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下的文革历史

一．48年后卞仲耘之死登上了大报纸

48年前，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里。这是北京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人。13天后，该校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在毛泽东和宋彬彬之间发生了从其名字“彬彬”生发出来的“要武”对话，立即传到全国。在城楼下，一百万红卫兵高举红色塑料面的毛语录本，高呼万岁走过广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多气氛最为狂热的集会之一。会后，暴力和杀戮大规模升级。在此后的20天中，仅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非战争非军人对非武装普通居民的杀戮之一。杀戮的武器不是枪和刀，而是红卫兵的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那也是他们的装束的一部分。杀害过程往往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数天，应该被称为虐杀。

对无辜者的生命和中华文明这种野蛮摧残，应该被记录、分析并受到谴责。多年来我写作文革历史，一方面尽力收集来自那个时期的文字材料，一方面采访文革经历者。要写出1966年的红卫兵暴力和红八月恐怖，需要广泛而系统的资料收集，不能只凭印象和零散材料。余英时教授把我的研究方法称为利用了孔子说的“文”和“献”两种资料来源。在孔子的书里，“文”和“献”是两个词，分指“文字”和“口述”两种史源，并非我们现在说的“文献”是单指文字材料的一个词。

这不是卞仲耘一个人的惨剧。在同一所学校中，20天后，有一名附近饭馆的女服务员被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被打死，她只有18岁。卞仲耘被打死时50岁。多年来红卫兵们一再说卞仲耘死亡是因为她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十八岁的女服务员不会有高血压心脏病吧。

这也不是一所学校的惨剧。在我调查过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在1966年8月，共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员被打死。他们的名字是：沙坪，韩靖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梁光琪，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孙迪，北京第十女子中学；齐惠芹，北京第四女子中学。在遭受侮辱、殴打和监禁之后“自杀”身亡的人未包括在内。（这里在自杀二字上加了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平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在二十多年的调查中，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发现文革中没有发生过暴力迫害的学校，也找不到没有受到暴力迫害的校长。打死卞仲耘校长，仅仅是这场规模巨大的惨剧也是丑剧的开端。

这也不仅仅是校长和教员的惨剧。红卫兵发明了“红五类子女”“黑五类子女”的说法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一大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实施迫害。例如，1966年8月19日，也就是第一次天安门广场百万红卫兵集会的第二天，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北京106中学的学生。打死田悦的“理由”是“冒充红卫兵”，因为他的父亲是毕业于燕京大学的一名会计，他不属所谓“红五类子弟”。在北京八一学校，不但该校领导和教师被“斗争”，十三岁的六年级小学生习近平也遭到殴打，还被“游街”，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那时是“反党集团”成员。今天，他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这也不仅仅是校园惨剧。红卫兵暴力从校园扩大到校外。在北京有近十万人被红卫兵抄家后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当时私人企业早已不存在，结果住在自己的私人房产里的人成为主要打击目标。他们被抄家、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尽管他们已经顺从地交出了房契，尽管当时的宪法写着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通过红卫兵暴力，文革废除了中国人最后的私有不动产。今天，中国的居民住房大多数都属于私人所有。

文革在1966年开始，在1977年正式结束。“特别法庭”在1981年宣布了十六名文革“主犯”受到审判。在1980年代初也开展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但是48年来，对卞仲耘之死和对这场红卫兵暴力的报道一直不被准许发表。2000年，我做了一个网页纪念文革受难者。卞仲耘之死是网页上最早的一篇。网页做在芝加哥大学的服务器上。17个月后，文革受难者网页被封锁。现在已经被封锁了12年。2004年，我出版了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香港，开放杂志社），内有659个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受迫害经过记录。“卞仲耘”是其中最长的一篇。有多名读者告诉我，他们在香港买的《文革受难者》书，回大陆时被海关没收。

