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铁匠——写在教师节
作者：三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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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铁匠——写在教师节
作者：三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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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铁匠 ——写在教师节 偶然从邻居家的收音机里听到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惊讶英语居然能念得如此动听。暗自萌生了从头学英语的想法，那是1973年寒假，高一。 收音机贵，家里买不起。学英语大抵只得找个好老师，那时学生登门请教，先生高兴都来不及，决不收费的。我坦言以前不想学英语主要是老师语音不行。我的初中英语教师，本是教数学的，仅凭着对英语朴素的热爱和多少有点不计后果的闯劲，就迈上了英语讲台。或许他阅读和翻译还凑合，一张口就煞风景了。他爆突得厉害的门牙关不住风，说母语可意会，念英语则差不多是一种恶作剧。你根本无法从他的范读中体会到唇齿音和空口音的差别，也辨不出清辅音和浊辅音。但师严不可轻犯，我们常常好不容易忍住不笑，课却是听不下去了。于是课上课下，功夫全用来背单词，说听英语的兴趣日淡。 高中英语教师倒是外语学院正宗科班出身，但学的是俄语。因中苏交恶，国内已中止俄语教学，不得不改教英语。俄语教师改教英语乃是历史的误会，对他本人来说更是历史的无奈。他的语调分明带有俄语的弹音，同时，为了让同学们了解发音时的口形，他唇舌的动作十分夸张，反而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我就时常担心他包不住口水，会沿着嘴角流下来。 该老师最大的优点是知道谁比他强。他戏言若能从县城下南街铁匠铺里那个美国铁匠口中拾点牙慧，英语水平想不提高都难。 美国铁匠姓W，本地人氏。因曾两度留美，也曾久居美国，持有绿卡，说他美国不算离谱。其实，他就是我心中想要拜师的第一人选。W老师的故事，县城无人不知。 县城生活平静散淡，无风物可言。难得八百多年前陆放翁宦游此地，留下“农家农家乐复乐，不比城中争夺恶”的感叹，不乏地偏心自远之意。朱德报考云南讲武堂时曾假本县籍贯，而真正从这里走出去的最大人物，共产党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国民党的是一个战死在抗日沙场的川军师长，国民政府曾在县衙后山上为他立了一座古埃及式的白色方尖碑。碑毁于文革，我只依稀记得他姓白，名与字都忘了。小城里有些见过大世面的人，禹王宫那个清瘦的老挑夫，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小东门有个书气的老太太，曾与刘和珍一道在段祺瑞执政府前示威，经历过血雨腥风。她常去河街看望的一个老处女，则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因神经受过刺激，69年备战时被遣散回家。斯人整天倚在院落大门的阴影里，冷不丁冲路人来句“Good morning”!吓人一跳。 那些沉淀在社会底层的人，还有疑似不忠而被遗弃的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投诚军官，学文科的欧美留学生。这是沧海横流之后的历史印痕。这些人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铁匠。 1956年，30岁的W先生自称“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举家回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美国他先后拿了经济学硕士和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据说蒋介石曾在南京接见过他，问他有何抱负。回答竟是将来竞选行政院长，足见心胸之远大。W妻也留美，学化学。回国后两人都在北京的大学里任教。但他们的幸运之船就此搁浅。翌年，他们因涉“特嫌”被捕。经查明，W妻留美前确系国民党CC特务。判无期徒刑，特许在狱中继续研究化学，戴罪立功；W先生无辜，当庭释放。但受知情不报之累，开除公职，发回原籍。 不该发生的事情一旦发生，就必然按错误的逻辑来演绎。回到家乡的W先生乡音未改，只是多了点咖啡味，把方言中土得掉渣的字洋化了。他要求到师范学校教书，却被指定去一所勤工俭学的民办初中。那里的学生每周劳动三个下午，劳动所得全部无条件上交学校。