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5（二）】：

怎样修炼成优秀作家

某年某月，我和几位写作界朋友坐在一起，谈到了青年作家的培养。曾经在那个城市，曾经在那个时候，我们以作家协会的名义，组织写作者的活动。

说起中国的作家协会，我知道，是仿照苏联的样子建立的。20世纪开始不久，斯大林必须找到简单有效的办法，控制苏联作家的写作。第一种方法是把不听话的作家监禁或杀掉，第三种是给听话的作家提高职务和薪水，夹在中间的第二种，是把作家们赶进唯一的作家协会加强管理，于是，可以驯养出一模一样的、歌功颂德的作家，万里晴空，万事如意，万世太平，万寿无疆。中国现在的作家协会，比苏联那时的作家协会，好了很多很多，但也有一些可以比较的地方，用报纸上的话说，具有可比性。

我还知道，世界上的优秀作家，决不是别人驯养出来、培养出来的。

比如j·k·罗琳，出生于1965年7月的英国作家，《哈利·波特》的作者。她二十五岁结婚，三年后离婚，带着小女儿生活，接下来失业了，成为靠社会福利维生的单身母亲。

对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可能是她四岁的时候，比她大了十八岁的父亲，逐字逐句读给她的一本童话。也许，那童话不仅适合一个四岁的小女孩，也适合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她想起那本书的时候，也会留恋地想起父亲，很着迷地读书给她听的样子，多像一个大男孩啊。

她是一個爱做梦，有点害羞的女人，同时又充满令人吃惊的激情。忽然有一天，她不想把那本古老的童话，再读给她的小女儿和以后出生的儿女，她真正想诵读的，是她为孩子们编写的更好的新书。那里面要有让他们着迷的魔法世界，那个魔法世界里要有现实世界的全部投影，那个投影里面要有一个顽强勇敢的英雄，试图用自己刚发现的新力量去做好事。她还要通过童话，告诉孩子怎样对待人生中的无数麻烦，怎样相信真正的朋友，冷静对待讨厌的伙伴，以及什么是美好，什么该坚持，哪些程度的冒险是可以被默许的，而哪些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等等，等等。

与世界上先前所有的儿童文学不同，整整七卷《哈利·波特》，都是用一位当代母亲的欢笑和泪水、美好的梦境、巨大的想象空间、博大无私的爱心写成的，所以才风靡全球，翻译成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语言。

这部儿童小说，在几年之内的销量达到四亿多册，居于历史上非宗教类图书的首位。《哈利·波特》最后一卷出版的2007年，罗琳成为世界上报酬最高的作家，那一年稿酬收入1.7亿英镑(约3亿美元)，超过福布斯排行榜上后九位畅销作家收入的总和。这让世界上无数年轻人，顿时受到励志的鼓舞：十年前，还是靠社会福利维生的单身母亲，以自己的爱心和坚韧白手起家，十年后，竟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在罗琳出生的1965年，美国的一个女孩越长越高，即将跨进成年人的世界。这位女孩叫琼·M·奥尔，后来也成了一位作家。她是在有了五个孩子、成为商业经理以后，才想到写小说的，还有，她想写的小说与别人想写的完全不同。

我在1995年底的时候，看到了她的小说中译本。那时我还是书店的常客，并且在发工资之前，把口袋里剩余的钱全都掏出来买书，这样不会拖累我现实中的生活。那一天我看见了奥尔的《洪荒孤女》，厚厚的四大本，二百多万字，为了节省成本，印刷粗糙，像盗版书的样子。我不愿看那么长的小说，但被小说的序言打动，还是用购买的方式，向作者致以敬意。它英文版的原名叫《地球的孩子们》，以三四万年前原始人的生活为题材，对于尼安德特人与克鲁马奴人两个不同人种的会面和交流，以及远古洪荒的自然景物，都有很多精彩的描写。

奥尔为了写这部小说，在图书馆里研读了考古学、古地理学、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等各种著作。这样还不够，她多次到山岭和草原旅行，请教极地探险家如何在寒冷地带生活，掌握狩猎、取火、敲制石斧、用石刀切开兽皮、识别野菜野果等野外生存的本领，并且依照原始人的条件，在冰天雪地中长途跋涉和度过夜晚，有了必需的亲身体验。