事实上，文革受难者书里和网上纪念园里的受难者们，都在文革后得到了“平反”；他们的家人得到了420元钱，作为抚恤金（180元）和丧葬费（240元）。把他们的名字放在一个网页上或者一本书里就遭到封锁禁止，是不可理解也可以理解的事情，取决于什么角度和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一方面，记录一个个已经得到“平反”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另一方面，一个人的受害和千万人的受害，确有质的区别。文革中红卫兵迫害殴打杀害校长、老师和其他“牛鬼蛇神”，属于现在说的“群体性杀戮”和“群体性迫害”。这一说法，是学者在描述希特勒的纳粹党在1930-1940年代对犹太人的杀戮和迫害时提出来的。因为传统已有的罪恶名称无法描述那场用种族为理由进行的对几百万人的屠杀，所以需要使用新的术语。文革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名，迫害了如此众多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是一个典型的“群体性杀戮”或者“群体性迫害”。文革制造的给人民带来巨大祸害的社会转型，主要是通过这种群体性迫害来实现的。

为了回避这场迫害的严重性质，就不准谈论这场残酷的迫害的整体，进一步也就不让谈受迫害的个人如卞仲耘？——但是我无从知道封锁文革受难者网页的当权者是不是这样推理和考虑的,而且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如何作出封锁的决定。法院的司法判决署有法官的名字，也允许上诉，对网页的判决却没有程序。我问了北京人。没有人回答，有人甚至认为这问题提得奇怪，似乎历史写作就像天气阴晴雨雪，只有接受，不必问情由。

从2004年《文革受难者》出版，十年过去了。对受难者网页和书的封锁依旧。然而，十年后，2014年，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文革受难者》书名在中国大陆的大型报纸上出现了。不过，不幸是以负面的方式被提到。2014年3月13日，中国发行最广的刊物之一《南方周末》发表了整整四版长的文章，主要内容是对宋彬彬的专访。在详细描述了宋彬彬怎么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之后，提到了我的名字和《文革受难者》书名。《南方周末》没有介绍书的内容也没有说明出版社和出版地点，也不加论证，就声称这本书“歪曲事实”。

“歪曲”了什么事实?他们认为的“事实”是什么？他们没有说。对一本52万字长的、在大量调查访谈基础上写成的大书，用三言两语给报纸读者灌输一个否定性结论，这种武断让人吃惊。报道并未指出这本书的哪一页哪一段那一行不是事实，就作此断言，不是一个大报纸应有的文风。此外，指控一本读者还未有机会阅读的书“歪曲事实”也显得相当奇怪。

二.向受难者还是向宋彬彬道歉？

关于卞仲耘之死的看法分歧，至少是在两个层面上的。一个是在事实和逻辑层面上的，一个是在判断所依据的道德原则层面上的。在后一方面，各方有不同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评判，对文革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各自表达。但是在前一方面，可以也应该辨清。

不但对卞仲耘案件，《南方周末》报道对《文革受难者》书中写到的另外两名受难者张放和李文波做了不合事实的描述。该报道声称“不少受难者本身也选择了遗忘”。他们没有提受难者张放（北京二龙路学校英语教员）被剪掉头发和丢在坑里半活埋的悲惨遭遇，却说张放的女儿烧了关于张放受迫害的案卷，不让弟弟知道。事实正相反。张放老师的家人不但从来没有烧过案卷，而且收集保留了有关资料，并为她修了坟墓立了石碑。张老师的孩子看到了这篇报道立即给我写信，传来了他们全家写好的想要发表而几十年来无法发表的纪念张放老师的文章。

《文革受难者》写到，1966年8月25日，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抄家。李文波住的房子是他自己的，以前有过小产业。红卫兵指控李文波用菜刀砍了她们（其实另有不同说法），当场把李文波打死。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两周后被判处死刑枪毙。《南方周末》文章把李文波说成是“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把受难者说成是大规模虐杀的原因，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已经写出，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北京单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44人。

