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顶子红了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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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顶子红了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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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顶子红了 <一> 从粉碎"四人帮"后，柱子就开始不间断地信访、上告，算起来足足有百次之多。 他要搞清自己为什么会被公安局某分局"强制组织劳动"，最后又被押送到新疆，受了近30年的罪；他更对莫名其妙被拘留十一天不服，对被关押三个月不服，对被注销城市户口定为危险分子不服，对被押送到新疆强制劳动不服。所以，他就像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犟秋菊那样，中了邪似的到处奔走，想讨到一个说法。 他这"老上访"付出了20多年的时间与精力，却始终讨不出个明确说法。看来，他没有电影中秋菊那样的好运气。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劳而无功，他终于在1996年搞清了自己被定为危险分子的原因，并在1998年有了失而复得的北京城市户口。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他总算弄到一张《组织劳动生产人员登记表》的复印件。那上面赫然写着他的主要问题：该人过去曾有偷窃、流氓、打架等行为，当前对现实极为不满，认为其父不该被改造。自己无长期工作，认为都是派出所捅的，因而心怀不满。1966年5月派出所找其谈话进行教育时，他公开说，"我打了一把刀子，没有工作找办事处去，把刀子往桌子上一拍，要不你宰了我，要不我宰了你。"并扬言要杀办事处的某某，还声称要往中南海里撞，去找毛主席，并叫嚷说，"闹也没工作，不闹也没工作，那我就大闹，闹个水落石出。"经教育虽已承认了错误，但危险性仍很大，应强制组织劳动。 表格上还有分局有关处长的批示，同意强制组织劳动。那年，柱子刚好20周岁，身强力壮。他体格一直特好，曾在体校踢过足球。要不是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实在不够吃，再没有多余的能量消耗，体校只好解散，他改为上普通中学，说不定他会成为专业运动员。在体校那两年，主要就是训练与踢球，学文化也就是走走过场。一旦进入普通中学，他学文化课挺吃力。勉强凑合了两年，他只好退学做临时工。 没有正式工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前途没保障。年轻人都讲个远大理想，他当然不愿意这样。可柱子的父亲解放前是个不大的商贩，贩卖过违禁品，1950年被判过八年徒刑。他属于板儿上钉钉的关管家属，焉有好前途等他？ 或许因为父亲的问题，或许因为瞧着他始终就不顺眼，街道的片儿警胡贵总去居委会给他上眼药儿，说他表现不好，有工作也不能考虑他。 惹不起总躲得起，他往往绕着胡贵所在的派出所走。 1966年春天，由于踢球的缘故，他认识了附近另一个派出所的警察小王。小王挺热情，听说他没正式工作，立刻把他带到自己所在的派出所面见张所长。张所长打量着浑身肌肉紧绷的柱子不停夸赞，身体不错，真不错！ 张所长也是位热心肠，听他叙述了困难，抄起电话就给自己认识的修建队书记打电话，要求人家给柱子安排个正经工作。 没几天，修建队书记就把他安置在附近的大学当了水暖工。和他一起去的共有五个人，当时就许诺他们，如果干得好，将来转为正式工人。 柱子的要求不高，只要能有一份正式工作，像周围的邻里街坊，踏踏实实走完自己的一生，他也就心满意足。 和他一起去的以后都陆续转了正，其中与他关系最好的还成为建工局的技术人员。好运却闭起双眼对他不屑一顾。 也就是干了将近一个月吧，一天下午，胡贵到他家来通知他母亲，叫他当晚务必去管片儿派出所一趟。 晚八点左右，干了一天活儿的柱子走进了胡贵的办公室。 胡贵比他大个三四岁，但显得少年老成，一双不大的眼睛时时冒着一股寒气。此时，那股寒气越发大了，尽管快到夏天，柱子的身上却感觉有些冷。 你去找官坊派出所了？胡贵问。 找了。柱子毫不隐讳，你们又不管，我总得找饭辙吧？ 