她的这部小说，送给读者最珍贵的礼物，是让处于文明世界的社会人重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生物学性质，调整自己，返璞归真，完备自己的伦理道德。它好像石器时期的百科全书、人文主义的启蒙读本，在美国掀起了排队抢购的风潮，并一版再版，总销量一百万册以上，还评为1980年代美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同样令我感叹的，是这部书的中译本仅仅翻译了前面四卷，仅仅印刷了三千册，也未必卖得出去。甚至我还感叹我自己，虽然买了前四卷，连十万字都没有看完，让它长久伫立在书架上，只对我的写作和生活给予激励。

在罗琳出生的1965年，欧洲有位叫做吉米·哈利的作家，年龄恰好是某个正整数的平方，四十九岁。那时候，他无法知道刚刚出生的罗琳会创造出一个魔法世界，让后来的人沉醉和痴迷，他仍然按照自己的经验说道：“活泼的生命完全无须借助魔法，便能使我们述说至美至真的故事。大自然的真实面貌，比起诗人所能描摹的境界，更要美上千万倍。”他于1916年出生，1937年毕业于兽医学院，以后就留在风景宜人的北约克郡，度过半个世纪还多的时光。他既是一位了不起的兽医，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他把他特有的善良、温和、谦逊、幽默、灵性、博爱，把他在北约克郡行医的几百个亲历的故事，写成了《大地之爱》《大地之恋》《大地之歌》《大地之颂》《大地之声》。

我只买到了这五本书中的四本，刚翻了几页，灌满文字之间的活泼、俏皮、生动和智慧，竟然让我无法停止。一百多万字的几本书，连续读完才能放手。那一次我体验到完整又独特的阅读享受：首先从心底发出笑声，接着在心间生出感动，然后使灵魂得到净化，最后让精神得到提升。

与前面说到的罗琳、奥尔一样，哈利也是世界上的畅销书作家，前一本书出版以后，世界各地的千百万读者，都在期盼他的新书出版。同时，他完全算得上一流作家，虽然他的本行是一位兽医，并且在写作成名后仍然坚持做一位兽医，“他的写作才能足以让很多职业作家羞愧”。

忽然有一天，我想到一个与罗琳、奥尔、哈利他们本身无关，却与很多写作者有关的问题：他们这些人，包括罗琳、奥尔、哈利，也包括写作《小王子》《风沙星辰》的圣艾修伯里，包括写作《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的卡勒德·胡塞尼，原本从事与写作无关的行业，为什么刚刚写作就不同凡响，创作后劲又十分强大？他们既不是别人辛苦培养出来的，又不是自我长期修炼而成的，他们的文学能力从何而来呢？

 

听起来像是一个神话

我有个问题，没有想明白。

1874年出生在英国最大私人庄园的丘吉尔，生活环境相当优越，医疗条件当然很好，但他的牙齿在少年时期就掉了一半，以后漫长的岁月，再也离不开全国最好牙医为他特制的假牙。这是为什么呢？是遗传基因决定的，还是个人性格决定的？如果说他少年时代就忧国忧民，思虑太多竟然掉了牙，听起来不像是事实，像是一个神话。

很多人都知道，丘吉尔少年时十分平常，他生命中的亮点，是从担任战地记者开始的。

第一次担任战地记者，在1895年，他二十一岁。那时，他是一名骑兵中尉，在休假期间前往古巴旅行，同时兼任英国一家报纸的随军记者，撰写关于西班牙人与古巴人之间的战争。他生来就有的、不惧死亡的冒险精神，把他直接带入到浓密的硝烟炮火之中。在二十一岁生日这天，炮弹在他身边很近的地方爆炸，马匹被炸死了，但他幸免于难。在古巴战场，生平第一次看见活生生的人惨死，他被战争的残酷性强烈震动。那次成功的采访经历，不仅让他获得一笔不大不小的稿酬，还获得了一枚西班牙红十字勋章，并且，激发了他的写作欲望。

写作欲望，是超越死亡、希冀永生的欲望。人难免一死。作品可以流传，延续作家的生命。这种类似于宗教追求的精神活动，让许多写作者奉献了一生。但对于贵族出身的丘吉尔，当初的写作，也许仅仅是提高声望的捷径。他只发表了五篇战地报道，忽然就成了名人，进入一个明亮的世界。那时他还年轻，离死亡遥远。

1896年，他二十二岁，随军前往印度，开始阅读名著，包括古今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经典，他的思想变得深刻，看待事物变得敏锐，形成了特定的人生信念：“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总得钉在行动的或思想的十字架上”。

