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作者：邱春林

来源：网易论坛

一、争当知青

我1970年元月初中毕业。由于“文革”的影响，初中停了半年课，随之也就由夏季改为春季毕业了。

此时正值“文革”首届高中招生，据我考试的情况，居全班之首，可高中的招生通知，唯独没有我的名字。经查询得知只招收贫下中农的子弟，由于我祖父是富农成份，故被拒之门外。

在我伤心一阵子后，避着母亲(父亲已病逝)，自己到县知青办申请，要求下放到农村去。县知青办负责人姓田，过去曾是我父母亲教育界的同事，感到非常诧异。他说绝大多数没读书的城镇青年都不愿下放，靠反复动员做工作。而象我这样自己到知青办申请下放的还是首例。我便说出心里话来：一是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的工资养育几个子弟太困难，要为母亲分忧；二是没书读了困在家中没事干，不如早点下放接受“再教育”，今后可能会早些招工；三是要求知青办安排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兄长一道下放，使初中肄业的兄长亦享受“知青”的待遇。

大概是我的话或者说我的家庭情况感动了知青办负责人，他非常“大度”地安排了不到年龄的我和不够格当“知青”的兄长一道作为本届知青下放到农村去。

1970年3月18日，是我正式下放当“知青”的日子，也正是我刚满15周岁、进16岁的时候。这天，阳光灿烂，春风和熙。我与大我两岁的兄长一道，挑着被子和一口木箱，离开依依不舍的母亲，来到本县当时的车埠区报到。

区知青办干部老魏看上去很精明，尤其是两只大眼睛在我们兄弟俩的脸上扫来扫去，好象是对这两张脸蛋有什么疑惑，又好象是为了认清他的这两个“新兵”。简单问清我俩的名字后，便发给我们一个写有两个名字的粮食本和各人1丈5尺布票，然后交待说，粮食每人每月45斤，吃到7月份，8月以后就由生产队供给了。并告诉我们是下放到斗门公社红星大队二生产队，与该队3名武汉知青一个组，由该队姓项的女知青任组长，叫我任副组长，且一再叮嘱5名知青一定要一起好好生活，千万不要搞分裂。最后开给我们一张知青介绍信，叫我们赶到斗门公社去，说大队和生产队有人在那里迎接我们。

我和兄长又挑着被子和箱子到了斗门公社。等在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高兴地将我们接到了我生活和成长了5年的知青点上——难塘胡家。

二、同伴小章

我们点上的五名知青，除我兄弟俩，还有项氏姐妹俩，再就是一名老实巴交的武汉知青小章。

到点上的第二天便有耳闻：由于小章过于老实(就是在农村也难找出这号老实人——现在他在武汉已下岗补鞋度日)，项氏姐妹像使唤“畜牲”(言之过重，但农民兄弟是这样说的)一样“欺负”他，叫他动右脚决不敢动左脚，特别是每天不敢吃饱饭，盛上第一小碗后就不敢再添第二碗。

我将信将疑。经过几天观察，认定小章确实是生活中罕见的“老实砣”，并非是项氏姐妹要怎么欺负他，而是他自己特别畏惧，深怕自己的举手投足惹得那俩姐妹不满，所以总是缩手缩脚，不敢有半点大胆。

就小章的长像看，也是一副可怜的样子：颈短胸高，脸黑眉稀，头尖腮宽嘴巴大，身矮脚小背微驼……生理上最大的缺点是喉咙里头“拉风箱”，无论是站着坐着口里总喘着粗气，队上人笑他是“猴子搞喜事——气吃气扯”。尤其是晚上睡觉鼾声特大，隔几间屋子都能听见。

我当时心想，对这号天生有缺陷的老实人，只能亲近不能疏远，只能爱护和帮助，不能嫌弃和鄙视。于是，我每天主动与他搭腔，见他做不了的事总是去帮他做，尽量跟他亲热为他壮胆。不久，我还主动与他睡一张床，睡前总要跟他聊一阵天，终于使他慢慢有了笑颜。

