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作者:雪山梅花

来源:北京知青网 时间:2008-04-02

前言

很久以来就有将我的知青生活写出来，供大家了解我们在那个年代的生活情况。2004年爱国者同盟网论坛一位版主邀我写知青生活，并发表在他所管辖的版块，但由于我忙于大中华强国网的管理工作而一直未能动笔。现在得空儿开始动笔，我没有草稿和提纲，完全是凭深刻记忆现想现发描述的。在这个连载中，我将如实记录，毫不隐瞒我当时的思想认识和事实情况。并在尾声中说说我现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的新的认识和感悟。

（一）报名后的准备

我是大家熟悉的北京老三届中最小的一届初68届。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1968年起我们学校66、67、68届同学到黑龙江和西双版纳农场、内蒙、山西和陕西延安农村插队已经走了好几批了。其间有些军队干部子弟当兵走了，还有的同学去了父母所在军队安排的军马场，我这个工人子女没有后门可走，只有下乡。我本来想报名到黑龙江农场去，妈妈为我做好了厚厚的棉衣，可后来妈妈说什么也不让我去，加之我们班没有其他同学报名，也就放弃了。

去延安插队的已经走了三批了，传说再不走就要去甘肃了，我想还是去革命圣地延安好，就报名了，这次妈妈没有再拦我。我带着学校开具的证明和户口本到派出所迁移户口，但我在派出所外面久久徘徊，迁了户口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走了进去。

我和妈妈开始准备要带的东西，凡是去插队的知青凭证明每人可买两个油漆漂亮的大箱子（那时多数家庭家具不是柜子是箱子）。买好东西后我和妈妈一起缝制棉被棉褥，由于忙活劳累了几天，其间我上卫生间，站立起来时头重脚轻头晕目眩，一头栽倒在地上。妈妈闻听慌忙跑来扶起了我，问我怎么了？她心疼的眼圈红了，连声说别走了，多休息几天再走。我说不行，一定要按时走。一切准备停当，只等几天后开拔了。

（二）一路上

站台里挤满了送人的和要走的人，欢送标语随处可见。我们乘的是专列，快开车了，我向窗外望着爸爸，望着送人的人们。看到一个阿姨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不由得泪水盈眶，暗自庆幸没有让妈妈来。妈妈们总是不如爸爸们坚强，为儿女离开自己身边不放心呀，想念啊。

一阵鸣笛，列车徐徐开动，车内一片哭泣声，难怪呀，都是16、7及17、8岁的孩子，要出远门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了，离别的恋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没有哭，对向我招着手的爸爸大声喊着：“爸爸，回去吧，放心吧。”爸爸嘴动了动，却没有说出什么来。直到看不见爸爸的身影，我才坐到座位上。对面一个瞪着大眼睛的男生自言自语的说：“有什么好哭的？”我看了看其他男生，好像都没有哭。暗想，男生就是比女生心硬。一年后回京过年，才听爸爸说，他骑车回家的路上，一直满含泪水。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列车不知开出多久（大概20多个小时），到了陕西富平县，我们在这里换乘带帆布篷的解放大卡车。我们学校的同学集中在一辆车上，向目的地—延安地区宜川县行进。出了县城，一路上车轮滚滚不时尘土飞扬，幸而我们有帆布篷子遮挡。我的同学加邻居好友小谢在颠簸中开始晕车，脸色蜡黄，我陪她靠在车后边，她不时的呕吐，看她那难受劲儿，真为她着急，可毫无办法，只能忍受。车进入山区，沿着盘山公路行进，一会儿转弯，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一面靠山，一面悬崖峭壁，我的妈呀，吓死人了！数九寒天，我们虽然穿着棉大衣，可没有热水喝，不能活动，加上对险路的恐惧，浑身发冷颤抖，脸上不时生出鸡皮疙瘩。

忘记走了多久，也许一至两天吧，终于到达了宜川县城。县知青办安排好了我们的吃住，饭后和同学们一起回宿舍的路上，一群男知青提着酒瓶子追打一个男知青，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无政府状态，也许是这个年龄的男孩子易打架。

第二天一早，各公社各大队各生产队派来接分到自己村的知青的老乡，将我们的箱子和行李捆绑在毛驴身上，带着我们上路回村。要走90多里山路，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孩子来说，太艰难太辛苦了，尤其是我脚底有点平足，走不了多远就脚痛。山路高高低低，时而爬山，时而下山，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还真体会到了，上山一步一使劲，而下山时颠的小腿肚子疼，女同学们叫苦不迭。老乡们中间只休息一两次，而我们不知要休息多少次，坐下就不想再起来。我的妈呀，我们才要走90里山路，联想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真是太伟大太了不起了。

走了一天，大概下午4、5点钟到了村里，老乡们都出来看新鲜，热情的招呼我们，小孩子们喊着：北京的洋学生。我们被分到几位老乡家里吃晚饭。这以后的几天里，腿肚子疼了好几天。我们村里分了4男4女共8个知青，哈哈，在列车上坐我对面说别人“有什么好哭的”那个男生也在其中，我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暂且叫他小黄吧。

（三）过春节

1、第一个春节几天后，到农村后的第一个春节到了。老乡们纷纷来到我们住的窑洞看望我们，还送来各种农家特有的食品，老奶奶和大妈大婶们一口一个“女子（姑娘）”的叫，问寒问暖，很是热闹。可是我们却毫无喜兴，思念远在北京的亲人，其他三个女生小齐、小张、小郭都坐在炕上自己的被子垛上哭泣，我站在门口招呼着老乡们，老乡们都同情的说：“女子们惜惶（陕北话：可怜的意思）的！”男生们也都过来看望我们，悄悄对我说：“你劝劝她们别哭了。”我说：“劝不住啊，我要不是为了招呼老乡们，早就哭了。”说着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儿，我使劲将眼泪憋了回去。村里干部也来看我们，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他们帮助解决。总的感觉，这里的老乡淳朴善良热心。