你是我们管片儿的，去那儿找工作，不是成心往我们脸上抹黑吗？胡贵一只手敲着桌子，另一只手摆弄着摊在桌上的一个本子。 怎么着，别人好心给我找了工作，你还想给我撤火？ 不是撤火，你这是不懂规矩。胡贵阴阳怪气地继续敲桌子。 你们难道逼着我去偷、去抢？想到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可能又要黄，他急了，由不得口不择言，要把我逼急了，我就往中南海里闯，去找毛主席告你们！要不，我就给你一把刀子，干脆把我宰了！反正没人的活路……他气得脸红脖子粗，胡贵坐在桌子后面反倒特别平静。听了没几句，竟然冷静之极地捏起笔，不住在摊开的本子上写，根本不搭理他。 咆哮完了，他心里的气有些顺了，打算抬腿走人。 说完了，不再继续放毒了？胡贵抬起头，嘴角挂着冷冷的微笑，在这儿签字吧！胡贵指着桌上的本子。 他一看，与他刚才说的那些话差不离，但经过断章取义，显得恶毒多了。他不由勃然变色，这字当然不能签，他转身准备出门。 还想走？你走不了了！胡贵嘴里迸出的字不多，但一个个像冰砣子一样冷，说完便抄起手边的电话往分局打。 晚十点左右，分局来人把他押进了拘留所。那一晚他一宿没睡，总以为在做噩梦，一觉醒来，他就该躺在家里的炕上了。 然而这不是梦。第二天一早，就有一位审讯员和一位记录员来提审他，让他把昨晚对胡贵说的话再叙述一遍。他如实说了一遍，然后问他们，我又没犯法，该让我回家了吧？ 两人不答话，也不再问什么，仍旧叫人把他押回号子。 一撂三天，他在号子里度日如年。第一是想不通，这到底是犯了哪条儿王法，不明不白就被关了进来？不就是发几句牢骚，骂了胡贵那王八蛋吗？第二是怕老娘担心。娘40岁出头才生下他这老疙瘩，一直特别疼他，知道他出了这种事儿，还不知道会怎么着急上火呢！ 第四天头上，第二次审讯他的还是那两位。审判员上来就莫名其妙地问他，你对国际形势有什么看法？ 吃一堑，长一智，他现在是又紧张又害怕，生怕再说错什么话，让这些警察抓住小辫儿就更麻烦了，哪里还敢开口！ 怎么不说话啊？审判员问。赶紧说！记录员也随声附和地催促他。 局面是怕说错也得说。没办法，他只好开口，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为国家争了世界冠军，连海外华侨都觉得我们祖国了不起，我当然也自豪了…… 审判员转头对记录员说，华侨两个字记好了。然后又问他，你对公私合营有什么看法？ 我拥护啊！ 你们家是不是还在吃股息？ 是，不过很少。 记录员接着问他，你还说过什么落后话儿？什么都可以说，没关系。 他心想，甭看你显得挺诚恳的，这是套我话呢。饶了我吧，跟胡贵说了几句就落得这下场，再说还能出去？于是赶紧说，我什么落后话也没说过。审判员忽然仔细审视着他的眼睛，然后开口说，如果给你一大笔钱，你是踏踏实实工作，还是去周游世界？"我……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想过天上会掉馅饼，这叫他怎么回答？"怎么想就怎么说呗，不就是假设嘛！"审判员说。"那……那我既踏实工作，有可能的话就去海外旅游。""赶紧记好了。"审判员仿佛如释重负般嘱咐记录员。 柱子又被带回号子里，谁也没告诉他究竟犯下了什么罪或错。 直到第11天，换了一位审判员提审，却是宣布对他的审判结果，我们对你宽大处理，不判刑，不教养，定为危险分子，注销户口，送去强制劳动。把他定为危险分子的根据是什么呢？谁也没告诉他。直到30年后，他看到那张《登记表》才恍然大悟。 长大之后，他从没偷过东西、打过架，更没耍过流氓。只记得小学五年级时，他与几个小伙伴曾偷过邻居家的一只小兔子，玩儿过几天。为喂饱那只可爱的兔子，他们到地里挖过几回白菜。当然，男孩子打架属于家常便饭。莫非他的"偷窃与流氓打架行为"指的就是他小孩子时的玩闹？ 至于"对现实极为不满"，"危险性很大"，上面的叙述已很明白。为政治需要，严肃地准备好一个筐，往里头装需要的东西吧。说过的话可以掐头去尾，再经过一番包装，甚至不惜制造种种圈套……然后是定性。
从柱子被叫到片儿警胡贵那里去的晚上开始，他就再也没回过家。宣判之后，他被直接押送到郊区。 当时，他还天真地以为，不就是换个地方劳动吗，强制不强制的有什么了不起！反正得给饭吃，先忍几天吧。等到了地方，他傻眼了。那原来是代号为358的正式监狱。一旦进了监狱，就必得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刚开始不让劳动，天天叫聚在一起学习，逼大家公开表态，一个个写认罪书。互相比着、看着，不交代所谓的罪行根本过不去关。 学习班对这些倒霉蛋来说，好比下面有人拿鞭子抽，上面有人拿绳子吊脖子，逼得你愣往杆儿上拔，上不去也得上。