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墨:十说知青精神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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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说知青精神 作者:雪墨 来源:凤凰播客 (一) 有的人在探讨“知青精神”说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团队精神”,更有人发现,这种“团队精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然而,知青们当年是顾不上考虑自己有什么精神的。因为那时节大家都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一点的想法也不过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岂敢称自己尚存在对于社会价值具有导向功能的“精神”?消极一点的想法不过就是个解决生活问题,至于“团队精神”,则是讳莫如深的东西。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前因后果,“上山下乡运动”当然不例外。如此大规模的运动,其发生的大背景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那个年月走过来的人应该还记着,“文革”开始后,全国大乱,到处都在打、砸、抢、批、斗,生产停滞,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单位不招工,大学不招生,应届毕业生无法安排,而且如此下去毕业生会越积越多,适龄儿童也进不了小学的大门,这一切给社会将造成巨大压力;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所谓“旧的教育制度”遭无情批判,教师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千千万万的中学生们无所事事,处于无政府状态…… 这就是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之前的形势。如果没有这场浩劫,就不可能有数千万知青,其中包括大批尚未成年的孩子都在短短数年内被驱赶到农村去的荒唐事。 毫无疑问,当年知青的上山下乡是“文革”的必然结果。 才十五、六岁的孩子,又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没有任何道理地把他们从自己的父母身边赶走,赶到陌生的农村去,这是谁家的道理?除此以外,古、今、中、外还有过这样的事吗? 客观地说,“上山下乡”是转嫁危机,当年的知青是这场“浩劫”的牺牲品。 要说城乡差别,那是历史造成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存在。这个差别不是城里人造成的,更不是知青造成的!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 当年强制驱赶包括很多未成年人在内的大批知青上山下乡,用“为了缩小城乡差别”“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理由来解释是说不通的,更是荒谬的!事实是,中国农村很多地方本来就是人多地少,农民的生活艰难,一下子又涌去那么多根本不会干农活儿,什么也不懂,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孩子,其结果只能是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是劳民伤财! 尽管从客观上说,知青的到来给闭塞、落后的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带去了城市文明和知识文化,对改变农民落后的思想观念会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使广大知青受到了锻炼。但是,这些与“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损失和灾难来比较,就更加显得微不足道了。 “上山下乡运动”的弊远远大于利。 这场“运动”给多少当年的知青造成了心灵伤害? “被人左右其命运的人是多么悲哀!知青就是这样的一代人。”他们被莫名其妙地剥夺了接受中等教育的权利,错过了本该是上学的最佳年龄,有不少知青下乡时实际只有小学毕业。 千百万知青荒废了他们的学业,把他们宝贵而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广阔天地”,献给了那个荒唐的年月!使他们抱憾终生。时至今日,老知青们仍在喝着当年酿就的苦酒:大批当年的老知青们由于学历低、无特长,才50岁左右就被迫下岗、失业、提前退休,这就是明证。 因此,把存在城乡差别这笔“账”和种种怨恨都算在同样是受害者的当年知青身上是极不公平的! 