就这样，在我们将要生活下去的陌生而亲切的地方过了第一个春节。

2、第二个春节一年过去了，第二个春节快来临了，我们4个女生商量好一同回京过年。打听好了必须从禹门口铁索桥过黄河，到山西河津县转汽车到襄汾（记不清是襄汾还是临汾了，几次回京一次是在襄汾，一次是在临汾）乘火车，路途遥远。我们这里不通汽车，全靠毛驴驮运行李，要走100多里地才能坐上到禹门口的汽车。生产队派了一位老乡送我们，他赶着驮着我们的行李的毛驴，我们几个跟在后面出发了。虽然路上要走好几天，一定很辛苦的，但我们通过一年的劳动锻炼，身体长结实了，加上这次是回家探望亲人，心情自然很高兴，我们边走边聊。

乘上去禹门口的公交解放大卡车（又是带帆布篷子的），与送我们的老乡道别。几个小时后到了禹门口，抬眼望去，和电影中红军抢渡大渡河中的铁索桥一模一样，只是宽一些，中间铺着几道不算太宽的木板，直到对岸，木板之间还有不算太窄的缝隙，两边有竖着的几道铁索，可以手扶。看着来往过桥的人和毛驴晃晃悠悠的在木板上行走，真有点胆怯。我想：毛驴都能过去，我们人怕什么？上桥了，发现不扶铁索并快步走稳当，最好不要往下面看。我有点好奇，往下看了看，从缝隙中看到深深的湍流不息滚滚奔腾的黄河水，有点晕了，连忙停下脚步闭目镇静了一会儿，从容的走过去了。我们4人我年龄最小，小张比我大两岁，过桥吓的直叫唤，盯着脚下木板一步一停，我告诉她不要看下面，要看前方，紧步走。其实没什么危险，都是自己吓自己。

过了黄河就是山西了，我们乘坐到河津县的车，又转车来到了襄汾（临汾？）火车站，踏踏实实的坐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

经过5天的跋涉，终于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北京，回到了家，回到了父母和兄弟姐妹身边。一进家门，妈妈在床上躺着，她看到我，先是一愣，继而哭了起来。我坐在妈妈跟前，看着她憔悴并瘦了的脸庞，鼻子发酸，但我忍住并带笑说：“妈妈你看，我健健康康的回来了，你该高兴啊！”妈妈破涕为笑，说：“我是看到你红扑扑的脸，长结实了，高兴的。”爸爸说：“你妈这一年里想你想的病了一年了。”妈妈说：“我不敢上街，见到熟人就哭，见到和你一样大的姑娘就哭。”妈妈从此不难过了，放心了。以后几次来来回回走都习惯了。

我在家里住了5个月才回农村去。

3、第三个春节

又过了一年，又到春节了，这回是我们和本大队邻村几个同学共10多个人，还有周总理派来管理我们知青的北京干部一起回北京。这次改变了路线，从离我们村20里的冰冻的黄河上过去，到山西吉县转车到临汾，我们找了熟悉情况的老乡带着我们过黄河。好家伙！万一踩到薄冰掉下去，那就封在黄河这个巨大无比的冰窟窿里长眠了。不怕，为了回家视死如归（玩笑了）。我们顺利过去后翻过山顶到了吉县，天快黑了，找了个县招待所住了一夜。这晚因累了又因安全过了黄河，睡的很香，很甜。第二天乘车向临汾进军，向北京进军。

返回农村时是和北京干部老赵（其实他当时30岁，可比我们大十多岁呢）、还有一个邻村男生一起返回农村。路上遇到了险情，我们到韩城乘汽车，可遇到了下大雪，被挡在了韩城两天，雪停了，发车了，可厚厚的积雪铺满了盘山公路。还是大卡车，车装了防滑链，在盘山公路上慢慢行进。还是一面靠山，一面悬崖峭壁，一眼望去，可以看到下面我们走过的一圈圈连绵曲折蜿蜒的盘山公路，衬着白雪茫茫，好个美丽景观。正在欣赏着这自然景象，突然车轮猛然滑向悬崖峭壁一边，我们还没反应过来，车轮已嘎然而止，只见司机从驾驶室跳了出来，他抹着脸上的汗珠，惊慌煞白的脸朝向我们一车乘客，喊着：“男人都快下来帮忙拉车！”人们纷纷跳下车，司机将绳索套好车尾，大伙一起用力往后拉。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向前轮望去，妈呀！是车轮打滑，只差1米就翻下深谷了！车身斜横在路上，好险啊！难怪司机惊出了冷汗，可我还傻乎乎的站在车上，心想，如果拉不好倒回去----，哇呀呀，后果不堪设想。

在大伙的帮忙下，很快将车轮拉回了正道。车又开始向前行进。终于到达宜川县城。住了一晚，第二天行走90多里山路，最后到达我们村里。知道我们回来了的老乡，来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吃饭，他们平时最好的饭就是白面条，但他们做的很好吃。

4、第四个春节

时间过得挺快，又要回家过年了。这时我已经当了民办教师，一年下来攒了200块钱，民办教师按全勤每天10个工分，一个工(10分)5毛钱，各生产队不一样，是按本生产队夏季和秋季收成定的。每月还给民办教师补贴费，忘了具体是多少钱，反正我攒了200元，因怕丢了，把钱缝在了棉衣里，嘿嘿，你们猜我缝在棉衣的何处？保证你们猜不着。告诉你们吧，我把棉衣右边下摆部拆开，把钱塞到了后腰部，然后又缝好。上路，回家。

可惜这次回家我错过了上工农兵大学的机会。当我和老赵及其他同学回农村后，还没到我们村，路过好几个村时，认识我的家在这些村的民办教师和公社干部见到我，都惋惜的说，你怎么才回来？公社推荐你上大学，就等你回来呢，名额一直留到昨天，这是最后期限不能再等了，就给别人了。我顿时心里难受极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通信地址，那时电话没普及，无法通知我。我难受了好几天，天天坐在半山腰上后悔，只差一天，太后悔了！我在学校班上学习数第一，每次期中期末考试主科都是96--100分。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可这样的好机会让我自己错过了，悔死我了！