在犁耙水响的春耕繁忙季节，我们知青点由于前吃空，这期间纯靠我兄弟俩每月供应的90斤米供五个人生活。为了能填饱肚子，我们也学着队里的缺粮户，每天采点野菜搅在米粉或者糠里一起做粑作辅助粮食。有几天还做了纯糠粑吃，小章每天吃了饭后就大口嚼着糠粑填肚子，甚至出工歇腰伙时也跑回来拿糠粑吃。过了几天他告诉我，说他的肚子很胀而又解不出大便。我认定他是吃多了糠粑，要他多喝点水，可他喝了水还是要吃糠粑填肚子。有天中午，我们饭弄熟了还不见他回来，等了好久等不着，我便到处去找他。没想到他却在离出工不远的一座山上呻吟，我寻着呻吟声走近他跟前时，不觉大吃一惊：他脱着裤子蹲在地上，双手抓着一根松树，使劲地两边扭动——原来他大便结得厉害，地上屙的全是血!我赶快去找队长，请求队长安排劳力，迅速把小章用竹床抬到区卫生院去治疗……

小章经过医院洗肠、止血治好后，整个人消瘦了不少，两眼下面呈现一道深深的黑圈，平时喘气更粗，晚上的鼾声也更大了。

三、组长大项

我们知青组的姊妹俩姓项，队上的人习惯唤姐姐大项、唤妹妹小项；我兄弟俩也相应被唤成大林和小林。这种称呼既亲切，又容易分辨——我真佩服农民兄弟的实际水平。

大项在我们组年龄最大，又是上一届下放知青的先进典型，是当然的也是区知青办指派的“组长”。大项当组长也很负责，她出工做事也能吃苦，整天像农村妇女一样挽着裤腿、打着赤脚下田。她身材高、块头大，长得有模有样，却长年扎着一对燕子辫，为的是出工做事图方便。听说我没来之前，她还犟着跟男劳力们学过耕田，因牛不习惯而不听使唤才使她罢休。大项还有一个优点，即政治觉悟高，经常晚上在油灯下(那时我们队上还没有用上电灯)组织我们几个知青读报纸和学习一些有关知青的会议材料。严格地说，我们还是服从她“领导”的。当然她也不是没有缺陷。由于她姐妹俩过去对同伴小章多少有些“刻薄”，以致在我兄弟俩面前也经常叮嘱要节约油盐米柴，经常唠叨要抽空到菜园里(我们当时种有约一分地的菜园)去劳动，但实际上她自己并不怎么去菜园，只是叫妹妹小项催促着我们去，这些事多做少做我们三位男知青倒无所谓，最有意见的是在每餐吃饭时，大项总要求大家“省”着点，小项也随声附和(她们不大顾及男女劳动强度的大小，如挑担子或下水耕田时，男劳力毕竟比女劳力要辛苦得多)，使我们很难填饱肚子。特别是轮到她们姐妹做饭(我们五人轮流做饭)时，总是少放些米，让大家各自添上一碗饭懈多时候都夹有杂粮)后，锅里就剩下不多了。这使我们不得不经常忍受饥饿，成天一餐等不得一餐，很有些难熬。一次，正值国际五一劳动节。我的几位正在上高中的老同学来点上看我，中午到的，下午没走，在点上吃了两顿饭。大项当面没说什么，可心里很有意见(我全然不知，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来客)，又不敢明着得罪我和我的朋友，便暗里指使小项(也可能是小项自己的主意)向队长打小报告，要求队长想办法把我的“客人”支走。队长也觉得是个“问题”，第二天一早便把我叫出去显得非常严肃地说，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乡下没有什么劳动节，凡是“闲散”人员流动到队里来的都要参加义务劳动，吓唬着要我通知我的几位老同学去栽田。我当然没有按队长说的去做，只是红着脸没做声，等队长一走，我忙回到宿舍告诉队长的来意，叫他们赶快走小路返回，免得队长真的再派人来让他们去受苦。