那些大师的深刻影响，很快体现在丘吉尔的写作风格和用笔技巧上。他把亲历的一些激烈战斗，加上战时收集到的材料，给英国和印度的报纸撰写了大量战地报道，还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于1898年出版。《泰晤士报》评论说：“这位年轻作者所显示的直截了当的笔锋，毫不犹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将被认为是一个家学渊源在起作用的明显例证。”另一份杂志认为，本书作者显示出“军人所具有的丰富、敏锐的观察能力，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那些大师继续他们的影响，比如，在场景描写的基础上，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对内心世界的揭示，也体现在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萨伏罗拉》，书中描述了在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枪杀游行群众的场景，紧接着又以深入的笔触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作了充分展示。丘吉尔写道：

“生活在寂静之中，像艺术和书本描述的那样，怀着哲学家的平静心情生活在美丽的公园里，远离人声嘈杂的地方并且完全摆脱各种事物，这当然安逸、舒适。但他还是认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住无前。”有报刊评论说，他“展示了在文字表达上的修辞天才。他笔下的人物刻划得粗犷有力，事件描写也十分恰当……，这部小说的份量不在于传统上对角色的塑造，更多地在于它在政治上的讽刺性。”小说的主线，叙述了一个虚构国家里的民众成功赶走了独裁统治，可是他们取得的胜利成果，又受到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那些革命者集中体现了人类某些最丑恶的特征。这部小说写作于1898年，出版于1900年，其中的爱情故事，却与将近一百年后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勇敢的心》相似。男主人公憎恶暴政，决心推翻军事独裁统治，女主角却是军事独裁者的美丽妻子，他们曾经一见钟情。这样的情节，不仅是小说与电影的巧合，也是13世纪英国一段历史事件与小说、电影的巧合。这当然很有趣。作家虚构的事情，或早或晚都会发生，重要的是作家会不会想象，会不会想象得更好，会不会在历史发生之前有所预见。

我不想写丘吉尔的传记，不会把他一次次随军记者经历加以详细描述，有些只能简略地说。他第三次当随军记者，去了非洲东北部的苏丹，从而写出两卷本的《河上的战争》，出版后获得好评。评论界公认《河上的战争》一书是年轻的丘吉尔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作者搜集资料丰富，构思精巧，叙述准确，鲜明生动，行文富有逻辑性，写出了一部引人入胜的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巨著。不久以后，他再一次担当随军记者，收获了有关南非战争的两本专著，这时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强调他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出色才能。一份杂志认为他在“活跃的战地记者中是无可匹敌的”。这并不是过分的赞誉。1900年12月，他受邀到美国巡回演讲，在纽约则由著名的马克·吐温主持他的演讲会，这次巡回演讲的主办人为他作了大量宣传，说他是“五次战争的英雄，六部书的作者，英国未来的首相”。

美国人说对了。他后来真的出任了英国首相。

1940年5月，德国法西斯取得节节胜利，荷兰在三天之内崩溃，法国在三周之内崩溃，英国陷入孤军奋战，似乎没有战胜的希望。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相兼国防部长。他的就职演说，充满了悲壮的英雄气概：

“我没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极为痛苦的严峻的考验。在我们面前,有许多许多漫长的斗争和苦难的岁月。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要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我们全部能力,用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人类黑暗悲惨的罪恶史上从未有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那时的英国民众，已经认可丘吉尔的一些个人品质：他有高贵的勇气、忠诚和道义感；他有对重大事件的神往和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渴望；他有过人的记忆力和令人吃惊的创造性；他喜欢冒险、富有胆识、思维活跃、精力旺盛。这些可能是战时领袖必备的品质，甚至可以得到难以企及的胜利。果然，他当了首相之后，迅速把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坚定地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在不列颠之战中重创德国空军，粉碎了希特勒进攻英国本土的企图，于是，为拯救欧洲、解放世界做出了不能忘怀、不可磨灭的贡献。