万般无奈，柱子也只有与众人一样，绷着劲儿给自己上纲上线，咬着牙写认罪书。那逼良为娼的认罪书至今还在柱子的档案中撂着。人已经老了，档案也跟废纸差不离了，只能作为他大半生不能忘却的纪念。和他一样冤的大有人在。 譬如有个17岁的男孩儿，原是宾馆看大门的，没文化更没什么见识。有一天，几个外国小孩不知道从哪儿找到几个避孕套，玩够了，丢在宾馆的地上。那时候尚未实行计划生育，避孕套这东西还见不得阳光，离结婚颇远的这位老弟当然识不得庐山真面目，他还以为是没吹鼓的气球呢。于是赶紧捡起来，憋足了气儿吹大。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都讲究个积极向毛主席表忠心，他自然不甘落后，就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在上面写上"毛主席万岁"，然后悬挂在墙上。竟然把老人家的名字与污秽的避孕套联系在一起，这不是恶毒攻击是什么？宾馆保卫科把这事儿定为"恶攻"，但考虑到小老弟出身苦大仇深，暂且网开一面，没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只是送来劳动教养。 柱子在这儿大约过了三个月。这时，新疆兵团的干部直接来到监狱，动员他们去参加边疆建设。 可有见天日的盼头儿了！不少人听得情绪高涨，鼓掌鼓得手都发红。虽说要离开大城市，怎么也比当犯人强！再说了，好儿女志在四方，人家不把咱当人，咱自己还得把自己当好儿女不是？于是踊跃报名，纷纷表明一颗红心。听说甚至还有写血书表心迹的。至于写血书是否真有其事，柱子没亲眼见过，他是在官方文件上看到的。那文件还说，这些被批准去新疆的，是"平时表现较好的"。 但这些"平时表现较好的"却是被枪杆子一路押送进疆的。记得动员过后没多久，就把他们直接押到了火车站。刚从监狱出来，大家激动得直鼓掌。可一看家里人没来送，行李是集体发的，又让男女分开，车站周围还黑压压立着一群持枪的解放军，气氛立时紧张起来。到了车上，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也跟着进入车厢。他们中的明白人又一次意识到上了当，多数人则是发愣，不明白又遭遇了什么。 柱子他们是第三批去新疆的。 后来听说，第一批进疆的，发生了文革中第一起反革命事件，号称"新乡事件"。根据官方文件，事件发生的时间为1966年8月11日下午。第一批1126名"组织劳动者职工"乘上赴疆的火车，行车沿线按押送犯人布置了警卫。当列车途经河南新乡火车站时，车上的部分职工看到车站上有武装民警警戒，遂引起反感，决定不走了。双方因而发生冲突，引来新乡驻军包围车站，使矛盾愈加激化。结果，警卫部队开枪打伤职工四人，支边职工打伤警卫部队一人。底下则传说当时死了人。至于是否真死了，柱子也不清楚，只知道是一次流血事件。 柱子心里其实真不想离开家乡，可不去行吗？火车向西行驶，随着速度越来越快，他感觉自己的一颗心像被一根挺粗的绳子向东揪去，胸口越来越疼。三个月了，他竟没被允许见上老娘一面。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么多天了，老娘一定为他流了太多的眼泪。如果知道他要去万里之遥的新疆，还是被枪杆子押走的，老娘不知道会怎么伤心呢。 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娘亲。从他走后不久，老娘的眼睛就哭瞎了。他走的第二年，老娘嘴里不停呼唤着柱子，带着没见到老儿子的深深遗憾，离开了这个带给她太多忧患与痛苦的世界。（后来我得知，柱子的叙述是失真的。他的老娘和一个哥哥是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的。红卫兵来造老娘这个坏分子家属的反，哥哥竟敢护着老娘。结果，两个人被义愤填膺的红卫兵打死了。我不知道柱子为何要隐瞒实情。但我知道，有些往事过于惨烈，当事人甚至回忆起来都要重新受一次酷刑般的煎熬。他们宁肯遗忘，在记忆中用温和些的想象来代替发生过的真实。） 他们这批人就这么来到新疆。被持枪的警卫押送来的，能是好人吗？更何况是在文革中，人们几乎都戴着极左的眼镜，看谁都像阶级敌人。当地立刻就把他们当做刑满就业人员对待与处理，说他们是"枪杆子押送进疆的渣滓"、"负号青年"等等。 当然了，最繁重的体力活儿都落到了他们肩上，一天只有很少的休息时间。超负荷地干活属于极平常的事情。例如，8个人卸16车水泥，一直从下午6点干到第二天早上10点，整整16个小时，中间只允许休息两小时。人干着干着实在干不动了，有的背着水泥袋子就倒在地上，有的站着就睡着了……活儿累还在其次，主要是政治上饱受歧视。