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十六：1970日记选议（11月）

一个月与一辈子

那年的秋收刚刚结束，新的“战斗”就开始打响了，“送行”的一幕使插队知青感慨不已。

1970.11. 3 星期二 晴多云

应征青年今下午在小坑体检。我大队有三个上海青年：章、徐、钟。×因偷窃，未能参加，因而下午闷睡了半天。

晚上是大队召开的“干部大会”（支书语），但徐说是基干民兵也要参加的，于是我与费、屠亦参加了。主要是动员修“井铁”，参加“井铁”第二次大会战。这次会战自11.15—12.15，为期一个月。新干县为4000民工；鸡峰公社是450名。其中要有47人的妇女排。我大队为17人，其中2个妇女。云庄一队3人，二队3人，五队2人，三队是9人。明晚各队开会报名。大家情绪很高，纷纷要求参战。

徐自公社开会回来还带回消息说，上海有三所大学（同济、复旦、华师大）来江西招生。我公社为2名。公社决定各大队派一人，再选2人去。余则将来井冈山大学招生时选用。

【忆与议】

那几年，除了狠抓已有的水稻生产，还要求开荒种杂粮，同时又不断征用民工，把大家弄到了几乎没有时间修身养息、养精蓄锐的地步。“井铁”（井冈山铁路）是全省的重点工程，采用军事化管理，人海战术搞“大会战”，第二次大会战更把“半边天”“娘子军”拉上去了。

就在此刻，忽然又传来了大学招生的消息，但没有在日记里看到下文，而且在记忆中也没有什么印象。其中提到的井冈山大学，更是极为陌生。现在从井冈山大学网页上的“学校历史沿革”（参见本文附录）得知，井冈山大学于1958年创办，1963年停办。1977年在原井冈山大学基础上逐步恢复，几经扩大与合并，2007年重新出现井冈山大学。所以，1970年“井冈山大学招生”一事值得琢磨。抑或在1970年有过复办“井大”的打算而未能成为现实。

似乎那一年对知青特别“青睐”，云庄知青中，招工上调刚刚走了两个，马上又来了参军、上学的喜讯。可惜都成了“哑炮”：三人去体检，均未能过关；学校来招生，全然无下文。从此以后更是连续数年几乎断绝了知青“跳农门”的信息，但是知青依旧“蠢蠢欲动”。由于招工招兵招生的信息都不是事先公开的，但是又从未下达关于知青“出路”的正式说法，所以，知青依旧伸长脖子期待着幸运降临，而安心长期扎根农村的宣传就犹如对牛弹琴。

1970.11.15 星期日 多云

昨晚老周关照我今天写几条标语，欢送修井铁的指战员。七时起床，写标语。午前和刘一起贴出。

参加井铁第二期工程大会战的民工今天午后出发。书记之女正英也在列。支书对她叮嘱再三，极不放心；至于正英之母还掉了泪呢！

【忆与议】

当年大队支部书记的女儿也是二十岁上下，与我们这些插队知青年龄相仿。来回几百里、为时一个月，就已经让她的父母放不下心来，这也是人之常情，不难理解。但是，亲眼目睹她们一家的离别情景，我们插队知青又是什么心情？我们是1968-11-20走进“第二故乡”的，到“井铁”二期大会战的民工出发这一天，已经快满两周年了，而知青集体户又遇肝炎突袭，意欲回沪治疗休养也屡遭责难（另详）。此时此刻，亲眼目睹那一幕父女情深、母女泪别，怎不使知青格外地触景生情？在那个时候，我也只敢写下寥寥数语，更多的留作腹诽了。我想，支书亲历了那样的一场离别，应该对插队知青的处境与心情多少有些理解了吧，铁石心肠毕竟是少数呀。

诸如此类的“大兵团”“人海战术”毫无疑问是战争年代的产物，但是移用到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加上“大跃进”“急躁冒进”，违背客观规律，必然是贻害无穷。当年的“井铁”就是一个失败的例证。现在网络上可以查到的“井冈山铁路”，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从http://bbs.hasea.com/thread-8007-1-1.html“海子铁路网”刊载的《人民铁道报》的文章得知，2005—2007年修建的“井冈山铁路位于江西省吉安市西南部，东起京九线上的吉安南站，往西途经吉安县、泰和县、永新县至井冈山，是规划中的衡阳至吉安铁路的东段，正线长度80.824公里”。简而言之是一条东西向的铁路，这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井铁”走向大相径庭，当时是南北向的，从穿越江西境内的浙赣铁路某处向南经过安福、永新等地修建到达井冈山的铁路，可惜我的日记中没有当年完整的记录，只是屡屡提到包括知青在内的民工到安福等地修建“井铁”。现在网上一时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也许，在那个全局性的极左年代里，“井铁”还排不上号。

