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三”——“老三届”的老大届

作者：邱育鸿

来源：网易博客

在新中国的编年鉴史上，作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高、初中在校学生简称“老三届”，而当年高中毕业生简称“老高三”，因为在“老三届”中届次最高、年龄最大，亦称老大届。算是在中学阶段正统完成六年学业。是当年的一群正在“跳龙门”而又被全部重重地摔到了无底深渊的“鲤鱼”，其经历更坎坷、更具有悲剧性，在心理上遭受的创伤更明显、更严重，所付出的代价最为惨重的一代学生。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在绝大多数“老高三”的心目中，1966年都是一道渗透着殷殷血迹的深刻刀痕，都是一个使人生轨迹骤然转向彷徨、痛苦和不确定性的命运的“拐点”。1966年，对于“老高三”、“老三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因为，我也是一个“老高三”，所以，我真真切地体会到，绝大多数“老高三”四十多年来的人生道路都走得很崎岖、都有一种终生难以痊愈的一想起1966年就会隐隐作痛的“心病”，就像因刀斧棍棒砍击而留下的疮疤会在阴雨天难以忍受地疼痛一样。

“老高三”至今已整整四十多年了，这个“心病”没有因时光消磨而淡化和减弱。

我是龙岩一中的“老高三”——高66（4）班的学生，全班有学生40名，其中女生12名，男生28名，英年早逝了6名男生，现有34名。

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参加高考和上大学深造无疑是一种关健性，根本性的际遇和基础。然而，正是在“老高三”们这个重要的人生“关口”上，记得当年5日下旬高中毕业考考完，高考体检也完，同学们集中全力，备迎高考之际，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毁灭了同学们上大学的美好幻想。在那疯狂的年代，思想单纯的同学们，心灵被扭曲了，绝大部分同学被时代的红色潮流卷进了动乱的旋涡：大批判、斗走资派校领导、斗老师，所谓“红五类”学生斗“黑七类”学生、破“四旧”、红卫兵造反、大串联、大夺权，直至真刀真枪的武斗。高66（4）班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的中竖力量。武斗中一人饮弹身亡，二人枪伤……。在“动乱”的风口浪尖上，摔打拼杀了三年。1969年初，在初涉社会的人生道路上又突然来个“急转弯”，被赶往艰辛、沉重的“修理地球”的苦斗之中，此时时代赋予我们的桂冠是下乡或回乡的“知识青年”。我们这代年轻的中学毕业生，正统经过了“十二年寒窗”苦读，最后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饱赏辍学、失业、磨难之苦、摔打滚爬，尝尽人世间“酸甜苦辣涩”五味，历尽千辛万苦。大跃进时代挖铁矿、挑木炭，少年身躯奋战在小高炉边，60—62年三年困难时期，66——69年的“动乱”，69—78上山下乡的“躬耕陇亩”山野田间的生活，正如孟子所说“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71年后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高66（4）人没有福份。71年后陆续开始的知青选调，高66(4)人有相当一部人走上“18元、21元、24元”三年学徒工之路，谋得一厂矿单位工作。回乡的同学，许多人是走“民办、代课”，历经十几年的努力，才赢得转正为正式教师之路。延误了十一年才恢复的高考，有一个未成文的规定，较好的大学都不愿意招年龄大的学生，“老高三”是参加高考队伍中年龄最大者，当年我们都已进“三十而立之年”，即使高考成绩很好，一般情况下也不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班9位参加高考的同学，只有1位有幸被福建师范学院录取，其他8位均被扫进当地的师专或工专，但不管怎样，二年后转混个“铁饭碗“的工作，也算历史对“老高三”人的眷念。我们班有5位同学，因家庭、子女或其他原因，没搭上高考的末班车，而是在80年代的电大、函授大学补修个文凭。值得一提的是：高66（4）班同学有16人从事教书育人的光荣工作，占全班同学三分之一多。

“老高三”因为在年龄方面处于劣势，纵然有较好的文化功底，好事都轮不上，而坏事往往都摊到他们头上。我们要想得到自己应有的“社会回报”，一般都得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辛劳和奉献，付出更多的“成本”和“代价”。25岁后的大龄青年当学徒工，30岁后的大龄青年晚婚晚育、计划生育，在国有企业首当其冲的“下岗”队伍里，在小学教师“裁员”的队伍里，在各单位分配住房老也轮不上的队伍里，在孩子上大学需要自费缴学费，家里住房需要掏腰包而自己实在是囊中羞涩的队伍里，在以年龄划线必须提前退休的队伍里，以及诸如此类各种各样的“倒霉事”的队伍里，往往都能看到“老高三”的身影。当这些“老高三”远远地仰视着那些实际上并不比自己在学校读书时间多多少的“老五届”飞黄腾达、鲜花着锦的身影；当这些“老高三”近近地俯视着那些，虽然也称高中毕业，只是“二、二制”的学工学农和斗批改，实际上在中学四年没读到多少书的“新三届”（69—71届），因为“提三、留四”政策的幸运者，“老高三”心里无疑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压抑、郁闷和烦躁。

我们班40个同学，1969年初离校之后各奔东西。“文革”死于武斗枪弹下的傅恭生，70年代因事故触电身亡的郭水锦，病逝者陈文旭、林根河、杜南璋和郭应辉计6人，占15%，这个比例，在全国的“老高三”中决非偶然，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典型和普遍意义，可以说是“老高三”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

自1966年以来，在漫长的40多年悠悠岁月里，幸运之神一次也没有顾及过“老高三”群体，而尴尬磨难遭罪之事则一次也没有把他们忘记和落下。如今，“老高三”们早已跨进花甲之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言，“老高三”显然早就被“边缘化”了，但是，在他们身上，真实、清晰地保留和展示着新中国成立60年来寒暑冷暖、阴晴雨雪的“年轮线”。

通过绵亘40多年的“老高三”折射出的这种奇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对正确反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来曲折、艰辛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实中国社会因处于转型关键时期而产生的诸种矛盾、困难及问题，得出一些有益的启迪和警示。

                                                                    二00九的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