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5（三）】：

胜利路上的杀人案件

这条路向北延伸，没有尽头。

根据考古的一种说法，这条路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一直伸到海边。我见到的一幅老照片，大约是六七十年前拍的，满洲帝国设计这座城市时，这条路正在市中心，不仅路面修得很宽，还在两侧留了宽阔的空地，准备这个城市的将来拓宽路面。满洲帝国灭亡没几年，两侧的空地盖上了房屋，挤在中间的路改名叫胜利路。那时候，新政权是高傲的胜利者，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条新命名的胜利路。

1965年的一天，我们城市这条胜利路的两侧，每隔十米左右，也就是每棵新栽的杨树前面，都站着一个警察。他们站了几公里长，都穿着白色的制服，像是另一种树木白色的花朵。他们却不如花朵那样可爱，每个人带着武器，表情严肃，目光警惕，监视着四周情况。我三哥和几个同学走到那里，心里扑通扑通乱跳，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事情呢。路上来往的行人也不说话，低下头来，纷纷避开，匆匆走过。

我二哥那年十七岁，在离胜利路不远的白铁社学徒，下班回家，带回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胜利路边的房子里杀人了。

杀人的是徒弟，被杀的是师傅，都是钢铁厂的工人。几天后传来的消息说，徒弟看师傅有钱，把他杀了，拿走了他家里的二百元钱。另一个更详细的版本是，那徒弟进厂以后，不知道尊重师傅，那师傅就想报复他。怎么报复呢，师傅就请他抽烟，请他喝酒，等到他有了烟瘾，有了酒瘾，就不再请他了。那徒弟挣钱少，每个月工资二十多元，每个月都要靠借钱抽烟喝酒。他欠人家钱欠多了，就想到杀他的师傅，用师傅的钱还债。

那个杀人案件，让我们城市的居民知道了什么是谋财害命，也让他们兴奋和激动起来，从夏天到秋天都不能平息。1965年，家住胜利路边的师傅被徒弟杀死，是鞍山在1950年代以后发生的第一件杀人案，当然，会像安静的地壳忽然变得活跃，把大地撕裂了一道口子，有很大很强的震动。

据我估计，那件杀人案的震波，也会扩散到辽宁省的其他地区。这并不是说那时候的人命特别重要，而是因为那时候的杀人案件不多。

我在1979年进入辽宁师范大学读书，就在那一年，靠近大连的瓦房店市，发生了一件杀人案。我的同学告诉我，瓦房店很多年都没有发生杀人案了，所以当地相当重视，一定会将那个杀人者处死。我的同学还说，杀人的和被杀的，都是他上学前的熟人，和他关系很好。杀人的是丈夫，被杀的是妻子，两口子吵嘴打架，或是下手太重，或是碰着要命的地方，一下子，人就死了。

那时候还没有律师哪。新中国建立了三十年，它的律师制度，与其说是还没有恢复，不如说还没有真正实行。1956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请示报告》，接下来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曾担任被告辩护人的第一代律师，大多数因为“丧失阶级立场”、“为坏人说话”被划为右派，这样的局面，让中国大陆的律师制度胎死腹中。我们几个学中文的同学调查了案子，再依据现学现用的刑法知识，出面为杀人者辩护，后来判了他死缓，再后来改为无期徒刑。他服刑十五年后释放出狱，在鞍山开了一家不大的民营企业，还与我通过电话，说要见一面，感谢我们当年的救命之恩。但我心有疑虑，还觉得自己被暗中控制，也就没有与他见面，只是在电话里，祝他以后人生平安，发展顺利。

说到1960年代的社会治安，现在仍然有人津津乐道，念念不忘。他们怀念那个所谓的太平盛世，怀念所谓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甚至怀念所谓的民风淳朴、道德健全。我见到的几个统计数字，看起来也在支持这个观点。以1965年来说，中国的人口超过了七亿，各种刑事案件仅二十四万件。比如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人口近一千万，1965年发生的刑事案件不到三千五百起，大约是20世纪的一百年里发案最少的年份。

