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人·阉人文化·文化阉人——太监田义墓随笔
作者:赵家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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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人·阉人文化·文化阉人 ——太监田义墓随笔 如果说“四大发明”是中国的四朵奇葩,那么还有两朵世界独一无二的“奇葩”——“阉人”和“妇女缠足”。“阉人”直到大清覆灭才终止,最后一个大清阉人张耀庭于1996年去世。我母亲翁素华是个典型的“小脚女人”,1910年出生,于去年去世,享年102岁。不知中国现在是否还有“小脚女人”在世。上世纪90年代,襄阳宾馆大门口坐着一个小脚老太太,引起了住宿的一群外国人围观,像看什么“稀罕物”,他们在议论什么我听不懂,但从他们的目光里我读懂了“轻蔑”、“可怜”四个字。 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古希腊和古埃及在奴隶制时代有短暂的“阉人”,但很快就被废止。明朝时,两个藩属国高丽(现朝鲜)和越南曾向明朝皇帝进贡过“阉人”。只有中国在几千年皇权专制的社会里“阉人”才一直存在。
不经意间网上看到北京石景山有太监田义墓还附带世界唯一的“宦官历史陈列馆”,引起了极大兴趣,查好了路线,第二天便启程前往。 石景山模式口街东段,京西著名的“驼铃古道”蜿蜒穿行,背倚气势雄伟的蟠龙山,堪称风水宝地,田义墓即坐落于此。田义墓东行几百米有始建于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由御用监太监倡导并集资修建的京西明刹“法海寺”(内有美轮美奂的壁画)和“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 太监作古后,不能埋在家族墓地。可能觉得去了“势”失了“根”,无颜回归家族吧。少数有钱有势或信奉佛教的太监捐款修建寺院,作古后和和尚埋在一起。或者在寺院附近买一块墓地,因寺院大都依山势而建,风水特别好。而大部分做了一辈子奴仆的下层太监,无钱无势,大都埋在现“中关村”一带,中关村过去的名字叫“中官村”,太监又称“中官”故得名。以后改名“中关村”。 田义墓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好、规格最高、石刻最精美的太监墓,因其他国家没有阉人,所以是世界唯一以宦官历史为题材的专题陈列馆。 田义者,陕西华阴人也。9岁时被净身送入宫中当太监,在宫中生活了63年,卒于万历33年(公元1605年),田义一生谨慎小心,侍奉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皇帝。深得皇帝宠信。万历登基后,察视左右,发现田义忠诚干练,可大任。遂逐年提升职务,钦赐坐蟒,许禁地乘马,权势很大,可谓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 田义死后,万历悲痛不已,特赐他模式口茔地一区作为佳城,“树享堂碑厅”。后有十几位太监追随他而葬在了田义的墓地中,因此形成一个规模不大,但内容丰富的太监墓群。 中间是田义墓田义墓历经历史苍桑,随葬品几被洗劫一空,仅剩下墓碑、石刻雕像和残缺不全的楠木棺板。幸而陵墓整体风貌未被损坏。1997年,石景山区文化文物局经整治后着手建立宦官历史陈列馆和墓葬石刻陈列馆。 整园只有我一个人参观,为省电,墓室通道口设有电灯开关。下去之前需自己打开,出来后再关闭。由于一个人,墓室又昏暗,显得十分瘆人,用高感光度拍完上述照片,赶紧离去。 所谓宦官历史陈列馆其实只有三间小屋子,其中一间陈列的是出土的墓葬石刻,一具无名干尸。其他都是文字图片,介绍了中国宦官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展示了太监这一奇特现象,揭示了太监的人生屈辱和历史悲剧。