每次重要时节如五一节、十一节，为了北京的秩序安全，都要将派出所掌握的常打架惹事的人和有不安定因素的人关几天。72年尼克松要访华，大概怕我们知青回去秩序乱，因为有些男生回京后爱打架惹事，公社传达给我们上级通知，动员我们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各火车站均不卖北京站车票。咳，这能难住谁呀，我买丰台或廊坊车票不就得了，丰台站还离我家近呢。就这样，没响应“过革命化春节”的号召，溜回北京了。

（四）从头学起

我们这些“北京学生”（老乡们都这样称呼我们），在生活上和劳动知识上很多事情都不懂，也不会做，比如烧火、做饭、挑水、打柴、背柴、劈柴、洗衣、套驴磨面等，翻地、种菜种庄稼、锄地、犁地、割麦子、掰玉米棒、扬场、插水稻秧等等。

初来山村，一切是陌生的，首先烧火做饭就不会。开始是村里派了一位大爷帮我们做饭。我们几个女生住在一家老乡腾出的窑洞里，男生住在另一个院。同院对面住的就是这家老乡。窑洞分土窑和石窑，土窑冬暖夏凉，石窑外观漂亮，但它的性能就不如土窑了。老乡住的是土窑，我们这孔是石窑，但连着炕头盘有大锅灶，烧水做饭暖融融的，炕也烧热了，我们在凉席上面铺了自己的褥子，被窝里热乎乎的，很暖和，有时炕烧的太热，睡在炕上热的难受，有时把凉席都烧糊了。没有电灯，用空墨水瓶装上煤油，用线绳搓成捻子，放进瓶子，用火柴点亮，微弱的煤油灯光暗暗的。或者是买带灯罩的煤油灯，中间有个捻子，用旋钮可以调整捻子的高低，火柴点亮后将灯罩罩上，比自己做的灯亮很多。煤油灯烟雾有点熏人，每天早上起来，个个鼻孔是黑的。

窑洞门外也有个大锅灶，夏天在这里做饭。开始不会烧火，灶膛中塞满了柴禾，点不着，好不容易点着了，却常是灭，我们就用嘴吹，还总是倒烟，烟熏火燎搞的鼻涕眼泪直流，呛的直咳嗽。后来学会了，柴要架空火才旺。我们女生在家有时帮妈妈做饭，只要会烧火了，蒸馒头窝头不成问题，擀面条也学会了，熬稀饭更没问题了。我们还比老乡多一样技能---贴玉米饼子。有一次我揭开窑洞门口灶台大锅锅盖，一只大蝎子卷着尾部毒刺趴在锅底，我不自主的大叫一声：妈呀!蝎子！连忙跳到了一边。这小东西可厉害了，蛰了人会疼痛难忍，虽然我没被蛰过，可其他3个女同学都被蛰过，看她们那被蜇的地方红肿起来，疼的坐立不安，就知道蝎子的厉害了。老乡赶紧拿来烟锅油抹上，过很久才能缓解疼痛。小张是早上起来下地穿鞋，鞋子里面有只蝎子狠狠蜇了她。小齐是在地里劳动时被蜇了胳膊，疼的脸色涨红。忘了小郭是怎么被蜇的了。

最初是在男生那里做饭，大伙在一起吃饭。后来男女生之间发生了矛盾，就分开了。我们女生在一起自己做，男生4个人各做各的饭，他们把各自的粮食分别放在其他老乡家。下地劳动收工后4个人赛着跑往家赶，谁先抢到锅就谁先做饭。我们几个女生总是高声喊：噢，噢，兔子跑得快。哈哈，真有趣！

开始我们男女生在一起吃饭时，每天早上和晚上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排，毛主席语录握在胸前，早请示晚汇报，汇报一天中自己的表现，有哪些应当注意改正的。没人要求我们这样做，都是我们自己自觉做的，而且大家都很严肃认真，后来分开后也就不这样做了。

挑水也是一门技术，对于我们这些用惯了自来水的城市人来说，真是难为了。我们村是在一条上川通往下川的小河里挑水，挑回来倒进水缸。村子人家都住在半山脚下，有一大片滩地，修成梯田，种庄稼，还有水果树，大多是柿子树和核桃树，也有少量枣树。小河虽不算太远，但对于我们来说，挑上担子走回来总觉得远。开始是双手握在肩前担子上，前后两个水桶乱晃，一桶水能撒出半桶，溅湿了裤腿和鞋袜，肩膀也磨破了皮，红肿生疼，我们就在肩上垫上毛巾，那也不行。慢慢的我们就学会了挑水，走起来自如稳当，一手扶住肩上的扁担，另一只手随着胳膊自然摆动，那动作甚是优美好看。

对于我们女生来说，洗衣服绝对没问题，我们经常到小河边去洗衣服，老乡们说我们的衣服穿不烂硬给洗烂了。我们爱干净，老乡们身上都生有虱子，常看见他们坐在自家门口脱了上衣用指甲挤虱子，连公社干部也是这样，我亲眼看到过公社副主任坐在办公室门口挤虱子。我们几个在农村期间，身上都没生过虱子，我最怕那小东西。有一次一个冬天，我代表全公社知青到县城开有关知青工作会议，与公社武装干部和北京干部老赵同去，因启程晚，在半路唯一一个村子住了一夜。老乡看我是北京知青，专门从一新婚夫妇家借来新被子给我盖，我把被子摊在炕上，用手电筒在被子上来回照，天哪！发现了一个虱子！我这一夜没上炕睡觉，坐在灶前烧了一夜火，实在困了就趴在膝盖上眯一会儿，可没一会儿就冻醒了，站起身来回走一走，然后又坐下烧火取暖，盼着天明，感觉这一夜好长好长。迷迷糊糊中天亮了，终于熬过了难耐的一夜。