仔细一想，在那法律制度并不健全的年月，常常以政治运动的制裁取代法律审判，法院案卷里的那些统计数字，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太平盛世，甚至缺失了统计学上的意义。

比如我见到的一份统计资料，是辽宁省某城市判处死刑犯人的分类比较，其中只笼统地分为两类，反革命罪犯和其他刑事罪犯。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那个城市判处的死刑犯人分别为865人和80人，其中反革命罪犯分别为756人和47人，其他刑事罪犯分别为49人和33人。看起来这些数字不大，可是，在那二十年时光里，更多的人死于接连不断的、荒谬残酷的政治斗争。那个城市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但它管辖的县城，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一千多人非正常死亡。在那二十年里，在监狱外面，全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总名叫黑五类，及至文革时增加到二十一类，连同他们的家属，总人数为一亿人左右，被管制、被虐待、被批斗、被杀戮。他们灾难深重，随时都可能家破人亡。

这样的时代，也叫太平盛世？

假如把这种反人类的时代，叫做人类的太平盛世，那人类真是堕落，真是荒诞，真是自取灭亡。

不要扯得太远，回到1965年。

生我养我的鞍山，1965年的刑事案件不会太多，甚至在各地刑事案件中排名第一的强奸案，也不会太多，只因为当事人不愿意报案。

有位朋友告诉我，那一年为了防备战争，国家将一些重大项目转移到内陆的深山之中，文件上的称呼叫三线建设。朋友接着说，鞍山派出很多钢铁工人到贵州支援去了，与他们的媳妇开始几年、几十年的两地分居。其中有这么一家，媳妇独自睡在家里，半夜时候从窗户爬进来一个小偷，没有偷到值钱的东西，看那女人长得有模有样，把她强奸了。后来你猜怎么着？那女人和支援三线的丈夫离婚，嫁给了那个小偷。

另一位朋友喝酒时谈起，那时候鞍山市郊有一家工厂，里面几乎都是女工，轮到她们半夜里下班时，都一个人走，不愿意结伴。酒桌上有人问他，结伴走不是更安全吗？一个人遇到坏人怎么办？朋友说，你真是木头脑袋，也不想一想。几个人结伴走也会遇到坏人，有一个被强奸，别的都吓跑了，于是说了出去，谁都知道她被强奸了，她还怎么活着？假如一个人走，被强奸了也不报案，那就没人知道了。

那个年月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他们说得太像故事，或者太像小说，让我感到迷惑，无法判断他们说的，是虚构还是事实。

但我知道，你当做事实的，可能纯属虚构；你当做虚构的，可能正是事实。事实与虚构的全部区别，仅仅在于你的清醒与不清醒。

我还知道，事实是你知道的事实，虚构是你不知道的事实。虚构与事实的全部关系，仅仅是你知道它们的顺序，有先有后。

 

历史是最坏的教科书

写完前面一篇文字，我就想到，法律上的杀人案件极少发生，很有可能是某种政治社会的特殊现象。那些时候，残酷的斗争和清洗之后，接下来更残酷的清洗和斗争，都是以数不清的人命作为代价。你要是带着害人的目的投入其中，就等于掌握了生杀大权：想害死谁就害死谁，想害死多少就害死多少。利用政治杀人的人，既不用背负杀人的恶名和后果，还可能因此立下功劳，飞黄腾达。

这种猜测，不会一点依据都没有。

我想起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惨象。不同派别的政治精英，对国家权力的追逐，引发了激烈的斗争和清洗，其结果更像是一场屠杀，最低的估计是死了40万人，最高的估计是460万人。这两个死亡数字相差十倍以上，引起很多人的疑虑，想来想去，还是无法理解这个民族，它们不尊重生命，不敬畏生命，到了怎样的程度。