很多人评说过丘吉尔，但没有人能够证明，他最大的志向，是当一个文学家还是政治家。我想，一个人如果像他那样，具有高贵的勇气、忠诚和道义感，当什么都可以胜任。

我还想到，有史以来，世界范围内，能够同时胜任文学家和政治家的人不多。中国有个王安石，也许可以与丘吉尔相比。他在宋代担任首相，距我写作时已近千年，他的事迹，需要我透过千年的历史迷雾，透过人们的恶意涂抹，才能认出大致的轮廓。他不是在国家与国际的危亡时刻担任首相的，但他至少与丘吉尔一样喜欢冒险、富有胆识、思维活跃、精力旺盛。他推行了社会的多项改革，但他的任期太短，两次任期加在一起才有五年，不具有社会改革必需的时间条件，更重要的是不具备必需的技术能力。还有，他出任首相前的文学写作意气风发，不当首相以后的写作情趣狭窄，无法成为世界级的重要作家。

二战胜利的那一年，丘吉尔离开了首相的位置，把他的才华，继续用在数量巨大、气势磅礴的历史和传记著作之中。担当首相之前，他出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世界危机》，宏篇巨著的五卷，它的中译本就将近三千页。首相离职之后，他又花费六年时间，写作了360万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我觉得，即使这两部恢宏巨著不能算是20世纪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他体现了作家的意义：写作是人类的在场与见证。他一生中写出了26部共45卷（本）专著，几乎每部著作出版后，都在英国和世界上引起轰动。

很早以前就把他的传记当成文学作品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他们觉得丘吉尔的历史和传记作品，具有重大的文学价值，以及出类拔萃的艺术天分。1953年，“由于他在描绘历史与传记方面之造诣和他那捍卫人的崇高价值的杰出演讲”，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的颁奖词还说：“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这看起来近乎恭维，其实不是。

20世纪最为优秀的政治家，与20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学家，完美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听起来像是一个神话。

他去世于1965年，享年九十一岁。还有一位英国作家毛姆，同样生于1874年，死于1965年，享年九十一岁。他们生前友好地约定，绝不互相攻击。另外，毛姆的作品我认真读过，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但是，如果在描述1965年时只能有写到他们其中一个人的篇幅，我还是选择丘吉尔。

那是人类共同的选择，比我个人的选择重要。

 

静静的顿河都是眼泪

如果回想一下，我是在什么时候、是从哪里最早知道哥萨克人的，可能找不到确切的答案。

第一个可能，是我在中学毕业后，见到的一幅列宾的油画。那时候我正在学习绘画，对列宾耗费十三年心血完成的巨作《查波罗什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回信》特别敬佩。画面上一大群哥萨克人，留着满脸大胡子，穿着怪异的服装，挎着弯刀和酒囊，很像中国电视剧里的武侠人物。油画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土耳其皇帝来信了，命令这些哥萨克人归顺，被他们回信痛快地臭骂一顿，但其中每个人物的不同神情、姿态、形状，都表现了哥萨克人的粗旷豪爽、英勇无畏、难以征服的性格。

第二个可能，是我在中学教科书上，读到的一段历史。在大清国倒霉的那些年里，俄国跑过来侵略扩张，割走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我的印象里，那些雇佣来的哥萨克军团勇猛无畏、善于征战，好像每一个哥萨克骑兵，都抵得上大清国几十个步兵的战斗力。他们是闯进大清国家园的一群强盗，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曾经引起我的愤恨。

第三个可能，是我在中学前后读到的小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部四卷本的长篇巨著，生动描写了20世纪初期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爱情、战争、死亡和悲伤。我不记得完整的情节，但是记得哥萨克人咏唱的一首悲歌：我们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我们的土地是用马蹄翻耕，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到处有年轻的寡妇，静静的顿河到处有幼小的孤儿，静静的顿河的滚滚波涛是爹娘的眼泪。

这部小说，让我记住了肖洛霍夫。

并不是我特别喜欢他，而是他的名字好记，译成中文只有四个字音。少年时读到的俄国和苏联作家，名字都比较好记，果戈理，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等。不像后来读到的苏俄作家，名字越来越长，越来越难记住，比如，写作《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写作《日瓦格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写作《金蔷薇》的帕乌斯托夫斯基，还有两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等。想正确说出这些名字，有时候得依靠百度。

肖洛霍夫在196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我回忆1958年时，有一篇《文学与情人》，写的是帕斯捷尔纳克获得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情。那篇文字里，我差一点写到肖洛霍夫，因为在1958年的苏联官方，热切盼望的，正是肖洛霍夫获奖。