附录：

井冈山大学的“学校历史沿革”（根据http://www.jgsu.edu.cn/xxgk/xsyg/201008/t20100809_61.htm摘编1958年，在吉安市创办了吉安工学院、吉安农学院、吉安医学院和吉安师范学院四所高等学校。同年12月，合并成立井冈山大学。1963年7月，由于国家经济困难而停办。

1977年10月，在原井冈山大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江西师范学院井冈山分院。1982年4月设立吉安师范专科学校。2000年3月，合并组建井冈山师范学院。

1978年8月，以原井冈山大学医学院为基础，建立了江西医学院吉安分院。1993年4月，更名为井冈山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984年3月，创办吉安地区工业职工大学，1986年改名为吉安地区职工大学。与此同时，成立吉安地区工交干部学校。2002年4月，成立井冈山职业技术学院。

2003年7月9日，井冈山师范学院、井冈山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和井冈山职业技术学院合并，组建井冈山学院，同时筹建井冈山大学。2007年8月和9月，教育部、江西省政府分别批准井冈山学院更名为井冈山大学。

 

下乡两周年是这样度过的

这一年秋末初冬，知青在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肝炎病魔突袭集体户之中迎来了上山下乡两周年。

1970.11. 4 星期三 晴

徐去新干检查。医生一见他两眼蜡黄，连肝功能也未作，就确诊为急性黄疸型肝炎，还开了准假一个月的单子哩。

1970.11.10 星期二 阴

费今天发烧。上午去小坑配了些药，但到晚上仍未退热。

1970.11.11 星期三 阴，傍晚起有小雨

郭下午感觉不舒服，傍晚又睡倒了，体温又有40℃。费也不大“乐观”，上午虽退了热，下午又有38.2℃了。真叫人担心。

1970.11.12 星期四 阴雨转阴

郭好了些。费有些不妙，上午退了烧，晚上又有热度了。

1970.11.13 星期五 阴

傍晚，费发烧至40℃。上午尚好，午后又发烧了，中饭也呕掉了。真急人的。晚饭后到×处要求打证明。×居然说“现在种麦，不开证明！”“你们生病关我什么事？”“你们上海人吃了饭不做事！”“晚上不开。站在这儿干什么？明天早上再说！”简直可以气爆肚皮。这是什么态度？

1970.11.15 星期日 多云

天气寒冷，没有出工。费的眼睛已经发黄了，且心跳不正常，可能为肝炎和心脏病症并发。下午费决定去新干检查后返沪。

晚上有一部卡车进庄，马上要出去。是因为车子是江西钢丝厂的，去南昌运货，连长启祥之弟国财随便进来看望一下老家。章陪费连夜搭此卡车去新干了。因为日内无客车。

费曾找书记要求直接开证明返沪。书记硬是要他有了医院的证明才肯批准。他找支书开证明时坐在支书身边，支书一听说费是肝炎症状，竟连忙推开费，说“走开！走开！”费很狼狈，莫名其妙。在旁的徐还以为支书在开玩笑。谁知他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肝炎传给我怎么办？”1970.11.16星期一多云费被确诊为急性黄疸型肝炎。医院已出具休假一个月的证明。费身无分文，乃由我明天去公社取来汇款借与之。

1970.11.17 星期二 多云

起床后帮食堂烧火。早饭后，于8:50出发，去麦斜。11:15抵麦市。取汇款15元。中饭买了半斤小回饼和2只苹果充之。乃于11:50出发归队，于2:20左右回到村里。晚上无灯。6:30就上床了。因为明天还要送费哩！

1970.11.18 星期三 晴

早上五点半多一点就起床了。费烧了几个鸡蛋吃了。我和章用糖水泡了些冷饭吃了。于七点半出发。于8点45分到新街上。有幸比较顺利地乘到客车。章送费到樟树。我与宋回来。

【忆与议】

当年知青集体户的肝炎蔓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十月中旬县革会就打电话通知“患肝炎者可予批准返沪。”（见《病魔突袭集体户》）但是到了基层就大打折扣。知青患病欲回沪治疗面对的是支书冷漠，恰好与支书女儿“出征一个月”时一家三口挥泪惜别（参见《一个月与一辈子》）形成强烈对比。