其实，我的几位老同学“偷偷”地走后，并没有任何人再提起什么，我心里的“石头”才总算落下来。事隔许久，在项氏姐妹先后抽走后，队长在偶尔与我的一次闲谈中才告诉我真实的缘由。

四、大林充当“黑耳朵”

大林初中尚未毕业。因我父亲重病在武汉住院期间，一直是大林在侍侯，为此耽误了学习。父亲去世后，他也不想读书了，曾一度跟一位铁匠学过打铁。在我们一道离开家门下放农村共同相处后，我才得知他脾气耿直，甚至显得有些粗鲁，一点也拐不到弯儿。一次，他看见队上会计(相当队里干部的二把手)家的猪放出来在油菜田里吃青，本与他没多大关系，他却连忙去报告队长，队长与会计本来就不和，正想找岔子整治他，便借此机会召开社员大会进行公开批评，还处罚会计家50个工分(即5个劳动日)，处罚“看方”(即守山兼田间管理)的人20个工分。队长在大会上宣布：从第二天起，取消由各户轮流“看方”的规定，决定由大林长期担任“看方员”，这个决定一宣布，各家各户都恐惧起来。散会后，全队的户主都把猪关进了圈，并再三叮嘱小孩、老人们千万别到田里去挑“猪草”(即猪很喜欢吃的一种野生“黄花菜”)，免得让大林抓住了毫无情面。

果然不错。大林担任“看方员”后，队里的秩序好多了，队干部们也都非常满意，大林自己也拣了一份长期轻松的事儿做。可是，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一天，会计找到大林侩计后来反而有些喜欢大林了)说，他发现队长的老娘有时傍晚后偷偷到垅田里挑猪草，问大林敢不敢把她捉住。大林听后有些不相信，当即拍胸说他谁也不怕得罪，果然连续好几个晚上都到会计提供的地方守候。终于在一个下雨天的黄昏，队长的老娘挽着个大竹篮子下了田。几分钟后，一直守候在暗处的大林猛冲过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用力夺过了老太婆手中的竹篮和铲子，狠狠训斥了一顿，然后喊了会计一道去找队长报告。队长当面羞红着脸说一视同仁，要处罚他自家50个工分。可到了第二天一早，队长的老娘拿着一块砧板和一把刀，蹲在一个山坡上，一边用刀在砧板上砍，口里一边大骂大林，让全队的人都能听见她的污言秽语。我知道后，喊上邻居的几个人一道去劝说老太婆，可她怎么也不肯罢休，还继续在高坡上发威不止。同来的人告诉说，这个老太婆早年就是队上的“老虎屁股”，谁也不敢惹她。我急中生智，连忙到大队部的小卖铺里买几包“万山”牌的香烟(这在当时农村属中等香烟)，专程到队长家挂着笑脸“陪礼”。队长顿时也表示歉意，并说了一番“原则”话，然后再亲自去高坡上把老娘拉回来，总算把这股火熄灭了。

从此之后，大林还是继续“看方”，可所有队上的人见到他后，都改口戏称他“黑耳朵”了。

五、我学整田

春耕季节，非常繁忙。那时要求所有的农田都种双季稻，农历二月就要整秧田，接着是所有的农田要翻耕、复犁、拖犁……总之，每丘田耕、踩、耙、糙要反复三次到四次。田整得好，禾苗才长得壮，田种双季稻，整田的劳动强度更大，队上的劳力非常紧张。为了跟队上分忧，我主动要求整田，果然在一个春上，耕、踩、耙、糙全都学会了。