换句话说，教师的薪水基本上要靠学生的双手去划拉。用当时的流行说法，该校的办学宗旨就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学生勤工是第一要务，至于俭学，只能学到哪算哪。清理阶级队伍时，留过洋的W先生第一个被清洗出去。“造反”当局本着给予出路的革命人道主义原则，令W先生改行打铁。城关镇办铁匠铺只有个孤老头，几辈人打铁为生，小手工业者，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正好监督W劳动改造。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方式的代表人物，在特殊的时期走到同一屋檐下，也是造化。 到哪个坡唱哪个歌，W先生很快进入角色。他深度近视，用两条橡皮筋绑住眼镜腿，绕过后脑打个结，和老铁匠一样，浑身只穿一条短裤叉，一手用铁钳夹住火红的铁件，一手冷冷的挥动铁锤，一锤一锤毫不含糊地砸在铁件上。看铁件渐渐变暗变硬了，重新插入炉膛，一手把风箱拉得山响，一手顺势抹去额头的汗水。这一擦，除了眼镜和牙，脸上早黑成一团了。当铁件再次烧红，象初升的太阳明亮又不甚耀眼时，钳在铁砧上重新锻打成火铲或是镰刀，最后放入洋铁桶中淬火。铁件在水桶中发出痛烈的嘶叫，一股淡蓝色的蒸汽应声腾起。一件簇新的铁器摆在铺板上，闪着愉悦的幽蓝光泽－新的生命的光泽。 有学问的人认真干起有点技术含量的粗活来，粗的变细，细的变精。不到半年，W先生的活计便超过了师傅。老铁匠放心地退休了，把铺子交给了这唯一的接班人。县城某高中教师揶喻W先生为“美国铁匠”，这个雅号在县里知识阶层不胫而走，闻者大都会心一笑。 下班了，美国铁匠用煤灰压灭炉火，一块一块上好铺门板，关上大门到屋后冲凉。等他走到大街上时，俨然换了个人。稀疏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向后脑，衬衣雪白，棕色接尖皮鞋铮亮。人说他对服装从来很讲究，哪怕是对挨批斗时必挂的牌子，也不马虎。他用硬的纸板自制牌子，随时备用。牌子的大小与自己的身材成适当比例，尤其是挂绳要稍粗一点，免得把脖子勒出血痕来。他个头不高，腰背挺得笔直，但走路时右肩明显倾斜。这算是W先生的标致性符号，但并不妨碍他两眼平视，且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当然，一路上也没几个人跟他打招呼。 我和两个同学在一个傍晚走进美国铁匠家里，想拜师学英语。 这类见面总是戏剧性的。W先生没有一点精神准备，他正在吃饭，没戴眼镜，房间里只点着一盏25瓦的电灯，光线昏暗，也看不清这三个学生娃娃的高矮胖瘦，只是出于礼节，叫我们自己找个凳子坐。我们也就厚着脸皮坐了下来。W先生继续吃饭。桌上有一架手摇留声机，正放着一曲抒缓的室内乐。房间里只有音乐和咀嚼声，还有W先生轻轻踩在地板上的节拍声。我静静地注视着未来的老师，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坏笑，如果音乐的节奏加快，老师的嘴可能会忙不过来。再说，老师长得真丑。造物主显然开了个玩笑，用漫画的笔触勾勒了他的面部轮廓：象征智慧的额头象一壁危岩，拼命向前凸进，仿佛一心要探明鼻子以下的一切，而上嘴唇则坚决缩入鼻子根部躲起来，弄得厚厚的下嘴唇不知所措的悬在半空中。单看额头，W先生象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四川民间相面有“前凸金后凸银”一说，至少验证了W先生的前半生。他能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 W先生吃完饭收拾了碗筷，微笑地坐在我们面前。我们忐忑地说明来意，W先生听完举起双手，朗朗一声：Let’s begin !很美国！ 我们用的课本，是本英文小册子，大致叫《The story of Betsy》吧，第一课是“Betsy and her younger sister”。那本小册子是同学的哥哥文革中在学校图书馆抄家顺手拿回来的。他喜欢书里的钢笔插图，没舍得往破“四旧”的火堆里扔。幸亏他这点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才让我们在文化沙漠时期找到了一本非政治的英文初级读物。W先生也很喜欢那个读本，说十几年没有见过纯正的英文了。他的读音不是纯正的英语而是美语，听起来比收音机播的英语讲座自然，亲切。收音机里老师的发音过于甜腻，那富有歌唱性的语音和节奏，更象是朗诵而不是说话。W先生不时从一个单词或词根引出一段掌故，让人觉得轻松有趣。第一堂课上完，我很兴奋，又说不出为何兴奋，似乎有点“朦胧淡月云来去”的意味。 W先生与我们约定，以后每周三晚上七点在他家上课，必须守时，其余时间不要去找他。我们领会并感激W先生的用心。那个年代跟美国铁匠学英语，传出去绝不是一段佳话。 接触的时间长了，我们与W先生之间的话题也多了。当然我们不谈现在和将来，只谈过去；不谈政治，只谈宗教和哲学。他是个无神论者，反对宿命，信奉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认为实用主义传承了亚里士多德学说，是美国思想的精髓。