他们不得提干、不能入党，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沦为了批斗对象，甚至惨遭杀害。 柱子仰仗身体好，劳动棒，没挨过大修理。他只在农场实行群众专政时，被挂过危险分子的牌子，在斗争会上天天请罪。但他没挨过打，仅仅属于陪斗。杀鸡给猴看，他有幸没成为鸡，只是猴群中的一员。虽说只是猴子，也得享受戴高帽儿的待遇。与他一起挨斗的还有解放战争中起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员战士。他们岁数不小了，也没能躲过这一劫，高帽儿上画着国民党党徽。当时差不多每连都有三四十个挨整对象，有的没正式宣布为三类人，就糊里糊涂被戴着高帽儿游街，强迫劳动。革命群众认为罪过大的，高帽儿甚至用钢筋来焊，压得人直不起腰。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让他们这些牛鬼蛇神在革命群众面前弯腰、驼背，忘记自己是人。 还不解气，又让这些牛鬼蛇神互相用紫、红药水画鬼脸儿，然后围着操场转，嘴里高喊自己是反革命、破鞋、流氓……只享受戴高帽儿或游街的待遇算相当幸运的，与柱子一起来的不少伙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小李和老王是曾与他关在一个号子里的老北京，三人关系一直不错。一天，小李与老王约他去逛县城，赶上他有事儿没去成，那俩人去了。有个人看见他们在城里又吃又喝，就怀疑钱是偷的，回来赶忙向领导汇报。第二天就开他们的斗争会。两个人当然不承认。有人就跳出来打小李。小李身子骨一直单薄，哪里禁得住打，还没两下，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老王这人向来仗义，看到这情形，立即跳起来说，别打他了，全怪我，钱我偷的，有什么找我说！ 几个积极分子立马冲过来，将他双手倒绑，吊在篮球架上整整一个多小时。等放下来，老王的手差不多废了，两三天后才能动弹，从此便落下胳膊与手经常疼的毛病。 与柱子同来的还有两个，一个叫孟洋，一个叫许军。孟洋先与一个本地的漂亮姑娘谈恋爱，不久即非法同居。后来，这姑娘看许军一表人才，又见异思迁，跟许军好上了。这些当然都成为跑不了的作风问题。斗争的风一刮起来，三个人都被戴上高帽游街，还把两个男的关了起来。 孟洋胆大包天，趁看守不备竟想逃跑。结果被看守们用铁棍子一顿毒打，打得满嘴吐血，惨死于棍棒之下。 许军仅比孟洋多活了几天。他被关在一个摇摇欲坠的菜窖里。正赶上天下暴雨，菜窖塌了，他被捂在里头，活活被砸死。 那时不少人都疯了，眼睛血红，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似乎只想着吃人肉喝人血。
在几乎人人不得幸免的灾难中，浩劫结束了。 新疆有一批上海知青，首先刮起了返城风。这给柱子他们提了个醒儿，被压在最底层，受苦受难最深的这一群终于要求搞清自己的问题了。大家纷纷开始搞上访。 原来有单位的，被单位处理或直接送去劳改的比较好办，一般都能平反并得到一定的补偿。这使倒霉的大多数--像柱子这样没单位、根本没人搭理的羡慕得不行。 也有乐极生悲的。有个姓赵的，因为反革命罪，被单位送到新疆，由当地判刑十四年。平反后，补给他一笔钱，并决定让他回原单位工作。他已经办好一切手续，就等着坐第二天的火车回老家了。这是盼了多少年的希望啊，心里一高兴，脚下的自行车不由骑得飞快，竟忘记了这辆破车的闸有问题。结果，一下子撞在崖石上，坠崖而死了。 明天他就将获得新生，然而却再也没有了明天。他的生命在悲惨的今天结束。 从那一刻起，柱子觉得只要活着就好，因为活着就有明天，有明天就有希望。他开始为明天而奋斗。 他那时已经成家，有了一儿一女。刚到新疆时，柱子的工资只有28块，提高到38块9毛2后，就在原地踏步不动了。直到1974年，中央下发文件，说1966年参加工作的工资应该提高到50块以上，像他这样受冲击不大，当时头上又没帽子的，才享受到这份待遇。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他才敢考虑成家的问题。 对象是经别人介绍的，女方是投亲靠友来疆的四川知青。交朋友前，两人没见过面，只交换了彼此的照片，向介绍人了解些对方的情况，就把婚事定了下来。 柱子对妻子相当满意。人长得漂亮，又贤惠，还是初中毕业生，家里的哥姐都是知识分子，不是赶上文革，她也一准能上大学。人家能瞧上自己这半大老粗，说明自己有福气。 现在，为了妻子儿女，他一要落实自己的问题，争取早日平反，二要带着全家尽快回到北京。但决不能像自己的小姨子那样，为了回城，把个好好的家给拆散。 妻子的妹妹当初在北疆，与一个上海知青组成了家庭。