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是天灾也是人祸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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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是天灾也是人祸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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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是天灾也是人祸 1976年，非洲中部热带雨林的边缘，有一个棉花加工厂保管员病倒了，几天后七窍出血。据说他没有去医院，死在自家院子里的吊床上。他是一种特殊病毒的首例牺牲品，后来他的坟墓被来自世界各国的医生们不止一次地参观过，并且他们相信，这个人死去之前，身体里的骨头还是好的，其他器官化作了粘稠血水。 人们记得他的名字，叫俞·吉。这仿佛一场战争从酝酿到开始，或一场政治风暴席卷而来，第一个人遇难而死成了重大事件，以后大批死去的人，不过是越来越多的统计数字。 俞·吉所在的地方太惨了。 他的同事、同事的朋友圈和情妇们，以及其他被新病毒袭击的人都突然发病。疾病又蔓延到东面一个小镇，而那个镇上有一家医院。 “它如同一颗炸弹击中了这家医院。病毒使马里迪镇上的这家医院变成了停尸房。它从一张病床跳到另一张病床，杀死前后左右的病人。”美国作家普莱斯顿说。他描述埃博拉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在1990年代震惊了全美国。一份报纸的书评说，这本非虚构的《高危地带》，比任何科幻恐怖小说都更加恐怖。 这部书写道：“显然医护人员给病人们注射时使用了脏针头。病毒通过针头在医院里蔓延开来，然后击中了医护人员。在某些情形下，医疗系统可能会强化病毒的爆发，就像透镜会把太阳光聚集到一堆易燃物上一样。”瘟疫突然结束了。人们没有捕捉到这种陌生的病毒，也没有来得及为这种病毒命名。据说，这种苏丹毒株的致死率是百分之五十，与中世纪的黑死病致死率相当。也就是说，遭遇它的人中有一半会快速失去生命。后来的医生们发现，它是埃博拉病毒的一种亚型，而且杀伤力较低的那种。换了另一种，致死率会达到百分之九十。 苏丹的经济并不算太糟糕，它的总统正在效仿苏联的国有制，确定了一个宏伟计划，要把苏丹变成非洲粮仓。但他执政十六年后被赶下台的时候，只留下一个贫穷、饥饿、战乱的国家。1976年，从夏天到秋天，政府实行封闭政策，让肆虐了五个月的病毒危机不为世界所知，也就不能被人类已有的医疗技术加以控制。普莱斯顿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比喻了，就把苏丹发生的事情与一颗原子弹秘密爆炸相提并论。 他在《高危地带》中几次说到的脏针头，与贫困一样，推进了病毒传播。许多非洲国家实行不好的经济分配制度，财富在极少数人手里，国家是贫弱的，与民众有关的社会支出更少得可怜。医院里挤满了病人，药品只有几种。护士们一天只有几个针头可用，实在钝极了才换一个。 普莱斯顿写道，“当病毒蹂躏这家医院时，幸存的医护人员惊慌失措，逃进了树丛中。这也许是他们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因为这样就终止了脏针头的使用，而且腾空了医院，有助于破坏传染链。” 《探索与发现》是一部严肃的纪录片系列，其中一部片子展示了人类对付埃博拉的尝试。它的解说词告诉我，这种病毒潜伏在丛林深处，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很可能就是《圣经》中记载的瘟疫。 你和我生存在当下，看不到历史，看不到文明与繁荣多次被病毒打断。我记得，最早前往非洲追踪埃博拉病毒的一位美国科学家说:“也许在病毒的世界里，我们才是入侵者。”他说的是人类对自然界无休止、非理性的入侵，逼得病毒无处藏身。 谁也无法解释，在非洲中部丛林藏匿了几千年或者亿万年之久的埃博拉病毒，为何在1976年向人类猛扑过来。