（他不会不懂，那时喜欢正在受批判的哲学流派，后果可能很严重。）后来我上大学时专门买了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来读，如叔本华说的那样，在思想上“被人跑了一回马”。 W先生喜欢看电影，最爱看科教片和新闻简报，尤其是邓小平乔冠华在联合国，基辛格尼克松访华的纪录片，每每连看几场。他说要用心去体会编导的构思，欣赏摄影师的构图，从细小处看大境界。我猜他大概喜欢新闻中的国外报道，说不准那一天会从银幕上再见曾经游历过的地方，一定很感概。W先生回家就放唱片听音乐，主要是西洋乐，音量调得小小的。我最早聆听西洋乐是在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出现的四小天鹅舞，觉得那段音乐就是童话的化身！但确实不真懂，包括W先生放的曲子，只感觉悦耳，心里有股异样的把握不住的气流在廻旋。我想，能吸引W先生的音乐必然很高雅。也许，正是这些感受在我和未知世界之间架设了一座神秘的桥梁，或是在愚昧和封闭的现实中，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让我呼吸到了一种全新的空气，尽管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生活会因此改变吗？ 有一点可以肯定，生活从不抛弃任何人。无论你贵贱富贫，只要你站在早晨的窗前望着太阳升起，都有一份好心情。太阳照在脸上总是热的。W先生积极的生活态度使我悟出这个道理。W先生在美国爱打网球，回国后再也沾不到网球的边了，他就改打羽毛球。自己打，也鼓动许多青年学生打。甚至全然不顾自己让人躲避不及的身份，三番五次跑到县体委，执着地要求举办全城羽毛球比赛。而体委主任居然最终屈从于W先生，从某年的“5.1”开始，真的办了个每年一度的“红五月”羽毛球赛，美国铁匠是当然的种子选手。选手中还有县委书记的女儿，一个向来素净低调的高中学生。那年月，留学西洋的本是稀罕之物，不管其生活境遇如何，人们内心深处对他们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尊敬。 比赛期间，W先生像过节一样高兴。T恤，西式短裤，高齐小腿肚的白袜，配上网球鞋，在一片灰、蓝色中山服中很扎眼。那一刻他一定以为自己走在加州的某个小镇上。他用从美国带回来的网球拍打羽毛球，从不更换。看他双手握拍击球的动作，与其说是习惯于打网球，不如说他在努力延续一个梦，一个源自大洋彼岸的梦。退场后他就站在树下，一边擦汗，一边远远地望着热闹的人群。他其实很孤独。孤独，不一定是形只影单，内心的寂寞才是无边无际的。他为小城公民做了件有益的事，让人们享受到了一份节日般的快乐。而他，不属于这快乐的人群。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一个意外，使我们的英语课过早地夭折了。有天下午同学三人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因一句话的翻译争论不休，想找W先生裁定。年轻人的冲动使我们都忘了非周三晚上不见之约，我们说去就去了。W先生的邻居，一个有良好教养的白面小生，一反矜持的常态，主动告诉我们：W先生不在家，改天再来吧。但我们没走，坐定在石阶上非等W先生回来断个输赢。不料约半小时后W先生的房门打开了，一个十八九岁的胖大女子低头快步走出来，W先生则在门内尴尬地向我们打招呼。惊愕之余，我们三人不约而同扭身就走，头也不回各自回家。 我至今无法为当时的激烈行为作出令自己满意的解释。在那时敢于尊落魄的W先生为师，撇开对他出于良知的同情，对他学问的钦佩，还有我们的单纯和无畏，以及我们叛逆的年龄。那个年龄的人往往自视甚高，缺乏包容。尤其不能容忍自已崇奉的老师，不过是个庸俗的、无耻的伪君子（当时我们这样认定）！拜师“学艺”，激情开始，闹剧收场。诚如圣人所言，过犹不及。 1980年，W先生终于回到了大学讲台，听说就因为他写了一封信，托他的本家，北京某著名演员直接递交到邓小平处，就这么简单。世界上的事情原本都简单，是人们自己搞复杂了。不久W夫人也获释，与W先生团聚了。我很为W先生高兴，由衷的。他，我，我们不幸的民族，都有充分的理由谢谢小平。W先生教书的大学与我读书的大学同在一城，同在一隅。站在学校的小山坡上，能望见W先生教书的大学主楼。但我一直没去看过他，大约是羞于再见吧。遇到用“yes”或“no”均说不清的问题时，最好避而不答，正是W先生当年的教诲。同乡同学透露，县有关部门当着W先生的面，销毁了他的所有“黑材料”，并问他对组织有什么要求，他沉吟良久，纳纳自语：千错万错，不该回国啊！这句话我曾亲耳听他说过，他说这句话时两眼茫然望着面前的墙壁，但目光没有聚焦，分明是飘散在空气中，象崂山道士一样钻入墙壁之后的虚无。 2006.10.9初稿 2014.10.9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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