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毛·泽·东——时代绕不过的一个人物】:二、相信·迷茫·怀疑·疑虑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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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毛·泽·东——时代绕不过的一个人物】: 二、相信·迷茫·怀疑·疑虑 1、坚定的信念 当刘少奇成为一只“死老虎”以后,毛泽东决定抛弃红卫兵了。也许这叫“卸磨杀驴”?! 1968年7月27日那个炎热的夏天,毛泽东把工宣队派进了清华大学。他只是以一只小小的芒果彻底打垮了红卫兵们的梦想。而蒯大富们还在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期盼着毛泽东念他们打到刘少奇有功的份上,继续给予“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对红卫兵们发出了警告:“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谁如果再破坏交通、放火、杀人、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土匪、国民党,就消灭”。 割袍断义、反目成仇。红卫兵走向了彻底崩溃。 8月8日,毛泽东终于公开宣布抛弃红卫兵:“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能闹一闹。”红卫兵变得一文不值了了。 在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把刘少奇定为“叛徒、特务、工贼”后,毛泽东对于曾经支持他打到对手的红卫兵下了这样的指示:“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不需要什么程序,不需要什么人大、政协以及国务院,一个人,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这样的决定能够得到畅通无阻的贯彻,是中国的奇景! 在1968年,因“文革”运动而积压的中学毕业生1966、1967、1968三届,达1000万人。那时,高中、大学停止招生,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新生无法升学,教师、校舍都成为问题。几年的“文革”留下的破烂不堪的校舍和疲惫不堪的老师。那时经济面临持续衰退(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在这样的局势面前,我们这代人成为城市的剩余劳动力。确切地说,成为城市里的不安定因素,成为了伟大领袖的心头之患。如何解决这些好斗、天真、无知的年青人呢,上山下乡就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唯一出路,是注定在劫难逃。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按照当时的习惯,当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一发表,全国各大城市就会立即连夜组织上街游行拥护最新指示。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人民日报》社论)这个“12?21”指示一直“统治”了这代人十年之久。直到今天,那些忘记了上山下乡苦难的人还会把这个日子作为一种纪念日来看待。真不知道要纪念什么?也许就是今日“青春无悔”的来源处。 那时,我们还是坚信毛主席发出的号召是必须坚决响应的,是不可怀疑的,是至高无上的!尽管在家庭里,在父母私下的议论中,在与好友的秘密交流中,都会发出一些对于即将要降临头上的上山下乡的不满,但是谁也不会说到毛泽东。假如当时没有毛泽东到了“顶峰”的绝对权威,如此混乱的国家早就崩溃了。这同样是事实! 上山下乡在当时被披上了许多革命的外衣,提高到望而生畏的高度。如,这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是反修防修的一条康庄大道;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责任!在如此高度下,你稍有反对,甚至反抗,遭来的必定是轻者批判、重者判刑,以至于被砍脑袋。 在完成了伟大领袖交给的打到刘少奇的任务以后,红卫兵到了被整肃和消除的时刻。把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都送到农村边疆去,不但使城市消除了混乱的因素,也解决了如此众多人的就业安置问题;既可以在政治上求得一时的稳定,又可以掩盖因“文革”浩劫所带来的经济倒退以及由此造成的危害。让你们远离城市的中心、远离政治的漩涡,自生自灭、自我生存、自强不息,一举几得,何乐而不为呢? 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因素,这些学生(红卫兵)必须离开城市。为什么呢?我们一直忽视了这个因素。法国人潘鸣啸(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教授)在其专著《失落的一代》里通过大量数据和分析得出的结论: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发起上山下乡运动主要是解决城市就业问题,这没有说服力。因为知青下乡的同时,农村还是有劳动力继续进城。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我研究了整个60、70年代的统计数字,发现那个时候虽然把城市青年和另外一些所谓闲散人员派到农村,但城市里的劳动力和人口、非农业人口并没有下降,除了1968年、1969年是真的下降,从1970年以后没有下降过。明显的是让农民进城。……但后来的生产还是恢复了,如果中国政府完全注意这个问题,可以让那些知青早回城,但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是因为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可以不听的,有了毛泽东的指示,那这个运动就应该进行下去。”