冬天农闲时节，村里派老乡带我们到远处高山上去砍柴，还赶了一头毛驴，回来时驮柴禾，农家一年要用的柴禾，基本上靠冬天上山砍柴。我们每人拿了把砍刀和绳索，跟着老乡上山了。山上风大，吹的脸冰凉生疼，手掌磨出了水泡，胳膊也酸痛，有时荆棘刺破手指，划伤皮肤。但我们没有退缩，直到驴子能够驮满，我们每人捆了40斤左右柴禾，背起来下山回村。寒风凛冽，吹得脸直痛，手也冻的僵直。待我们走了一段路后，活动开了，浑身暖和了，也就不感觉冷了。后来听说其他县或公社有的知青背柴被风刮下山谷死了。还有的知青因乘坐拖拉机翻车翻到悬崖下身亡。唉，无论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不可预料的意外事故，谁碰上谁倒霉，天灾人祸难以预料。我们进了工厂后的有一年，大概是74年，延安市发洪水，被卷走了许多人，当地人和分在延安工作的知青有数不清的人丧命，有名的农民老英雄杨步浩也被洪水冲走了。和我分在一个工厂的一位知青的哥哥在延安，也下落不明，他和北京的家人一同去延安找寻哥哥尸体，后来他调回北京了。

套驴磨面。面吃完了，跟村里喂驴的老乡说一声，早上4点钟去牲口棚牵驴，套磨。头天要把麦粒用水浸泡后（忘记泡多长时间了），晾一晾才能磨面。套好驴子，用布蒙上它的眼睛，将麦子添入磨孔，拍拍驴子屁股，喊着：嘚起！嘚起！驴子开始拉磨转圈，磨盘碾着麦粒滚滚而转，从两片磨盘缝隙中磨出了碾碎的麦粒，用箩子将面箩出来，过滤过的麦粒渣子要多磨几遍，遍数越多，磨出的面越黑也越粗。做面条的面要白些的，蒸馒头要黑些的。玉米面、豆子面等也是这样磨出来的。4点开始套磨，一早上到吃早饭时只能磨一斗麦粒的面。能磨出多少斤面记不清了，剩下的麸子留给老乡喂驴。

每天早、中、晚做饭时节，站在山上环顾，家家烟囱炊烟升起，尤其早上还不时传来公鸡打鸣声与牛羊和狗的叫声参杂在一起，细细听来如美妙音乐一般，一派浓厚可亲的农家村庄景象，伴着太阳的冉冉升起，真是美如画景。

（五）劳动锻炼

每天清晨早饭前，生产队长站在半山坡上他家窑洞院外，拉着长音高声吆喝几遍：“唔---唔！打栝咧----（开始出工干活儿了）！打栝咧------！”，全村人都能听见，每当这时，社员们扛着或拿着劳动工具陆续从家里出来，奔向劳动地点，一般头天就布置好了明天干什么活儿，干一阵活儿后回家吃早饭，早饭后和午饭后再两次出工，每次出工前队长都要吆喝：“唔---唔！打栝咧----！打栝咧------！”。老乡们从来不看表，是根据太阳的方向和高度来判断时间的。

农村地里所有的活儿我们都干过，翻地刨地、推土、锄地、施肥、播种、间苗、浇水、插秧（水稻）、夏收割麦、扬场、秋收掰玉米、摘棉花、摘豆子、刨红薯土豆、打枣、摘柿子和核桃、修水渠、修路、起圈粪、送公粮等等，老乡们干什么活儿，我们就一样干。

每天晚上到队里公用窑洞去记工分，男劳力每天10个工分，女劳力每天8个工分，一年下来按全年合计工分核算分红，每个工(10分)的价值要看生产队收成收入来定，我们这个生产队一般是一个工(10分)两角五分钱，我们公社最高的生产队是五角钱，也只有两三个这样的生产队。

我们生产队庄稼地，除了山脚下小河两边的大片梯田滩地外，都在附近山上，最远的一块地在离村20多里的黄河边的山上，都是山坡地。播种粮种子时，比较陡的地牛是无法犁地的，也不用犁地，一人在前面用垉子刨个小窝儿，另一人跟在后面撒麦种，然后用手扒拉一下土将撒了种子的窝儿埋上。呵呵，你要问为什么用手不用脚扒拉土吗？嘿嘿，是山坡地呀，刨窝儿的和撒种子的人都不用弯腰，轻轻松松就完成了，不过一大片坡地干下来也很累呀。坡地是靠天收成，无法人工浇水。

梯田滩地种麦子就简单多了，牛来犁地，人在后面扶犁，牛在前面拉犁，还有一人跟在后面撒种子，比山坡地撒的密，可以人工浇水。坡地和滩地一年冬春两季种小麦，滩地秋天种玉米和高粱，在最低洼处还种稻子，女人们负责移苗过来，男人们插秧，因为这里还比较封建，女人不能露出腿和脚，多热的天都要穿长裤子和粗布袜子，所以女人是不能下水插秧的。我们几个女同学脱掉袜子，卷起裤腿下水插秧，男人们不敢看我们，女人们捂着嘴偷着笑我们。还有一件事，在农村没有澡堂，我们只能在家里烧水擦洗，夏天很热，我们穿上游泳衣到村子一个转弯处河的深水处游泳，顺便在水里洗个澡，村里人看到了，男人们躲到家里不敢出来，几个平常和我们相处要好得年轻姑娘和小媳妇跑来看，她们笑的前仰后合，捂着肚子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们说，你们太封建了，我们在城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一条河里、一个游泳池里游泳，男的只穿一条三角泳裤。她们却不可理解，别说女人了，就连男人也不能大庭广众光膀子呀。

啊呀，稻田水里有蚂蝗咬腿吸血！啪，拍死它！接着干。

6月份麦子熟了，向梯田滩地一眼望去，黄橙橙沉甸甸的麦穗在和风中轻轻摇晃着，好似在召唤人们来收割。我们戴上草帽顶着烈日割麦子，老乡为我们磨好了镰刀，左手抓一把麦杆儿向旁边压斜，右手紧握着镰刀向麦杆儿根部割去，左手顺手将割下的麦秆儿撂在地上，（如果镰刀磨的不快，或者不会使用，刀口有可能顺着麦秆儿向上滑向握着麦秆的左手，划破手指或者镰刀向内割，割到腿上，我们几个都划破过手指，男生有的割破了小腿，用手绢包裹一下继续割麦子。）专门有人将割下的麦子归拢在一起，捆成一捆一捆的装上两轮板车，毛驴子拉起车送到麦场，然后堆起麦垛晾晒。山坡地的麦子比较省力，不用弯腰就割下来了。比较远的坡地中午不回村，带干粮和水，午休时随便躺在地上小睡一会儿。