我和《南方周末》联络，要求让我说明事实。我的意思很明确：你们可以对红卫兵暴力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是不能编造事实。他们回答说，关于这件事情，中宣部已经作了批示，不让他们再发表任何有关文章。也就是说，宋彬彬和其“团队”（一些人如此自称）发表完长篇大论以后，受难者家人和我不被准许发言。至于是哪些部长作了批示以及批示了什么，他们不肯告诉。人们只能猜测：这是意味着从前不准发表文章谈论文革的政策变成了只让单方面说话？还是在单方面说够以后，又要回到不准谈论？听说写报道的《南方周末》记者冯翔在文革后出生，我担心他因年轻而不了解历史细节，就找到了号码给他打了电话。我说，他在报道中描写谢富治和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商量给毛泽东献袖章，口气中把谢富治当作一个一般的大干部；他是否知道谢富治在文革后被“特别法庭”定为对文革负有重大罪责的16名“主犯”之一。谢富治患癌症死于毛泽东之前，否则1976年10月抓的就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冯翔反问：“主犯又怎么啦？”然后他质问我：“你为什么还不向宋彬彬道歉？”这是第一次有人直接要我向宋彬彬道歉。我有点惊讶，不过也不太惊讶。多年来宋彬彬和她的“团队”一直在重复表达这样的意思，只是没有说得那么直白。《南方周末》文章也通过某位受访者之口不指名地做了这样的要求。一本题为《故事不是历史》的书已经出版，意思是我写的是“故事”不是“历史”。我和冯翔的电话谈话未能继续。这位记者并无兴趣对他文章中的事实、逻辑等问题作讨论。

这就是卞仲耘之死在48年后终于登上媒体的故事。卞仲耘之死，包括1966年8月的其他红卫兵暴力受难者之死，他们的被害过程，当时在大庭广众和光天化日之中发生（当然也有在黑暗中秘密发生的），既不被当作秘密，也并不复杂。被害者是群体性的。施暴者也是群体性的。对暴力迫害的法律上和道德上判断，更是清楚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从来没有这样的由青年学生大批打人杀人的传统或习俗。除了文革理论，找不到任何把卞仲耘之死合理化的“理由”。但是，卞仲耘之死硬是被排除在历史记载之外几十年。在大陆印行的几部文革通史，都没有提到卞仲耘之死和“红八月”杀戮。假使没有《文革受难者》，卞仲耘之死和其他大批普通受难者的死亡，全无报告，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连《南方周末》这篇报道也全不需要费心制造。48年之后，卞仲耘之死终于登上大型媒体时，四大版的文章，由红卫兵担任叙述主角，全文的目标是要求揭示和记录了卞仲耘之死的我向宋彬彬道歉。

这不给人一种超现实的荒诞感觉吗？这不仅仅是在冒犯一本书或者一个作者，这是在挑衅千千万万文革经历者的智商和道德准则。因为中宣部长们的“批示”，这个长篇报道（应该说是这些年来关于文革的一个超长的报道）发表之后，在媒体上没有出现争论和异议。这种情形使人想到，近两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空气污染，“雾霾”成为人人知道的词语，不像从前，很多人不认识“霾”字，不知道该念“li”还是“mai”。其实，空气污染存在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北京的天气预报已经增加了“空气质量”一项（在阴晴雨和温度等之外）。可是就在不久以前，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在其网页上报告PM2.5（即能直接进入肺泡的微小粒子）浓度还被认为是一种阴谋或者捣乱。现在，在文革历史的写作中，思想的雾霾也已经落下。暴力迫害的规模和组织性在被否认，暴力杀戮的起因在被否认，说出历史真相的作者遭到攻击。在雾霾造成的昏暗中，事实与谎言，罪恶与正义，善与恶的本来相当明显的界线，被混淆甚至倒置。而且，这种思想雾霾已经和正在伤害社会道德的肺泡。