几百年的岁月里，印尼一直是欧洲人的殖民地。那一段屈辱的历史，让混有欧洲血统的东方人越来越多，让掺杂东方和西方的思想越来越多。印尼在二战后独立，到了1965年，已经独立了二十年。

那一年，苏加诺六十四岁了，担任了整整二十年的总统。他在那个世纪的第一年出生，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本土“世道与天道平行”的理念，及在各种冲突中掌握平衡、以和为贵的思想。他富于民族主义的革命激情，还富于浪漫思想和爱心，曾把自己描绘为“一个伟大的爱人”。我读到的一篇文章说，“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经常会下车同普通人握手交谈，还能在破烂不堪的农舍里睡觉。他多愁善感，看见美景会深深叹息；看见晚霞心里会诗意荡漾；唱黑人圣歌会潸然泪下。”他提倡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三方联合，领导印尼在1945年获得独立，领导独立后的印尼再向前走。

我不知道，苏加诺是否清楚，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共产主义，正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点上联合起来的。20世纪的伊斯兰教，往往体现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而20世纪那些伟大的共产主义领袖，实际上只是一些伟大的民族主义者。

印尼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比中国共产党成立还早，发展到1965年，约有三百万成员，它的力量在当时共产国际中居于第三位。1965年5月，苏加诺说，“没有共产党帮助，印尼永远也不能作为第一流的大国出现”，“我爱印尼共产党，把它看成我的兄弟”。他说这些话时，完全没有想到，三个月后他会得一场重病，看起来不久于人世，此时他的兄弟，那些印尼共产党人，正准备在他死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他甚至不知道他的那些兄弟，曾于1950年代的中国丛林，秘密接受游击战训练，并且可以依靠中国援助的武器和资金打赢战争，千百万人血流成河以后，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的印尼。还有，那种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再加合艾地式的社会主义。艾地，是印尼共产党的领袖。

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同，充满了前进或后退的偶然性，一位尊为国父、威望极高、终身执政的东方领袖，一旦患了重大疾病，可能彻底改变历史。那时候也有很多人相信，不在苏加诺健康活着的时候武装夺权，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了面子。

可能还有另一种政治力量，不想给他留面子的，是这个国家的一批陆军高级军官。他们有较多的欧洲人血统，掌握知识，懂得历史，想要控制国家的方向。据说他们有四十人开过秘密会议，并已暗中调遣军队，想在那一年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政变。据说他们还受到美国、英国等方面的影响和支持，一定要赢得与共产主义的竞争。因为印尼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有一万七千多个岛屿，陆地面积接近二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排列在世界前几位。这样一来，事情就麻烦了，拥护与反对共产主义的两大阵营，在世界的范围是冷战，在印尼的地盘是热战。

到了9月底，苏加诺总统的卫队长翁东中校，突然袭击了7位陆军将领的住处，逮捕、击毙了其中的6位。陆军将领开始反击，夺回了总统卫队与共产党人占领的地方。接下来清洗所有的共产党人和同情者，杀了40万人至460万人。这个数字究竟多少，在其后的四五十年里争论不休，无法确认。其原因，一是新的军人政府不想统计更不想公布，二是一旦动员伊斯兰教组织参与杀人，那杀人的场面就完全失控，想要统计，也无法统计了。

这件事让我觉得，人们把历史当作最好的教科书，但是在某些时候，历史是最坏的教科书，人们在历史中学习现实，学到的是必要与不必要的残暴。

印尼新政权的领导者，假如不了解历史，也不会向所有的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他们会从中国的一件历史疑案中汲取教训——1920年代以后，国民党人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是不是正确呢？它搞武装起义攻占城市时，把它当作反政府武装予以打击，当它的军事扩张不构成威胁时，又把它当作合法政党予以合作，最后的结局是自己惨败。他们也会从本国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在印尼共产党人组织暴动时，曾经几次遭到打击，但只要留下一部分力量，几年之后就迅速强大，再次构成对政府的威胁。到了1965年，有了几百万党员的支持，有了中国的资助，印尼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极有可能，把印尼变成苏联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