现在没有搞什么“上山下乡运动”,也没有大批知青下乡,而是通过改革开放,通过搞活市场经济,使我国的国力大大增强,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的生活无论怎么说,也比过去好过多了,城乡差别也正以改革开放前的任何时候都快得多的速度在缩小。 包括老知青在内的很多下岗失业的城里人,他们的日子不见得就比乡下人好过。一些不合理的针对农民的政策和不合理现象不是普通百姓制定和造成的,更不是普通城里人能左右得了的。 有人曾说,那不过是你们这代人一生中的一段经历,不管是对、还是错,都已经成了历史,何必如此耿耿于怀,念念不忘,总是挂在嘴边,时时提起呢? 我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生命属于每个人的只有一次,青春年华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同样也只有一次。我们以青春的热情、青春的热血,以及我们对祖国的忠诚与共和国共同走过了建国以来那段最艰难的历程,用我们当年稚嫩的肩膀和无数普通百姓一起,扛起了处在狂风暴雨中的共和国大厦。 “文革”已被彻底否定,这是顺应民意,顺应历史潮流,更是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的必然结果。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为这个国家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永远也不能、也不会被否定! 尽管还会有不少人不能理解我们这代人,但是,我们仍会对那段经历难以忘怀、刻骨铭心、念念不忘。这绝不是为了炫耀!因为它不值得炫耀。更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为了我们这代人对于青春的纪念! “上山下乡”造成了一代人才的断档。但是,时代强加给知青的艰难困苦,毕竟让每个人在不可逃脱的磨炼中比别人多了一些成熟,多了许多朴素。至于想利用所谓的“知青精神”捞一把,不客气地说,这与趁火打劫的行径庶几近之了。 作为一个有过特殊经历的群体,“知青”能否总结出异于寻常的“精神”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对民族、国家和党作出的贡献,有历史作证:我们可以从意志、作风和才能的诸多方面总结出几百条的“知青精神”来,但是,这些只能说明过去,并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 既然“知青”是受过伤害的一代,我们就不能掬起他们的泪花去建筑什么“精神”;既然“知青”已经融入今天的人群当中,我们就不应该特别强调他们的“团队精神”。 让我们踏踏实实地工作,淡淡泊泊地生活吧。
如果说,苦难能够转化成为精神财富,那么,从上山下乡的经历当中获益最多的便是当今的文化精英们。我们在乡下坚持学习,并且把书本知识和生活体验、社会观察结合在一起,由此便有了凤凰涅磐般的新生。 当时由于条件所限,我们基本上不能自学自然科学,历史和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文科倾向。我们只能据此面对社会生活…… 当我们这些人后来获得进入大学或在社会上展现才华的机会时,偶然间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创作灵感和认识社会的洞察力,却来自于自己过去那些痛苦的底层经历。 我们这些人在绘画、作曲、电影导演、新闻出版、诗歌创作,以及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已成为中国文学、艺术、文化、社会科学的主导力量。 我们同那些享受过“劫后辉煌”的人们相比,一代知青在返城后更多的都是普通人,是非常普通的人,甚至是有些境遇悲惨的人—— 在我们当中利益受到最大、最直接伤害的就是那些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知青经历的下岗职工。即使我们已经回到了城市里,大多数的知青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边缘化了…… 我们在自己的家乡故土却被看成了外来人和乡下人!看到大街上私家车的奔流,看着拔地而起的无数新型的豪宅,我们会感到既无奈又无助…… 其实,知青群体的不幸还不仅限于那些最显眼的、在下岗大潮中首当其冲的人,更主要的表现为知青主体在生活的道路上不断遇到的挫折和无尽的低质量的生活。 知青群体全方位突变的勇气,缘于反思后的群体智慧,缘于每个知青对于梦想的渴望,是在被压抑之后,宛如地火运行般的最终迸发出来的勃勃生机。 那些有幸赶上大学末班车的知青们,后来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影响着中国改革的进程;而大多数没能考上大学的返城知青们,最终会沉淀在社会的底层,承受着改革带来的阵痛…… 但是,无论是浮出水面的幸运者还是永远沉默的大多数,我们这些知青在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也在推动着时代发展的进程,从而改变着国家的命运! 人们有理由向知青们表达由衷的敬意! 社会不该忘记我们! 历史不会忘记我们!