“阉”人异常残忍,最珍贵的资料是英国人斯滕特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收集整理的北京“阉”人资料。据他所述:北京城有两个号称“厂子”的阉割手术的世家,这“厂子”便是实施阉割手术的外科手术医院:一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另一是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厂子”里有人称“刀子匠”的手艺人是皇宫认可的阉割手术的专家,以替宫廷制造宦官为生计,但朝廷不向其颁发固定俸禄。“刀子匠”的收入是阉人所交纳的手术费,而愿意接受阉割手术的往往都是穷人,大多数没有现银交纳手术费。因此要有身份担保人,手术费可以事后在成为宦官正式进宫领取薪水后补交。“刀子匠”一般都有数名徒弟在身边为其打下手并通过实践学艺,而且这些徒弟都是与其师父同一家族的亲戚。“刀子匠”的职业、技艺都在本家族内部世代沿袭相传,一般不传给外人。 净身需要选好季节,最好在春末夏初,气温不高不低,没有苍蝇蚊子,因为手术后约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有两样东西是必须携带,一是送给刀子匠的礼物,一般是一个猪头或一只鸡,外加一瓶酒。二是手术所用的物品,包括三十斤米、几篓玉米棒、几担芝麻秸及半刀窗户纸。其中,米是净身者一个月的口粮,玉米棒用来烧炕保暖,芝麻秸烧成灰用来垫炕,窗户纸则用来糊窗子,以免手术后受风。刀子匠要准备两个新鲜的猪苦胆、臭大麻汤和麦秆。猪苦胆有消肿止痛的作用,手术后敷在伤口处;臭大麻汤的功用很多,手术前喝一碗让人迷糊,起麻醉作用,手术后再喝,让手术者泻肚,以减轻小便的排泄量,保证手术成功;麦秆的功用不言自明,即手术后插入尿道。 手术过程中,除了主刀者外,一般还需三四名助手。被阉割者仰躺在床位上,几位助手将他的下腹及双股上部用白布扎紧、固定,然后有人负责按住其腰腹部,另外的人则用“热胡椒汤”清洗阉割部位,加以消毒。用于阉割的手术刀是一种呈镰状弯曲的利刃,据说是用金与铜的合金制成,可防止手术后感染,但使用时通常并没有特别的消毒措施,在火上烤一下,便算是消毒了。这一切完成后,主刀者即用镰状弯曲的利刃,对被阉割者的阴茎连同阴囊进行切除,通常分两步: 第一步是割睾丸。刀子匠会把片好的猪苦胆贴到阴囊左右两边。 第二步是割阴茎。这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割浅了会留有余势,将来里面的脆骨会往外鼓出,就必须再挨第二刀,即宫里俗称的“刷茬”;如果割深了,将来痊愈后会往里塌陷,形成坑状,解小便时呈扇面状,一辈子不方便。宫里的太监十个有九个都有尿裆的毛病,这就是阉割的后遗症。阴茎割除后,要插上一根大麦秆,然后把另一个猪苦胆劈开,呈蝴蝶状地敷在创口上。 被阉割者在手术后必须由人搀扶着在室内慢走两至三个小时,然后方可横卧休息。手术之后的三日是被阉割者最难熬的时光。在这三日里必须躺在特制的门板上,双手、双腿都被套锁牢牢地捆住,根本不能动,目的主要是避免触摸创口,以免感染。因为当时没有太好的止痛消炎手段,为了避免伤口感染,阉割手术后三日内不得饮水,但这段时间之内由于口干舌燥以及伤口之疼痛都会让人难以忍耐。待三日后拔去麦秆,倘若体内积累下来的尿液若能对外喷射如柱的话,则阉割手术即告成功;如若不然,被阉割的人则会痛苦地生不如死。手术虽然成功,但痛苦并没有完全过去,最重要的是抻腿。每抻一次都痛得心肝碎裂、浑身发颤,但这对阉割者来说是必须的,否则可能导致腰佝偻,一生都不能伸直。就算是如上文所述那种粗鲁的阉割方式,也鲜有失败之例。根据斯滕特长年搜集资料调查后的结果,也仅有一名三十岁男子在手术后流血不止死亡的记录。 被切下的阳具称为“宝”,在通常情况下刀子匠会在经防腐加工后把这东西像“宝”一样地藏起来,而被净身者却无权要回。“宝”一般会放入“升”中,用大红布包好,小心地放置在室内高处,称“高升”,取升至高位之意,借以预祝净身者将来走红运,步步高升。等到将来净身者发迹了,赎回自己的“宝”,刀子匠就可以趁机量财索讨。赎回自己的身上物,阉者称为“骨肉还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喜事,仪式非常隆重。也有由净身者家人自己保存的情形。过去乡间贫苦人家,高处莫过于房梁,因而多将之垂吊于梁上,每过一年升高一截,以祝愿孩子能够在宫里“步步高升”。 保存“宝”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为了做宦官后升级时查验,以证明阉者身份,即通常所说的“验宝”,宦官为应付“验宝”至少要支付五十两白银才能从刀子匠那里赎回“宝”;二是将来宦官死后,要将“宝”放进棺木里一起埋葬,因为宦官们希望自己到另一个世界或转胎之时能恢复男人的本色;三是因为中国传统中“身之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宦官作为刑余之人已属不孝,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能传宗接代则属于不孝之甚。将“宝”加以保存,死后随棺而葬,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寺人、阉人、公公、宦官、宦者、中官、内臣、内侍、内监等。阉人是奴隶制社会的产物,在奴隶制社会中,部落之间战争,征服异族后,残忍得把俘虏“阉割去势”做自己的奴隶。大概“阉”的目的就是让敌方断子绝孙吧。我国最早出现“阉割”二个字是出土的甲骨文。 