回城风闹起来后，两人都想尽早回家。可上海解决不了四川知青的户口，四川也解决不了上海人的户籍。为脱离苦海，两人最后只好一拍两散，各自回转家乡。老家回了，家却破碎。于是，柱子把家撂下，先回老家去讨说法。 冤有头，债有主。回想起来，之所以落到今天这种地步，都是胡贵这小子害的，他当然得先去找胡贵。 回到老家的住处一打听，胡贵早就不当片儿警，人家的地位直线上升，已是附近一家派出所的所长。 那天，他一推门进了胡贵的办公室，站在当地粗声大气地问，胡所长，胡贵，你还认识我吗？ 胡贵大约已经很久没听人直呼其名，浑身的肌肉明显一紧，盯着他看了半天，却两眼茫然。胡贵的模样没怎么变，只是眼角多了两条浅浅的皱纹，两只不大的眼睛中仍聚着散不掉的寒气。 而柱子的变化太大了。当初他是个精壮小伙儿，如今体格虽好，塞外的风沙却使他满脸沧桑，甚至连皮肤的颜色都变深了，就是几年不晒太阳，恐怕也变不回原来的肤色。 站在胡贵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土头土脑的外地中年人，他哪里会认得出来！ 认不出来了吧？我脱胎换骨了。成了今天这副德行全靠你当初的"关照"！我就是1966年被你送去拘留11天，又被关押过3个月，最后被送到新疆的王柱。 胡贵还在发愣。看样子，经他手送走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他哪里能想得起来！ 这人本来就老成，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大约已快修炼到刀枪不入。他立刻皮笑肉不笑地说，有话坐下说，别激动，千万别激动！这样吧，今天你先回家，把你的名字和找派出所的理由登记下来。按说我已不在当初那派出所，不归我管了……不归你管归谁管哪！没你，我能落到今天这下场？柱子这会儿已经完全没了顾忌，单刀直入地把他顶了回去。 别急，别急，我还没把话说完，更没说不管哪！等我回去把当年的档案找到再说。过几天再来找行不行？胡贵那张橡皮脸虽透着假，说话的语气却挺诚恳，柱子也就不好再急赤白脸闹下去了。 过了两天，他又去找胡贵，胡贵推说档案还没找到。又过了几天，他再去找，胡贵说这问题他也解决不了，得去找分局。于是柱子去了趟分局，分局进一步又把问题推给了市局。 柱子的上访从未间断。时间很快从70年代到了90年代，而胡贵的官职已从所长升为分局局长。 1976年他上访过国务院、市公安局及分局，1978年又多次去分局上访，1983年上访了区政法委员会和分局……球踢来踢去，永远进不了大门儿。 十几年来，只要柱子回老家，例行公事就是找胡贵。他推门就进，人家也不拦阻，仿佛他已是胡贵的老朋友。胡贵在他面前，永远晾着那张皮笑肉不笑的橡皮脸。不愧是老油条，每次总有借口。不是办户口现在还没政策，就是他的条件还不具备……把他当足球往别人的禁区踢。 有时候，他真想冲过去，把那张脸上的橡皮撕下来，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货色。可人家面儿上总透着万般诚恳，嘴里不住说，不就解决户口吗，我帮你。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似乎还挺帮忙，闹得他没脾气。 既然解决户口没指望，他就下决心全力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他明白，这事儿找胡贵根本没戏。当初，胡贵就是始作俑者，有谁会自己抽自己的大嘴巴？1986年，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上访市局与分局了。 那天到了分局，接待他的人叫邵全。邵全明显与其他接待者不同，与他前后共谈过六次话，也不避讳，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 最后一次，邵全表态说，当初分局这样审你，对你这样处理是不对的。我们准备给你平反，你一周以后来听结果吧。 一周后，邵全告诉他，你平反了。平反证明在一室的李怀人那里，你赶紧去他那儿拿。 第二天，他终于从李怀人那里拿到了盼望已久的平反证明。内容大致说，兹撤销王柱强制劳动的决定，因和当地民警谈心定为危险分子不妥，应予纠正。 柱子的手哆嗦着，热血在身上涌动，17年啊，他终于盼到拨云见日的这一天了！ 平反证明在他手上尚未焐热，当晚，一位不知姓名的警察闯进他借住的哥哥家，说自己是分局的，要他明天立刻去李怀人那儿一趟，要给他解决户口呢。几乎从不失眠的柱子那晚兴奋得合不上眼，莫非人倒霉到了头儿，好事就会轮番找上门来？ 第二天一早，他匆忙赶往李怀人的办公室。尽管已不再年轻，他却感觉自己脚下生风，仿佛又回到了20岁的年龄，青春就在自己爬满老茧的手里滚动。