有一次到距村20多里的黄河边坡地收麦，要带上粮食和大锅及简单铺盖，吃住几天，白天去山上割麦，晚上在黄河边山崖下凹进去的有山石遮顶的山脚露宿，将混浊的黄河水打在水桶里沉淀后做饭。一日白天在住宿处休息，4个男生穿上泳裤下到黄河向对岸山西游去，然后游回来，我们看着很担心，滔滔不绝翻滚着奔腾的黄河水，好吓人呀！

6月天爱下雨，电闪雷鸣，大雨瓢泼，每当这时，我们和老乡们都自觉地冒雨跑到场上用塑料布蒙盖麦垛，压好，否则麦子淋了雨会发霉长芽烂掉，就不能吃了，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用汗水浇灌的成果，关系到全村人的吃粮问题和上交公粮供应城市人们吃粮问题，我们必须保护它们。

麦子晾晒好后，该脱粒了。大家都集中到麦场，用脱粒机脱粒，我们大家用木锹将脱粒后混杂一起的麦子和麦壳，一锹一锹铲起来，向空中扬去，最好是有风时最好，轻轻的麦壳随风飞向远处，较之沉的麦粒落在跟前，麦粒和麦壳就这样分离开了。最后将麦子按人口分配到各家，全年收入不够扣除麦子钱的，还要补交不足，有些家庭老人和孩子多，劳力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留足了储存粮和公粮，装麻袋入仓库，等待交公粮。

最不好受的活儿就是给玉米地除草，尤其是玉米杆长的高过人头时，最高时能高过人好几头，烈日炎炎，本想钻在玉米地里能遮住太阳，免除直接暴晒，应该凉快，可惜浓密的宽宽的长长的涩涩的如齿刀般的玉米叶子，将胳膊和脸划出道道血痕，汗水流出淌在伤痕上，蛰的滋啦啦的疼痛。以后只好穿长袖衣，可脸却不能包上，您想想，大热天的把头和脸裹住，捂的太热了，谁能受得了啊。戴上草帽也难免被玉米叶划伤脸。

可当秋收时，看着那一个个长得圆滚滚像胖娃娃似的大玉米棒子时，看到家家外墙壁上挂满了一串串金灿灿的玉米棒子时，心中充满了欣赏自己劳动成果的无比喜悦心情。

要去县城送公粮了，我们和老乡们赶着驮着粮食的毛驴，沿着曾经走过的山路，向县城行进，一路上不时碰到其他大队送公粮的队伍。一面与同学和老乡谈笑风生，一面欣赏着大自然赋予的美丽山景，绿叶、红花，叫不上名儿的茂密的各色各样的野生花草郁郁葱葱，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否则我们会留下青春年华与革命圣地延安美丽景色融合一体的永久纪念。还好，我们在县城照相馆留了影，后来北京干部组织知青去延安拉链时，在宝塔山下，延水河边留了影。

年轻时做事胆大，不考虑后果，一次，秋天我到县城开知青代表会议，本公社其他大队很多知青跟着老乡到县城送秋季公粮，返回时，刚好我也开完会要回村，因怕白天返回路上热，我们商量一起走夜路，我们男女生共10多个人一起下午5、6点钟出发，只有我因走过多次认识路，其他人都不认识路。我走在最前边带路，大伙跟在我后面，多数山道路段窄，不能并排走，只能排成一路纵队走。天黑了才发现只有我的手电筒有微弱的灯光，电池快没电了，还赶上月亮不亮，我边走边安慰大家，没关系，这条道我很熟，没问题。有个同学说：“这么黑，碰到狼怎么办？”，真是哪壶不开偏提哪壶，我心里也正想呢，我说：“别怕，咱们这么多人，狼是不敢过来的。”你要问了，怎么还有狼吗？当然了，我见过多次狼了，有一天，大白天狼跑到我们村子山顶上，我们住在半山腰，村里的狗上去和狼咬架，愣是打不过狼，后来村里男人们都出来齐吆喝，狼才吓跑了，这家伙也是欺软怕硬，对女人和孩子它可不怕，听老乡说过别村的一个小孩不见了，村里人们帮着寻找，在山里一个地方找到这个孩子的衣服和一些骨头，妈呀，被狼叼走吃了。但狼一般是夜深时进村叼走老乡养的猪，我们村里有几家的猪都是这样被狼吃了。后来喂驴老汉想了个办法，将炸药裹在肉里当诱饵，晚上放在离村比较远的一般人不走的山道上，想引诱路过这里进村的狼吃掉，炸死它。果然狼上当了，在狼嘴里爆炸了，它死了，老汉天亮去把狼杀了，剥下狼皮加工后做成皮褥子，狼肉炖熟了吃，老汉要送我一块狼肉吃，我没敢要，不敢吃那肉。还有，晚上常听到狼嚎，真的如人们传说的像孩子的哭声。

话说回来，我们一行在我的带领下，半夜3点钟回到了公社，敲开公社机关大门，公社党委书记亲自给我们开的门，问清情况后，赞不绝口的说：你们干劲真大呀，不简单。他吩咐公社文书给我们安排好住处，大伙倒头香香的睡了一夜，第二天一直睡到上午9、10点，吃过午饭后大伙分别回自己村子了。

延安梅七线铁路要开工了，各村都要有指标的派人去，都是派的男劳力，有的知青也去了，分批轮换，在工地吃住，自然一定很艰苦。公社通县城的公路也要修了，我们都去修过，其实也就是加宽铺垫土路，各村知青也都代表自己村里去的。我们边干边唱着流传的知青歌曲，一遍一遍重复的唱，记不起歌曲的歌词了，只记得曲调有点忧伤。我不太喜欢这个曲调，太过凄凉低调。后来通车了，每个月三趟往返县城的公共客车，但还是解放大卡车。

第一次通车那天，各村从没有走出过山村，没有见过汽车的大爷大妈和姑娘及小孩们，像赶集过年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公社，要看看汽车是个什么样子？一个老太太抚摸着车灯，喃喃地说：这是汽车的眼睛。