初学耕田，得会架牛颈，就是在牛颈上架木杈，木杈两边套麻绳，麻绳直至牛后腿外边再套上犁或耙或糙。所以，架牛颈是整田的一个基本功。譬如耕田，架牛颈时，牛尾部的犁具就不能随便放，一般是在牛身的左边架牛颈，犁具的犁尾把也要朝左放，人在架牛颈时，即便牛不听话往前跑，牛后的犁具也伤不到人；如果将犁头朝左放，牛一走劲，犁头的铁器必然伤人不浅。

耕田技巧非得掌握好。左手捏牛鞭，等于是指挥棒，指挥牛前进、转弯、掉头，但不能随便用鞭子打牛，只要扬扬鞭子，牛就自然走得快了，如果真去打牛，牛就会吓得跑起来，田也就耕不成了。右手掌犁尾把，犁尾把也不能随便掌，它是掌握耕深耕浅耕均匀的关口。耕浅了，将犁尾把向上提一点；耕深了，牛拉不动，就将犁尾把向下按一按。这些也都是基本技术。真正耕田的难度，是翻耕揭板时，一丘奇形怪状的田，要耕“头厢”(即耕成一整块，不分厢)，这就是要看出谁是高手，谁是低手了。

耕田学会后，我接着学耙田，而且是学踩耙，就是人站在耙上面耙田。踩耙上的功夫是侠横侠直，不能踩花耙，这样才能将田整好。有些田不好耙，我当时人瘦削得风吹得起来，光是人站在耙上不顶用，就得在粑上再加放一块石头才生效。可是，牛并不老实。它见我在耙上加石头，很不情愿，不是扯横鼻子摆弄僵绳，就是不听使唤拉花耙，再不就是偷奸躲懒：或慢慢吞吞，或站着歇息，或睡田里滚水，一次，有头年轻的牯牛完全不听使唤：在架颈时它就摆牛角阻拦，安好耙后它就快闪闪地走着让我掌不住，当我加上石头后，它干脆拖着耙穿田过地跑起来，我怎么也追不上，只得喊人帮忙去捉拿它，之后换给成人去使用……

当然，整田也有整田的乐趣。一旦技术熟练了，无论是耕、耙、糙，牛在前边走，人在后面操作，口里可以尽情地喝着山歌，牛听见山歌，也乐开了，时不时地甩甩尾巴，跟着山歌的节奏愉快地耕耘，和人一样也将疲劳扔在脑后。

六、挑草头

春去秋来，农村是一片丰收的景象，也是一年中“双抢”最繁忙的季节。人们收割了早稻，又得赶紧插上晚稻。在这个季节里，劳力除了整晚稻田外，更重的活路就是挑草头，送粮谷，夜间还得赶谷场。

这期间，队上的劳动力劳动强度特别大。除了正常的出工外，每天还要加早班、中班和晚班。虽然对知识青年要求松一些，但我还是从来没少加一个班。队上有些劳力跟我说，你当知青的加个啥班?一人吃饱就跑了；我们加班是为多挣工分，到年终多分点红好养家糊口。我说我的确不是挣工分，但的确不愿听闲话，只要男劳力能做的事，我都要去做，也不少一个工分，不能让人瞧不起呀!为了跟队上的壮劳力比苦力，“双抢”季节我专选了挑草头的重活干。起初，我挑草头用不好活力，全凭呆力气干，比省力者要吃亏得多。其实，挑草头没什么轻重担之分，要挑都是五、六十斤重一捆，要用配了铁角的冲担插进一个草捆，用双手举起这捆草头来，再用冲担的另一头去插挑另一捆草头。这一连贯动作，不是一下子便学得会的，既要有本力，又要用活劲才行。我开始没找到用活劲的窍门，每挑一担草头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来，挑上半天草头后，浑身骨头就象散了架一样，即使睡上三五一七，也恢复不了疲劳。

