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叙事及红军指导员李传书之死

“就因李传书是知识分子而被枪杀”这句话，是从我岳父嘴里说出来。

李传书是我岳父李传常的四哥。

李传常的父亲李永坤出生穷苦，生有岳父兄弟六个：李传体，李传梓，李传崗，李传书，李传常，李传勇，还有一个行三的女儿李传碧。除了老大李传体照顾父老留守乡土，老幺李传勇年龄尚幼，其余四兄弟都参加了红军，老幺李传勇后来也参加了解放军，在朝鲜战争中英勇战斗，身负重伤，荣立三等功。岳父视为他革命领路人的四哥李传书，在长征途中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这就是我妻子李虹从小就耳熟能详的革命家史。

就像2003年10月2日李虹的姐姐李晓青在岳父逝世三周年的悼文中写的那样：“我们的爸爸出生在四川省宣汉县清溪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家中大小十几口人，靠爷爷做木匠活为生。奶奶在爸爸4岁时便因生活困难，病饿而死。爸爸是跟着大爹（大伯李传体）生活而长大的。爸爸弟兄六人。生活十分艰难，常常吃不饱穿不暖，为生活所迫，爸爸从小就参加了劳动，给有钱人放牛，割草，稍大一些就和大爹一起给地主扛长活，吃的猪狗食，穿的破衣烂衫，连一块好布也没有披过。我们的爸爸虽然生在贫苦人家中，但却继承了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品德。

1932年，川东地下党王维舟领导的农民运动开始了，爸爸和当地的贫苦百姓，均参加了川东游击军。跟着游击队打土豪、吃大户、抗租抗粮，和当地的恶势力作斗争。当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家乡时。我们的爸爸和他的二哥、四哥都参加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当时爸爸只有12岁。爸爸随红军的队伍北上，爬过雪山（两次）。过了三次草地，吃过草根树皮。爸爸的二哥在行军打仗中，腿部负伤掉了队。以后就讨饭回到家乡，他的四哥，在过草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爸爸跟着朱德领导的右路军，历尽了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重重包围，1936年胜利到达延安。爸爸常常给我们讲他的长征的故事，就像小说电影里一样，那样令人激动。爸爸是千万个红军中的幸存者。当我们问起，那么苦，那么难，是怎么过来的？他乐呵呵地回答：‘那时我们胸中有远大的理想，为了使天下穷苦人翻身得解放，为了不让子孙后代再吃苦，革命大家庭的友爱团结，有崇高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所以什么也不怕。’”这是一种悲壮而浪漫，完全符合革命美学的经典红色叙事。

 

（李传常战争年代照片，右脸颊上还有一道伤疤，那是在和日寇拼刺刀的时候留下的。）

所以，当我和李虹相爱之后，一个与国民党厮杀了半辈子，数位至亲为此非死即伤颠沛流离的家庭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岳父得知此事之后，对李虹大发雷霆说：“你给老子搞第三次国共合作？”李虹向父亲辩解，说胡发云的父亲只是一个医生，不拿枪打仗，我岳父斥责说，他把那些国民党的伤兵治好了，再来打老子！

那个时代，此话于情于理都无可辩驳，文革中批斗审查我父亲的那些人也这么说，我父亲的检讨认罪书也这么说。

岳父终究还是做了我的岳父。我和李虹还生下一个两家人共同的后代——他身上流着共产党的血，也流着国民党的血。新世纪刚刚开始的那一年，岳父带着半世战火硝烟，一身刀疤枪伤，离开了这个他亲自参与创建的世道。

岳父去世4年之后，我妻子李虹因胃癌离去。

为我们这三十年惊天地泣鬼神的恋情与婚姻，我想写一部真实的书，写我们两人，写我们两家，写这波诡云谲山重水复的一个世纪。我想看清我们两人的来路，看清我们前辈们的足迹。

我开始收集整理我们自己及两家人的各种史料——自传，书信，日记，照片，履历表，检讨书，认罪书，大字报，批判稿，外调证明，交代材料及各种相关人的回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从来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碎片，由此渐渐拼接出一幅更为真实的历史画卷，有些是让人震惊的。

李虹的家族也全力支持，将他们能收集到的所有材料都给了我，将所知道的往事都讲给我听，一些新发现的材料新的说法，是他们自己也闻所未闻的，其中就有一份关于李传书死亡的材料：

（影印件）

 

 

这份材料没有标题，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和写作时间。但从内容和笔迹看，是岳父写的无疑。写作时间，应该是在文革高潮时期，和我手头上岳父关于自己历史说明的一份材料的字体，用语与格式相似，李晓青说，1967-1969年间，经常有各种组织各种单位前来审查或外调，岳父写过很多这类材料，时间、地点、事情经过、证明人，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

李传常同一时期的另一份材料《我的简历和证明人》可作对比。

 

这份材料放在一个牛皮信封里，是几年前应我要求，深度清理岳父遗物的时候发现的，写在两张译电纸的反面，有些破损，但除了第二页有两三个字缺失外，不影响全文意思的完整。李晓青说，应该是一份外调材料的草稿。全文内容如下：