冬天农闲，除了平整土地和砍柴外，一般是休息，我们这时就回北京了。

我们还干过很多农活儿，在此说说一些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劳动，不一一表述了。

（六）农村生活

刚来农村时，由于水土不服，很多知青身上起红疱疹，女同学们还有的闭经，我也没能逃过这两样，身上疱疹痒痒的难受，经过公社卫生院医生的治疗，打针，几个月后症状消失。闭经是暂时的，不用治疗，适应了水土，半年后又恢复了正常。

各家各户都分有自留地，随便种什么，一般都是种菜，也有间种玉米的。我们知青也分到了这样的自留地，由队里派人帮忙翻地施肥，种上菜，我们自己管理。夏天和秋天菜很多，吃不完，到冬天就吃不上新鲜菜了，只能吃自己腌制的咸菜、干辣子面儿和油辣子（用烧热的油泼在辣椒面儿里），夹在玉米面发糕里面吃，拌面条吃。每年大约12月份家家用软糜子面烙成摊饼，储备在大水缸里，做为冬天的一种主食吃。

陕北老乡每个月都过一个节，如：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四，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等，每当这天，队里都要杀羊给大伙按人数分肉。各家还养了猪，长肥了可以卖给公社供销社和食堂，自己留点猪肉吃。家家还养了鸡，鸡蛋自给，吃不完的可以卖，我们没养鸡，到老乡家里买鸡蛋吃。

老乡们主要的消费是购买油盐酱醋糖，做被褥用的棉布，和姑娘媳妇们穿的花布，其它的基本是自给自足。家家有木制纺织机，女人们自己纺棉花线，然后织成粗布，用染料染上黑色做棉衣棉裤和单裤，原色粗布做袜子马甲背心和夏天穿的衣服及裤子。我们也让老乡给自己做了粗布衣裤劳动时穿。

公社有卫生院，有农村合作医疗，医生经常背着药箱到各村巡回医疗，每个大队配有赤脚医生一般的小病都能解决。我们有国家拨的安家费和医疗费，我们用安家费买了暖瓶、搪瓷碗和盆，还有其他炊具。我们自己从北京带来些常用的药品，有点小病自己吃点药就好了。老乡治病有些土办法，邻村女知青小钱不慎摔下10多米深的山沟，昏迷不醒，老乡给她喝了小男孩童子尿后醒过来了。小汪得了一次疟疾，也是老乡用土办法给治好了。

这里老乡大便后用石头蛋擦沟子（屁股），农村家家院外有土茅厕，我们就近去他们的茅厕方便，我们用从北京带来的卫生纸，老乡说我们：“北京学生的沟子（屁股）镶钱（值钱）哩。”听本大队另一个村的知青说，他们村有几个小男孩见了她们总是喊：“北京洋学生，腰里系着月经带。”肯定是从他们家大人那里听来的。这里的女人都是用布套塞满烂棉花垫上，用过后将棉花扔掉，把布洗干净，再塞棉花下次用。我们每天刷牙他们也觉得新鲜，我们勤洗衣服，他们说我们穿不烂给洗烂了。

我们同学之间常闹意见，免不了吵嘴打架，一次，小张和小郭打架，两人在炕上扭打起来，女人打架惯用互揪头发，或者用牙齿咬对方胳膊。她俩休架后，小张在案板前一边用菜刀剁菜，一边唠叨着：“小心点儿，惹急了我，晚上剁了你的头。”吓的小郭抱着被子跑到老乡家去睡了一晚。小郭人品很差，我们大队有三个村，其中两个村有知青，我们大队的北京干部老李是个60岁的老人，管理这两个村的知青，和我们同住一个院，同吃同劳动。老人家很老实，他有5个儿子，其中两个在北京河里游泳时淹死了，一个被淹，另一个去救，结果两人都不幸淹死了。小郭总是欺负老李，吃饭给我们自己吃面条，给老李吃窝头；我帮老李挑水洗衣服，小郭骂我巴结老李，老李有次偷偷掉眼泪，我看不过去，坚持常帮助老李做事情。小郭借了邻村知青的钱赖着不还。老李回北京探亲，她诅咒老李摔下悬崖摔死，过黄河掉下去淹死，真是可恨到极点了。结果老李没被摔死淹死，小郭却困退回北京后病死了。

我们各村的知青经常联系，互相到各自的村子去串门，一起唱唱歌，聊聊天。有好吃的送一点儿尝尝。有次同大队邻村的驴窑塌了，全村的驴都住在这个窑洞里，都被砸死了，驴是山里主要的劳动和交通工具，老乡们都哭了。他们把驴肉分给各家，同学还给我带了一饭盒，很好吃。

说起来很奇怪，我们知青养的狗见了不同的生人后反映不同，从来没见过的知青来了，它不叫不闹，而公社干部和别村老乡来了，它却一个劲儿的叫，我们制止它后才不叫了，也许是我们知青的穿着打扮和气质与他们不同。

我们知青有时会调皮捣蛋，尤其是男生，偷老乡家的鸡杀了吃。他们晚上到邻村偷苹果、梨和柿子回来，还给我们女生送一些。我们女生只有一次晚上打着手电筒，到老乡家的菜地偷摘黄瓜和西红柿，对面半山上住的一个老乡出来看到了手电筒灯光，吆喝了两声，我们几个人连忙逃回家，把偷来的黄瓜西红柿洗洗边吃边笑。一次，那个瞪大眼睛的小黄傍晚到生产队地里偷掰嫩玉米，准备拿回去火烧着吃，结果被老乡看见了，批评他他还犟嘴，结果被老乡拉到队长家，吵了起来，老乡们听到吵声，纷纷出来看，结果小黄被愤怒的老乡们你一拳我一脚的痛打了一顿，老太太们急的大喊“：别打了，要出人命的。”男生们把小黄搀扶回自己的窑洞。小黄平时和大伙关系不好，没人管他，我第二天早上去看他，他躺在炕上，鼻青脸肿，身上一定也伤的不轻。我给他做了早饭，准备给他请医生，他拒绝了，说不用请医生。过了几天，我看到他拄了一根柴棍，向村外走去，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去找他哥哥。