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过乡的老三届知青们,大都会铭记每年的6月18日这个不寻常的日子——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日子,我们也称作是兵团的生日。 今年,是知青下乡40周年的纪念日,回忆往昔,感慨良多…… 当年轮转到了1979年,随着“四人帮”被打倒、“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知青大量回城,环境的变迁,生活的逐步优化,与知青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思想的开放和诸多在知青生活中所不具备的条件,重新回到了知青一代人的生活中来。 在生活历程的前后对比中,知青们发现了在那个无“爱”的年代里,留下的是我们全部的青春,是整整一代人的热情及热情被生活的冷水浇透后的痛苦。 我们在痛苦过后,似乎都有一种对过去年代的痛恨与思考,抑或对荒唐年代的反思。 已经逝去的那些荒唐的岁月,完全是耗用了我们3000万知青的青春“熔铸”而成,无论我们在何方,无论是温暖的南方还是寒冷的北国,无论是高山还是平原,也无论是森林还是荒漠,都有我们这一代人迷茫的足迹。 在那些苦痛的岁月里,我们也曾在那最初并不属于自己的故土上播撒过爱,挥洒过汗水,甚至流过血…… 而在我们回城之后,兵团那块贫瘠的土地却成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第二故乡,曾经的爱也变成了我们心底的痛。也可以说,那一段知青生活,是我们人生之旅中最难以忘怀的岁月。因此,虽然其中有苦痛,我们还是怀恋,还会撕心裂肺地追寻着已逝的青春,同时思考着:这是谁的错?是时代?还是自己…… 这些,便成了我们这些老知青对时代和历史反思的重要内容,并执著地对此作出各种各样的解答。 在知青生活的各个侧面,曾经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压抑,扭曲了一代知青的灵魂和人性。诸多知青的生活,被兽性所充斥:一方面是缘于环境的异常,一方面是因为精神上的负担。 随着知青运动的结束,知青一代涌动着一种对“文革”及“上山下乡”运动的反叛情绪。“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何人都要服从于所谓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 这些英雄形象几乎纯属于阶级斗争的工具,变成了抽象的阶级代表,而不是具体的个人和具有个性的形象,大多是精神飞翔而肉体呆滞、思想高明而精神空虚的英雄。 英雄们甚至向全世界证明自己:可以不吃饭、不结婚,可以没有性、没有任何情欲,而且只有达到这种非人的境界之后,才能成为可以通用于任何世纪、任何场合的“英雄人物”,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然而,人是社会的动物,是社会生活的主宰,人在社会生活中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人性。人是现实与历史的创造和拥有者,因而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真实就不得不表现为完整的人性,而不能只表现为阶级倾向性。 因为曾经是知青的我们并不是远离现实的空有的躯壳,我们也需要娶妻生子,需要人间烟火,需要享受人间的喜怒哀乐,需要履行人间爱心和孝道的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 正是这种思想,体现了大部分老知青对于传统意识的回归,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知青是一个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卵生出来的特殊的,甚至在思维上有些另类的特殊群体。 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别说电视机、电话机,就连收音机都寥寥无几。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七团三营营部的高音喇叭,只在中午时播放最高指示还有革命样板戏。 知青们每天早出晚归,累得要死,甚至疲乏到收工后几乎走不回宿舍。物质条件的匮乏还不是主要的,精神上的颓废、僵滞、迷茫、怅惘和失落远比肉体上遭受的折磨更痛苦:我们当时只能翻来覆去地看毛选,没有其他类的书可读、没有杂志看,精神世界一片苍凉…… 而我常常会在别人都入睡之后,独自一人蜷缩在被窝里,借助手电的微光来反复阅读自己离开家时偷偷带走的几本世界名著:是《安娜·卡列尼娜》给我以精神的慰藉;是《战争与和平》为我展示了无垠的社会历史场景;是《死魂灵》让我领悟到人性的真伪;是《钦差大臣》使我看透了奸佞小人的虚伪嘴脸…… 但是,我们远离亲人,不论是在阴雨连绵不能出工时进行的禁闭式学习中,还是在寒冬围缩在炉火旁的静籁里,抑或在思念家乡的困顿之时,知青们唯一的寄托方式就只有唱歌。一首接一首地唱,把所有会唱的歌挨着唱,一个人唱,必有人附和,不会唱的人也会跟着哼哼,一时间,悲凉的氛围充斥着每个人的心田。 我们唱得最多的是“文革”歌曲和电影插曲,曲调之优美,非今可比。爱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深情的曲调寄托着我们对亲人和家乡的思念;“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抒发着我们对家乡的思恋与怀念…… 我的好友、上海知青文娟曾找到一本中国唱片社1957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选》,我们如获至宝,每天捧着学唱,将一首首歌曲从低声吟唱到引吭高歌,心中获得了多少畅快!