原来如此! 我们那时在完全信任、绝对服从毛泽东的信念下,浩浩荡荡地开向了农村和边疆。由此感受到毛泽东的伟大!他不需要集体讨论,不需要人大表决,不需要国务院周密安排,更不需要什么法律法规,只要一个指示,一句两句“最高最新”指示,就可以决定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这也是一种魅力、一种权力、一种在共产党体制下才会产生的运作模式。举世罕见! 在目睹了66、67、68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远赴边疆农村以后,1970年轮到我们这些69届的所谓中学毕业生了。那时,慷慨激昂、争先恐后要求上山下乡的人不多。摇摆观望、无可奈何被迫上山下乡的占有绝对多数。坚决不去、死硬抵抗的是极少数,当然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学校里,进驻的工宣队和老师们挨家挨户地动员、安抚、欺骗、威胁、恐吓,只要你肯离开上海去上山下乡,立刻送上大红的喜报。假如你犹豫不决,上门动员的人员就在你家里“安营扎寨”,一直到你实在抵挡不住这样的“轮番轰炸”,同意上山下乡,他们才凯旋收兵。像我这样属于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子女,只有老老实实地听从安排,乖乖地离开上海。假如你是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子女,你不愿上山下乡,很简单,到你父母的单位去施压,看你走不走。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马天水在文化广场的万人动员大会上,声嘶力竭地扬言:以后中学生一律上山下乡!“一片红”这个词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出现的专指上山下乡的。上海的68届中学生“一片红”,到了我们69届也是一样。但是当我们走后,在70届的中学生毕业后,形势变了。实行了“四个面向”,有工厂也有农村。我们是没法去追究那位“马老”的责任的,但是这样的人有报应。这位老兄在“文革”结束后被免职,最后发神经病,疯了。 不管怎样说,那时我们感到这条道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是不会错的。加上我们那时正好属于“青春反抗期”吧,能够离开父母到外面去闯一闯也是一种青春的萌动。走了,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开的这一步,没有想到的是时间会持续将近十年之久。 发生在“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在当时视作为去革命、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那时都是17、8岁的人,无论上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存在一种燥动和一股子激情,甚至是亢奋!虽然有一些人在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时意气奋发,慷慨激昂,但是绝大多数是迫于形势被迫上山下乡的。那时,我们最渴望的是到建设兵团去上山下乡,因为迎接我们的人告知:那是准军事化编制,有军装制服的。这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太强烈的吸引力了。青春,在那一刻的懵懂!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在结束了“打倒刘少奇”的狂热以后,走上了一条新的路程。 是毛泽东发动的,但是我们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参加了。上山下乡啊,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官方与民间的解读相差太大了。
从不可一世的时代宠儿、革命先锋,在一夜之间成为命运弃儿、“再教育”对象,这样的落差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但是,你必须服从于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正确性。有人这样评论道—— “从天之骄子沦为一代弃儿,红卫兵在结束历史使命以后,成为一个时代的弃儿,漂流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当年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从中国的大地上在一挥手之间消失了。没有毛泽东,任何人都无这样的魄力,也不可能如此轻松地解决了1000万人的迁移。”我们被流放到遥远的农村和边疆,在那里寻找新的生存立足之地。 那时,对于许多不愿意离开家乡的学生来说,有着许多疑惑。在公开的场合是绝对不敢说出来的。在家里,在亲人面前,在亲密好友之间(也会出现告密者)会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去接受农民的教育呢?难道在城市里接受工人的教育不行吗? 为什么一定要上山下乡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这不就是去“充军”吗? …… 曾经的时代宠儿,在看见中国真实的农村一面的时候是震惊!难道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新农村? 我们不会忘记,当年我们在远赴云南的时候,在贵阳车站目睹的一大群饥饿的孩子,用一种期求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希望从我们手里得到一点可伶的食物,那怕是一块饼干的残渣…… 我们不会忘记颠簸在云贵高原盘山公路上的盘旋,肮脏、昏暗、破旧的小旅馆里栖身,一路吃着在清水里烧熟的蔬菜,一路上哭着想念城市和自己的亲人,哭着喊着诉说自己的“上当受骗”…… 我们不会忘记到达了梦想中的军垦居然是一个没有军装和军营的农场。