时间上又是如此巧合，两年前11-19我和这位插友一起离开上海下乡插队“干革命”，两年后11-19这位插友孤苦伶仃返回上海治病，等待插队知青的是，路费药费一概自费，没有丝毫福利。为什么同为城市中学生，却要承受如此天壤之别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难道这就叫“上山下乡干革命”“接受再教育”？正是如此残酷的现实，在不断地教育着知青。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年知青为何与当地干部不能和睦相处，更不难理解数年之后知青“大逃亡”的根本原因所在。现在一些高唱“青春无悔”或者“年纪轻吃点苦无所谓”之类高调的人，不是根本没有切身体会，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1970.11. 4 星期三 晴

这些天来自己很烦躁，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自双抢结束、工分只评了6.8分后，心中就一直闷闷不乐。近来许多人接连回沪，思想波动更大。自己觉得，这中间内因——长期打算不足——是主要的，但毕竟还有外因作条件的。这就是队里某些干部把我们单纯作劳动力使用，甚至最好只劳动不取报酬，把我们当作包袱、负担看待，常常受到“歧视”，是会使人安心的吗？！我常常想，有些人的工分挂帅走到了“按酬付劳”的极端，我可不能这样呀！在劳动中也是尽力而为，拼命地上。像九月下旬修水库时和前两天割禾时，思想上是很革命的。但这终究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和摇摆性一时带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常常让私字挂了帅。所以，近来思想上的苦闷、情绪上的低落就是私字的病症！回忆、总结两年来的经历，凡是公字当头的时候，干劲就大，身体也好；凡是私字占了上风，干劲就小，身体也往往“差”起来了。思想领先真是对极了！

【忆与议】

重新阅读、整理这些日记，太有感触了。这些想法可谓下乡（11-20到达云庄）两周年之际的一次“思想总结”。虽然总体上还是处于无知蒙昧状态，尚未走出天真幼稚，但也确实产生了并增加着对知青“接受再教育”的困惑，出现了一些觉醒的前兆，不仅质疑知青究竟为什么难以安心，而且觉察到这不是知青单方面的问题，而是与诸多方面有关。当然，又颇像“原教旨主义”者，把希望寄托于正统、正确……。也就是以“左”批“左”。

对于那时候留下的以“左”批“左”的想法，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更没有必要拒绝自我否定。在那个疯狂而荒唐的年代里，的确会有许多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言行，常常有人就以这一点来为自己辩护，而不愿意否定自己的过去，还强调要维护“无私奉献的知青精神”的崇高与圣洁。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发展起来的。

1970.11.15 星期日 多云

徐今天从县里回来了。她问了我们打算什么时候回沪。她说，支书不大可能批准无病的人返沪了，因为已走的人太多了。徐说“68年11月时，支书在我们来以前，要去开会，开会前几次关照要把床铺等安置好，还亲自检查之后才放心地走了”。我们记得很清楚，68.11.20我们八班八个男生挤在五块床板上度过了寒冷的一夜！

今看到了前不久×的一封信。信上说准备返赣了。因为四个月不劳动将会使自己变成“老样子”。我觉得，这个人思想上常常“左”得很。难道上海是如此一无是处？！思想改造没有艰苦环境就不成了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的论断的。照×的说法，上海工人阶级岂不是不可设想的吗？那么上海不就成了一团漆黑、一无是处了吗？思想改造处处都可以，即使在繁华的城市中也是无妨的，或许还更艰巨些。南京路上好八连不是一个极光辉的榜样吗？所以，片面强调客观条件是不对的。我倒觉得返沪一次能学到不少东西。“问题在于善于学习”！归根结底，还是内因起决定作用！其次×说，他不愿意成为二流子。这种说法也不见得妥当。

【忆与议】

知青的想法是在变化与分化之中的，不可能一成不变，也不可能铁板一块。下乡两周年之际，知青对1968-11的感受就已经有差异了，有感激支书“悉心关怀”的，也有对“和衣而卧”耿耿于怀的。这是各自不同的处境与心境所决定的。在《插队落户的最初三天》中，我根据日记的记载，厘清了当年的实际情况是：连续两天，我们七个人挤在六块不到二尺宽的床板上，连衣服都没脱，熬过了寒冷的两夜。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这几个人都没有忘记那难忘的两个冬夜。永远也不可能弄清楚这件事的原委了，而越来越清楚的则是对上山下乡这场政治运动的本质的认识。