从上面图片可看出“阉”字的左边是男人的巴儿,右边是一把刀。“割”字的左边是一把剪刀,右边是巴儿。说明在殷商之前就存在阉割现象,中国的宦官至少有四千年的“悠久”历史。再就是犯罪后,仅次于死刑的“阉割”,称为“宫刑”。汉代司马迁,因替“投敌”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受皇权专制的“宫刑”。这样灭顶之灾的劫难,没有摧毁司马迁的意志和理想,反而激励他置死地而后生,在悲愤中成就《史记》,成为千古佳话。 中国宦官制度的长盛不衰,有其深层次原因。其一是政权安全的需要:皇帝是天底下至高无上的权威,全国所有宗庙地产都属于皇帝一人。没有绝对纯正的血统就不可能保证其权利和财富的一脉相承。既要确保皇家血脉的安全,又要负担宫内繁重的劳役,还要肩负宫外事务,就只能选择宦官。其二是后宫安全的需要:后宫女子包括宫女在内成千上万,而男人只有皇帝及其未成年的子孙。无论皇帝是如何金枪不倒的猛男,绝大多数嫔妃宫女还是处于性饥渴的怨妇。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宁让宫内红颜薄命,也决不允许红杏出墙。只有宦官才能保证不让皇帝不戴绿帽子,维护皇帝这份尊严。其三是心理安全的需要:在皇帝看来宦官无子女、无野心、无依靠、无情感纠葛,会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效命。 宦官的“宦”字其实是由“宀”(宝盖头)和“臣”两字组成的会意字。“宀”的原意为祭祀祖先的宗庙,而“臣”字的原意是在战争中俘获的奴隶。传说中的传国玉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八字,而中国皇帝也以真龙天子自居。既然皇帝是神的代言人,那么皇室的宗庙就成了神庙,在后宫侍奉帝王后妃的便是“宦”,“宦”字便由此会意出“侍奉神明的奴隶”的意思。 英语中与“宦官”相对应的词是“Eunuch”,其语源来自希腊语,原义为“守护床第的人”。 而宦官则往往利用在宫廷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攫取极大的权力,甚至操纵帝上。这些人数量不多,但奴性十足,狡黠阴险、残忍狠毒。一旦成为皇帝的心腹,更是谗谄佞邪,毫无顾忌。他们结成死党,挟持皇帝,假传圣旨,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陷害忠良,甚至可以废立以至杀死皇帝。在我国专制社会历史上,宦官专权曾演出了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东汉、唐、明三代为最。秦朝的赵高,东汉的侯览、张让,唐代的高力士、仇士良、田令孜,明朝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以及清代末年的李莲英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世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还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达千万两,珍宝无算,富可敌国。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历史上也有不少有作为的宦官,像蔡伦(造纸)、郑和等。郑和原名马三保,11岁明军征云南。三保父亲去世。被掳入明营,遭宫刑迫害。后因马三保因战功显赫,获成祖赐姓“郑”的殊荣,改名郑和。 中国历代宦官的人数以明朝为最,号称10万。清朝改革了明代臃肿的太监机构,并制定了管理制度即宫规宫法,将明崇祯末年的9万多太监,削减为9000人。清朝太监的等级极其严格,清朝宫廷内设有管理太监的机构称“敬事房”。下面有大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小太监之分。发展至清代末期,太监等级更加复杂。如此层层节制,一级管一级,统治得非常密。十万太监那,不说“贪”,光吃就把国库吃空了。 太监结婚不叫结婚,要叫做“对食”或者“结菜户”。“对食”这个名词很形象,从字面上讲就是面对面的吃饭,实际上太监结婚也就是那么回事,基本也就是搭伙吃饭的意思,他们的性意识虽在,但要真正达到满足那就万万不能了,两个寂寞的人走到一起,做一对名义上的夫妻,也权当是自己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吧。 无论太监还是宫女,生活在豪华的监狱里,丧失一切自由,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缺乏的也许并不是“性”,而是与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支持与心灵慰藉。