至今《五朵金花》蝴蝶泉边的大段对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江姐》歌剧的大段独唱、唱段我还是记忆犹新! 与诸多的知青不同的是,我喜欢外国歌曲,常常一个人在宿舍里用小提琴拉奏《马赛曲》(法国国歌,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曲子)、歌剧《茶花女》的片段、法国民歌《金苹果》、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也正是因为偷读外国名著和喜欢外国名曲,我曾经被无数次批斗,身心虽疲惫,然而却兴趣不减,依然我行我素! 当时的知青歌曲,骨子里透出了一种知青精神,甚至是很有些阿Q精神!在艰难的岁月里,这种阿Q精神充盈着我们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敢于面对困顿和不幸,敢于向命运和不公挑战的知青精神! 尽管当时很多知青都充盈着“流氓无产者”的一种情怀——我们身穿破棉袄、腰系烂草绳,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宣泄着内心的愤懑情愫,表述着美好的心声,期冀着美好的乌托邦式的未来…… 这种“流氓无产者”的乐观与浪漫情怀,是今天我们的孩子们所无法理解的。 当年的知青歌曲,背负磨难和抑郁,饱含活力和激扬,承载快乐和向往,那是伴随着一个时代的歌!如今每逢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时,我们这些曾经的知青还会怦然心动、倍觉亲切和感慨。 岁月的江河,无尽流淌,当年的知青,各散四方。但回忆的天空中永远回响着那些熟悉的旋律,它伴随我们度过了那难忘的知青岁月,映射出我们曾经有过的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因为我们也曾经年轻过……
但凡作为一种精神,就须具有感召力,能够成为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精神脊梁! 一代知青的精神历程,源于苦难的知青经历。由此构建起知青精神的丰富内涵,可以支撑起更为深刻更为宽泛的社会道德内核——譬如,整个人文社会的浮躁,以及社会上凸显的精神与信仰的危机。 知青这一代人的理想大致是相同的:我们曾认为自己就是保尔;我们乐观,胸怀大志,不甘于做平凡的人,不甘于平凡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英雄的梦想!我们写诗,作词,论述世界革命的前途;想像着自己会成为世界革命斗争中的英雄。 当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中间有乐观者,也有悲观者,但我们中间很少有玩世不恭者。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我们依然保持着乐天的情愫,抑或严肃的人生态度;我们唱着流浪的歌,却没有浪迹天涯的潇洒;我们总是心情沉重,忧国忧民;我们已体会到平凡生活中蕴藏着的伟大,会寒彻心底地感悟到生存的沉重!也正是因为有了在社会最底层生存的经历,才使我们悟到了人生的实际意义:英雄的梦想被每天1元2角5分5的计算公式简化了;于有意无意间我们会做得更实际些。 因为生存的第一规则,就应该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知青一代大都自视为有知识的。在我们的内心,依然在步履“忧国忧民,济世救人”这样的人文传统;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不屑于学习或者运用足以果腹的简单生活技能。 正是因为我们理解了劳动真实与生活的真实,也就理解了中国底层的老百姓;解救他们的疾苦,也就成了我们理想中的一部分具体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思维实际上是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相当的社会、思想基础。 可惜的是,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研究中,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认识到知青一代人为此做出的贡献。 青春是人生中最为宝贵的时光。四十年前,正值15岁的我,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走上了人生道路中一段极为艰难的旅程。 在当时的一师七团三营,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使用极为原始的劳动工具,无奈而又不遗余力地挥洒着自己廉价的汗水,换取微不足道的收获。 我们是在用自己的青春血泪乃至生命,为自己续写青春悲歌。 在那片冰冷的土地上,我们经受了极为深刻的磨难,我们有过迷茫,有过追求,有过悲怆地呼喊。我们曾经稚嫩的身心在北大荒开始走向成熟。 1979年,在陆续回城参加工作后,我们不甘人后,希冀着追回已经逝去的时光。我们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辛苦和汗水,我们走过一条比别人更艰难、崎岖的成才之路。 我们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知青情结,知青间的情义是永恒无限的,只要你是知青,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有朋友,不管你有多少朋友,只有知青朋友才是最为亲切可信的。 因为知青——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特定符号。