不过，挑草头也有投机的时候，虽然它是人们公认的最重的活路。比方说上午，挑草头的人就可以轻松一些，妇女和弱男劳力得拼命地割谷，一不小心就会镰刀割破手流血不止，而挑草头的人就可以为晚上赶的谷场进行扬草、翻晒，这似乎比起割谷来要轻松自在得多。再说下午半天虽然在挑草头，看起来很重，但捆草头的人们也不轻松。起码捆草头的人们，先要将上午割晒的稻草收拢，再一抱抱搂起来进行打捆。抱草打捆的人，往往因稻草在身体上的磨擦而过敏，身腰部分常常是一片紫色，又痒又痛，特别是晚上休息后令人难熬。所以，我反倒认为挑草头者，比起割谷、捆草头的人们还要舒畅些，虽然白天吃点力，但晚上可睡个安稳觉，有失有得也。事到如今，由于我当时在乡下挑草头挑粮谷挑石挑土挑堤，两个肩膀红了肿，肿了又紫，最终两肩都磨成厚厚一层茧，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好在肩膀磨出来了，有时机关干部去劳动，我总是拣挑担的重活儿干，一点也不觉得累，让同事们吃惊不已。

七、夜读

乡下的夜晚很宁静。由于我们下放的队里还没用上电，各家各户为了省灯节油，早早地就都钻到被窝里睡觉了。

我不甘寂寞，更不想让长长的夜晚白白浪费，便利用这个时间大量读书和写读书笔记。当时想读的书很多，因没钱买书加之要买的书也不多，只得靠到处借书读：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高中和大学的课本，什么书都借着读，什么杂志也借着看。因要及时归还，又不得不边读书边做笔记——这种习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那时读书印象最深且做到字斟句酌的是鲁迅的系列书籍，如《鲁迅小说散文选》、《鲁迅文集》、(且介亭杂文》等；还有高尔基的系列长篇小说《母亲》、《童年》、《大学》等；还有当时的《湖北文艺》垢又复刊《长江文艺》)等文学杂志。

没有电，晚上学习只得靠油灯照明。初开始买有玻璃罩子的煤油灯盏，烧煤油三角七分钱一斤。可不到半年，因灯罩常换，罩具还要天天擦，看一夜书得大几两煤油，消耗不起又太麻烦，于是干脆学队上的农户一样，自制简易油灯，烧几分钱一斤的柴油。这种灯具特别简陋：用一个洗净的废墨水瓶装油，瓶口用洋铁皮剪一个圆盖，圆盖中间钻个孔，再用洋铁皮做一根小铁管，管中塞一根用棉纱搓成的小绳子作灯芯。点燃后灯火如豆，黄色的火苗上部总是袅绕着一缕黑烟，在这种灯光下看书，虽然人吃力但兴致特别好，因为省油省钱省事，于是经常通宵达旦毫无倦意，以致于每晚哪家农产的公鸡最早打鸣或者哪家的狗吠有响动都一清二楚。尽管这种灯光要贴得很近才能看清书，且柴油烟对五官有极大的污染，甚至头发还有被烧的可能，然而，由于渴求知识的欲望太强，加之书海的神奇与奥秘特具诱惑力，至于疲劳至于污染至于危险就全不在话下了。

有天晚上，我读高尔基的小说，文中有段形容一个人耳朵大的句子：“假如可能的话，他的两耳悄悄前伸，就会把整个脸宇掩住似的。”读到这里，令人立刻联想到猪的耳朵，我禁不住仰头大笑，没想到在头栽下时，把油灯碰泼，油全流到桌上，把我放在桌上一个烧熟的红薯也沾污了，我一时慌张，竟忘形地把红薯往口里塞，以致翻肠倒肚，好几天难以进食……纵然如此，昏光灯下的精神食粮仍然每天夜晚都丰富着我，终于使我在当知青的岁月里逐渐成长起来.

