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发奋推倒“民族脊梁”鲁迅之书

作者：章诗依

原载:纽约时报中文网

离世78年，鲁迅面临的基本处境没有改变——他仍处于赞美与唾弃两种力量的奔腾夹击之中。香港明镜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思想的毁灭——鲁迅传》一书，是这一处境的最新注脚。

作为一尊矗立了半个多世纪的神像，鲁迅浑身上下披挂着“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族脊梁”“骨头最硬”等花环。这些花环，是毛泽东出于革命需要封给鲁迅的。他甚至称鲁迅为中国历史上除了孔子之外的第二个圣人。毛泽东去世后的1978年，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进程，这一进程很快延伸到思想文化及政治领域，民间社会出现对毛泽东的彻底否定思潮，他一手塑造的鲁迅这尊神像，自然也要遭受清算。

《思想的毁灭》以“推倒一尊谎言堆砌的巨像，剖析一个阴暗偏狭的灵魂”为写作宗旨，洋洋472页，每一页都弥漫着对鲁迅的鄙视与不屑。“抄碑小吏”“小说审查官”“低劣俗汉”“左翼阔佬”“客厅战士”“头号骂客”“业余文化警察”“中国两千年腐臭专制文化尸体上结出的一朵恶之花”，诸如此类的恶谥，书中随处可见。鲁迅后半生重点经营的杂文，则交替被冠以“拉杂小文”“骂人小文”“琐屑之笔”“垃圾小文”“百字小文”等称谓。凡此种种，令人震撼，又难免莞尔。

本书作者孙乃修，出生于1948年，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后在加拿大的大学教授中国文学、鲁迅专题课程。早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他师从著名学者贾植芳。后者是胡风的好友，而胡风被视为鲁迅的精神传人。在中共建政后6年，胡风因反对文学作品只能描写光明而不能描写社会阴暗面等主张，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贾植芳也遭受牵连，系狱多年。不无巧合的是，近年批判鲁迅最力的学者，如李劼、朱大可、陆建德，与孙乃修一样，大学时期都有在上海求学的经历。他们的老师如贾植芳、施蛰存等当年多与左翼作家有来往，这与他们日后对左翼作家的批判态度未始没有关系。

在后记中，孙乃修说，本书原稿有120万字，出版时不得不割舍大量篇章，因此而时有“断指之痛”。一个死去78年的人还需如此规模的文字去“推倒”“剖析”，足见此人在思想与文学领地所占地盘之大、影响之巨。

孙乃修对鲁迅的激烈批判，从著名学者、作家苏雪林那里获得了精神资源。后者从鲁迅去世后一个月即踏上了她批鲁的征程。那是1936年11月，苏雪林给中央研究院负责人、对鲁迅多有帮助的蔡元培写了一封信，信中，她指斥鲁迅“阴险，多疑，善妒”，“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不近人情，睚眦必报”

。她随后又发表文章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国人法也”、“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苏雪林后来去了台湾，1966年将自己批判鲁迅的文章结集为《我论鲁迅》一书，称反鲁是自己“半生的事业”。苏雪林活了102岁，她的半生，就是绵绵半个世纪。

梁实秋是另一个精神资源。梁实秋是著名学者、作家，鲁迅的论敌，论战中曾被鲁迅骂为“丧家的乏走狗”。鲁迅去世二十多年后，在台湾的梁实秋写有《论鲁迅》一文。文中，梁实秋这样评价鲁迅:他“一生坎坷，到处碰壁”、“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梁实秋对鲁迅的这些评价，特别是关于鲁迅没有“正面的主张”的看法，被孙乃修完全接受，且在书中有更细致的发挥。例如他说，鲁迅一生使用一百四十余个化名，发表个人谩骂性文字，古今中外首屈一指。

此外，《思想的毁灭》吸收了近年中国国内民间舆论对鲁迅重新评价中的一些观点，如鲁迅对日军暴行保持缄默与亲日立场，对内山完造间谍身份的猜测，以及日军侵华期间与日本人通信中显露的奴态。