早在上海的时候,动员我们去军垦的人早就不见踪影了。这里没有什么透顶香蕉、脚踩菠萝的神话,有的是迎接我们的茅草房、煤油灯和泥巴路。有的是一群陌生的农场工人,还有好奇地看着我们的孩子…… 由此开始,风里来雨里去,高强度的砍伐、种植、挖地在折磨着幼弱的身躯。难以忍受的是政治的高压,没完没了的大批判,对于不听话的“再教育”是皮鞭抽打、捆绑吊打、劳动惩罚等等。最为悲惨是一些女知青遭到的性侵犯,在狼一般的个别兵团干部面前,她们都成为案板上任人宰割的小羊…… 那时,我们真想去问问,这些都是为什么?我们究竟得罪了谁?一定要我们来受这样的苦。每当想起这些,我总会对至今还在高唱“青春无悔”的人嗤之以鼻。我们在“文革”结束以后,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光在听那些“老干部”们诉说苦难,好像“文革”就是在打到干部,还有就是折磨他们的“五七干校”。其实遭受“文革”苦难的是广大人民大众,我们这代人遭遇的苦难就是上山下乡。知青在农村在生活上、精神上所遭受的种种磨难讲了多少呢?在我们公开出版的书刊里、网站上又多少这样苦难的记录呢?忘了吗,还是不敢说,或者是不愿再提及昨日的苦难? 即便是这样,我们在骨子里还是高举着毛主席语录,一遍遍读着老人家的谆谆教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大风大浪里成长起来的。是啊,我们是在大风大浪里锻炼,这是在培养我们啊!感激都来不及了。咬紧牙关,坚持就是胜利。就是如此简单。 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当年,我们有一种负罪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结论就是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在这条路线培养出来的人,确实“很有必要”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只有通过体力劳动才能达到自我拯救。我们这代人成为“文革”的弃儿以后,变成了“流放者”。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时正是一个人经历中最佳的读书时间段。我们在各个时间段被无情地剥夺了读书的机会和权利,被赶到农村与锄头相伴,从事着简单的、重复的体力劳动。 那时,我在农场接受“再教育”,劳动之余肯定要做当时最时髦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事情。终于找到了一些答案。 首先是立场态度问题。对于为什么要我们到农村上山下乡,在读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找到了答案:“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 明白了,农民最干净!我们这些“小学本科毕业生”,挂着“中学毕业”的牌子,与农民一比,也算个“知识分子”了。所以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手要黑,脚上要有牛屎才行! 由此不难理解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2页)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8页。) 原来如此。 其次是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给我们指明的方向是: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那时最有影响的谈话是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那时,这句“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成为我们这代人的“座右铭”。也是在“文革”前夕对于我们这些涉世较浅的年青人的动员令。 那时讲的是“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思想以后,我们会痛感自身的不足,需要补上阶级斗争这一刻,需要在农民那里补上“干净”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毛主席叫我们上山下乡,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关怀和爱护,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为了中国不变修、千秋万代的红色江山后继有人,等等。 你还能对伟大领袖的决定有任何怀疑吗?不能! 这时,在我的记忆中想起了曾经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中风靡一时的《南京知青之歌》啊,南京我可爱的故乡啊,南京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你身旁。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啊,长虹般的大桥,叱咤云霞 横跨长江, 雄伟的钟山 凝聚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 再见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 已伴入了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 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 多么漫长. 生活的脚步, 深浅在偏僻异乡。 跟着太阳起, 伴着那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 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啊,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 赤遍宇宙, 憧憬的明天, 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啊,南京我可爱的故乡啊,南京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你身旁! 