八、盗学

到了冬季，队上的劳力用扫帚扫、抹布抹，全都到水利工地挑堤。每到这个时候，我便成了大队乃至公社的宣传员兼施工员。

白天，我拿着用牛皮纸卷成的土喇叭(后来换用干电池喇叭，再后来换成交流电用扩音机大喇叭)播现编现写的表扬稿、快板、顺口溜等；下午歇腰伙(中途休息)后，便拿着皮尺、水平尺、标杆等测量器，与大队或公社干部分配第二天的任务；晚上则用红纸、毛笔抄写好人好事贴在篾折子上，到次日早晨，我又将篾折子背到工地上插起来，让大家都能看到头一天的好人好事。

工地上也有休息的日子，那就是北风呼呼的大雪天，每到这个时候，民工们都围在一堆火旁或裹在被子里聊天，说笑话、讲故事。我所在的那个大队，有几位当过“先生”(教师)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则聚在一起吟诗作对。我与几位有求知欲望的青年也爱“挤身”于这一伙，并戏称是“盗学”。通过在这个“课堂”里的“业余学习”，我终于懂得了“平、上、去、人”，学会了“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在较短时期内便能与这些“老家伙”和诗作对于了。作第一副对于我很吃力，一位叫祝天早的老先生功底深厚，他说想对对于，要学会先出出边(上联)，出出边时又要自己想好对边(下联)，然后再出给别人对。在他的指导下，我对对联的功夫已被“老家伙”公认了。

一天晚上，祝天早要带我到僚燃大队一位叫张贤喜的老先生家去，说张老是斗门公社最有名的“先生”，叫我跟他学一点新东西。当我们摸黑来到张老家时，张老乐呵呵的，一边杀鸡割肉，一边问长问短。当祝老介绍了我在吟诗作对上的长进后，张老撑好锅，煮上鸡和肉后，就说出两副对子“考考”我：其一：鸡犬过霜桥，一路梅花竹叶；其二：树影倒池塘，鱼戏枝头鸟宿水；我着实想了好久，觉得恭对肯定不行，就说只能凭设想马马虎虎凑合着对；张老和祝老都说，只要符合平仄，说得过去就行了，我便献了丑：前下联：龟蛇行雪地，两行玉带珍珠。后下联：花稠铺穴地，雁飞泥土兽行空。张老一拍大腿，高兴得满脸堆笑，双手打拱说：“小伙子了不得，了不得!你能这样换脑子想着法儿对出来，古来稀罕呀——你晓得吗?这两副出边是旧书上无人以对的'单边'啊!”快过年了，工地即将“下马”。我在与祝天早老先生辞行时，他要我晚上在他们小队的“地铺”上睡一夜，说与他来几联，我也爽快答应了。临睡前，我最后针对下雪的景致出了这样一副上联：“天黄风扫鹅毛雪”，谁知这一下使祝老也卡了壳，不久我睡着了。可是，正在我朦朦胧胧进入梦境时，耳边一阵嘶哑的声音把我惊醒，我猛地扯开电灯一看，是祝老赤着身子站在我身边，只听他说：“小林，那副对儿我对到了，”他一指房间的牛奶灯泡说：“夜黑电烧鸡蛋灯。”

九、小项与大林闹“分家”

一年以后，大项被区知青办推荐招生上了“工农兵”大学。从此指定我为知青组组长。由于我在冬季水利工地上当宣传员兼施工员比较出色，第二年开春，公社又把我抽调到一个水库维修工地指挥部，同样从事宣传和施工，几乎很少回队里去。队里也就只有小项、小章和大林三人，我这个“组长”也就“束之高阁”了。

有一次回队里拿米，见厨房里多了一口灶，小项的房门上了锁，正感到奇怪，收工回来的小章告诉我，说小项与大林吵了一架之后便“分家”了，“分家”后小项请病假回武汉去了，我问为什么吵架，小章说他也不在场。我深感到自己当组长失职，可一时又找不回小项来跟她进行思想交流，只好等大林回后问问情况。