知青是“文革”时代的产物。 知青就是一群用自己的青春做标枪,投掷出去以后,却拼得血本无归,又不甘于多舛命运的一个并非复杂的社会群体。 当时我们的文化水平仅仅维持在初、高中的初级阶段。相对于农民而言,我们还算是有知识的青年,却要我们接受比我们更没文化的农民的再教育,并要求我们在“广阔天地”里扎根一辈子。 这样就使得知青们惶惑得不知所云…… 我们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城市,背井离乡成为一代特殊的、形式上的兵团战士却是实实在在的农民。 然而,残酷的现实让我们感到:命运被捉弄,知识被葬送,心灵遭涂炭,人格受压抑…… 我们在困惑和苦难中成长,还学会了许多在当时中国社会最底层劳动者劳动和生存的本领,明白了许多的人生哲理。 在精神上,我们的心灵始终在到处流浪:迷茫、游离、困惑、彷徨,或以各种放荡不羁的行为顽强地展现着敢爱、敢恨的知青情结。同时,先前正规教育下形成的传统意识也在无时无刻地困扰着我们,乃至形成一种独有的知青思维模式。 在当时全国物质生活普遍低下的情况下,我们知青的苦难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更表现在精神的层面上——那是一种被社会遗弃后的绝望,是一种在社会的最底层以廉价的劳动换取生存,甚至是很有些流氓无产者思维的劳动者群体。 美国人托马斯.伯恩斯坦在记录中国知青运动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知青除了了解了一些中国农民的真正的生活状态这样一个事实之外,他们在农村度过的时间是一种浪费。”但是,就“了解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而言,我们相对于“五四”运动后期进步学生的走向民众,相对于我党一贯倡导的“干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以体察民情,以及文人墨客的下乡体验生活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要害就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口号是“热爱边疆,保卫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口号,才使得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断绝了回城的念头,最彻底、最真实地实现着我们对贫下中农的“刻骨体验”。 正是因为我们有着知青这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独有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背景,在知青运动的第十个年头,当国家出现文化断层的时候,我们凭借对共和国厚重的情感,凭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锤炼的不屈不挠的品格,义无反顾地充当起科学文化的接力者! 由此至今,涌现出无数的专家、学者以及各行各业的中坚和最可信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工作者! 我们为社会极尽了个人所能,如今各有所成,生活幸福,淡泊坦然。尽管年事渐高,但以大好青春换来的知青情结,却始终挥之不去。因为在当今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毕竟有我们微薄的贡献和成就。 所以,我要说——有过知青的经历,对于一个人道德和修养的自我完善而言,真的很好!
我们这些老知青不凡的经历、虔诚的追求、坚忍的品格,以及有别于任何社会阶层的思想境界表述出来,就成为知青精神的内涵。 历史的回味,不应该是用来擦眼泪的手帕,而应该是用以明智的警钟! 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生活道路,还牵动了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 当知识青年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又使为数众多的当地土著不同程度的受到知青文化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知青精神的产生、发展直至消亡,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历史原因。 我们将会以超然的心态面对周围的世界;我们不再企图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体现自身的价值,也无须靠别人的肯定来判断自己的成功与否;我们为自己的快乐而快乐,我们自身的价值决定缘于自己的感觉。 然而,历史在前进,我们总不能沉溺在昨天的阴影里呻吟。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席卷着我们这一代人,用今天的快慰去熨平昨天的伤痕,在我们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重新寻找生活中新的位置。 我们这些老知青,大多已过了人生的楚河汉界!然而,我们一直是背负着历史的重负在跋涉。曾经的知青生涯便成了我们解不脱理还乱,梦牵魂萦的知青情结。 