这是在知青上山下乡最初的日子时,由南京知青任毅创作的。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差一点被判处死刑!这首仅仅240字的歌曲,任毅付出了每字坐牢14天的代价:十年徒刑! 今天,你再次弹起吉他,在忧郁的曲调中品味这首知青的歌曲,你会体会到当年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作者在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无奈与悲怆! 今天再次想起这些的时候,心里是一种悲愤,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伟大的领袖凭着一句话,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尽管有人在说那时得到了锻炼,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锻炼,就像我们不会歌颂苦难一样。只有因此获得了巨大利益的人才会对苦难唱出赞美的论调。如“青春无悔”。 那时,我们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红太阳那火辣辣的“光芒”。
从1968年12月21日开始,我们这代人进行着苦行憎一般的长征。从来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学生,被无情地遣散到四面八方的农村与边疆。年青的娃娃们在自己人生的旅途上,踏上了一条艰难之路、苦难之路。 不能否认,那时存在一种至今还在被“歌颂”的所谓“激情”,以至于演变为“激情岁月”这四个字。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确实有相当部分的人是“满怀革命豪情”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的。高喊口号,书写决心书,甚至有写血书的。当青年的热血被一种梦境般的理想唤起的时候,革命是一种狂热。虽然作为红卫兵被赶出了历史的舞台,工人阶级开始“领导一切”。在骨子里,那股在“文革”初期激发出来的“激情”依旧在统治着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不得不感叹毛泽东的“伟大”,仅仅凭着一句话,立马就将一个“危机”化解了。几千万人的就业难题在举手之间化腐朽为神奇。我们在心里继续延续着对于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毫不怀疑地开始了人生轨迹上新的起步。“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天堂之梦”鼓舞着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艰苦的农村,越是艰苦越向前成为当时一种荣耀。在我们生命力最旺盛的阶段,加上心理和生理上燥动的激情,走上了一条后悔一生的道路。(当然,也有无悔的) 在短暂的亢奋之后(可以大致以“林彪事件”为分界线),随之而来的是知青们普遍的彷徨、迷茫、失落和绝望。失落和绝望,那才是激情表象后面的真实景象,写知青,如果写不到这一层,那就顶多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而已。 很快,现实粉碎了我们固有的美梦。对于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我们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但是没有人敢怀疑伟大领袖的决策。当我们看到老人家在1973年4月26日给一位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后,会激动的热泪盈眶。我们的遭遇终于有人报告给毛主席了,老人家又一次关心我们了。那时,所有的宣传口径都在讲述红太阳的“光辉”,都在教育我们要坚持这一条革命的康庄大道。唯独对于李庆霖信中讲述的苦难避而不谈,不许多谈!只是要影响上山下乡的正确性的,是会给毛主席的决定抹黑的。 但是,这封信确确实实记载了我们当时的苦难—— “……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这是当时插队落户的知青的现状。在全国凡是有知青上山下乡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李庆霖的记录是:“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至少这些实情毛主席老人家知道了。但是在农村里还有大量的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无法反映到北京的。我所到达的云南农场,更是到了一点燃火星就会燃烧的地步。只要看看若干年以后邓贤写的《中国知青梦》和刘晓航写的《我们要回家》这些书,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苦难在伴随着我们的青春岁月,绝非是什么“激情岁月”。没有一点激情啊,有的只是苦难。否者你如何解释在1979年以后要中止上山下乡! 到了今天,我已经不想再次重复讲述那些苦难。在众多知青的回忆里,讲的太多太多了。在我们像祥林嫂一般唠唠叨叨讲述这些昨日的苦难时,我感觉到了伟大领袖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这是我们这代人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开始体验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苦难,真正了解和懂得了中国社会的真实一面,真正开始思考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路(今日提法)、什么是我们这代人的未来! 