历史给了印尼新政权一个错误的印象，给了他们一个错误的理由，一个错误的动机，以至于所有通往大海的河流上，漂浮的都是尸体。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这场对印尼共产党人和同情者的清洗，殃及到印尼华人，一百多万华人中，几十万人悲惨死去，十万多人逃出印尼，其余的人留在那里，在以后的排华反华运动中遭受摧残。

那是他们经营了一千多年的家园，祖祖辈辈，繁衍下来，千辛万苦，不可言说。比如最近的几百年，他们在欧洲殖民者与当地土著的夹缝中生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印尼人口中，他们大约占二十分之一，按规定不能做官，于是就经商，一不小心占有了印尼的大部分财富。

有的人杀他们，是因为他们中的少数人，是印尼共产党的成员和同情者。

他们的富庶生活，会让他们寻求社会平稳，远离革命浪潮。他们中也有左翼分子，虽然态度坚定，可是人数太少，几乎不能影响印尼的政治格局。但他们的影响，被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在中国努力输出革命的1960年代，东南亚国家流传着一位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大意是说，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中国有能力通过这些华侨输出共产主义，使东南亚一夜之间改尽颜色。也有另一种可能，那位中国领导人没有说过，是中国输出革命的政策，援助大量的金钱和武器，给东南亚国家的九个共产党派别，让那些国家感到恐慌。1965年印尼疯狂打击华人，引发了东南亚国家排华反华的闹剧，在以后的日子里，此起彼伏。

有的人杀他们，是因为他们拥有太多的财产。

他们的财产多了，别人的财产就少了。当时的印尼，有一种针对华人的仇恨心理，蔓延在社会的底层。比如是你，看不到一千年来华人的贡献，只看到眼下华人的富有，会不会认为他们剥削了你，让你贫穷？如果没有法律与道德的社会约束，你想不想侵占他们的财产呢？当政治思想取代了法律和道德，愿意杀谁就杀谁，愿意抢谁就抢谁，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就首先遭殃。

 

战无不胜的革命军队

我大哥去世十多年了，他的墓在郊外，长着很高的蒿草，开着不败的野花。每年扫墓回来，我都会想起他。

他当兵的年月很想入党，但一直没有批准。他说，不是因为他有一次夜里睡过了头，让前一班岗哨多站了半个小时，或者其它那些很小的差错，而是因为山东的兵不怕苦，河南的兵不嫌脏，江西的兵不喊累，再苦、再脏、再累的事情都抢着做了。轮到东北兵，或者有些娇气，或者不会表现，入党的事情，排在后面了。

看到的留在记忆，听到的留在心里，都能让人增加见识，积累经验。几天前与人小聚，其中有位老者是朋友的朋友，聊到他当兵不久入了党，我就插上一句，你是怎么抢到苦活脏活累活干的？忽然间，他的面孔由严肃变成亲切，以为我也是复员兵，和他享有共同的往事。——解放军，这是个先后有四千多万人参加的组织。几乎它的所有成员，都对它怀有忠诚和感激，怀有永世难忘的记忆。