毕竟,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经历了不少挫折、走过了不少弯路的老知青来说,时时聆听历史的回响,从中吸取教训,获得启迪,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演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过程,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以及经济建设中一再重演的“过热”与“紧缩”,无不给社会的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知青运动又是一面镜子,不仅映射着知青们蹉跎与奋进的身影,而且集中反映出共和国曲折发展的足迹。因此,这是一段内容异常丰富又非常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的历史。 那么,我们在寻找已逝的浮躁、颓废、困顿、彷徨;泥水、烈日、汗珠、雨淋的艰苦的历史时,我们从上山下乡运动中究竟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作为国家,不要封建特权,不要束缚人的个性;要彻底摒弃农民意识,要实行民主政治,要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要真正地缩小城乡差别,要从根本上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作为个人,不要轻信盲从,不要随波逐流,不要功利主义,不要虚无主义,不要作茧自缚,不要自暴自弃;要破除封建愚昧,要理性思维,要主动选择,要学会放弃,要张扬个性,要主动参与竞争,要自尊、自重、自立、自强…… 我们知青这一代人已经超越了个人命运的局限,懂得从历史发展的目光,反思那段经历和整个民族的历史。由此,我们将以从未泯灭过的勤劳、智慧、创造力和向往新生活的热情,去努力开创属于祖国和我们自己的美好的未来。
时间在静静地流淌,知青的历史在渐渐地被人们淡忘…… 经过上山下乡运动熔炼的一代知青,如今却不得不为生活的重负而操劳着。我们要孝敬父母,哺育孩子,成就事业…… 知青历史中的亮点已然被生活的琐碎所淹没! 难道我们就不能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从中吸取某些教训,提炼出今天仍可以秉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吗?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不能忘记那一段悲怆的历史! 从理性上说,我们对那段历史给予了否定和批判,但从感情上说,我们却不能忘记过去。 历史培育了我们一代知青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代,曾经的知青们那种为了国家、为了社会,甘愿奉献青春、牺牲自我的精神,仍然需要弘扬! 然而,当经济建设的热情被政治斗争的热情取代之后,当时的文化在中国的命运一落千丈。人们痛心疾首,惶惑不安: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为什么会突然间像发了狂似的将书籍投入火堆,把教授赶进牛棚,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化——这一人类文明的载体,为什么在中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亵渎和践踏? 其实,中华民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专家治国”“专家开国”的民族。传统中的燧人氏、有巢氏、神龙氏、仓颉、轩辕氏、伏羲氏,无不被尊为圣人,也无不具有一技之长。譬如,春秋五霸之争,首先是人才之争。齐桓公从鲁国抢管仲当相国,齐威王从魏国偷孙膑当军师…… 楚汉之争,刘、项大战70余次,小战40余次,刘邦屡战屡败,最后却反败为胜,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项羽的谋士、良将大都舍项奔刘。 秦始皇之后,历代统治者为推行封建专制,钳制思想,手段愈演愈烈。汉武帝“罢黜百家”,隋炀帝拒谏嗜杀。在以开明著称的盛唐,白居易、刘禹锡、韩愈等均因诗文“语涉讽刺”而被贬。明清之际大兴的文字狱,统治者砍向知识分子的屠刀上充满了血腥味。 非常不幸,也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仇视知识分子的传统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损失。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肃反”,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右扩大化、拔白旗,仇视读书人的心理一次比一次暴涨。特别是“文革”及其上山下乡运动,对于人性与生命的破坏、理性的丧失,是文化史上罕见的奇闻。其背后是农业社会的深厚渊源和未尝不是农民式的“当家做主”为思想内核。 1976年10月,当中国人从噩耗中醒来的时候,这才觉得大事不妙了:知识陈旧,科学落后,人才不济,以致经济崩溃,道德沦丧。 历史在十年里作了一次富有讽刺意味的循环,十年前的恶梦从教育和文化发端,十年后,恶梦又恰恰在这里结束。 随即,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开始返城了。 经历了40年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回味那一段个人命运伴随祖国和时代命运相沉浮的历史过程,我们无不流露出对那个已逝青春的追忆和沉思,并且从心底里发出“青春难无悔”的呼唤! 作为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精神殉难者,在某种程度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文化人接受非文化人的教育,是文化的悲哀,是对于文明的逆反!