大林天黑后才回，没等到吃饭他就滔滔不绝地告诉我“分家”的来龙去脉：原来在我上工地后，小项经常为些小事与大林和小章过不去，小章从不吭声，大林开始也忍着，后来有时也粗暴地与她顶几句嘴。那一次，是队里分了些菜籽、小麦和蚕豆，小项私自将菜籽换成油、小麦换成面收藏到自己房间，准备带回武汉去。只是把蚕豆拿出一半放在厨房里。小章不问也不管，大林知道此事后，单刀直人问小项把实物藏哪了。小项平时在外面不多说话，看上去还很腼腆，披着长发露着小脸颇有点林黛玉多愁善感的味道。可她在这个“特殊家庭”里却非常要强。过去大项在时，她总是背后操纵，自己不怎么出头露面；现在大项不在，我又抽调到工地上，她在心眼里又根本瞧不起小章和大林，便干脆明目张胆地说她要“分家”，不与儿子伢(男知青)一起过了。

大林听后很气恼，说“分家”可以，但不能一人独吞大家的粮油。小项强词夺理并摔打东西，又是说儿子伢“吸”了她姐妹俩的“血汗”，又是说跟“窝囊鬼”一起过日子“掉底子”等等，惹得大林一脚踢翻了桌椅，也表示要坚决“分家”。

得知这些事实，我专程去区知青办汇报了情况。知青办答应找个时间来调解一次。待小项从武汉回来后，区知青办也果真来队里开了个会，可终于没能使这个“家”再和好，只是不久后让小项填了武汉一家招工表把她调走了。

在小项调走时，据说她还憋着一肚子气，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队里连欢送会也没来得及开，而是独自悄悄地走了，待我从工地上得到信赶回来时，她已无影无踪。这件事，我至今都感到遗憾，从心里总觉得欠对小项。20多年来，也一直未见到过她，只是在大项两年大学毕业分回到区高中任教时见过一面，那时我还没有离队，曾跟她谈到过我对小项的歉意，也不知她跟妹妹转达过我的意思没有。

十、我与大林也吵架

不久小章也招工走了。队上只剩下我与大林兄弟俩，作为俩兄弟在一起过日子，按说没有什么矛盾，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像夫妻之间在一起也有磨擦一样，兄弟在一起也会有吵嘴的日子。

说来，大林确有不少优点。他除性格直爽外，做家务事还很是过细。如桌椅坏了，他能拿起锤子锯子叮叮当当地修理得好好的；后来队里通了电，逢线路不通时，他都大着胆子去“检修”，虽然不懂物理知识，却还从没有被触过电；平时抹抹扫扫，洗洗补补也都耐得烦。

要说，我们真正吵嘴也仅只一次，回想起来也很可笑，那年我同样被抽在水利工地上，大林仍然在队里“看方”她的几年知青生活就是在“看方”中度过)，俩人的工分记在一起，实物分在一起，年底“分红”的钱也在一起。况且，大林因“看方”还轻松，便学着农户样子，还买了一只猪崽养起来。每个月我从工地上放假回来，就与大林一起顾顾菜园，帮着到湖里捞葸草喂猪，有时还约几个青年伢一起，拿着一把柴刀和一条冲担，走二十几里山路到很高很高的“遍辑山”背面的林场里“偷柴”以供大林在“家里”煮猪食，这种“偷柴”的体力强度特大，不仅要担惊受吓，更吃力的是要从大山背面偷砍一担柴禾一百七八十斤，挑在肩上要上山和下山，中途无论如何要歇几次伙。忙乎一天，弄一担“硬柴”回来，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难受。干这种劳动强度特大的苦力活，不但大林受不了(他也从没有干过)，就是队里也没几个壮劳力顶得住。可我考虑到大林在“家”养猪不容易，烧柴特别多，我应尽可能为他分担点事做，兄弟俩共同劳动，共同享受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可谁知道，我年底从工地上回来时，大林自作主张把猪卖了几十元钱，励D上队里的“分红”有几十元钱(我们所在的队很穷，每10分工即一个劳动日只能分得7分钱)，共计花120多元钱买了一个当时算得上很高档的半导体收音机，他把收音机体外套着皮套子的皮带背在肩上，悠哉游哉地背着“看方”，我一见肺都气炸了，大发一顿脾气，斥责他不该自作主张去“发泡”，根本不把我这个兄弟当人，无论如何该跟我商量商量，他见我发火了，开始是阴阳怪气地说猪是他养的，他有这个权力自己开支；后来见我不肯罢休，他也懒得争了，竟然也说起“分家”来。我更加气愤，吓唬他要把收音机扔到外面塘里去，他见我有要扔收音机的举动，便抓住我的胸要和我打架，我明知自己的力比他大得多，也没有动手反击他，只是继续吓唬他说，要打可以，我们到山上没人的地方去打，莫在屋子里动手被别人听见了笑话。他这才放开手不理我，独自抱着收音机去睡了，我也好好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气消了，主动跟大林说话，并安慰他钱花了算了，今后好好过日子就行，俩人相视一笑，昨天憋着的一肚子气全都烟消云散。