还有一些事情，不仅我知道，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比如196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另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叫做“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名称虽然长了点儿，但是非常准确地说出解放军的政治倾向。当时有个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全国向解放军学习什么呢？如果是现在，学习的东西可就多了，至少可以学习军队的管理和效率，发展现代企业，但在那极端左倾的年月，全国学习解放军，只是学习他们坚定不移的左倾政治立场，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我大哥当兵时喜欢集邮。他收藏了一套盖销邮票，在那本蓝灰色的集邮册里。那是1965年发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邮票，第一枚邮票的画面，是陆军、海军、空军的三名士兵，姿势端正，神情庄重，全都把《毛泽东选集》捧在胸前。他们的头上是横贯整个画面的红色标语：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我问他这枚邮票的名字，他指着那红色标语说，就是这句话，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与这套特种邮票相联系的，是一枚1968年的纪念邮票，画面右侧是工农兵手擎《毛泽东选集》的雕塑造型，左侧是林彪的一幅题词。这枚邮票的票名，好像有两个，官方的名字既蠢笨又拖沓，叫做“林副主席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为邮电部发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邮票题词”纪念邮票，民间的名字就聪明和简洁多了，只有“黑题词”几个字，大概是当时革命领袖的题词，都印成鲜艳的红色，只有这一枚是黑色的，容易区分。

1965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八周年，军队里的几位画家设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邮票，有解放军学习毛泽东著作、向雷锋同志学习、创建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和苦练杀敌本领等8幅画面。邮票发行前，请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林彪为这套邮票题词。

当时的官员们，当时的民众，一开口都是流畅的政治术语，说得最好的是林彪，他特别善于编写鼓动性、总结性、条理性的政治语言，还因此获得重要的地位。他写的题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因而是战无不胜的队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上升为中国的第二号领袖，这个题词的重要性跟着上升，制成了邮票，印刷五千万，发行到全国。

你可以想象，从现在开始，再过一二百年，如果还有集邮的话，这套邮票的价值越来越珍贵。但未来的人们面对邮票上的文字，定然感到好奇：一支国家军队，怎么会用一个人的思想武装？那人只是个文职领袖，怎样用他的思想指挥军队？说那个军队为人民服务，人民与百姓有什么区别？说那个军队战无不胜，世界上哪有没打过败仗的军队？

未来的人们不会知道，在剧烈动荡的20世纪，世界上的国家进入了党派社会，但步伐有先有后，有的叫社会主义，有的叫资本主义。党派社会的原意，也是党派社会的优势，可能是用团体的头脑，代替一个人的头脑，执政时避免更多的失误。但在某个特殊的年代里，某个强硬的党派领袖，个人迷信，独揽大权，比如苏联的斯大林，已经高高凌驾于全党成员之上，而朝鲜的金日成，变成了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的父亲。

未来的人们不会知道，在剧烈动荡的20世纪，多数国家的军队属于国家军队，效忠于整个国家；少数国家的军队属于党派军队，效忠于自己的党派。而一旦形成党派领袖的个人独裁，那时候的党派军队，往往就成为党派领袖的私家军队，仅仅效忠于一个人。知道了这一点，他们才能理解林彪写在邮票上的题词，以及他的所有题词。

比如，1965年再版的《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印着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句话很有意思。在他题词之前，士兵要做的，是党派的好战士；在他题词之后，士兵要做的，是党派领袖的好战士。归属不一样，意义就不一样了。

在我大哥当兵的那几年，林彪主持军队以后，做了几项重要事情：一是在军队里大量发展中共党员，士兵里的党员越来越多，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二是在军队里大量树立英雄榜样，雷锋啦，王杰啦，欧阳海啦，刘英俊啦，全都作为“毛主席的好战士”大力宣传；三是安排军队将领兼任党派职务，有的进入各省的党委班子，有的担任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四是突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作用，让它的作用更大、更重要；五是废除了军衔制，在提倡官兵平等的同时，降低了其他将帅的影响，提升了他自己的威望。

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林彪具有聪慧的头脑，完全胜任他的显要职位。可是，当他和他主持的军队，以强劲有力的姿态跨进政坛，中国政治的天平就发生了强烈倾斜，带来的巨大改变已成定数，即使是巨大灾难，谁也无法阻拦。

 

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

我在前面的一篇文字，写到两位历史学家的自杀，王国维和翦伯赞，他们名声响亮，算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了。因为文章里的一句话，“至于不著名的历史学家，自杀的更多”，就有人问我，你说的更多的不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有没有包括吴晗？