苏丹病毒爆发两个月后，五百英里之外，一个名为本巴区的扎伊尔丛林，遭遇了更大规模的瘟疫。 这是一块热带雨林区域，散落着一些村庄，并由埃博拉河提供水源。埃博拉病毒的名字就来源于这条河，它是刚果河（扎伊尔河）的一条支流。1976年9月，埃博拉病毒在靠近该河上游源头的一些村庄同时爆发。它似乎从天而降，感染每十个人便会杀死其中的九个。 不幸的是，那时也是扎伊尔（后来改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祸泛滥时期，总统蒙博托长达三十二年的独裁统治，刚好进行了一半。他以一半是神、一半是酋长的身份统治他的国家，是非洲现代史上最残忍的三大暴君之一。社会财富多半被独裁者及其亲信侵吞了，国家陷入灾难，民众苦不堪言。病毒肆虐时期，蒙博托封锁疫情消息，还命令军队用路障封锁本巴地带，对试图逃出的人开枪射击。 普莱斯顿的《高危地带》写到了一件事情。前来调查和救援的世界卫生组织医生，面对的是特别腐败的官僚体制。“小组里一位比利时医生知道怎样处理这种情形。他摆出一副夸张的姿势，把一个黑色的航空飞行员的包裹拿到桌子上。然后他把包裹倒过来，几叠钞票掉了出来，在桌子上堆成一座小山，让众人眼前一亮。”接下来，“这名长官捧起钞票，发誓他会通力合作，连同在他的管辖之下的政府的全部的广大资源——他还借给他们两辆路虎越野车。”这个场景我很熟悉，甚至像我的亲历和目睹。我想起来，我在另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中读到了同一个场景。那部书的名字就叫《埃博拉》，它写到的事情，比《高危地带》更加恐怖。 《埃博拉》作者是克洛斯博士。他在扎伊尔从事医疗工作十六年，还在１９７６年指导了赶来救援的国际医疗小组。他写了这部书，见证了这场病毒肆虐的狂暴以及惨剧中的人性面貌。 我在书中读到，扎伊尔政府像大部分独裁专制政府一样，对外封锁疫情消息，阻止国际救援。 疫情的消息，很不容易传给外面的世界，是教会医院传出去的。 那所教会医院，是整个疫区唯一的医院，建于扎伊尔的殖民地时期，有几幢低矮的粉白色的建筑物，有水泥砌成的墙壁与波浪形的锡制屋顶。后来，扎伊尔人独立，比利时人撤走，但教会神职人员和医生护士留下来，用募集到的资金为扎伊尔人治病。 埃博拉病毒在医院附近的村庄爆发。它杀害了最初的感染者，然后迅速转移，杀死病人的家庭成员和医生护士。我的心砰砰跳着，感受着书中描述的悲壮与崇高：教会医院里，很多医生死了，但活下来的人继续抗争，一步也不退缩。 他们和她们，医生和护士，在孤独无助的绝境里拼死作战。 我看到这部书时，已经四十多岁了，正在一家电视台里工作，制作那些能被官方意识形态允许播出的节目。我忽然发觉，比起非洲丛林里那些医生护士，我的工作失去了意义，仅仅是维持温饱的一种方式，并且我的年龄大了，重新学一门医疗知识，当一名救人苦难的医生，已经来不及了。 这让我难受了一段时间。 我无法理解的是：1970年代的埃博拉为什么退回丛林深处，为什么与人类休战二十年之久？而这二十年里，人类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应对它再度肆虐的准备。 在阅读中，我看到一些相似的事情。非洲丛林的艾滋病毒也与人类休战了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人类同样没有做好准备。 阅读不是一件坏事。我起码了解到，无论饥荒还是疾病，都与人祸息息相关。用我的比喻来说，不好的社会思想、不好的社会管理是一种更厉害的病毒，蔓延在人类之间。在那种病毒侵袭中生活的人们，百般痛苦，千般无奈。 阅读让人成为历史中的一部分。 在读了《埃博拉》之后，我看现实的目光也像在看历史，比如，接下来不久SARS病毒从中国开始向有华人的地区扩散，开始时官员与媒体都想遮盖它的存在。这让很多人都不理解，社会怎么是这个样子呢？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在我读过的书中，那些事情早已发生过了。 201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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