知青群体的沉浮和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们怎样的历史启示呢? 我们这些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现在通常认为,知青群体的实践,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影响和意义是在精神层面和领域。 上山下乡虽以奔赴边疆、农村的外在表现形式,却在人们的心理上实实在在的是一次以失败而告终的精神的艰苦远征。 这是上山下乡的本质。任何社会学的研究都很难把握这一本质,因而也就很难判断知青群体及上山下乡运动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当今,我们的物质生活比起过去优越得多了,但精神上的贫乏已是理论研究者普遍的忧虑。同样,西方也面临这样一个精神危机问题。 的确,从知青运动的失败来看,反映了人类同一个深层性的问题: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偏向任何一个极端都将是灾难性和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们便寄希望于精神与物质间寻找平衡的支撑点。 合理的人的生活应同时居住在精神和物质的“伊甸园”。但历史证明,这仅仅是一种幻想,它一开始就错了,是从理想主义出发进行思维的结果。 因此,人们从来就没有找到过这一平衡点。 事实上,居住在“精神伊甸园”的人,必定生活在物质的荒野上;居住在物质“天堂”里的人,必然流浪在精神的荒漠中…… 如果现实的长期目标是国家富强,那么,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意义上看,知青群体便是当代社会中承担这一重任最合格、素质最高的一群人。 如果说“我们曾随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参加过长征”是父辈们值得骄傲的经历,那么,共和国旗帜下长大的一代人最值得珍视、最可宝贵的经历便是“我曾经是一个知青”。 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磨难本身就是创造未来的最大启动资源。一个伟大的民族不是在苦难中灭亡,便是从苦难中崛起。 也许在辉煌到来时,人们仍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但对于一个优秀的民族来说,既然灾难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就应该最大限度地从中汲取孕育未来辉煌的养料。 也许历史将证明,正是知青群体以整整一代人青春为代价,把一个醉迷的民族唤醒,跟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以精神远征的悲壮失败,换回了一个跃向高度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所必需的历史发展动力。
历经12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让3000万城市青年为此付出了长短不同、沉重各异的青春代价。在反思这段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历史时,我便自然感悟到一个青春有悔无悔的问题。 一件事的有悔与无悔,应建立在自己是否曾作出过选择的前提下。那么知青们的上山下乡是否都是自己选择的呢?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选择的呢? 从形式看,这一步还真是你自己走的:自己报名,自己迁户口,自己爬上车,没人用枪顶着你。广播、报纸再给你贴上一条“自愿”的标签:又一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地奔赴农村了!你说没有“豪情”,你说不是“自愿”,跟谁去说理?还有你敢去说吗?即使你说了,你那微弱的声音会产生什么作用吗? 抛开个人感情不说,从历史的角度来判断正误、衡量得失,上山下乡运动究竟是对是错,当悔不当悔? 尽管没有人来像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样否定“上山下乡”运动,但事实上的结论还是有的。 首先是政府果断地停止了这一政策,继而是还在农场、农村的知青们发起了以死相搏、不可逆转的返城潮。持续多年、粉饰光明的宣传倾刻间灰飞湮灭,精心树立起来的知青标兵亦随之黯然失色而不知去向。 难道这一切还不比一纸决议更坚实,更彻底? 3000万知青以青春作代价最终证明了:这是一场错误的实践,如此高昂的“学费”你说该悔不该悔?就像亿万人参加的“文革”最终证明是一场灾难一样,你能说无悔么? 上山下乡运动在1979年终于划上了句号,将这场“史无前例”最终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算总账,当然是得不偿失。整整延误了一代人,其灾难性的后果无论怎样评估都不过分。如果硬要说有收获的话,那就是历史造就了一种“知青精神”,促进了一代人的觉醒。 知青精神是在曾经的高压政治,经济凋敝的环境中形成的,是在艰难环境中接受“生存训练”和“苦难教育”的结果。 凡是当过知青的人聚到一起,尽管以前并不相识,还是觉得特别容易沟通,特别有话说,大家将这归结为——因为有共同的“知青情结”。 情结,其实只是感性层面上的东西,而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历史形成的内在精神的暗合与相通,这种精神我们将其称之为知青精神。 这种知青精神的内涵体现在—— 1、叛逆意识 知青总体可分为“文革”以前和“文革”开始以后下乡的两部分。前一部分人数比较少,到“文革”爆发前为止大概就200万人左右,其中除极少数志愿者,绝大部分是由于家庭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不能就业而下乡的。 “文革”后下乡的“老三届”,大多数则更是出于无奈和被迫。这时由于数量巨大,从而淡化了家庭出身背景,造成一种“公平”的外在状态。 然而,从城市到农村的环境落差和从天之骄子的“红卫兵”到“九等国民”知青的心理落差,不论“再教育”的呼喊多么嘹亮,也难以抹去我们的失落感。 在兵团、农村或农场的实际生活中,知青们的逆反心理和叛逆意识得以迅速滋长。 一种精神或意识的滋生与形成,需要适当的气候和土壤,即环境和条件。