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当年的高考
作者：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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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当年的高考
作者：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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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当年的高考 ——看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有感 近期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这极少看电视剧的人每集都看。平心而论，在以宣传灌输为旨的中国现当代历史剧中，它的真实达到空前。一些人指出的“假”固然存在，但属小暇。其突破是直面历史，几可乱真。已播出的三十集，工笔画般描绘的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否定“二个凡是”、经济体制改革等场景，唤起我回忆，许多情节画面，都宛若身临其境；每个细节，都仿佛是我当年的亲见或亲历。这里只说恢复高考。 一九七七年夏，我九年级毕业。所谓九年级，是文革取消中学（含高中）的称谓，从小学到中学合并为九年。课本发了九年的，实际课讲到七年半；数学刚到因式分解，语文程度能写决心书和请假条，我们就成了“知识”青年。毕业前，班主任汪老师对我说：“你在农村别扔下书本，有可能恢复高考，真是的话，咱班你最有希望。”毕业后在家闲俩月，盼着高考，却未复习，疯玩六十天。这一是正值爱玩的年纪，放了野马，收不回心；二是哪里知道高考啥样？又如何复习？看哪些书？关键是上哪里找这些书？即或是只考九年级的课，那我只学到七年级，如何去考？于是就醉生梦死当皇上。 十月，一辆货车把戴着红花的我们送进山沟，成了知青。不久，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我准备参加。但我还未适应每日沉重的农活，加之不知如何复习，便迟迟未拾起书本。临高考前些天，父母让我回家复习。我向生产队长请假，他如同电视剧里农场场长一样断然拒绝。所不同的，剧中那场长是认为知青是农场职工，任务是劳动，都参加高考，农场活儿谁干？而队长是对知青反感，反感的原因首先是队里劳力大有剩余，不愿让知青抢收入；其次是此时知青已非早年，我们时不时搞些破坏。如此说来，队长应当愿意让我休假，少挣工分，少添麻烦；可不幸他又是个爱占便宜、好吃懒作，得不到好处就让你受罪的人。于是，他歪戴帽子，斜我一眼说不给假，便拂袖而去。我只好白天上工，晚上看些似懂非懂的课本，不知对错地做些题。在临冲刺的几天前，我请病假回家复习，于是常听知青同伴传达队长对我的不满，我便渐增对未来的恐惧。高考报名开始说要单位同意，我就像电视剧演的那样，愁肠百结，不知如何说服队长；后来说不必队里同意，可以直接去公社报名，我才如释重负。 高考在公社中学，电视剧里的考场简直就是我高考考场的翻版：考场的布置、简陋的考室、考生的表情和衣着、监考老师和蔼可亲的语言，如出一辙，不由得感叹时光的快。从我家到公社有火车，多数人坐火车去，但为省钱，我们少数知青考生便步行前往。顺一条河堤一直走，不到两小时就到公社镇上。镇只一条正街，绝大多数建筑是平房。作为考场的中学也是平房，大门跟电视剧里一样，从一幢平房中间一个门洞进去，里面是操场和错落的几排房。操场干干净净，大字的指示标识让考生一丝不乱，工作人员热情周到，井井有条。 那时高考是天大的事，可考场四周冷冷清清，未有家长送行，更不见陪考和迎接，都是考生自己一路打听，自我服务。文革刚结束，学校建筑年久，残旧的考室光线很暗，但干净舒适。那时人老实，又感觉参加高考是莫大荣幸，所以秩序良好，气氛平和。 十年教育大乱，除文革前“老高三”外，其他考生的知识水平跟电视剧演的一样，可怜得很。九年级快毕业时，我问老语文老师：我们跟文革前的学生语文水平比，差多少？他四顾无人，小声说：你们九年级，水平还不如文革前的小学生。我心里不服气，认为老师出于对文革的愤慨言过其实。现在想，他并未夸张。我们九年级时，我算学习好的，认字不超过二千，拼音没学过，写字丢三落四；至于人文素养就更不必说了。而旧教育，小学毕业是秀才，可以教别人。就说我跟家兄吧，我算高中，家兄是六八年初中一年级下乡，可是他能读古文，认的字比我多几倍，常读唐诗之类，而我几乎读不来古文，不知唐诗为何物呢。 那几天，面对一张张考卷，心里阵阵发麻。尽管考题已照顾到刚经过文革的考生的水平，但毕竟是高考，不能不达到一定深度，所以许多题我见所未见；不像电视剧里的田源那些“老高三”，功底扎实，能应对自如。我每场只一半时间就答完了，因为一些题不会答，就坐在那里等散场。父母叮嘱我不要提前交卷，我知道那是寄希望于万一上帝眷顾我，来个生而知之，就像穷汉薛平贵被富姐王宝釧击中锈球。可我不是薛平贵，终于未有一道题能生而知之。有一场竟伏桌大睡，监考老师把我弄醒，俯身悄声说：“不要睡，细想想，兴许能再答点儿，别错过机会。”