我从小好动，喜爱体育，赛跑、打篮球、乒乓球、爬杆爬绳，双杠单杠高低杠、跳远跳高。还爬树，这个特长可用上了，大红枣红了，熟了，我爬到树上边吃边往衣兜里装，不时地扔下去给其他女同学吃，又甜又香的大红枣，真好吃。

核桃熟了，分给各家，这时的核桃还包裹着厚厚的嫩绿皮，我们没经验，用刀把皮削掉，结果削不干净还搞的满手黑褐色，很多天也洗不掉。应当晒干了后再去皮。

柿子成熟了，分给我们一棵树，自己摘，也是我上树去摘。柿子放在柳条筐里，放在窑顶搭好的小棚子里，用玉米杆盖好，一冬天都不会坏，冻柿子很甜很好吃，尤其是红艳艳的山丹丹小柿子，一点不涩，像蜜一样甜，我们常爬到窑顶去吃，吃的满脸满手都是柿子糊糊。自从离开那里后，再也没吃到过火一样红的山丹丹柿子。大柿子放些时才不涩，老乡告诉我们放在温水锅里泡一晚上，第二天就不涩了，而且又脆又甜，这叫揽柿子。

我们经常到山顶去远眺，连绵的山丘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多么想看看广阔的大平原啊！这时憋闷的感觉涌上心头，我们用歌声来驱散想看看原野的欲望，山谷中不时回荡着我们歌声的阵阵回音。我们村的男生小赵，外号赵歪子，经常拿着锅盖当手鼓，边唱边跳新疆舞，逗得我们开心的乐。

公社常组织文艺汇演，我们都要不失时机的去看看。下乡的第二年我被调到另一个大队当民办教师，我教2、3年级的所有课程，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给3年级上课时，2年级学生做作业，给2年级上课时，3年级做作业。另一位当地女教师教1、4年级，在另外一个教室上课。（升5年级要到公社的学校去上学，还要能考上才行。）每次汇演，我们都认真编排舞蹈节目，参加公社演出，很受欢迎。我们学校还有自留地，可以为学校创收，买些教学用具。

老乡们也很喜欢唱歌，下地劳动时，他们常哼着陕北小调儿，“走西口”和“兰花花”是他们最爱唱的歌。我有时星期天休息日在自己窑洞里唱京剧里面李铁梅和小常宝的唱段，唱“白毛女”里面杨白劳和喜儿的“扎红头绳”，结果引来村里老乡听我唱。

老乡们不到40岁就给自己准备好了棺材，放在自家放杂物的窑洞里，我来当老师，村党支部书记腾出自家那间放棺材的窑洞给我住，但两口棺材没处腾，仍放在这里，我胆子大，心想那是新做的棺材，木头而已。后来北京干部老赵住这里了，我搬到学校做为办公室的石窑里住。我的学生里面几个大些的男孩子常主动为我抬水倒入水缸，帮我拾柴禾。过节老乡家里炖了肉，蒸了白馍（馒头），或者包了粽子，给我送来尝尝。端午节早上我不用做饭，一会儿我的洗菜用的搪瓷大脸盆就装满了粽子。

陕北的娃娃们一般很小就说下媳妇和婆家了，我常听到我的学生们相互逗趣，说某某某你媳妇来了。法定结婚年龄是男20女18，可大多数女子16岁就谎称18岁结婚了，村里一个和我同岁的女子，在我20岁招工离开时她已经有3个孩子了。难怪我们刚来时大妈大婶们问起我们多大了，只要说18岁以上，她们就会说：该找婆家了，该结婚了。

在严厉打击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时，凡是强奸女知青的人都会被判刑。有个村的女知青和当地有婆姨（老婆）的老乡好，这个老乡被逮捕关进县城监狱。这个女知青到县城为其奔走，说明是她自己自愿的，不是强奸，不知后来是否被放出来。

（七）去留抉择

延安地区北京插队知青中有不少各级高干子女，他们在回到北京过年时向周总理反映了北京知青的很多困难情况，不久北京干部来到了延安地区，凡是有北京知青的大队都有一名北京干部管理我们，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他们都负责帮助解决，他们和我们朝夕相处，发现我们有不团结现象，就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老李说过的几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你们都是离开家很远的同学，在这里，你们之间就是最亲的人，应当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搞好团结。”他希望我们能和好，合到一起吃饭。我们同意了，男女生又合在一起做饭吃饭。

我在刚入团后，北京干部老赵就动员我写入党申请书，我吃惊，因为我认为入党是很神圣的事情，入党条件也是很高的，我够入党条件吗？老赵说：“只要你有入党的要求，好好学习一下党章，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党组织考察合格并经党支部大会通过，公社党委批准，你就可以入党。”我认真学习了党章，并向党支部上交了入党申请书。半年后的1972年6月由大队党支部书记郭长发和老党员白敬选两人介绍，经党支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报经公社党委批准，我被关荣的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我接到通知后，心情无比激动，那个时候入党，是很多人的理想，也是一个革命者更好的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更加努力做贡献的起跑点。我们公社知青共有4人（1男3女）分两批入了党，我是第二批。

我们虽然插队在延安地区，但我们宜川县离延安市还很远，记不清有多少公里了，没有去过延安市，北京干部组织我们公社所有知青徒步拉练去延安市，一方面为参观延安革命圣地，了解革命历史，亲眼看看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住过的地方和窑洞。另一方面徒步拉练来体验一下红军长征时的艰难困苦，体会建立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还有一个方面是增进知青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出发前先集中在公社做拉练前的学习、娱乐、联欢等活动。我由于要给大队学校学生上课，就没参加集中培训。拉练开始了，我因刚好赶上参加在延安举办的民办教师业务培训，就和另一个知青民办老师还有其他当地教师一同乘专车先走了，其他北京知青开始了集体徒步拉练。我们几个教师参加了教师培训班的参观枣园、杨家岭等，并抽空与拉练同学会合，在著名的延安宝塔山下延水河边留影，买了些纪念品。