“我和李传书1932年同时参加红军。我分配在四方面军十师政治部任宣传干事。李传书分配在第四方面军十一师政治部任干事。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部队走到四川阿坝时，政委高厚竹告诉我：你四哥（李传书）在肃反中有问题，在万县玉家坪捉起来后，不久枪杀了。还让我注意免受牵连。李传书被捕前任连指导员，就因李传书是知识分子而被枪杀。

（缺失字两至三个，疑是“当年”二字——胡发云按）还有何发生同志知道（现任四机部副部长）这个情况。

何发生和李传书在参军前，是万县师范的同班。李传书牺牲时，何和我同在十师。”李晓青又说，长征途中，岳父李传常曾改名李长青，一直到去延安一段时间之后，才又改了回来，估计与李传书事件有关。

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一直是个讳莫如深、甚至危险的话题，以至于岳父这样身经百战的老革命都用了一生的时间，小心翼翼地掩藏着它。

李传书自1935年遇难，直到三十多年后的六十年代末期，因那一次极端运动，岳父才被迫第一次披露了真相。这份材料没有任何反馈。岳父也没有再提此事。在家族中，李传书依然是一个壮烈浪漫的红色故事。直到又过了四十多年后无意间被发现。如果当年没写有这一份材料，如果后来它无意间扔进了废纸篓，历史就是另一种面貌。

李传书遇难时，二十一岁。他是李家兄弟中学历最高的一个。

（李庆明关于李传书的记述。）

 

关于李传书，老三李传崗的儿子李庆明这样写道：

“四爹李传书年幼聪明，头脑灵活，反应力强，幼年在家帮发财人放牛，见别家的孩子能上学读书，他也想读书，无钱上学，他就把牛牵在私塾学堂旁边的林中放，站在私塾室外石阶上当旁听生。因祖父与私塾陈先生关系较好，先生让他读书，读书三年，每期交一石粮（一百斤）。后来，黄金(地点）祖父同族的弟弟李永建，他家较富，无子女，见四爸聪明，硬要他去当儿子。1930年16岁时便去李永建家住。黄金与万源县（现为万源市）固军坝较近，万源地下党领导人李家俊与李永建平时关系较好，次年李永建便把四爸送去李家俊处参加革命。当时李家俊与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连成一体，王维舟活动的宣汉、达县、大竹燃起了革命的烈火。李家俊见四爸有点文化，头脑灵活，足智多谋，便派四爸李传书去万县师范学校读书，目的是进行地下学生革命活动。1933年在红四方面军独立机枪连任指导员，两过草地，两过黄河，后在甘肃省蒋家大路与胡宗南匪部作战中牺牲（宣汉县革命烈士中有他的英名和指导员职位）。五爸（李传常）讲，当时他也负伤住院，医务员说，你叫李传常，牺牲的一名干部叫李传书，莫非是两兄弟？便告知五爸说，李传书与你同模样，莫非是兄弟？五爸忍着伤痛，去见后确是他四兄，便抱着他哭。第二天便把四爸埋了，还立了块木碑。五爸又去痛哭，直到他的首长把他劝后才离开了四爸的坟墓。（五爸讲的）”关于李传书牺牲的地点，有几个版本：除了李庆明甘肃省蒋家大路一说，还有前面李晓青说的“在过草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以及在离甘肃省蒋家大路三百多公里之外的腊子口一役中战死。大约是岳父多年中在不同的场景里讲的，忘了将故事统一起来。

关于李传书，李庆明还写道：“……土改时，为四爸的二百元抚恤金，二爹要去和李永建争，最后还是五爸（李传常）给二爹写信说：‘二兄，不要去争那点抚恤金了，我们一家人都在革命阵营里工作，将来有你们享受的了……’并在信上写了四爸牺牲的时间，地点。这信我都见过。所以五爸按月给大爹，我妈，幺爸寄钱和穿的、粮票，用以资助老家的人过难关。他为革命、为国家忘了小家，参加革命离家几十年，只回家（一次）祭祀了祖父母，看望了老家的亲人。”我注意到以上叙述中的两点，一是李传书已经和比较富裕的李永建家有某种类似于过继的关系，不然李永建不可能伸张他对那笔在当时看来数额不小的抚恤金的权利，李传常也不会劝自己的二哥放弃。第二，在李传书的家乡，依然将他当作为重要的革命烈士给予一次性高额抚恤，看来李传书之死的真相，地方政府并不知晓。第三，中共建政以来，李家从未对李传书之死提出调查、甄别、平反的要求。而是让他以一个虚构的战死烈士之名，进入一个县级的革命烈士名册。