我东张西望，见全考室考生跟我差不多，多数人的架式还不如我呢。令我兴奋的是，有一场考一半时，因我坐第一排，见两位监考老师走到一起，一位悄声对另一位说：“我看这屋里，只有两个能考上。”他边说边用手点两下。很荣幸，他第一下就指划到我。我等于获得重大情报，顿感轻松不少。 因为高考对我而言，是喜从天降，不能不兴奋异常，加之年轻，下乡锻炼得身体强壮，所以高考那几天，我起早摸黑步行两小时从城里跑到镇上，晚上再步行回家；中午歇两小时，无处可去，坐也没处坐，我就站在马路边儿，戴着父亲的手表，按时间去考场，一点也不感觉累。午饭呢，到商店买三两跟嘴唇一样厚的不见丁点儿油的饼干，到火车站喝免费水。现在想来不可思议，那时连白水也没想着带一壶，也不觉得渴。 同学家条件好的有住镇上旅店的。我打听一下，三角钱一宿。也有中午吃饭店的，饭店只有大盆菜和米饭，一顿饭二三角钱，我没舍得去吃。那时的孩子不像现在，现在吃父母天经地义，得不到还要发脾气。我那时觉得不挣钱还要花父母的钱，很不安。母亲给我三元钱，允许我坐火车、住店和吃饭店。我算一下，坐火车一天往返六角、住店一天三角、吃饭一顿二角，这样一天要花一元多钱。而步行往返、吃饼干、不住店，只需三两粮票的饼干二角一分钱。这种愧花父母钱的心理上大学时更甚，一月家寄三十元钱，令我常思常念，发誓毕业回报父母，可至今也未有回报，相反老人对我和我的孩子付出许多。 我一位女同学，心气儿高，爱争先。她与我同考场。她姐在公社机关工作，她去那里吃午饭和休息。第一天中午散场，从未说过话的我们遇上了，她请我去她姐那里吃饭，我很感动，但未去；第二天又请我去，我仍谢绝。现在想来后悔。那时男女同学几乎不说话，又觉得不好麻烦人家，其实跟同学不吃白不吃，吃得好些休息好些，兴许考得更好。这女同学那时穿得不错，肤如凝脂，大眼睛双眼皮，脸蛋很漂亮，露着高傲的冷漠。我那时不懂得有时冷漠未必不热情，所以在学校离她敬而远之。她没考上。十五年后再见，她已憔悴不堪，下岗，生活无一事如意，想想人生真是的。 我很幸运，我们青年点只考上我一人；我的中学全年级三百多人只考上四人，我们班只考上我一人。同时参考高考的家兄成绩比我好不少，上的学校也好，更证明语文老师关于文革前后学生质量差异的论断。我家同时出两位大学生，小小轰动了父母单位和几十个家属院。我兄弟俩彼时都是知青，家兄比我早下乡十年，到高考时还未抽回城。说良心话，真感谢邓小平，没有他力推恢复高考，家兄就只能当个工人或农民，而成不了科学家。 电视剧里对考生的政治审查、报考条件甚至考卷的评分标准，邓小平都一一过问拍板，这些都是我当时切身感觉到的。他因教育部长不够解放思想而几次批评甚至发脾气，在上大学后听说过，这次在电视剧中得到证实。但邓小平忽视了一条：他预见到由于文革思想，一些单位会阻挠考生报名高考，因此他下令取消“单位同意”这一条。但他未想到还有一条，即考生上大学还要单位写政治鉴定，无政治鉴定或鉴定不合格不能上学。所谓政治鉴定，在当时，文革中有“错误”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成问题了。这个电视剧未写到，我却感受到了，我想一定有因此与大学失之交臂的屈死鬼吧。 我请病假复习那几天，知青同伴告诉说，队长开会讲：“妈个逼的，复习、高考，都没用！没我鉴定，谁他妈也别想走！这是中央定的！”果然，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找他写鉴定，他冷笑着拒绝。有社员对我说给他五元钱的白面、点心和酒之类，保证能行。我一是没钱，二是不服，认准不送礼。但我心里没底，有点发毛。好在队里一个有势力的老人，对我很好，晚上七点多带我去大队革委会主任家。拍一会门，主任披着制服上衣出来，脸上挂着干部的威严；没让进院，站门口听了情况，声音低沉地说：“你们队长净扯他妈鸡八犊子，一个孩子上大学，卡什么！用不着他，明天你去大队，我给你鉴定！”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扑到大队，主任一人在办公室。他拿出纸笔问我姓名，提笔写起来。刚写几个字，忽推过纸笔，对我说：“你自己写。”于是我就自己给自己写起鉴定来。挑好的写：什么“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呀、什么“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呀、什么“劳动积极，团结同志，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呀、什么“积极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呀。上天原谅，可怜邓小平为恢复高考出大力，我还写积极批判他呢。写完后，我很满意，交给主任，他看也不看就满意了，拿出柜里的大队革委会章，对着嘴哈几口气，啪地盖上，交给我，说“去吧，好好学习。”我谢过出门，便从知青变成大学生。所以我的档案里装的鉴定是我自己写的。 上大学后，知青同伴给我写信说队长几次自言自语：“他妈的，我也没给他做鉴定呀，这小子怎么走的呢？这小子怎么走的呢？” 2014-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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