每一个人，就会造成极权主义灾难。 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整个二十世纪多少世界各地的人、多少世界各地的运动，都一直受到这些绝对信念的激发。他们为“最后拯救日”在世俗社会的来临而准备着、忙碌着、杀戮着，他们自己的所有观念和行为，都联系于某些无所不包的预定体系：历史发展的预定的最后结局，所有矛盾都解决之后达到的绝对和谐。无论雅各布主义，巴布夫主义（Babouvism），还是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不管有多少不同，但全都属于这样一种政治宗教或政治救世主义（弥赛亚主义）。 这种一元化的、不可怀疑、绝对有效的假设，本质上是一种绝对信念而不是知识或意见。绝对信念是不可怀疑而只能信奉的，而知识或信念则是可以通过争论、通过事实和经验加以检验的。因此，试图通过争论或事实击败它们是没有用的。但是这样的绝对信念对于信者的重要性，它影响人、改造人的力量之大，却怎么说也不会过分。 塔尔蒙的这个观察有助于我们解释中国大跃进时期发生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现象。 大跃进的许多经验层面和事实层面的失败是人所共知的，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因此60年前后有许多的所谓“调整”）。但是，“大跃进”不是孤立发生的，它后面有“三面红旗”撑腰，而为“三面红旗”撑腰的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计划体制，公有制，社会主义必然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发达、更合乎生产力的要求，等等。 这就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社会主义并不是知识体系（虽然以科学知识体系的面目出现），而是类似宗教的绝对信念，既然是绝对信念，就是不能反思、不能怀疑的“第一前提”，它具有强大的免疫力：即使所有的事实经验都表明这个前提错了，也不能怀疑，因此，与这个前提相反的经验事实再多，也奈何不了它。作为信仰，它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不能通过事实加以反驳。“信仰”的主要特点就是不能通过经验加以检验（比如上帝是否存在）。而知识的前提如果被经验事实否定，是可以放弃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反思大跃进的失误就不可能是彻底的。 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大跃进和浮夸风造成了惨重的结果（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是饿死三千多万人，即使当时的各级领导不可能知道这个确切数字，但是饿死人很多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即使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的初衷是纠左，反浮夸，但也不能怀疑它大跃进的后台老板“三面红旗”，不能得出“三面红旗”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信仰这个“第一前提”，只能说“好的路线方针”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否定了第一前提就等于改变社会主义的信仰本质而把它还原为可以通过事实加以检验的知识，而这，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就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做不到，更不要说毛泽东）。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先确定一个不可怀疑的前提（即使所有的事实都证明它是虚假的或者是错误的），然后环环相扣地进行逻辑推理。你只要承认了其前提的绝对正确和不可怀疑，那就不得不被它牵着鼻子跟着它走。 庐山会议也好，七千人大会也好，原来都是要反“左”，这样做具有充足的经验事实方面的依据。即使毛泽东也不得不同意反“左”。但一旦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反思（纠左）危及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前提，风向就会立即发生转变，变为反右，也就是捍卫大前提（社会主义原则，“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和神圣性。 按照作为信仰的社会主义的第一前提，人民公社就是符合社会主义信仰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公有制，而“人民公社”就是公有制的体现。人民公社原则上绝对正确（即使步子有些快），这样，对于“一大二公”的反思也就不可能彻底，只能半途而废，对它的纠正也就只能达到“公社的规模不要太大”“步子不要太快”这样的程度（对“大跃进”的反思也是如此。“三面红旗”之一的“大跃进”连刘少奇也不敢否定）。毛泽东之所以振振有词地坚持“三面红旗”是有道理的，否定了这个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当毛泽东听到有人提倡分田到户的时候勃然大怒，说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当时包括刘、邓、周在内的所有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人达到怀疑社会主义大前提的水平。因此他们不可能不在毛泽东面前败下阵来：因为毛泽东的前提正确！（我不否认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彭德怀的较量中取胜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他的前提正确绝对是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看来，大跃进、大饥荒、“一大二公”的错误，从根子上看就是那个时代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大前提（比如计划体制、公有制等）的错误，是基本原则和信念本身的错误，具体的跃进指标（比如钢产量，亩产等等）及其造成的后果，不过是其在事实层面的具体体现。但是由于它是宗教性质的信念，因此这个原则是绝对不能动的，即使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其谬误，也依然不能动。按照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只要是共产党员就必须相信公有制、计划经济，相信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这样也就不可能不在原则上拥护“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即使遭遇的挫折再多再大，也不能彻底否定。正如《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所说的：“‘三面红旗’固然与毛泽东既不了解经济活动的规律，又过分自信，盲目轻率有关，同时与他坚信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公有制优越于私有制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遭遇重大挫折，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继续坚持计划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坚定信念，这里也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当总结三面红旗的时候，‘大跃进’这面旗帜，虽然被实践证明不但没有跃进，反而成为越退时，毛泽东便以‘从长期来看，应该是跃进的’为理由，为‘大跃进’这面旗帜进行辩护。总路线，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出发，也应该是多快好省的，因为过去只注意了多快，没有坚持好省才出了问题，所以从理论上讲可以是正确的。人民公社，只是搞急了，试点不够，其优越性是肯定无疑的。……这些理论观点无疑是影响当时深入反思、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原因之一。”（《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34页）。所以，反思来纠正去，结果也不过是：可以不再提15年赶上英国（一度曾经改为10年、7年和2-3年），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仰中必然内含赶上和超过英国（资本主义）的内涵，改变的只是赶上的时间而已。即使刘少奇斗胆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借一个农民的话说的），但“人祸”再多也是“执行”中的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社会主义信念的信奉着刘少奇本人没有、也不可能否定“三面红旗”。依据参会者袁宝华的回忆，“大家对‘三面红旗‘没有怀疑”，“你问人们是不是觉得人民公社办早了？也都认为这是执行中的问题。当时认为人民公社是好的。至于说有问题，也是干部的作风不正造成的。”（同上，第342页）还有周恩来，“对大跃进这面红旗也没有怀疑，总要跃进。”虽然三年两年不可能跃进到超过英国美国的程度，但是“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不看眼前的两年三年。”（同上，第343页） 这样也就不奇怪，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讲话和林彪的讲话虽然侧重点有差别（刘以检讨和反思失误为主，林彪以捍卫“三面红旗”的原则为主），但却没有根本不同，这也是当事人的感觉：1962年1月30日大家讨论林彪的讲话时“没有感觉到林彪与少奇的讲话有什么不同。林彪说了一句犯错误是因为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成功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这个话大家也赞成，这是个原则话。”（袁宝华的回忆，见上书，第342页） 更加荒谬的是，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很多人自己承认不了解社会主义。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回忆说：“中央同志说，对社会主义现处在初中程度。康生同志说，他是红领巾，我们连幼儿园也够不上。”（《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36页）那么，如此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为什么会像基督徒捍卫上帝信仰那样捍卫社会主义呢？这只能说明“社会主义”不是知识，不必通过深入研究并反复检验之后才能被信之为“真理”。这很多教徒的情况一样：并不怎么了解宗教经典，却仍然是坚定的信徒；而一旦成为信徒之后，怀疑和反思就更加不可能了。 新时期以来，邓小平等新一代领导逐步否定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必然关系，也部分否定了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必然关系。留给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么？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另外可以提出的问题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也适用于社会主义这个“真理”么？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已经从不可证实和证伪的信仰变成了可证实和证伪的知识么？ 2015-02-0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