生活的艰难只是在感觉器官上的一种感受,精神上的苦恼是对最大的折磨。那时,在我们知青群体里,思考者不多,迷茫者不少。用伟大领袖的话来说,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样的人大有人在。你还能干什么?劳动等于在改造!极个别的人通过各显神通的本领,靠着参军、“推荐”上大学、进入工矿企业离开的农村,对于还留在那里的知青无疑是一种精神的摧残和折磨。哪年哪月,我们才能回到故乡的思乡情绪占据了所有知青的心灵。以至于最后,那些当初口号叫的最响的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在大返城的时候跑得最快。精神的奔溃在一瞬间一泻千里。 那时,这样的状态,我们感受的毛泽东是什么呢?依旧是带领我们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前进的世界革命领袖;还是使中国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统帅;还是掌握着解放全人类的必胜之路的舵手;还是指导我们伟大的祖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导师! 尽管每天干活很累了,但是毛主席的著作一天不学不行;尽管在骨子里凝聚起怨恨与怀疑,但是不愿也不敢否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是不会错的思想;尽管目睹了苦难的现实,但还是坚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自1949年以来的二十多年的教育,使我们对于领袖的崇拜到了盲目的地步。这也许就是毛泽东的魅力,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开国元老们对他的顶礼膜拜,不然就无法解释一场人类的浩劫在中国的大地上能畅通无阻地长驱直落。在那个年代,即使被打倒了、即将死去的人最后还会高呼毛主席万岁,这宗教般的迷信使整个国家堕落到万丈深渊。如果我们还不觉醒,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
历史记住了这一天:1971年9月13日。当年传达中央文件的时候说,林彪跑了,在外蒙古那里自我爆炸,死了! 那一天,我们都惊呆了。这是伟大领袖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啊!连这样的人都在暗地里反对毛主席,那么全国会有多少人在干这样的事情呢?太可怕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是一位除了伟大领袖以后,谁也不许反对的人物。共产党的“九大”在《党章》里都把他列为“法定”的接班人了。好不容易把刘少奇这位隐藏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揪了出来,怎么下一位接班人又是隐藏的很深的坏人?等等! 一下子是面对着许许多多无法自圆其说的解释。核心的问题是,毛主席难道也会犯错误,也会选错人?他不是“一贯正确”的吗? 记得我在云南农场听完传达以后,一直在思索这些问题。但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没有人敢公开讨论这个极其敏感的事情,没有人在公开的场合说出自己真实的心里话。不敢啊。 那一刻,我们开始醒悟了! 为什么? 必须佩服毛泽东的气概。那份代表林彪企图政变的《571工程纪要》也传达了,但是效果适得其反。在这份《纪要》里,我们看到这样一些话——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看到这里,我们都惊呆了!一位“接班人”对于政局的看法居然是这样的。这与我们接受的“正面教育”是截然相反的。难道这些都是真的吗?我们那时对于“变相劳改”和“替罪羔羊”八个字是在暗地里津津乐道的。感觉说的没错呀。我们遭遇的事实在证明这一点,加上看到的其他一些社会现象,如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干部问题等等,都是在“文革”中耳闻目染的事实。只是林彪说出来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至今没有证据证明这份《纪要》是林彪亲自制定的),说出了大家埋藏在心里不敢说的话而已。即使在当年传达这个纪要的时候,我们也是大气不敢吭。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一场所谓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会爆出如此的结果。这难道是在说明这场革命的破产吗?! 接下来的事情是大家都熟悉的。在一声声“打倒林彪”的口号声中,我们该干嘛还是干嘛。狠批了“变相劳改”的论调以后,上山下乡立马进入了要求你永远扎根在农村的高潮。说是要与林彪对着干,与修正主义路线“决裂”! 最为震惊的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对于毛泽东可以做出这样的评价—— ……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指毛泽东)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 即使在今天,我们再次重新看看这份《纪要》里的话,至少感觉他没有说错多少。这是当时最真实的情况。至于林彪要暗杀毛泽东,则是另外一回事情。在网络上流传了许多“秘闻”,直指林彪的这个企图似乎“证据不足”。这是党的事情,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们切身的感受是这些对于那个年代的评介,对于毛泽东的评介。 在那一刻,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加之上山下乡的切身感受,对于在心里一贯崇拜的毛泽东开始怀疑了。对于这场“文革”开始怀疑了。那时,看见身边的一些“高官”在恢复了职务以后把自己的孩子“捞”回到城市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愤恨油然而生。