这实在难于回答。就像世界上的有些问题，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

吴晗在历史学界的名声，远远没有王国维和翦伯赞大，这样说来，把他列入不著名的历史学家，显然是对的。但是，在那个学术界之外，几乎所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知道吴晗。他，要比中国的所有历史学家都著名。这样一来，我们还把他列入不著名的历史学家，显然不对了。

我知道吴晗这个名字，也远远早于知道其他历史学家。当我十一岁的时候，鞍山的孩子和全国的孩子一样，满脸兴奋地跑在街上，传唱一首最新的童谣：“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那黑瓜，就是坏蛋的意思，在当年也是反革命的意思。为什么那三人是一根藤上的黑瓜呢，学校的老师说，他们三人合起来在北京的报纸上开了一个专栏，叫什么“三家村”黑店，攻击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社会主义。老师说了那句话不久，学校就停课了，因为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大学停办，中学和小学停课，所有的学生，都要上街革命。

后来有人认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从1965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的。那一年接近年底，毛泽东的夫人，也就是中国的第一夫人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组织了一篇文章，叫做《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的一份报纸刊登出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批判吴晗，很快就联系到用一个笔名写文章的三个人：邓拓是《人民日报》的总编，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还是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的职位稍低一点儿，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

对他们的政治批判，很快转为残酷和暴力的身体摧残。他们三人中有两人非正常死亡，先是1966年夏天，五十四岁的邓拓自杀，然后是1969年秋天，六十岁的吴晗在监狱里自杀。廖沫沙没有自杀，在监狱里关了八年，又送到农村改造了几年，后来活到八十三岁，在1990年冬天病逝。

在他们三人都已死去的1990年，我有一次因公出差的机会，在浙江停留了十天，最后一站去了义乌，那里是吴晗的故乡，有重新修缮以后允许参观的吴晗故居。我的同伴是一位资深的文学编辑，知道吴晗故居就在义乌，于是询问接待我们的人，能不能领我们看吴晗的故居？

接待者是一位中年男子，长着典型的江浙面孔，说着浓重的江浙口音，忙着批发通俗杂志的业务。他说，吴晗故居很少有人去看，他也没有去过，听说去那里的路不好走，车也不方便。他还热情地问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人，出身于江浙一带的最多，要不要看看别人的故居？

我们摇摇头。我们只有一天时间留在义乌，在那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著名县城，还要看一些古代留下来的石桥和凉亭，看一看人们在石桥和凉亭附近的生活。

现在想起来，没有去看吴晗故居，实在是一种遗憾。

如果没有我的那位同伴，我可能压根就想不到拜访吴晗或其他人的故居。那时，我喜欢看的是自然景观而不是人文景观。我模模糊糊地以为，了解中国的人文历史，看书就够了，凡是在书里被歪曲的东西，在名人的故居里，一样被歪曲。

现在想起来，如果那一天走进吴晗故居，我会更早一些知道吴晗的爱情故事，并且像义乌人那样，被其中的道德因素深深感动。

他年轻的时候，在清华校园里遇到了袁姑娘，据说是一位有才的美女。但那袁姑娘的身体很糟，肺结核加上骨结核，固定在很高的病床上不能活动，喝水要靠别人递上去的一根玻璃管子。他去照顾她，安慰她，还同她谈社会理想，要娶她为妻。他的妈妈见到袁姑娘时几乎吓呆了，告诉儿子说，假如他放弃这种情感，家里可以变卖田地和房屋为那姑娘治病。吴晗坚定不移，继续留在这位比他大了两岁、终身不能生育的袁姑娘身旁。那时候他也得了肺病，大概就是传染过来的。有了爱情，奇迹出现，几年后，袁姑娘能够下地行走，他们就结了婚。