李怀人冲他和蔼地微笑，笑得非常动人。他说，分局与市局研究了，准备彻底解决你的问题。你把平反证明给我，我们好据此给你解决户口。你有几个小孩？我们一块儿把爱人和孩子的问题给你解决了。 眼泪从柱子的眼里流下来，他激动地哽咽着，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想，这辈子总算遇见好警察了！他毫不犹豫地把证明递了过去。事后回想起来，当时李怀人的眼睛飞快地转了一下，仿佛松了一口气的表情。老实憨厚的他没有多想，转身回到哥哥家里。 那天之后，他又去找过李怀人多次。这家伙不是不在，就是躲着不见。至于彻底平反及解决户口的问题，从此石沉大海、彻底泡了汤。 还是同情他的邵全悄悄告诉他的实情，否则他会一辈子蒙在鼓里。 原来还是胡贵从中作梗。作为一个派出所的所长，他在分局、市局都有不少关系。听说柱子被平反的消息，他立刻马不停蹄四处活动。 胡贵的努力果然奏了效。柱子仅仅享受到24小时平反的幸福。那幸福来到猛烈，去得也极为迅速，只在他脑海里留下一点踪影。而他竟连一丝证据也抓不住，就这么让幸福从手里溜得无影无踪。 没办法，人家有关系……邵全只有暗地里替他抱不平，却再也使不上劲儿。 柱子尽管头脑没那么复杂，仔细想想也是，如果自己的问题一旦得到平反，胡贵这所长的脸往哪儿摆？如果胡贵错整过的人都要求平反，每人吐口唾沫，说不定就能把他淹没，这所长的位置还能坐稳吗？ 不久，邵全竟遭遇了车祸。一个好人就这么没了。 1987年，分局通知他说，你的问题按市公安局（79）公治秘字某号文件解决。一个蚂蚁大小的老百姓，到哪里去寻官方早已封存多年的文件？ 柱子虽不是属牛的，却犯起了牛脾气。他不能就这么认命，只要有口气，就得挣绷。经过奋斗，他终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看到了这份文件。他一字字抄了下来，与几个兵团战友相约，共同去兵团本部上访，为争取享受支边青年的一切待遇奔走。 兵团政法处的一男一女两位干部接待了他们。 男的说，这文件是专门解决某厂1000多职工问题的，针对性极强。那是公安局建立的劳动场所，劳动对象都是社会上的无业闲散人员，属就业性质。他们的问题是专门派人来疆解决的。你们是从监狱来的，用这个文件就太不合适了，总不能把关押几个月说成误会吧？关于"支边青年"的身份就更不好说了……那个女的操着上海腔截过话头，如果把你们也定为支边青年，那真是对"支边青年"这四个字的侮辱！ 看来，从监狱不明不白押到新疆的，不但从文件中被抹去了，竟连"支边青年"的身份也不配享受。 这事更加激起这批人的斗志，他们开始频繁上访、上告。最终，经过集体不懈的努力与斗争，兵团不得不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及公安部的文件精神对他们落实政策，他们终于享受到正当的政治与经济待遇，文革中放在他们档案中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相应得到清理。 柱子的支边青年身份是1988年随大拨恢复的，政策是按"知青"对待。不久，他成为新疆建设兵团某建筑公司的工人。但他强制劳动的历史问题却始终无法解决，落实原籍户口的问题更是遥遥无期。 人得往开了想。毕竟，这些所谓"渣滓"总算能直起腰杆儿在兵团做人了。 可时间是一种讽刺。恢复了他们支边青年的身份，但他们还有青春吗？头发大部分都已花白，有的已是弯腰驼背，更有的带着永远年轻的生命早已成为荒漠中沙尘……
1988年后，柱子上访的方向还是主要集中于分局。他时不时去找一趟胡贵的麻烦。胡贵的官儿越做越大，那时已是分局副局长。 柱子想，既然这小子让他这辈子添堵，他就该在他眼前多晃几圈儿，叫他也添点儿堵，别光挺着越来越大的将军肚儿得意。 接常不短儿他也去趟法院上访。去的次数多了，人家也认识了他。 1992年，有个同情他的法院干部说，你这类问题实在不属于我们的解决范畴，没有政策可依啊！要不，我们早给你解决了。 不久，柱子来到已是熟门熟路的分局。那天胡贵开会去了，接待他的是另一位官员。那人无可奈何地一摊双手说，你就不要告了，你的上访信全都转到我们这儿了。你看，厚厚一大摞，内容都差不离。 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弄清楚，当初为什么对我强制组织劳动？ 当初处理你是有文件的。不管你认为这个文件对你有效没效，只要没对它宣布作废，你的问题想用法律解决就不可能！那人的态度很强硬。 一气之下，他又来到市局。还是官官相护那一套，接待他的人不但认为分局的人说的有理，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你还想用现在的法律套那会儿（指文革中）的法律啊？