剩下来的火力，来自孙乃修的独门暗器——用新的视角与价值坐标，对鲁迅文本进行批判性解读。“我的原则，直对鲁迅，以其文字作第一手材料，一般不用第二手材料，更不用在我看来可靠度极低、纯系吹捧的文字，亦不看那些跪式文字。”作者在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坐标一换，出现了颠覆性的效果。鲁迅祖父周福清主导的科场弊案导致家庭破落，按正统的说法，祖父是腐朽科举制度的牺牲品，而鲁迅因家庭变故，饱尝人情冷暖，形成对人性冷峻的看法。而在孙乃修看来，这一事件，从此埋下鲁迅对社会、人生的黑暗态度与残忍心性。而周福清的浮躁无节操、听不得批评的暴君性格与偏执心态，更是日后鲁迅与人无休止骂战的性格基因。同时，周家大院中无处不在的播弄是非、假装好人、制造谣言、偷鸡摸狗等行为，使鲁迅对阴谋诡计、世俗手腕过早熟悉，他后来在文坛使用各种手段攻击对手，正是这种旧文化幽灵在新一代身上的复活。

1925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爆发学潮，鲁迅后来的同居女友许广平是学潮中反对校长杨荫榆的主将。学潮中，鲁迅站在学生一边，亲自为学生起草讨伐杨荫榆的檄文。这一事件，在正统的叙事中，被描述为反抗专制政府与其走狗的壮举。在《思想的毁灭》一书中，完全是另外的风景。

孙乃修认为，鲁迅参与这一事件，不过是一起桃色事件的副产品。作者将整个事件的进程与有妇之夫的鲁迅与许广平感情发展的节奏做对比研究，证明了学潮前鲁迅与许广平刚刚建立联系，而二人情事因学潮而不断深入。作者认为，鲁迅站在学潮中的学生一边，动机并不纯良，而其起草的讨伐杨荫榆的檄文，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充满谩骂，是典型的绍兴刀笔吏风格。

无独有偶。上海《东方早报》今年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的《纪念杨荫榆：为鲁迅笔下“可恶的人”申辩》长文，文章将鲁迅在女师大学潮期间写的文字讥为“崇高风格”的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对手做嬉笑怒骂，但并不说理。杨荫榆后来在苏州死于日本军人的军刀之下。

鲁迅身上的战袍，是孙乃修奋力要剥下来的一件东西，他努力将鲁迅从战士形象还原为一个世故而胆怯的俗人。

书中写到，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参加了反清的光复会，剪掉了脑后的辫子，并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迈诗句，但当光复会派他从事暗杀活动时，他却以万一死了家中老母如何安置为借口予以推卸。身披战士夺目光环的鲁迅，曾在袁世凯政府与北洋政府中供职15年，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供职教育部的鲁迅身兼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负责审查各地的小说作品，还主持制定了审查标准和取缔措施，期间未有任何反袁的言行。鲁迅还托人通过蔡元培从国民政府谋取特殊津贴，四年中获得可观的收入。孙乃修认为，这些事实，把所谓鲁迅“骨头最硬”的说法敲得粉碎，证明了鲁迅不过是一个口喊革命却让别人冲锋的“客厅战士”，而自己却千方百计地去谋取实利。

“思想深刻”是迄今为止鲁迅较少受到挑战的一个荣誉。但孙乃修认为，鲁迅的思想，不但零碎而不成系统，且常常自相矛盾。比如他曾经提出“不看中国书”的口号，但后来却主张印古书，印明清人笔记。他反对林语堂标举个性情趣的办刊主张，把小品文斥之为小摆设，嘲笑一切细致、精巧的艺术品，诸如小巧根雕、玉雕、古玩等，都被他打上阶级的标签，视之为“所谓士大夫”与有闲者的“清玩”，但他自己却与郑振铎合资翻印明代士大夫把玩的小摆设“笺谱”。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素负犀利、深刻的美誉，但在孙乃修看来，却是怯于批判体制的油滑举动。“他痛恨的总是身边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元凶与体制。”