他们共同生活了情义深重的几十年，并在同一年死去，这一点也让人感动。那一年他们都受到党内同僚的残酷迫害。袁姑娘在放出监狱后不久就死了，时间是那一年的春天。与她隔绝消息的吴晗在监狱里死去，时间是那一年的秋季。他们的爱恋经历，像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那样，生死聚散，心有灵犀。

还有一种说法，那身体很糟的袁姑娘，在清华大学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在她的影响下，吴晗成了革命的同情者或同路人，有了他的革命传奇故事。有一次，大约是日本人投降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拼死抢天下时，共产党的一个高级特工身份暴露，受到追捕。吴晗救了他，把他安全转移。国民党政府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但因为吴晗是有前途的青年学者，没有抓他也没有杀他。此后他一直想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却要他留在党外为党工作，直到1957年，他当了六七年北京市副市长以后，才让他秘密入党，但身份不对外公开。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些，未必可以写进书里，但可以在他的故居看到或听到。即使故居的陈列和展览上没有，热心的解说员，也会找个机会，悄悄告诉你。这大概就是我们伏在案上读万卷书，与迈开双腿行万里路，在人文历史上的不同收获。

现在想起来，如果那一天我走进吴晗故居，还会受他故乡人的情感影响，改变我对他的某些事情的看法。当然，他也会与别人一样，在糟糕的年代做糟糕的事情，但故居里的展览与陈列，一定会隐恶扬善，还一定让你觉得很有道理。

比如，在1957年反右时，吴晗的一个身份是民盟党派的成员，他第一个跳出来，用激愤情绪和暴力语言，揭发和攻击当时民盟党派的领袖人物，让很多人事后多年想起来，仍然觉得可怕。还有，1958年北京城改造时，他是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极力主张拆毁老北京建筑，使得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荡然无存，那些损失，是整个人类的损失，再也无法弥补。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现在我的心里，只为他感到惋惜和难过：

惋惜的是，他的前半生是知识分子，后半生是党派成员，这种质量上的改变，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好的历史学家。

难过的是，他受到党内同僚的迫害，死得相当凄惨，让我不忍叙述。其实，他关于明代海瑞的文章与戏剧，都是奉了最高领袖的旨意写的，本身没有一点错误，是最高领袖雄心勃勃，要扳倒比吴晗级别高出许多的一些党派领袖，先拿他做了无辜的祭品。这一点，他直到死前，还蒙在鼓里。

 

民众要不要理解政府

午夜时分，我已经困倦，就要睡了，又想起一件事情：

书架上的一本书里有许多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965年。照片下方的文字，说到两位反对战争的美国人，都有些宗教背景，一位是莫里森，悲痛于战争中的“巨大伤亡和对人的摧残”，在五角大楼前自焚；另一位是拉波特，表示对“战争及所有的战争”的抗议，在联合国大厦前点燃了自己。

那一年，美国正式派兵到越南，许多青年士兵远离故乡，前往异常凶险的东南亚热带雨林，这引起了民众心里的不安和疑虑：在世界和平年月，还要付出伤残和死亡的代价，真的值得吗？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和平年月，还要付出。

如果换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没有人去想值得还是不值得，虽然美国本土没有战争和屠杀，但各种肤色的妇女，都会鼓励丈夫和儿子前往欧洲、亚洲和非洲，解救被战火烧烤的人类同胞。在政府对日本公开宣战之前，民众就组织了志愿军，帮助中国人抵抗日本法西斯。

了解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的通道，都被日本人切断，因此美国人开辟了飞越世界屋脊的驼峰航线。那场极其悲壮的空运，在恶劣环境里坚持了三年，有三千位优秀飞行员遇难身亡。没有他们运送的近百万吨战略物资，中国怎样坚持到二战结束，能否坚持到二战结束，还很难说。

有一本我喜欢阅读的书，叫《美国战争家书》，收录了美国民众在历次战争中来往的信件，那些出自民众之手、激励人的良知、撼动人的灵魂的真实文本。我想，那是一本重要的励志书，所有的男孩子、女孩子都应该阅读，并且要记住；在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要乐观、勇敢、奉献和牺牲。