三．既然习近平也是“红八月”受害者，为什么红卫兵暴行不准报道不准否定？

曾有四位退休长者约我见面，还请我在很贵的饭馆吃饭。这让我很不好意思。他们说，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们还告诉我，《文革受难者》书中写的两名受难者张辅仁和靳正宇，是他们的大学同班同学。在1966年“红八月”中，他们班还有一名同学被害死。她的名字是廉秀文。廉秀文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地安门中学教书。她还没有结婚，住在父母家中。父亲从前是小商人。红卫兵抄家，命令他们交出隐藏的枪支，他们交不出来。红卫兵说不交出枪来就在下午打死他们。廉秀文在中午跳楼身亡。

廉秀文老师是《文革受难者》里没有写进的受难者。如我在书的扉页上表达过的意思——这本书远远没有记录全文革中发生的迫害和杀戮惨剧，因此我对死者抱歉，并请求生者协助做进一步调查。他们说的张辅仁，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教师，1966年8月19日在学校中和另一名老师张福臻一起被打死。那是宋彬彬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献红袖章的第二天。靳正宇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语文老师。在1966年8月25日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同日还有该校负责人姜培良和一名高二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也在学校中被打死。

我写《文革受难者》的时候，只知道张辅仁和靳正宇两位老师死得非常悲惨，并不知道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现在知道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三十来人的班里，在1966年8月，有两人被打死，一人被逼“自杀”。教员的这种死亡密度，让我再次震惊与悲愤。我感谢四位老师的指教。我敬佩他们。他们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不因他们年老而消退，而是变得更加深沉有力。他们自费出版了书，写出历史事实和对暴行的谴责。他们和作为新闻公器《南方周末》那篇关于红卫兵暴力报道的轻浮和偏向成为鲜明对比。

四位老师中，陈老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八一学校。像其他中学一样，这个学校在文革中发生暴力迫害，包括毒打和“自杀”。陈老师说，文革开始时，习近平在她教的六年级语文课上。习近平的父亲当时被关，他是所谓“黑五类子女”。他遭到殴打，还有一次被“游街”。习近平住校，有一天问陈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指打人和暴力迫害）。她说，她当时没有能很好回答这个六年级小学生提出的问题（当时谁又能呢？虽然回答问题是老师的职责）。她知道他很痛苦，但是他很沉稳，不参加作坏事，没有去“造反”和打砸抢，没有害别人。

我做过大量的文革访谈，从不泄露消息来源。这是重要的原则。这里我写到陈老师，因为她和我谈过之后，当国际记者请求采访，她也爽快地答应，并且留下了录音，让记者采用。陈老师谈了1966年8月她的三名大学同班同学也是中学教员死于红卫兵暴力，也谈了习近平遭遇的欺负和侮辱。她为历史作见证。她从道义原则上看待这件事情：应该揭露和反对这种对一个小学六年级的13岁少年的身体和心理的摧残，并不是因为他现在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我曾听到一种说法：高层权力人物不会喜欢别人说他们以前的倒霉事情，普通人应该回避说这类事情以免招来麻烦。我不知道是否今天的高层领导人都这样想。但是陈老师并无这样的顾虑。她陈述了历史事实，阐明了她的价值原则，也表达了她的期待。她当然已经不年轻，但是外貌端庄，言辞清晰，有思想，有勇气。她能扫除对那一代人的过分谨慎、胆小窝囊的刻板印象（即使有这样的情况，也应该说是长期的精神压迫所致。想想他们经历了什么吧。一个班的大学生，毕业六年之后，一个月间就有三人在红卫兵暴力下丧生，还不准说）。她比很多出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文革经历者在精神和道德上年轻和正直。因此我认为应该把她的故事写出来和读者分享。

《南方周末》报道引用了多名受访者的话，为宋彬彬帮腔，显得人多势众、蔚然成一阵营的样子。在《南方周末》报道之后，一位知名作家向很多人打听：这篇报道有什么背景？有什么大人物在幕后？我理解这种做法，虽然我认为判断应该首先来自历史和道义的角度。我甚至也同情，为什么几个在两年跟我说他们是在宋彬彬和我之间的“第三边”的人，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已经站到宋彬彬一边。当媒体控制作家的发表的时候，作家为了发表，就得打探媒体的某种行动的权力背景。我好奇这一打探的结果。他最后打听到了什么？《南方周末》报道是来自习近平的支持？只是宣传主管部门的决定？还是仅仅是宋彬彬和她的“团队”的意向？

