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知青与再教育

在网上看见凤凰网的一篇文章，http://news.ifeng.com/a/20140813/41563189_1.shtml 厉以宁谈知青：那时候人人想这日子何时到头，2014年08月13日，来源：光明日报。遂追踪到光明日报，该报的8月12日第七版“书评”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08/12/nbs.D110000gmrb_07.htm  是一个专页“从北京到延安，青春的梦想与回忆——《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笔谈”，据此通栏大标题就不难得知其中的主旋律了。该版打头的文章就是厉先生的文章，题为“青春早逝乡土情深”。上述标题与凤凰网页的标题显然不是同一风格。此外，凤凰网页上还配发了在光明日报版面上没有的九幅知青要求回家的经典历史照片。看来二者的编辑思路不尽相同。

厉先生在文革中的1969年作为北京大学教职员工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时年39岁，大学毕业已经14年。他说，到鲤鱼洲“隔了两年，我们回到北京。知青下乡继续来了。我的女儿北大附中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昌平区马池口公社西坨大队插队劳动。我的侄女，有的到北京南口插队，有的到北京温泉插队。她们全都有过这段经历。”这样的说法似乎无可厚非，但是他这样的经历未必就能够说得清那段历史。他自己是“干部编制”（拿工资的，俗称“吃皇粮”），下放江西也只有两年，肯定没有插队的亲身体验；他的女儿侄女虽然插队，但都是在北京郊区，所以也不会有跨省下乡的感受。所以，“她们全都有过这段经历”都是不全面的，并不能涵盖全部。因而，在评论上山下乡运动时，难免以偏概全。

果不其然，随之而来的说法就离谱了。厉先生说“他们下乡插队或进入各个生产建设兵团时，都记住了一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八个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曾经激励过无数青年报效祖国的宏愿与梦想。”也许厉先生是“30后”的缘故吧，对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印象深刻，可是，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1968年年底开始出现的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像文革之前立足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是根植于著名的1968-12-21“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前者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上半叶基本上是出于就业等经济因素，后者则是突出了政治因素，由于文革政局混乱经济停滞，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避免的就业难题进一步加剧，在政治统帅一切的大前提下，提出“再教育”口号，把上山下乡变成一种强制性行为，从而掩饰经济真相与根本目的。无视这一点，是对那段历史真相的罔顾乃至亵渎。

厉先生接着说——组织“知青”下乡，一举三得：一是大大缓解了社会就业状况，因为到农村插队落户，或者到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都等于就业了；二是当时的农村确实需要年轻的劳动者，每一个村增加几十名知识青年参加劳动，是可以安排的；特别是山区，增加一批年轻的劳动者，可以垦荒、修路、植树造林，有的是活，不愁安排不了；三是对于这一批年轻人来说，这也是懂得中国国情的一次再教育机会。

这里对上山下乡运动归纳了三大作用。现今对“缓解社会就业”一说不大有异议；但要说当年农村“确实需要年轻的劳动者”就难以服众了，因为那只是局部现象，而且重要的是那样的“投入”究竟“产出”如何，应当有经济学的评定，需要确凿的数据，不能不顾事实地想当然；至于最后一个作用就更加令人质疑了，“对于这一批年轻人来说，这也是懂得中国国情的一次再教育机会”云云，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六年前的九月份，正是那时候“再教育”的口号开始响彻大地。

当年是怎样解释“再教育”的呢？1968年9月12日，署名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见诸报端，题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现在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中得知，那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文章对刚刚出台的“再教育”如是说——

为什么叫再教育？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

那场持续十多年的“再教育”，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上山下乡运动也已经寿终正寝三十多年，居然还在为上山下乡运动和再教育理论评功摆好，实在匪夷所思。

也正因为有了上述对“再教育”的充分肯定，所以随后的几段就越发离谱了，把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千百万知青说成是心安理得地融入社会，而且被塑造成为新人！

厉先生说，在经过“再教育”以后，“知青”才从心里开始融入当地社会。下乡“知青”们渐渐地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同当地的农民越来越亲，越来越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他们和当地的农民，其中有老人，有中年人，还有年轻人，逐步打成一片，他们真正融入了当地社会。他们在山间地头同农民们一起叙述家常，一起谈论把穷山沟改造成新农村的畅想。问他们：“还想不想家呢？”回答是：“没有时间想，只想到眼前的农村要变化，不变不行，哪有闲工夫去想家呢？”问他们：“有什么打算？”回答是：“加把劲，把穷山沟改造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愿望。”按照这样的说法，又该如何解释1978年底开始的“大回城”呢？不能忘记的是，那场“大回城”在八十年代初就被“知青”借用一部电影的名字称为“胜利大逃亡”。

厉先生还称——说上山下乡的几年是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几年，这句话一点也不假。这是“知青”们的心里话。他们变了，他们不再像刚来时那样娇气、那样文弱，那样自视甚高，那样不合群。他们融入了当地社会。有些“知青”当上了村干部、乡干部，有些“知青”被调去办社队企业了，有些“知青”经过培训成为赤脚医生，还有些“知青”做了小学或初中教师，辛勤地教课，批改学生作业。他们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这就是环境的力量。环境在无声无息地改变一个人，重新塑造一个人。

按照这样的说法，当年的“知青”俨然已经成为一代新人了！因此就不难得到推论，那样的“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大有成效的。

即使厉先生以经济学研究者的目光，看到了“知青”大回城对就业政策、发展私营企业等经济改革的推动作用，但是，没有从历史、社会等广阔角度上看到上山下乡政策这种倒行逆施对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巨大破坏作用，进而把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基础”——“再教育”置于推崇备至的位置，实在是对历史的歪曲，对后人的误导。

多年来对上山下乡运动争论不休，只有彻底否定“再教育”，才能正确评价上山下乡运动。这就好比只有否定了“两个估计”，才会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只有否定了“两个凡是”才会有思想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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