十一、过年

知青在乡下过年是少见的。我在下放的第二年，兄弟俩便决意在知青点上过春节。后来才知道，我们的这一创举是全县知青之首例，为鄂南下放知青增加了光彩。

我们用队上年终决算分红的几十元钱，买了些肉菜、雪枣、白酒、鞭炮等物，加上队里分的三条鱼，邻居给的鸡蛋、糖果等，办的年货自认为极其丰富。

大年三十早晨，我第一个用大红纸书写了一副具有特殊意义的春联贴在大门上，惹得全队三个湾子的人都来欣赏一番。这副春联的构思独特，在上下联中各用了四个谐音字，而且是逆常规采取“平起仄落”的形式（是我迄今所作的对联中唯一一副)写成的——

上联：兴旺胸怀心贺新春；下联：青年轻化清晨亲画；横联：知青过年。

队上的人看了春联之后，相互传颂，一下子像热锅里的开水沸腾起来，家家都送来红纸要我为他们书写春联，我也毫不推辞，根据每家的人物景致，即兴创作出各不相同的喜气春联，又一一书写出来，家家户户都等着我写的春联贴在大门上后才燃放鞭炮吃年饭。由于我在忙写春联，年饭也不得不推迟，几乎是所有农户都吃过年饭后，我们才忙乎完六菜二汤八个菜，为了体现知青的豪气，我们买了十挂鞭炮串在一起，整整放了近半个小时才响完。吃年饭时，浓浓的鞭炮味儿替代了所有的菜鲜，我们却快乐地边斟边饮吃了大半个下午才收场。

三十夜的火。在三十晚上，我们学着农户的样子，架起了几个大树蔸燃烧起来。由于我们在队上过年是新鲜事，队里的青年大都来到我们住舍凑热闹，有的围在桌上抹牌走棋，有的扒在地上用硬币“押宝”赌零花钱，其余的都坐在小凳子上或挤在我们床上听我吹牛讲故事，大家一直热闹到呜叫后才渐渐离去。

初一早晨，当我打开大门时，却见大队书记的父亲胡国典正独自站在门口品味我写的春联。我忙凑上去拜个年，他老人家却双手跟我打拱，很是说了一番对春联赞赏的话，而且说得非常在行。后来我知道这位长者读过多年私塾，对吟诗作对有浓厚的兴趣，他是昨天听人议论我写的春联后，今早特来观赏的。他走后不一会，大队书记胡礼清与夫人又亲自登门拜年，并送来一大撮箕(乡下撮谷米的用具)糖果、蚕豆、苕片等食物，并说是他父亲的一点心意，非要他送来。这位颇有些学问的大队书记还谦虚地说要向我“讨教”(指写对联)，简直使我受宠若惊，至今仍有道不完的感激之情。

这一天，我们在全队逐家逐户登门拜年，同时也成为队上人家的“客人”，被争着请到家里吃新年饭。

这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愉快的一个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