既然当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曾是红卫兵暴力的受害者，那么，为什么关于红卫兵暴力的报告和分析，在48年之后还被禁止，而且遭到无理攻击？这是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可以相信，假使1966年时北京八一学校殴打侮辱了习近平的人知道47年后他会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一定对他网开一面，虽然他们会照样迫害别的人。可以预料，《南方周末》和写批示禁止反驳宋彬彬的中宣部部长们（《南方周末》人说是有三位），也不敢直说少年习近平所受的迫害是虚构的“故事”。但是，这些掌握媒体的人仍然全面禁止报告红卫兵暴行的做法。实际上，在48年之后，在“逐渐改变”和“谨慎稳妥”都不再能成为讳说文革历史的“理由”之后，这种做法是在肯定文革对千千万万父母有“问题”的青少年人的迫害（且不论他们的父母是否真有“问题”），是在肯定对教育工作者的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是在肯定把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屋里的人打死的财产政策。对红卫兵暴行的记载和评价实际上关乎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重大原则：是否宪法所说的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私有财产只是一纸空文？是否可以不经法律程序就关人杀人？是否可以用暴力没收私人财产？

1966年夏天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文革理论的恐怖实践。关于红卫兵暴行写作的限制和单边禁令，显然不仅事关历史写作，也事关亿万人的现实和将来。

四．雾霾和蓝天之间的选择

2010年春天，宋彬彬和她的“团队”开始了他们新一轮的否认行动。他们在电子刊物上发表了很长的文章，其中部分内容发表在那一年8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事后，《炎黄春秋》编辑问我是否做争论，于是我在他们的10月号上发表了《恐怖的红八月》一文。文中列出了1966年在北京死于红卫兵暴力的87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工作单位或者住址。（因为纸面刊物篇幅限制，外省部分没有能写入。）我认为，全面介绍红八月的大规模暴力和死亡，才能说清楚卞仲耘之死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发生的原因。而宋彬彬和其“团队”的文章一直回避着红卫兵暴力的总图景。也是在那年10月，我还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三千字的短文，题为《“开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写的是我在调查采访中看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申小珂等红卫兵给程璧老师的道歉信。我认为，这些红卫兵道歉不但是他们表达心声，而且，一方面使得未经历文革的年轻人了解文革历史，另一方面给社会带来了一股道德的清新空气——他们是自愿道歉的，而不是出于实用需要或外界强迫，所以是出自个人道德。实际地说，红卫兵道歉也是一种可行的正视历史及和解社会的方法。

这篇写红卫兵道歉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反响，多篇相关报道很快跟进发表。接着，道歉之声在2011年薄熙来的声势浩大的“唱红歌”中沉寂。（薄熙来在更早的时候曾经请我采访过的对红卫兵暴行作过调查的老师免费旅游并赠予礼物令其闭嘴）。然而，在2013年有更多红卫兵站出来在平面媒体或者网路上道歉。红卫兵道歉在2013年底因为陈小鲁道歉而达到高潮。陈小鲁的父亲是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他本人是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负责人，北京第八中学的文革委员会主任。他的身份使得他的道歉更有冲击力，甚至成为国际新闻。几家国际大媒体不约而同来电话问我的看法，显然他们把这几例红卫兵道歉看成了中国对文革态度的变化和进步。

直到2013年12月31日，宋彬彬的“团队”还在发表文章指控卞仲耘丈夫曾出示的一份当年的调查记录是伪造的。他们在一月初突然改变了方向，也加入了“道歉”之流。当人们还在议论她的道歉究竟是否真诚等等，他们又一个急转身，在《南方周末》上要别人向他们道歉，包括活着的人和已经死亡的人：上文已经说到，一名被红卫兵打死的小业主李文波，在文中被他们说成是红卫兵大规模杀戮的原因。