为了证明鲁迅精神世界的卑渺，孙乃修独出心裁地将鲁迅晚期的小品、书信与中国古代作家和近代西方的蒙田、培根、帕斯卡尔以及拜伦、济慈等人的作品、书信做了比较，认为鲁迅这些为个人私恨与党同伐异而涂抹的“人身攻击小文”，充斥狭隘偏见，虚浮油滑，没有古典作家的儒雅、理性、感情的均衡，不见古人浩然正气，亦无今人文明风度。其书信也与杂文一样，绝少谈学论道，“太多嘟囔怨恨、飞短流长，攻讦他人，著眼人事纠纷和内斗，没有谈书论学之雅、讲道格物之趣，读之如听东窗下世俗饶舌男女背后搬弄是非、骂人咒人，恨恨有声，鄙俗不堪。书中写道，1927年浙江大学设立研究院，蔡元培是九人筹备委员会，鲁迅闻讯托章廷谦等人向蔡活动，失败之后，他写信给章廷谦，对蔡含恨衔怨，信中说：“我与此公，气味不投者也”，其实，民国元年，蔡元培曾经举荐过鲁迅。而对照西方诗人作家思想家之书信，无一像鲁迅这样背后谩骂、散播流言蜚语者。”孙乃修认为，这样的鲁迅，是丧失了精神家园的可悲的文化虚无主义者，是两种优秀文化的弃儿——既否弃中国仁义道德文化、君子人格风度，也拒斥包括西方人道主义观念、公平态度等精神价值。

孙乃修将中国反右与文革时期发生的政治迫害与思想迫害与鲁迅的杂文做了联系。他认为，鲁迅的杂文，喜欢随意给不同观点的学者、作家扣以洋奴恶少封建遗少叭儿狗走狗落水狗等名号，然后放肆辱骂和恶毒诬陷。这种手法，被后来的政治迫害者所效法，其原理是，先把他人的人格取消，称之为“牛鬼蛇神”“妖魔鬼怪”“魑魅魍魉”，于是迫害就合情合理了。他认为，中国大地上后来发生的一切政治迫害与思想迫害，都借助这种狗概念与动物观念而张狂成势。

显然，经过孙乃修清算后的鲁迅，与被毛泽东涂上厚厚油彩的那个鲁迅有天壤之别。这个鲁迅，非但不再值得尊敬，反而令人反感，甚至厌恶。

有趣的是，在鲁迅遭到自由派学者日渐猛烈的清算的近年，官方意识形态部门对鲁迅也呈现出相当冷淡的态度。大张旗鼓、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已经多年未见。由于腐败、食品安全、环境恶化等问题，社会上怨气较深，让被贴上不妥协地批判现实的标签的鲁迅成为一件古董，是一件不坏的事。这凸显了鲁迅问题的复杂性。

《思想的毁灭》——一本汪洋恣肆的书，就是鲁迅的真相吗？当然未必。

身为中国自由主义旗手的胡适，想必就不会首肯这本书。胡适曾经被鲁迅骂为“高等华人”、“金元博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当苏雪林向其控诉鲁迅的种种恶行时，胡适却坚持认为，凡论一人，要“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虽然“鲁迅狺狺攻击我们”，但“鲁迅自有他的长处，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本书的纰漏甚至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鲁迅的性格固然有狭隘、偏执的一面，他对许多人的丑诋、谩骂事后被证明并没有道理。但是，他的对手也并非多无辜。如他对梁实秋的愤怒，就起源于梁实秋暗示鲁迅从苏联人那里拿了卢布，而这在当时是可能会要命的指控。鲁迅先被诬指接受卢布，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本书中一字没有提及。此外，鲁迅用化名写作杂文，并非完全是为了躲在暗处骂人，规避当时的书报审查也是重要原因。

书中结尾处，作者用这样解气的口吻描写鲁迅的去世：“两天后，这张刺刺抱怨、咻咻骂人、嚣嚣滋事的嘴巴将永远闭上。”——这本批判鲁迅的书，其文字也实在很有鲁迅之风。

（章诗依为媒体人，常住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