那不行，那是文化大革命！如果红卫兵把你弄走了，你找谁去？ 柱子提到与他一起来找的人问题都已解决了。 那人说，你和人家比？，人家是大名人！忍了吧，别告了。柱子又提出支边青年子女在京的落户问题。 他说，我们请示了上级，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当时，大多数"知青"已办回北京，即使本人不回来，一名子女的户口也允许落户京城。看来，虽然名义上把他们算为了"知青"，实际对待还有区别。 第二天，柱子又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咨询。他把自己写的上诉材料拿给律师看。那律师看着看着双手直打颤，拿着材料又沉吟了半天然后摇头说，不能和公安局打交道，那是国家权力机关哪！按理说，你的问题应该属于政策落实对象，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都是以现行法律平反的。可是，责任当初在分局，它不给你落实，就不存在冤假错案了。我看，你还是向人大常委会反映吧！那是制定法律的最高权力机关。 他不死心，先后又去过另外两家律师事务所，得到的回答都差不多。 解铃还需系铃人，可系铃的已把绳子系成了死扣儿。 回到家，柱子的心气儿全懈了，他决定从此不再折腾上告的事儿，小老百姓还是认倒霉吧！ 1994年底，柱子听说北京市局下来一个通知，关于解决某修造厂去新疆支边职工回城落户问题的意见。据说，本人回北京住满十年以上，回城五年患有严重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的，本人是独生子女或父母身边无子女的，符合上述三项条件之一的都可携带没有工作的配偶及待业未婚子女进城落户。当时，他刚看完电影《秋菊打官司》。两件连在一起的事儿重新激发起了他的斗志，他决心像秋菊那样，不依不饶地为自己讨个说法，将户口办回老家。 从1995年他又开始了写控诉书的历程，往各级人民法院寄送，状告胡贵和李怀人。 告状的信仍然没有回音，但他拿着控诉信不时去找胡贵却有了效果。1995年底，胡贵批示分局有关办户籍的负责人酌办他家的户口，并进一步指定了具体承办人，那人叫王谈，要他"尽快落实政策并通知本人"。因为是局长大人交办的，户籍负责人自然不能含糊，也立刻批示"请按胡贵局长批示抓紧办理"。 批示辗转到了王谈手里，他不像胡贵满脸堆着假笑，第一句甩出的话就硬邦邦，有过"偷窃、流氓"记录吗？ 这话不应当问我，要去问你们的胡局长，他最清楚了！听了这话，柱子已是一肚子气，回答当然不会软。 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户口问题王谈一直拖着，不说不办，可也不见他办，态度相当暧昧。 这时有人提醒柱子，这是想跟你要钱呢！他一拍脑袋觉得自己真糊涂，都市场经济了，自己还是老脑筋，怎么忘记了权和钱是连着的呢！ 经常往北京跑，一回来，工资就停发，经济上一直比较拮据。他感觉两三千块就是挺大的数目，往外掏已经等于吐血。 几天后，他走进王谈的办公室，打量四下无人，壮了壮胆说，王警官，麻烦了你这么些日子，你看我给你两三千块行不行？因为从没办过这事儿，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发颤，像作贼似的。 王谈听了这话，脸立刻沉下来，一句话没说，就把他的材料放进了抽屉里。然后，才慢吞吞开腔，我马上要去开个会，你过几天再来吧！ "过几天"差不多让他等了五百多天。他前前后后又去找过王谈二百多次，户口却一直办不下来。明白人再次提醒他，这是嫌你给的钱少，吊你胃口呢！ 再多的钱柱子决计拿不了，也不愿拿。当初把他轰出北京倒找他钱了吗，他受了这么多年的苦给他赔偿了吗？ 他又推门去找胡贵。胡局长被他缠得烦透了，可也不便发作，只好叫来办公室主任，说柱子的户口不让王谈办了，直接由他这个主任抓。 大概又办了半年多，他两地来回跑，终于在1998年上半年上上了户口。离开北京差不多32年，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里。 少小离家老大回，户口回来了，可因年龄不达标，新疆方面却不同意他提前退休，而他再也不愿回到那伤心之地去了。长期在家呆着，新疆方面的工资不久就停发。没有了生活来源，他一年还要交给单位600多的养老保险金。 幸亏他爱人算知青，虽只正式工作了十几年，但工龄从69年算起，兵团按工资的95%给办理了退休。他的生活一方面靠妻子400多块的退休金，再给亲戚带个小孩，还有就是儿子、女儿的接济。 为了生活，他买了个摩的。