“结菜户”结合方式尽管缺乏性,但对宫女来说仍是具有极大诱惑。一个宫女如果能得到一个有势力太监的保护,其生活将会得到大幅度改善。同样,太监被赐“对食”也是对其地位的肯定。“对食”的两个人并不止于太监和宫女,还包括宫女和宫女的同性恋关系,而且“对食”的两个人具有临时性,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结菜户”倒更接近于现实中的夫妻关系,它一定要由一个太监和宫女组成,两个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要互相负担可能的家庭义务,对感情的诉求也比较高,它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也就在那个“户”字。 据史籍记载,宦官大量娶妻养子出现于东汉,曹操的爷爷曹节是个宦官,娶了老婆,收了义子,这才有后来鼎足三分天下的曹操。在唐朝有一半的太监是有老婆的。很多五品以上的高级太监不但有老婆,有个三妻四妾也很常见。因为唐朝宦官势力大,娶的老婆很多都被封为诰命夫人。
专制帝王是世袭的,皇帝唯恐他人篡夺自己的皇位。一般情况下,皇帝猜忌朝廷的文武外官,总防着他们有外心。但却认为朝夕侍候在自己身边百依百顺、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的内官员可靠。明朝,驻守边关的大将比如袁崇焕,都有皇帝派遣由太监组成的督战组,名为督战,实则监督大将是否有拥兵谋反之心。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颁诏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之态,方能当官。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当时有一个大学问家王船山极力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高蹈的李白,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 皇帝的嗜好决定国人的行动,于是人们都“自宫”以求进宫当太监。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史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宫”的是战国时期寺人“貂”,自我阉割,为的是进入齐桓公的内廷。 据史料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皇帝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为自己唱颂歌、神话皇帝的太监。在南汉王那里当官是显现的阉人,其他朝代都是隐形的阉人,亦即“文化阉人”。有众多的“文化阉人”围绕着有向心力的皇帝旋转,形成了“阉人文化”的“大气层”。几千年来,国民呼吸的都是“阉人文化大气层”的分子,头脑里形成了最丑陋的“阉人国民性”: 1、“官本位”: 慈禧太后喊一声“李莲英”,李莲英马上弯腰打躬,答一声“奴才在”!官吏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高坐八抬大轿,前面鸣锣开道,后面大牌“回避”、“肃静”。平民要下跪、匍匐在地不能仰视。见到皇帝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见到丞相“千岁!千岁!前千岁!”、“身体健康!身体建康!永远健康!”。“官本位”是几千年国民追求的目标,有了一官半职,“权、钱、势”随之而来。“三年清知府,百万雪花银”,直到现在,当官还是迅速暴富的最佳捷径。这就是当代青年人对公务员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我亲身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分房、调工资。你资格再老,工龄再长,也不如刚提拔的年轻干部分的房大。且每次加工资,都是干部优先。 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伤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 2、认为天下只有主人和奴隶(或者近似奴隶)两种人: 把官员按照官衔分成不同等级,把人民也划分等级,比如城市人、农村人,就是工人也划分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国营、大集体、小集体、街办企业等。