知青精神则不同,尽管知青们的物质生活相对艰苦,但政治环境却相对宽松。 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们都相对集中,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个人气很旺的小环境。在政治管制无法像城市、单位那样严密的兵团连队,在知青们自己的氛围中,大体是可以自由地言说的。我们不必遮掩,也较少顾忌,有什么牢骚、想法、委屈、不满都是可以倾诉的;有什么新闻、故事、消息,甚至匪夷所思的传闻都可以一吐为快。我们以落魄的境遇,瞪着怀疑的眼睛,出以玩世不恭的情态,任何严肃的政治宣传,在我们的圈内常常化为笑柄。 可以说,在当时中国大地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知青语言”和知青人文环境。我们人数众多,分布面广,流动性大。在街头巷尾,车站码头,茶房酒肆,北国南疆,相对来说就数我们最敢于自由言说。 我们是无声中国最活跃的群体,是最有生气的部分。 其实,我们未必是当时中国最受苦受难的群体,但我们却是最敢发言和最能发言的群体。在某种意义上,知青成了全社会反叛意识的代表,因为知青们拥有相对真实的生活。一大批年轻人生活在这样的“知青氛围”中,成为最不容易被粉饰宣传愚弄的一代,成为中国最先反思和最能反思的一代。 知青群体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叛逆氛围,与所处的边缘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有关。 知青具有一种最少顾忌的平和心态。 知青确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最不安分的群体,最希望打破现存的秩序。我们以黑色幽默调侃官方宣传,传播社会真实,启动思想自由。在严酷得密不透风的政治高压下,知青群体差不多是唯一的亮色。正是这道特别的风景,从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孕育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思潮。 百姓情怀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知青,一进入社会便与中国人数最多、所处社会层面最低下的广大农民在一起,尽管在思想意识上还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但从经济层面来看,其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已与农民无异。这样的处境和地位使我们懂得了从底层百姓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衡量是非。 知青们与普通底层百姓实际处于同一利益共同体,我们自身就是普通百姓,这种与底层百姓之间的感情是血肉相连的。 知青们因有过去的生活经历,因而熟悉其他社会层面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 我们并不甘心于自己的现实处境,十分惶恐在政府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眼中把自己和普通农民划等号。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和突出自己作为“知识青年”的身份特征。 在当时的农村,虽然被说成是“广阔天地”,其实是封闭、落后、生产力极度低下的狭小空间,因为价值取向的分歧,因为实际利益的纷争,知青们和农民们也常常发生各种冲突与碰撞。 在知青和农民的摩擦中,现在来看,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反思和自责的当是知青。不过,知青和农民之间尽管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冲突,知青们却是和广大农民血肉相连的。 知青生活经历形成了我们难以改变的社会底层关注和深厚的百姓情怀。这些年绵绵不绝的知青返乡潮,正是这种“关注和情怀”持久性的体现。 2、坚韧执著 就像长征磨炼了红军战士的意志一样,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也锻炼了我们的性格。下乡是城市青年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大转折,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饥渴双重磨炼着这些在兵团无根的年轻人。 就知青总体而言,起码要经历生活能力、农业劳动技能的训练,还要承受对前途、理想、未来的精神煎熬。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塌糊涂的衣食住行,假大空的宣传愚弄以及必须面对的一切,都在训练着我们的体能和心智,使我们别无选择地走进孟老夫子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须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的境界之中。 对于广大知青来说,在这样的非常环境中则至少锻炼了性格和意志,磨炼了坚韧执著的生存能力。从正面说,我们变得能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在艰难中求生存,思发展;从反面说,我们学会应对现实,虚以委蛇,窥测时机,阳奉阴违,假戏真做,韬光养晦。 总之,我们在变得聪明的同时也变得狡猾和城府深邃。 知青们在经历农村岁月的洗练之后重新回城就业,常常被誉为表现“不错”,被单位视为中坚、骨干,知青们自己也有一种曾经沧海的底气,社会上将这种普遍的满意归结为是经受过锻炼吃过苦的,其实我们这种“成熟”包含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投影给社会的也是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所以我要说,一代知青——青春难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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