这天日记中，出现了下乡两周年之际对“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艰苦环境里改造思想”的莫大怀疑。直到今天，“青春无悔”者仍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文革前十七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也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必须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既然工人阶级也是劳动人民，而且是劳动人民中间的先锋队。那么为什么不能让城里的中学生就近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却要他们离乡背井、远走他乡、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进而，既然是再教育，是学校教育的继续，那么究竟是什么期限呢？为什么又莫名其妙地把再教育变为“扎根农村一辈子”，还把在知青中招工招生说成是“拔根”，更把“拔根”“扎根”上升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如此这般的折腾，又怎么能对这样的“继续革命”理念与方法产生信任与信心？

1970.11.19 星期四 晴

今天是上山下乡干革命两周年，没有出工。因为疲劳，到近九点才起床。早饭后，书家信。午饭后直到晚上七时一直在食堂。为庆祝两周年，今晚上吃饺子。15个人共15斤面粉，30余斤菜。自愿参加制作。午饭后先烧了会火，后整理芋头。2点半起，郭、屠、刘、董、黄、胡、王、汤等九人一起做饺子，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晚上大家都可谓“撑饱了”。晚上无灯，和郭与宝仔[老俵]吹牛皮至八点上床。

1970.11.20 星期五 晴

今天是11月20日了。来到云庄是两周年。这两年的生活经历是相当丰富的，一言难尽，感触最多的还是如毛主席所说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插队落户固然是接受再教育的捷径，但终究是要依靠主观努力的。不是有人堕落成现行反革命吗？不是有人在车站、公路上拦路抢劫或敲诈勒索或聚众打架而被专政机关依法拘留甚至判刑吗？不是有小部分人思想颓废、以唱黄色歌曲、讲下流故事、抽烟酗酒为荣吗？当然这只是极小部分人。许多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哺育下，茁壮地成长为革命事业接班人，光荣地入党、入团。这正反的事实正说明，思想的变化，世界观的改造，毕竟是内因起决定作用的。我自己之所以进步不大，主要的还在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思想上认识不足，没有真正认识到接受再教育的根本意义。所以，在新的一年中，应当踏踏实实地真正地从一点一滴做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改造世界观，在自我革命中，在三大革命中，争取能真正作出成绩来。

【忆与议】

下乡两周年之际的日记中，不乏以“左”批“左”的可笑与幼稚，但是用“内因—外因”理论来大胆质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这在日记中似乎是第一次。

知青又一次“批资反修”

尽管知青在“再教育”下有诸多不满，但自以为识字有文化，能看书读报，保留着相当虔诚的信仰，犹如“原教旨主义者”。这一年的农活中不时采用了“计件记工制”，知青也从中多少得益，但是多年深受“政治挂帅”“四个第一”等等的熏陶，紧抱书本与教条，又一次掀起小小的“批资反修”风浪。而在一年多以前的1969年春末，围绕着副业生产中的“包工”、多劳多得，知青就闹过一次（见《知青发起“批资反修”争论》），后来不了了之；在实际生活中“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计件记工制”却在1970年“严重泛滥”，正说明了农村中那套管理方法已经遭到越来越广泛的或明或暗的抵制。可是，一些知青依旧天真幼稚地“唯书”“唯上”。

1970.11.11 星期三 阴，傍晚起有小雨

不少人都觉得现在没味道。论出工，什么都按底分规定任务，这种计件制度越来越使人厌恶，它根本不能唤起积极性，相反还促使个人主义的膨胀，对集体经济有百害无一利。要想明年实现“保八百争千斤”的目标，不抓政治思想工作是绝对不可能的。

1970.11.19 星期四 晴

队里某些人简直是走倒路。现在搞三光竟采用如同解放前资本家雇佣工人那样的办法：每坵田插上了号码牌，干部定好各坵田的工分。每人包一坵，搞完三面光，取牌向记工员上分。企图凭借此种方法来达到明年农业特大跃进，实在是南辕北辙！某些人的所谓“学大寨”，根本是背道而驰，根本违背大寨精神，是动摇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基础的！

1970.11.23 星期一 阴有间断雨

昨晚屠去上工分，回来说耘连作的工分已决定，其小组中有人最高挣了15分一日。这是采用了这种办法：各小组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就得底分；提前完成，则有加分；反之，则减工分。这是向包产到户倒退的一种反动！上海青年中，可推D、T两人最起劲了。心中可还有一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决不能参加这种倒退向资本主义的勾当！作为一个革命青年，时刻捍卫、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神圣职责！

徐到公社开会回来说，她将此事向公社领导反映了，公社领导说要来云庄处理这件事，并说云庄的根子就是包产到户！这不仅使我想起刚来时支书曾对我们说，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云庄从未搞过。这岂不是赤裸裸的撒谎吗？！事实说明，包产到户云庄就曾推行过！