凭什么要我们在农村永远待上一辈子呢,难道我们都是后娘生的! 迷失方向的我们,是何等的苦恼啊。就像多多在1974年创作的《无题》诗歌里写道的—— 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那阴魂萦绕的古旧中国的梦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中国知青文学史》) 林彪死了。至今对于这个曾经把毛泽东吹捧到天上的人是否已经盖棺定论,还有巨大的争议。相信历史一定会作出公正的结论,只是这个留下的耻辱对于“伟大、光荣、正确”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罢了。但是,林彪事件对于全国人民真正认识到“文革”的罪行无疑是一个清醒剂,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的觉醒从那一刻开始了。 在结束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想摘录一段中国妇女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林莽的诗》一书里《26个音符的回想──献给逝去的岁月》。这首诗写于1974年夏天到冬天。 O: 专制的幕布,幽禁了大理石的雕像 五线谱在钢琴上发出刺耳的喊叫 在这个盛产高音喇叭的国度灰制服中 有女人柔美的肩肘 谁树起的旗帜下,有一群肮脏的狗 S: 子夜滚过巨大的雷霆闪电 映出一个奔逃的鬼影 紧紧抱着那些由于惊恐而麻木的心 被迷惑的肉体处在急骤的冷雨中 庞贝城颤栗着,威苏维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W: 那个巨大的幽灵,丢失了自己的躯壳 它绕过伦敦雾,向雨中的巴黎走去 然后在大西洋的彼岸徘徊 被阉割的人群向它呼唤着 它走了,历史也没有回过头来 解释一下,这首诗原名“纪念碑”,有50节,后删成26节。“闪电中映出一个奔逃的鬼影”指林彪。1974年是文革最黑暗的时候,林莽一度抱着绝望的心情,此诗正是在这种心情下写作的。(《中国知青文学史》) 绝望与希望。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仰望天空,那时给我们的答案是“批林批孔”。又一次的运动继续折磨着我们。那一刻,我们对于毛泽东的感受绝对不会是“正面”的。
在农场的日子里,比起那些插队落户的知青来说有一点是值得“自豪”的,那就是每月有固定的收入。至于吃的差、住的差是另外一回事情。想方设法填饱了肚子以后,就可以安安心心地思考一些问题。那段时间,绝对不是像现在当上了领导人说的,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那是极少数人的感觉和体会,我们没有。我们更多的是疑虑,怀疑眼下的一切是否对?在苦思冥想中考虑自己的前途究竟会是怎样一个结局。想来想去感到前途渺茫,生活无望,只好抱着混日子的心态过日子,在每天重复的劳动中打发着无赖的日子。 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麻木着心灵,精神上的苦恼是最令人苦闷的。除了八个样板戏可以麻木一下神经,剩下的就是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还能干什么呢? 那时,在我们的脑海里许多原有的理念在不停地被改变、被扭曲、被粉碎。 从小我们就被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所鼓舞,经常被教育的是: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受苦受难;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是生活在新社会幸福的一代人。但是,什么是幸福呢?幸福难道就是在农场有28元人民币的收入?要说我们在农场还有固定的收入,那些插队的知青就更苦了。我看见一份材料: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翩下放农村劳动,一年到头,扣除分粮款,只落下0.37元。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无钱购买点灯用的煤油和吃饭必不可少的食盐。煤油、食盐都要靠养鸡下蛋解决。因为区区几分钱,打架、吵骂是司空见惯之事。那时,我们就在疑虑:这是幸福的社会主义吗?当质疑声起,立即给你的解释是,咱一穷二白呀,所以需要艰苦奋斗啊!那么,如何奋斗,奋斗到几时呢?没有人回答。这有人在描绘着美好的蓝图,但是蓝图何时实现,天知道! 再说吃。在1978年秋天发生的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的时候,一首出自于知青之手的《油啊,油》的打油诗很能说明问题: 大家都知道,炒菜要放油,油啊油,为了要点油,脑筋都伤透。 刚来一、二年,菜里没有油,我也根本不愁油,身上油水没干透。 过了三、四年,写信给父母,要点油水有道理,父母只当儿年幼,把菜泡在油里头,其实这里没有油。 五年六年探亲走,回家吹吹牛,云南有油不合口,需要带点家乡油。一带就是四五十,吓坏一栋楼。 七年八年难开口,编点鬼话骗父母,又怕父母愁,自己日子又愁过,要到几时好度愁,只想明年真有油。 哪想日子如箭走,八年过去还愁油,伤透脑筋无路走,小孩正好是借口。孩子喜欢吃猪油,最后再骗一点油。 今年怎么办?想想没借口,九年以后再要油,提笔手发抖。年年回去刮,父母没办法,今天找阿姨,明天求舅舅,谁知家家都作难,尽有儿女在外头。 油啊油,真叫人发愁,如果炒菜不要油,省去脑筋多少愁。可惜人啊不同牛,吃菜还得放点油。刮也刮了油,骗也骗了油,求也求了油,今后哪里再搞油,哪里再搞油。 那时,全国人民缺衣少穿啊。就这点“油”,对于知青家庭来说压力会更大。既要维持家庭的生活需求,又要顾及远在农村的子女。一场“文革”,造成了全国人民在忍饥挨饿中生存着。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能吃了一顿肉,便是梦寐以求最奢侈的享受。生活的日用品是计划供应的,口粮是计划供应的,连砂糖、糕点也都凭票供应,更不用说水果了,上饭店简直是痴心梦想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全国人民一色的蓝衣服、绿军装。