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之行的随想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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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之行的随想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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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之行的随想 向往敦煌，由来已久。今年九月的西北之行，终于如愿以偿。
去敦煌的莫高窟，通常均寄宿于西北25公里处的敦煌市。而敦煌，作为一个旅游城市，也就处处都打上了莫高窟的印记。 在城市的中心，十字路口的中央环岛，耸立着一尊反弹琵琶的飞天塑像。据说，其造型是根据敦煌壁画中伎乐天的舞姿创作而成的。左腿直立，右膝高抬，旋身起舞，双臂上举，将琵琶斜置于脑后，屈掌反弹。整体看，身形丰满、姿态婀娜、裙裾翻飞、舒展优美。白天，高约5米的塑像已经非常引人瞩目；到了傍晚时分，暮色降临之际，塑像在天幕的映衬下，更有一种剪影的效果、飞动的感觉。 近些年来，她已几乎成为这座城市的地标。经过此处的旅游者往往会掏出相机，以她为背景，拍照留念。 自然，远道而来的人们主要兴趣还是瞻仰莫高窟的建筑、彩塑与壁画艺术。查相关资料，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开凿于鸣沙山东麓二三十米高的崖壁上。自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公元366年）始建，历经1600多年的沧桑，如今尚存历代营建的洞窟735个。其形制有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其中，492个洞窟有彩塑和壁画。不过，出于长久保护的目的，也是因为游人太多的缘故，目前只开放保护得较好的三四十个洞窟，而且每一批游客只能由讲解员引导，随机参观这些洞窟中的八九个。进洞才开锁，出窟即落锁，想要多逗留一会儿都是不可能的。好在，这些精选出来的洞窟都具代表性。比如，北周428窟内有内容连贯的壁画《萨埵王子舍身饲虎图》，其所突显的献身精神撼人心魄。又如，唐158窟内有石质泥胎彩绘卧佛像，其长15米，丰满圆润的面庞、若睁若闭的双眼与恬静慈祥的微笑给人以祥和之感。再如晚唐17窟，又名藏经洞，其空间不大（长宽各2.6米、高3米），却曾藏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大量佛经、佛画、法器以及其它宗教、社会文书等5万多件。遗憾的是，因为发现者王圆簶道士的贪婪、愚昧和清廷的昏聩与无为，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竟然流失海外近4万件，让观者无不痛惜。至于那已等同于敦煌名片的反弹琵琶伎乐天像，我是在中唐112窟中仰观、细看之后，经讲解员指点才发现的。她在窟中巨型壁画《西方净土变》中所处的位置并不醒目，体量也是极小的，根本无法与各种佛像、菩萨像相比拟。 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何以是她，而不是那些高大的佛像、菩萨像，成为敦煌的代名词呢？ 也许，佛像、菩萨像过于庄严、神圣了，与人间、世俗有了距离。而手持乐器的飞天形像，则是源自民间的艺伎，与尘世接近；又是艺术的，其反弹琵琶的姿态灵动、飘逸，让俗众感到亲切的同时，亦能得到美的享受与艺术的升华。 也许，今天的人们见惯了常规的正面弹奏琵琶的方式。而反弹——尽管已超出了人体生理结构的极限，实际生活中的琵琶专家和舞蹈专家都无法做到——却能给人以新异的感觉。试想，追求新异，超越极限，何尝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呢！看来，艺术虽源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反弹，更是逆向思维的一种体现，能够独辟蹊径，别开生面。因此，为人们所喜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前往敦煌的一路上，我始终处在兴奋与期待之中；那么返程时，萦绕于心的却是徐迟的那篇报告文学《祁连山下》。 还记得，那是50多年前的1962年，我从《人民文学》上第一次读到了这篇作品。顿时，眼前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向艺术宝藏的大门，里面充满了神秘、神奇，令人神往： “千佛洞散布在一条狭长的山冈上。黄昏，太阳沉没到这条山冈背后去。在还没有沉没时，一道灿灿金光，从这山冈的佛洞后面射来，射过密密的洞窟之前一片小小的平川，射到平川那边的嶙峋的三危山。当太阳更往下沉落时，平川和它中间的一道小溪被荫蔽在深沉的暮色中，只有溪边的树林尖梢还贴着金光。这时，三危山上却金光闪闪。又过一会儿，太阳差不多全沉没了。平川已经誾黑，而三危山上的圣洁的金光却格外的辉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一千尊或者更多尊佛，展示了他们的结跏趺坐之状。那嶙峋的岩石，一个个的佛，全部显圣了。它们鬚眉毕露了。它们都有圆光。它们有的盘膝，有的垂足而坐。它们垂臂袒肉。有的倚侧着，猛兽驯伏在它们足下。全体都合十，微笑。最后，它们隐没在缀满群星的夜幕背后。” 于是，远在大戈壁的敦煌在一个少年人的脑海里具象化了。它的壁画，让后人找到了中国人物画的流向及曾经达到的境界——形似与神似的高度统一；它的彩塑，如此生动，毫不逊色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大师们的杰作。尽管，这些精品的作者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于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艺术家形象为世人所熟悉。他曾留学法国，为了保护和弘扬敦煌艺术而舍弃繁华，投身荒漠。即使妻子离他而去，他也毫不动摇。这位名为尚达的艺术家并非虚构的人物，其原型就是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后名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几十年的常书鸿（1904—1994）。毫无疑问，中国的文明史长达数千年，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这高度文明的遗产是需要保护、传承、发扬光大的。而常书鸿，就是从事这一伟业的杰出代表。 当然，也是因为这篇报告文学，让我记住了它的作者——徐迟（1914—1996）。多少年后，当我站在大学的课堂里，讲授中国当代文学时，总会提到他的名字及其作品。从《祁连山下》到他新时期发表的《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漩涡中》，从艺术家常书鸿到科学家李四光、陈景润、蔡希陶、周培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赤子情怀、抗争困厄的坚韧毅力与追求科学、渴望文明的不懈努力，都在他的富有诗意与激情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实，徐迟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以往，报告文学只是散文这一文学体裁中的一个分支。但是，随着徐迟这批报告文学的横空出世，这一分支的影响力便迅速扩大。加之，刘宾雁的《人妖之间》、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柯岩的《船长》等作品的相继跟进，报告文学创作遂在上世纪80年代呈现出极其繁荣兴盛的景象。借用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光年的话来说，就是报告文学“由附庸蔚为大国”。此后，全国作协再搞评奖活动时，便正式将报告文学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并列，单独设奖。 只是，这样一位诗人、作家，怎么会在1996年的12月12日深夜，从武汉同济医院六楼病房的阳台上跃出，以非正常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呢？令人遗憾，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逝者已矣，无需再去深究其原因。不管是创造了敦煌石窟辉煌艺术的那些无名画师与工匠，还是被称作“敦煌的守护神”的常书鸿，以及写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崇高形象的作家徐迟，他们的心血结晶都已、并将长存于世间。 2014-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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