大报纸的四大版是有威力的。《南方周末》不准在他们报上发表不同意见。别的媒体也不被准许发表有关文章，已经准备好的文稿只能扔掉。一些传言在私下流动。有几个人，有中央级大媒体的中层负责人，有消息灵通的文化人，都说一本准备了几年要在5月发表的题为《我们忏悔》的书已经被禁了，印好的书已经打成纸浆了，等等。那本书的内容是一群作者忏悔他们在文革中当红卫兵做了的事情。后来我了解到书还在，不过确实阻碍重重。但实际上这种传言的产生和流传，已经表现了人们的沮丧和压抑。这样的文化气氛多么令人难受！

北京的一位编辑说：这里没有人研究文革，因为写了文章不能发表。不能发表就提不了职称。所以，没有人写文革。他说得直截了当，清楚明白，简直让人很难给他反应：同情？失望？还是显得一样愤世嫉俗玩世不恭？

48年过去了。48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上大学，可以毕业12次。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48年里学完12个不同的专业，变成一个“全才”。在卞仲耘被打死和习近平被打48年之后，应该是人们不但能知晓历史事实，而且能分析发生的原因，知道防止的办法，而且应在探索与实践与文革截然不同的生活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南方周末》的报道给出的是令人丧气的信息：在48年之后，事实仍然不容报道，受害者方面仍然无权说话，开倒车甚至倒过了1981年特别法庭对文革的那场不完全的审判。连道歉和忏悔刚刚开始冒头的良性行为，都因此而被压下了。物质的雾霾不但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让人看不清世界，同时雾霾被吸入肺部，也损害人们的肌体的健康。精神的雾霾也是这样，让人们看不清历史，也损害着人们道德和理性方面的健康。当人们已经意识到物质的雾霾并且想要设法解决的时候，这种精神的雾霾呢？

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48周年纪念日前，我去看望了王晶尧先生。他已经满了93岁。他的妻子卞仲耘被打死的时候，他47岁。他在妻子被打死后，立即买了一个照相机拍摄了当时的场景。他也始终保留着妻子被害时的血衣和被打得金属表链都被撕裂的手表等等。他当然已经苍老，但是健康好于多数他的同龄人。他带上眼镜，看了一段我去年发表的长篇文章《文革斗争会》。卞仲耘就是在暴力斗争会上被打死的。我坐在他对面望着他。在隔开我们的桌子的上方，是卞仲耘和他的照片，那时他们不到三十岁。我想到，这位老人的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妻子被打死的阴影中。他们一家经历了悲惨的文革迫害，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他尽了他的努力来抗争。他们的坚持，使得即使48年之后，也无人能绕过卞仲耘之死的历史事实。感谢王晶尧老人，也感谢教过小学六年级生习近平的陈老师，他们对历史的坚守为我们带来一片道德的蓝天。

关于红卫兵暴力，新的情况发生在9月19日。在首都师范大学附中的教师节庆祝会上，1966年的高二学生马晓力讲话反省自己并带领在场的老学生和年轻学生向1966年8月在校中被打死的老师喻瑞芬和学生田悦默哀一分钟。被《南方周末》阻断半年的正气正在回归。喻瑞芬和田悦，都是《文革受难者》书中的人物。在这本书在香港出版十年以后，喻瑞芬和田悦的名字终于回到了他们遇害的地点。出版了这本书的《开放》杂志编辑也是反抗雾霾带来蓝天的人之一。经历了北京的雾霾的人应该特别知道蓝天的宝贵。而且，雾霾不是自然的天气现象，不是“古已有之”的，是人为造成的。蓝天也不会自然而然为爱蓝天的人永不改变。清除雾霾和保持蓝天，需要抗争、努力和坚持。

                                                                   写于2014年8-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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