前两年，来郊区的为省几个钱儿还有愿意坐的，每天能挣个20、30块。如今，随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规范化，摩的越来越不好开，只有经常闲置在院子里。 但柱子目前的生活状况还是比不少新疆战友强，他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说起这套房子的来历还有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大约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们家附近有个废弃的教堂要改装，在北面挖了个大沙坑盛沙子。等沙子全部运走，又赶上夏天接连下过几场暴雨，那沙坑眼看着变成个挺深的池塘。 男孩子闲不住，下学了，就都跳进去游两下。 柱子不会游泳，他的好友良子属于半会不会之间。看人家都跳进去游，两人怕玩伴笑话，也跟着下去。柱子有自知之明，在边上站着，没敢往中间走。良子的脾气有点儿争强好胜，见几个同学都游到了对岸，也硬着头皮往中间划拉。到了水深处，他一下子就慌了手脚，开始咕咚咕咚大口灌水。游到对岸的同学也都慌了神儿，有大叫的，有发呆的，就是没有往里跳救人的。 当时，有个大学生就在沙坑边上打愣，竟也不知如何是好。柱子有劲儿，可他不会游泳啊！也是天不该绝良子，柱子身边正好有块大木板，他不顾一切，扶着板子尖儿连踢带踹勇敢地游了过去。 同学们回过味儿来赶紧喊，良子，赶紧扶住板子！ 沙坑本来没多宽，良子好歹揪住了木板，柱子乱划拉几下，离岸就不远了。这才有同学过来，有扶的，有拉的，将他俩弄上来。 到了岸上一看，柱子的腿上、胳膊上都带伤，可当时他竟觉不出疼来。良子呢，被水呛得够戗，把中午吃的面吐了一地。 那时，柱子的同学们也是见识不够，没想到"裱糊裱糊"这件露脸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除了良子，很快都把这丢在了脑后。而良子也不过是记在自己心里，没敢跟大人说，怕挨骂。 要是他们有先见之明就好了，让报纸来宣传宣传柱子的舍己救人。兴许他成了小英雄，以后的命运就能改写，不被说成小偷或是打架的流氓一类？可是障碍来了，准得有人说他出身不好，怎么配当小英雄呢！如此推理，他的命运还是无法改写。 按命运的安排，柱子后来去了体校，良子回乡参加劳动，他们分了手。但良子忘不了柱子是他的救命恩人。这事儿不能忘，一生中差点儿死了一回，忘不了。他一直在找柱子。 直到90年代初，他通过柱子的另一个哥哥才找到自己的恩人。那时候，柱子一家没有房住。而良子因为做生意和拆迁有三套房。他毫不犹豫地匀出一套给柱子一家住，另一套给了女儿。 以后，女儿把分给自己的房卖了，挤到老家儿来住。在这种情形下，良子也没吐口儿让柱子搬出去。 他对柱子说，这房就给你了，你愿意给钱就给点儿，没有就少给或不给。柱子不能不给。靠着他妻子姐夫们的资助，他给了良子12万，实际上这房当时就能卖16万。 当年无心做了件救人的好事，在无家可归之时被救者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回报。这大约就是冥冥中兑现的好人必有好报了？ 可实际上又不是这么回事。他究竟做错了什么，要被毁坏一生？而胡贵呢，靠踩着他们的无辜将顶子逐渐抹红。当日，如果胡贵是"正义之神"，自诩为雨果所著《悲惨世界》中的沙威，为了正义，他是该不死不休地追逐冉阿让。但沙威是无比真诚的，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便无法面对自己错误的一生。他忏悔的方式是决不原谅自己，最终以自杀谢罪。 柱子从没想过要胡贵以这样惨烈的方式谢罪，他甚至没想过要胡贵承认错误，有权有势的又有几个具备承认错误的胆识与胸怀？他只是想让他纠正错误，还自己一个迟到的公道。然而，就是这样的公道，他已经等得太久太久。 时间是个无情的东西，当初的严肃经过时间的淘汰也许会成为荒诞，只是身处其中的人可悲地不觉悟而已。 地球围着太阳旋转，历史的时间终要归于自然，但人的心智一时还无法降低到不思不虑的植物水平。 柱子仍在等待。 注：柱子如今已经退休，有了每月800多元的退休金。有楼房住，有固定工资，合家团圆，身体也算健康。他的不少战友都挺羡慕，说他已经在安度晚年了。算起来，一直不肯认错的胡贵局长也已经退休。是不是他们该算平等了？ 2002年7月20日 改于2008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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