在当时的城里,人均居住面积仅有一平方米多些。三代同堂不是稀罕事情。在连年的阶级斗争氛围里,我们只有忍受,人人噤若寒蝉、万马齐喑。 我们那时在云南农场生活。我还是采用在1978年的时候做出自于知青手笔的《今日农场》一文来说明那时我们过得是什么生活—— 伙食——白菜米汤不为常,茄子可烧汤。南瓜煮煮一顿菜,死猪人也抢。 住房——茅屋顶上见月亮,四周到处可乘凉,大雨一下满屋湿,赛如泪水呼爹娘。 劳动——锄头砍刀命中定,八年时光它为伴。只见劳动无硕果,汗水得来是凄凉。雨季——版纳不分春与夏,每天雨来湿淋淋。规定下雨也要干,生病之时谁来管。旱季——赤日炎炎似火盒,三十八度不为奇。烤得头昏不敢躲,口号之声要大干。病假——请假如求佛,包裹送前头。小病请假你得笑,大病请假你得哭。 坐车——乘车一次不容易,身贴身来背靠背。车子不翻算命大,要么只好炼脚筋。 过节——每到佳节肉一斤,几天之内由你定。馒头饺子全靠它,客来另得动脑筋。 文化——电影几周放一次,小说连队找不到。闲谈蜚语一夜过,扑克噪声震星空。 官人——小车一溜烟,楼房沙发椅。轻按后门钮,招财有权术。 我们在疑惑,从1949年至今快近30年了,怎么我们起码的温饱都解决不了?在遥远的边疆农村里,甚至有百姓成为饿殍。难道靠着“以阶级斗争为纲”能治理这个国家?同胞之间实行的是“斗争哲学”。“八亿人不斗行吗?”“阶级斗争无处不在。”这不是“窝里斗”吗? 我们那时在云南农场,举起了锄头和砍刀,把一片片原始森林砍伐,说是为了种橡胶,“打击帝修反”。结果是无序开垦造成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毁灭,今日云南数年的大旱无不与此有关。最想不通的是,一个七亿人月人均收入不足两美元,但是自我号称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与如今那个自吹要建立“强盛大国”的朝鲜有什么两样呢?倚靠着粮票、肉票、布票、商品券等控制着人民生活、计划着人民生活的国家,不去看看人民缺衣少食的现状,却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是“丰衣足食”的伟大国家国家,简直令人不敢想象这是在讲老实话。那时,别说什么私人汽车、冰箱、彩电、洗衣机等,连手表、收音机、自行车都是稀罕的、需要配给供应的,穷到这样的地步还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隐藏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念念不忘自己身后是否会遭到骂名而全然不顾人民的死活……。这些活生生的现象在对我们提出一个个思考、疑虑的问题,这样下去,国家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自从来到云南农场上山下乡以后,除了体力上持续不断的付出,还要为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付出。从一开始的一打三反,到批林批孔,再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到所谓的评“水浒”。接着就是邓小平的再次被打倒,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们都得了“运动疲劳症”。人心向背了,人心不再是可以随意被宰割的了。越来越多的人可是思考起前途、命运问题,不仅仅是在担忧自己,而是在为祖国哭泣啊! 于是爆发了天安门广场事件,矛头直指当今的“秦暴政”;于是在老人家驾崩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一个巨变。 那时,我们对于伟大领袖的感受发生了变化。虽然在表面上依旧是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在形式上还是装着读毛主席的书的样子,但在骨子里已经从疑虑发展到不信,从崇拜发展到了厌恶,从盲从发展到了思考。 但是,不知出路在哪里! 原来一直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此刻,我们开始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的身上。因为在1975年的时候,曾经看见过一丝希望。虽然很快被扑灭了,但火种已经留在了人民的心里。
我们这代人是唱着《东方红》长大的。“大救星”,是我们心里最为崇拜的人物。在1976年以前,对于伟大领袖是不容许一丝一毫地怀疑、不满、抵触的。那怕是一丝丝的想法,都要立即自我“斗私批修”。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大救星”,听他的话,由他来安排我们的理想、前途,来左右我们的命运。说斗争刘少奇,我们会振臂高呼“打到!”;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整装出发;说林彪是个野心家,我们继续高喊“打到!”;说邓小平要翻案,我们立马说,不行! 跟着伟大领袖干革命,那时是多么自豪的事情啊。从老人家在1968年底发出号召以后,我们一直在农村和边疆接受着“再教育”。何时何年有个头呢,谁也不知道。老人家说“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说完7个月后,他就“驾崩”了。解决什么呢?他没有说。留下我们这些孩子依旧在农村的大地上苦苦挣扎。 也就是在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年的10月6日,中国发生了巨变。包括他的老婆在内的四个人被抓了起来。一场改变在北京悄悄地进行着,转眼间变成了一场全民的欢呼!欢呼什么呢?“文革”结束了,终于结束了。老人家自以为是的两件大事之一被无情地否定了。他一生始终担心的身后事情,终于以他不愿见到的结果出现了。这是天意啊!违背了人心所向,最终是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那一刻,感受到毛泽东终于回到了人间。他是一个人,是一个也会犯错的人。随着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案子被翻了过来,准确地说,发动了这场“文革”是一种犯罪! 