可是在1965年，世界上只有小规模的战事，应该算是和平年月了，还用得着跨出国门，承担牺牲吗?两位美国人用自焚身亡反对战争，都是1965年11月的事情。那个月份还在华盛顿还出现了大型的群众集会，反对美国政府到越南参战。

政府又是怎样考虑的呢？议员和总统都是民众投票选出来的，他们仍然是民众的一部分，如果不是他们看到北越侵入南越的严重性，不会违背民众的意愿，坚持一场代价巨大的战争。他们看到，斯大林的苏联带给国内和国外民众的痛苦，可以与希特勒的德国相比，同样是无情摧残，同样是残酷杀戮，并且是二战以后对人类发展的恐怖威胁，而东南亚地区正是斯大林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试验田。斯大林虽然死了，但斯大林主义还活着。

荷兰裔美国作家房龙，努力从人类的眼光来观察和叙述．超越地区的、宗教的、党派的和种族的偏见。在他的书里，把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形象地比作灭火机，把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比作站在街头巡视的消防队员。

他说：火灾本身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更大的威胁却隐藏在余烬未熄的废墟之中。

他还说：最终却能够证明这是一种极其经济实惠的投资。只需要一桶水就可以防止灾难的再次降临，而这场灾难很可能会毁掉整个街区。

1960年代的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几乎都是读着房龙通俗易懂的历史著作长大的，应该知道和记得他的比喻。

但是，1965年自焚抗议的两位人士，以及在华盛顿聚会的更多民众，有用不同方式表述他们意愿的自由，这符合那个国家的法律，也符合他们心中的道德标准。他们没有理解政府的义务，却有义务说出自己的看法，影响身边的世界。

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首先是从宗教影响来考虑的。

在他们信奉的基督教里，有一种平等的观念，几千年来深入人心，影响着个人的精神道德，甚至还决定了社会发展的走向。每个人都能读懂《圣经》，都愿意接受《圣经》告诉他们的观念：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看着世上的所有子民，都一样的怜悯，一样的指引，一样的祝福和宽恕。在这一点上，人们生来平等，只有世俗地位和财富多少的差别，没有精神层次上高低贵贱的差别。如果他们通过自己的心灵，直接与上帝沟通，就以为自己得到的是上帝的指引。在他们看来，如果你是城邦主、国王或总统，也一样是上帝的子民，如果你说的是对的，也一样是上帝的指引。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这没有什么不对。

他们没有理解政府官员的义务，政府官员却有理解他们的义务。在这样的基点上，古希腊开始出现的民主制度，发展了几千年，渐渐完善了。

接下来我又想到，东方与西方不同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民主制度的没有建立或没有完善，背后还是一些更为久远的因素。比如东方的宗教，也有几千年的影响了，但那种影响更像是等级关系的影响。东方的佛学博大精深，深奥难懂，信徒们想学习它，只能通过佛教场所的解释。

他们在佛教场所看见的，是从小和尚往上层层铺叠的等级，如果他们有幸修成正果，还有很多等级铺叠在他们面前，罗汉、金刚、菩萨和佛。我在一本佛学的书里看到，人们头上的天分为九层，佛在第一层修习成功，上升到第二层，依次向上，假如在那一层修习不成功，要降到下一层重新修习。特殊的是第三层，假如修习失败，则要退回到第一层以下，连佛的身份都没有了。

这和我们在东方世俗社会看到的等级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几千年前，人在政治和经济上不平等，在精神和人格上也不平等，民众见到官员要下跪，官员见到皇帝要下跪，黑压压跪在地上，跪成一片。皇帝是真龙天子，是万民景仰的神，也是他们真正的宗教。

在那种社会里，民众能够活着，能够吃饱，就是政府的恩赐。

在那种社会里，民众最大的义务，是理解政府。政府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没有一点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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