甚至把这种不平等的等级意识施加在外国人身上,多位大清国皇帝仅仅因为是否下跪这种今天看来可笑的事情拒绝了英国派来进行和平贸易谈判的使节。 奴在身者不可怕,奴在心者最可怜,中国丑陋的国民性,就是因为“奴在心”。 早在西周时期,古代典章文物,俱掌于官府;礼、乐、射、舞器,都藏于宗庙。民间无书无器,学术专为官有,教育非官莫属、非官莫能。当时是学在官府,官师合一。至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界的“黄金时代”,学术繁荣,官学衰落,私学兴起,教育冲破了“以吏为师”的局限。诸子百家、争鸣于世。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鬼谷子等等都办过“私学”,广纳弟子,有教无类。培养出许多可圈可点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也传承了百家思想,至今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总要号令划一,才有“初并天下,罔不宾服”的气象。但各家之学,纷然不一,书生意气,议论杂嚣,让自命不凡的君王和权臣听着心烦。为君王信用的学派便乘机从政治上构陷其他学派,把学派之争归结为君权的存废、政权的争夺。于是,秦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在焚书的同时,禁止私学,规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他一概废止。不听话的就从肉体上消灭。虽然不可能统统杀掉,但坑杀几百也足以令人噤口不言。秦皇对文化进行了“阉割”,首创了“阉人文化”。定法家学术为一尊,实行高度的文化专制。 短命的秦王朝未曾出现什么著名的思想家也不曾有什么传世的学术著作,只有一个发明“以吏为师”的李斯和一桩焚书坑儒事件,成了后世论述秦代思想史的单调话题。以吏为师实行的结果如何,未见记载,但从秦王朝只存在短短15年,至二世而亡,应当可以窥见端倪。 秦国实际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教师了,都是朝廷编制的有级别的官吏,这些所谓老师,级别不一定高,是朝廷的官吏却是无疑的了。教材是王法,教师是“吏员”,于是“以吏为师”的国家教育制度就被确定下来了,这个制度一直延续至今。秦以后,虽然私学有所回潮滋长,但是官学绝对是处于主流地位。以后列朝列代是“只做不说”,基本上皆以官学为教育制度。因此,我们的老师,一直是“吏员编制”的,有行政级别,属事业单位、享公费医疗。皇恩浩荡,拿着皇帝的俸禄,替皇帝教化人民,必须忠诚于×的教育事业。 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噬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在“阉人文化”的高压氛围中,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文化阉人”。 龚自珍曾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自我阉割——“文化自宫”,“文化自宫”文革期间达到顶峰。 “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郭沫若经典诗作——郭沫若文选第十二卷七百六十五页) 网上报道了2014年教师节北大国宝级大师、北大哲学系终身教授、《儒藏》总编纂汤一介先生逝世,享年87岁,习近平曾专程前往看望。汤一介先生文革中曾抽调到四人帮喉舌“梁效”写作组,汤一介由被批斗的状态被调去为伟大领袖工作,心里感觉特别荣耀。于是就“文化自宫”。“批林批孔”中,秉承旨意,罔顾历史事实,令国人失望。粉碎四人帮后,在监狱里面蹲了快两年,汤一介终于等来了一纸“不受追究”的结论,此时的汤一介已是半百之人。 从此,汤一介开始了真正的哲学研究。一旦回到正常的学术道路上,汤一介的才华就立刻显露出来。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讲魏晋玄学,堂堂爆满,不得不一次次更换更大的教室,才能勉强让学生们立足。 对郭沫若网上一片骂声,我们应当理解他们,毕竟是在那种高压政治氛围下。文革前后,普天下那个敢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副主席健康!健康!永健康!”。假若我是汤一介,也会屁颠屁颠地跑去“自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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