在毛泽东死后的两年里,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至少人民在思想上不再受到他的思想的束缚。人民可以在公开的场合里议论他,批评他,当然也可以继续赞美他。不会因为一句对他不敬的话语被处以死刑! 人们形容那时是春天来了。 但是,我们在遥远的农村边疆没有感觉春天。 还是在大山的深处劳作;还是要进行大批判,只是这次换了“四人帮”;还是不知将来是怎么回事情。老干部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官复原职了,城里的工人们熬了十年终于加上工资了,极少数知青精英们跨进了大学之门,农民们终于可以种上自留地了、进行家庭联产承包了,学生们终于可以安安心心读书了,科学家们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臭老九”了……唯有我们这些接受了十年之久的“再教育”的知青,还在广阔天地里继续接受“再教育”! 我们没有感受到春天,在当时是事实。 1600万人啊。在这个数字的背后是多少个家庭啊!那些重新登上掌权舞台的人大部分已经把自己的孩子接回到身边。当时把这个措施说成是“落实政策”,理由是“文革”期间老干部被打倒时,孩子也遭殃了,现在需要拨乱反正了。剩下的是工农子弟,处于无人理会的境地。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些依旧在遥远的地方自生自灭的孩子。 “救星”死了,希望在哪里?“红太阳”陨落了,月亮在哪里?我们靠什么呢?我们还能靠什么呢? 当毛泽东的形象在心中彻底陨落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 你说,“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是对的,那么还要我们去农村接受什么“再教育”? 你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语),那么还要我们去接受需要教育的人的教育?你说,“文革”是一场浩劫,那么我们这个上山下乡是不是这场浩劫的一部分? 你说,要拨乱反正,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那么我们这代人遭遇的不许读书是不是颠倒的历史? 很多很多啊。那时,我们在农场已经开始大胆地议论这些是是非非的事情。原来农场的掌权者都被视作为“四人帮”的爪牙靠边了,新来的掌权者忙着“揭批查”运动,没有人来理会我们的议论和呼声。而从北京、上海传来的每一个消息都是鼓舞人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吹来的是思想上的春风,在鼓舞着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真理。那一刻,我们感受到的毛泽东,不是“救星”。说是“灾星”、“丧门星”有点言过其实,至少他发动了这场“文革”给我们带来的是灾难。 思想冲破了牢笼,带来的是五万还留在云南农场的知青举起了“我们要回家”的大旗,向北京发出了呼喊!写信、罢工、请愿、赴京、卧轨、静坐、绝食。这些以往在电影里、小说里看见的都是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斗争手段,如今用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真的让人难以理解。全国各地还留在农村的知青们纷纷采取了各种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抗议之声。加之在城里的知青家长、兄弟姐妹的声援,一时间知青问题使执政者措手不及。同意知青回城,已经顾不及这是所谓的违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精神了,反正他已经上天了,已经是名誉扫地了。关键的问题是这么多的青年回城,城里吃不消啊。这又是“文革”造成的一大恶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生产、不种地,吃什么、用什么?怎样来安排上千万人的就业?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欠了债一定要偿还的! 累积了十年的债,一笔老人家留下的巨大的债务,终于到了要偿还的时刻。面对着眼前的一切,你还能让我们相信什么呢?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的舵手???还会继续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我们那时一心想着就是回城、回家。不愿意继续在农村混一辈子了,是时候了。当我们心中的巨人象形彻底倒塌后,觉得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从小到大,我们一直被忽悠了。在理想与现实发生了巨大冲突时,终于使我们觉悟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什么“大救星”。昨天是如此,今天是如此,明天还将是如此。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绝对是一个历史的错误。 庆幸的是,我们靠着自身的努力终于回城(回家)了。至今还难忘1978年秋天在云南农场发生的写信告状、集会游行、罢工绝食、北上请愿、不屈卧轨、惊天一跪!这一幕是对于累积的怨恨最终的控诉和爆发。没有人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为什么,因为当人民觉醒的时候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任何顽固势力不能阻击的。觉醒的时候就是一切违背历史的人和事灭亡的时候! 那一刻,毛泽东在我心中的形象破灭了。那时,我突发了一个奇想,要是老人家在建国后不管大事,与江青们逍遥,自得其乐,或者说在“八大”以后就离开了人世,或许他的象形在中国人的心里会不错的。 历史就是这样,无法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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