1970.11.25 星期三 阴有雨

队里某些人竟然还在危险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昨天，支书亲自出马，检查质量，并也参与包工（定分）。下午，我还见FX、FF、FZ、GM几人兴致勃勃、安然自得地在定分哩！现在甚至连劳动小组都不分了，一片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完全是从个人出发，愿到哪就到哪，愿什么时候开工就什么时候开工，收工也完全自由决定……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了！一点集体生产的影子也没有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打倒“包产到户”！彻底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

傍晚徐从公社回来。全省根据省革委常委会议建立八十万人的宣传队，狠抓基层领导班子建设。徐参加的就是这一宣传工作。因公社负责人另有事，晚几天再去。为时一个半月。她又反映了云庄包工定额事。支书抵赖，公社负责人公开点了名。拿埠也是此类事件，上海青年贴出许多大字报。……徐还说，支书在回队后向徐解释说，这是没办法，但也要看到干劲大，这是毛泽东思想……。真是一派胡言乱语。

【忆与议】

上述日记中留下了我的想法，但在当时最多在几个要好的插友中议论一两句，在公开场合是不声不响的，因为担心因言获罪、祸从口出。

在1970年争论不已的计件记工问题上，云庄大队的这位支部书记又一次显得“另类”：一方面，他看到了“大寨式记工”带来的明显弊端，而且坦陈搞计件记工制是出于“没办法”；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计件记工制下“干劲大”，因而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种来自基层的智慧使我们这些知青屡屡感到吃惊。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刚到云庄不久时他对12-21指示的解读（见《另类解读12-21指示的一位“农村同志”》），之后又有“没有右，就没有左”的见解（见《大队支书一语惊人》）。

1970.11.15 星期日 多云

晚上队里开会，由支书传达梅峰学哲学现场会精神。

1970.11.18 星期三 晴

午饭后，应老周之命，抄写毛主席哲学语录。至4点完成。

1970.11.19 星期四 晴

早饭后应老周之命书大字十七个“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新高潮”。

【忆与议】

几乎与批判计件记工制的同时，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新高潮”在神州大地掀起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想不起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上网搜索，看到“收藏热线”中有当年的“红宝书”——《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具体是指什么？只回想起了《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什么？求助于百度百科，才知道还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至于为什么会在1970年掀起这样的“活学活用新高潮”，只记得它发生在1970-8～9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在网上没有见到直接相关的资料，找到一篇《人民日报》1970-10-30社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它一开头就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号召。全国各报刊最近发表了不少工农兵学哲学的好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用通俗的语言，讲亲身的经验，给政治思想战线带来了新气象，推动着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群众运动继续前进。”接着反复讲述了“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一定要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

当年这样的说法是迂回曲折地告诉民众，党内发生了危及无产阶级专政的两条路线斗争。公开见之于报章的说法是在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而内部传达的则是“批陈（陈伯达）整风”。如今许多文章书籍描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全会以后那个时期的，也是聚焦在党内高层的斗争方面，尤其是从1970-9开始的批陈整风到1971-9的副统帅折戟沉沙，没有谈及面对基层与群众的活学活用哲学新高潮。所以，那段历史在我们这些过来人心目中依然显得诡秘莫测。

那样的“学习”到了基层，演变成了知青在农村生产队“批资反修”“学习大寨”的有力“理论依据”，这在那个年代也并不奇怪，“活学活用”就是取我所需、为我所用、大打语录仗的实用主义罢了。

1970.11.28 星期六 阴有雨

已下了一星期雨了。这种天气实在不愿出工。早上翻看《世界分国地图册》。近来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声望越来越高，外交战线上奏响了一曲又一曲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胜利的凯歌，形势空前大好。

【忆与议】

在下乡的时候，我带去的书籍中有一本六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世界分国地图册》，那是1964年我考上初中以后，理出了一些小学时用的书籍报刊，到废品回收站换来一些钱，买了两本地图册。另一本是《中国分省地图册》。在那个无书可读的文化沙漠里，地图册是我百看不厌、浮想联翩的读物。

日记中记下的一早就看《世界分国地图册》，是因为我国外交有所突破，根据我的专题记录，短短一个多月里，就与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加拿大，1970-10-13；赤道几内亚，1970-10-15；意大利，1970-11-06；埃塞俄比亚，1970-11-24。

虽然日记里也在高呼“形势空前大好”，心底里却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加、意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啊，埃还是“帝国”呢，为什么要同这样的国家建交？“支援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到了今天，仍然没有见到一篇真正说清楚那次大突破的缘由的文章。

网中人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