我们下乡的第二年就开始招工了，但指标不多，那时我还没当教师，我们村8个知青中只有一个男生被招到好像是西安的一个工厂。好像招工原则是招收插队知青，但这次招工当地青年也有被招走的，传说是当地地方主义所为，我也说不清楚是否是真的。后来北京干部来了后，明确以后招工工作由北京干部负责，这样就保证了北京知青就业。

71年的一天，北京干部老赵对我说，公社党委书记找你有事儿。我到了公社，原来是要抽我到公社当妇女主任。当了公社妇女主任，就是国家干部了，就意味着留在这里工作了。说实话，永远留在这里我是不愿意的，毕竟自己从小在城市长大，对于我们知青来说，这里的生活工作条件确实很艰苦，长期下去真的受不了。我推说：“我的性格有点男性化，不喜欢和妇女婆婆妈妈，我在原村时就很烦女人们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总是和男社员在一起劳动。恐怕我是做不好妇女主任这个工作的。”后来是另一个女知青党员做了公社妇女主任。72年的一天，公社学校教务处主任来找我，他曾来听过我给学生讲课，他拿了一张表格让我填写，我一看，是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表，对于当地人来说，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可对于我来说，又是意味着留在这里工作下去，我还是想招工走出这山区。我又一次推托了，我说：“我初中只上了一年就搞**停课了，文化知识实在太低，我怕误人子弟呀。”他说：“这可是组织对你的信任，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别人想要我们都不给的，你还是先填了表吧。”我还是坚持不填表，教导主任很惋惜的走了。

好像是72年8、9月份开始了全国性招工，就是全国各地各工厂和单位招工，我们公社北京干部小组研究将全公社知青按照表现进行排名单，我被排在第一名。所有知青填一个统一的基本情况表，是供北京干部掌握情况和招工单位考察用的。我们都兴高采烈的填表，那位当了公社妇女主任的知青，非常羡慕我们，可无奈她已经是国家正式干部，不能再被招工了。不过我估计她以后会以调动工作调走的。但那时调动工作是比较难的。

我们公社排在前六名的知青被招到了驻地在陕西最好的地区----八百里秦川地带的武功县的空军航空修理系统工厂。办完一切手续，打包行李贴上标签。72年12月26日工厂的车亲自来公社接我们，到宜川县城集中，到了县城，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其实天还没大亮）集合，还有从延安地区其他县招来的，全是北京知青。工厂招工人员负责人（厂劳资科的，很巧，进工厂3年半后我被调到了厂劳资科，他任劳资科副科长）召集我们排好队，给我们讲了要注意的事情，然后我们上了厂里来接我们的大轿车，我们的行李头天晚上就装上了卡车。27日当天晚上到了工厂。

至此结束了我的知青农村生活。

尾声

对于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对于下乡插队，我当时并不是很理解，谁不想过舒服幸福日子，谁愿意劳累？无论谁都希望自己找个好工作，过去的人都希望找个有技术的工作，有一技之长,现在的人都希望找个又轻松又薪金高的工作，都说明了人们的这个欲望，我们当时也一样，只是出于无奈，就如我开始就说的：再不走下次就去甘肃了。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老百姓是左右不了形势的，除非你有其他办法，比如：当时我们在农村插队时，干部子弟基本上都先于我们“走后门”当兵和工作了，我们这些工人子弟和一些父母还没“解放”的干部子弟只能等待。

那个年代是讲阶级的年代，虽然说有不唯成分论的政策，但家庭成份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一个人前途，出身不好的确实要比别人付出要大要多些。但这要结合当时年代情况来看，49年解放到70年代只有短短的20年左右，解放初期时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和破坏，还有土匪扰乱，还有部分地主富农对共产党不满，反攻倒算，还有国际上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围剿，所以政治挂帅是必然的。共产党一面要剿匪剿特和平息事态，一面要搞建设，加之基层干部的素质和理解执行政策的水平影响，处理问题过头。四清反右和文革都是这样。引用一位我熟悉的网友的话：“文革的初衷是好的，但毛过高的估计了中国民众的政治素质，才会有后期的悲剧。热情不是素质与修养，文革启动后民众的热情被调动了，但没有素质修养的支撑就不好疏导了。”对于让我们下乡插队的认识，是工作以后逐步想清楚的，那个年代是讲对党对人民无私奉献精神的，面对艰难困苦，是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只有在风雨中千锤百炼，才能磨练成钢。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艰苦落后的地方，需要我们去改变和建设。想想毛主席的6位亲人为了革命而牺牲，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前线，看看他的家人现在的处境，他没有给自己的后人留下一分钱，他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他的女儿李讷连病也看不起。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劳苦大众，他是穷人的领袖，无论他搞什么运动都是为了人民，尽管运动没能按照他的目的完成，出现严重问题。

我的这段知青农村生活经历，是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经历，也是我一生中受益非浅的经历，这也是我走上工作岗位后逐渐认识到的。说受益非浅，并不是说在物质上和金钱上的受益，而是我们认知社会，认知那里的农民善良淳朴的本性，认知我们曾经看不到的一个生活圈子里的人和事物，认知我们在艰苦环境下茁壮成长的历程，对于我们以后的人生少走弯路是多么大的帮助。我们从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单纯幼稚的学生，成长为有吃苦耐劳精神、有坚强性格和勇于面对困难的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各行各业有我们老三届知青的足迹和业绩。

我们从小生活在城市，比深山区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农民优越的多，我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为我们城市供应粮食蔬菜这些最基本的生存物质的广阔天地，我们将大山外面的世界带给了那里的农民，为改变那里固有的封建思想和落后面貌受点苦算得了什么？我们只艰苦了几年，而深山里的农民却祖祖辈辈的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家园，比起他们来，我们还算艰苦吗？比起为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和先烈，我们还算艰苦吗？

最后在此我要说：

我们青春无悔！我们的青春可歌可泣！

我为自己曾经是老三届插队知青而自豪！

向当年插过队的知青们问好！祝你们健康幸福！

向延安人民问好！祝延安人民的家园繁荣昌盛！

向至今坚持在延安老区的北京知青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