岳父曾跟我谈起过许多的往事，从来没有提及他的这位四哥，也没有对他的任何子女亲属说起过李传书的死因。这其中是有难言之隐痛的。

多年来，红色意识形态的叙述伦理中，贫穷，苦难，受剥削，没文化，都天然地成为正义、高尚、革命坚定性的底色。

李庆明生于1946年，是宣汉县清溪乡中心小学的一个乡村教师，现已退休，依然居住在祖辈故地。对于李家的家史家事，他是知道得最多的一个。尽管李庆明在家史写作中许多言辞依然遵循着这一原则，但凡是他所知道重要的史实，基本上都是如实记载的。在李庆明撰写的家史中，李家六兄弟都读过或长或短的私塾，（这一点从岳父参加红军后历任的宣传文化工作及他留下的战争年代的日记，书信，工作笔记可以得到证实。）全家平均受教育程度比当时大多川东农户要高。第二，在全家四兄弟当红军的背景下，留下的亲属并未受到“反动当局”多么严酷的政治迫害，反倒允许脱离红军后的的兄弟，配偶及第二代先后共5人参加国军部队，第三，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族中，没有一个非正常死亡，倒是在新中国的那次大饥荒中老二一家饿死7人，其余数家在得到岳父资助后艰难幸免。这一切，在岳父红色叙事的“新中国卷”中，都被抹去或淡化。

岳父1933年跟随红军离家，36年后第一次回乡省亲。

1969年，历尽无数次批斗，写了如山的检讨，腰椎被打骨裂之后，岳父终于熬到“被解放”，重新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劫后重生，万千感慨，决定回老家看看。回到阔别36年的故土，重修了父母陵墓，看望了幸存的亲人。山川依旧，物是人非。父亲李永坤已去世十七年，待他如父母的长兄长嫂也垂垂老矣，二哥李传梓和他的两个儿子、四个孙子全在1959年饿死，二妈和两个媳妇为求生存已远嫁他乡。三哥李传崗1964年病故，余下亲人过得比他当年离家时还要苦寒。他和岳母有限的资助，无法改变家乡亲人的生活……当年那一句“我们一家人都在革命阵营里工作，将来有你们享受的了。”的预言已经无法重提。

临走时，他把三哥李传崗失怙的小女儿李庆红带上，送去部队当兵了。李庆红在最近一次和我的通话中说，她16岁离开家乡的时候，连“毛主席万岁”都不会写。

那是岳父一次与故土及家乡亲人的诀别。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

 

李传常视若父母的长兄李传体夫妇。他们为了一次难得的照相，将家中最好的衣物翻出来穿上，上面还有箱底的褶皱。这张照片拍摄后第三年，李传体逝世。（岳母何靖康摄于1969年）

 

由左到右：前排李传常三嫂怀抱李庆明大儿子，六弟李传勇夫妇，身边是他们的两个儿子。后排三哥李传崗之子李庆明，李庆明妻子冉丛惠。手握红宝书，是1969最经典的动作，偏远的穷困山区也不例外。（岳母何靖康摄于1969年）

根据李庆明所写家史，李家兄弟六人，老大李传体一直在家务农。生有四子二女。二子李庆生当壮丁，据说1947年去台湾，后无音信。老二李传梓，1933年当红军，1935年随西路军过黄河时被打散，在外流落数年后返回老家，生有二子，长子李庆华1947年当壮丁，48年被俘再当解放军，1950年入朝，立三等功，1954年复员返乡。三子李传崗，1933年与妻杨氏一起当红军，1934年长征至甘孜，部队被打散，一路躲避一路颠沛，回家路上双双被国民党军队拉去当兵，后逃跑流落他乡数年后回到老家。老六李传勇，用李庆明的文字来说：“幺爸李传勇（李战雄）党员，从小读了两年私塾。45年被国民党拉去替二爹当壮丁，47年解放（指被俘后参加解放军），50年入朝，在朝鲜战场入党。在解放陕西扶风、清涧县的战斗中立过功，在朝鲜战场立大功（额头受伤，七天后才醒过来，额上存有鸡蛋大的一个坑），志愿军首长彭德怀亲自接见。见他作战勇敢，彭把他的名字改为李战雄了（县档案馆、人武部立功人员名单有李战雄和李庆华的光辉名字）。”风雷激荡倒海翻江的二十世纪，从国家到个人，从党派到家族，有多少荡气回肠生死沉浮道路各异的大故事，光是川东山乡这个李家，就是一部大书，可是在宏大的革命叙事中，终于被抹去了所有丰富色彩，变成了千篇一律的红色童话。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的老干体家史与传记，都成为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标本。

今年刚好是李传书的百年诞辰。他早已尸骨无痕，只在县英烈名册上有一个暧昧的名字和虚构的故事。如果说，当年这个年轻的红军指导员被革命枉杀是一次瞬间的惨烈，后来被改编为革命需要的英雄，则是永久的凌辱。

谨以此文，纪念一个从革命史中消失的灵魂，并将此当作他的一座文字坟茔。

（此篇文章发表在刚刚出版的《炎黄春秋》2014年11期上，赶上了搬家换将时刻。眼下，还是要向这份有担当的杂志致敬。）

胡发云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