他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左右着他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1930年代，有一位俄罗斯作家蒲宁，曾经获得诺奖。他是具有俄罗斯贵族血统和贵族精神的作家，作品中充满高尚的同情怜悯之心、真诚真实的笔调。他和他的作品，当然被社会主义的苏联当作敌人，所以不论在他获奖之前与获奖之后，一直被苏联官方有意屏蔽着，不让苏联百姓知道。1950年代，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开始与世界和平共处，非常需要有一位苏联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是1956年的苏共中央作过一项决议，同意推荐肖洛霍夫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候选人，然后加大在西方世界推销肖洛霍夫的动作。可是1958年的诺奖，偏偏颁给了帕斯捷尔纳克，与他们政见不同的一位苏联作家。这样一来，帕斯捷尔纳克就惨了，不仅被强迫拒绝领奖（那份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的奖金），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被摧残而死。1960年代，代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肖洛霍夫得到诺奖，苏联完全忘记了七年前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攻击，改口说“这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大事件”，赞扬说“瑞典文学院的这一崇高决定，提高了它的威信”，在苏联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宣传和热捧。他们嘴大，他们怎样说都有理。

肖洛霍夫应不应该获得这个荣誉？后来有许多争议，某个国家的媒体甚至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提出，能不能向肖洛霍夫追回诺贝尔奖金，因为颁奖给这种丧失作家人格的人，违背了诺贝尔先生设立奖项的本意。

在我看来，他的写作比较优秀，他的人格实在太低。

先说他的写作。

俄罗斯文学有一个相当好的叙事传统，可以让小说中的故事高尚、宏大、精确、丰满、深入，同时又具有宗教和形而上的意义，在一百多年前的世界文学中，有着极高的地位。这些，我们看看托尔斯泰的《复活》就知道了。肖洛霍夫是托尔斯泰一大批继承者中的一个。那些继承者到了列宁斯大林时代几乎全军覆没，或者完全服从官方强令推行的所谓革命现实主义，胡乱编造一些不伦不类的伪现实作品，或者因为不完全服从而被逮捕、流放、处死，没有几个人能坚持下来。这样，不完全服从却又完好无损的肖洛霍夫，就成了凤毛麟角。

他以二十岁的热情投入对顿河哥萨克人生活和命运的描述，第一卷出版时二十二三岁。由于同斯大林政治语境的强烈冲突，以后的几卷写作风险越来越大，出版也越来越困难，以至用了十多年的时光，但他坚持下来了。在旷世暴君造成的旷世黑暗里，这需要非常的勇气和韧性。据说，斯大林刑法的第七十条规定，任何传播、制作诋毁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之书籍者，可获七年徒刑和五年流放。实际上的惩罚比这严厉的多。自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到1953年斯大林死了，2000名作家被处决、关押、流放。肖洛霍夫的作品，对社会真实的深入程度，当然没有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他们深刻，但后者的写作或作品出版，大多是在改革开放的赫鲁晓夫时代，意义当然不同。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看重的也就是这一点。“由于这位作家在那部关于顿河流域农村之史诗作品中所流露的活力与艺术热忱——他借这两者在那部小说里描绘了俄罗斯民族生活之某一历史层面”，我注意到，与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获奖理由相比，对他的评价不算太高。我还注意到，虽然他在获奖演说里提醒人们注意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他在苏联一直说《静静的顿河》表现的是“顿河这条伟大的河流所哺育的哥萨克民族通过战争，在痛苦和流血之后最终走向了社会主义”，但他的写作方式主要是对托尔斯泰的继承，其中还隐伏了人道主义的因素，对哥萨克人在十月革命后的苦难给予同情。这种智慧，有些像中国人说的“挂羊头卖狗肉”了，挂什么头不要紧，要紧的是把肉卖了。

再说他的人格。

在面对写作的时候，他有意回避一些重要的、真实的历史，显得缺少杰出作家的杰出人格。在他出生的1905年，俄国已经走在君主立宪的道路上，有了一定的社会进步。从他出生开始的十年间，斯托雷平领导俄国经济改革，工业农业一片繁荣，是20世纪俄罗斯发展最快最好的黄金时期，与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的改革成果相似。在他十二岁的1917年，沙皇的所有权力不存在了，十月革命夺取的是共和议会与临时政府的权力，并且没有流血牺牲。此后由于布尔什维克新政的专制、暴力，遇到民众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对，苏联陷入战乱，血流成河。他在这样的年代里长大，应该记得这些事情。如果说那时他的年纪太小没有记忆，青年时期的事情总该记得：他写这部《静静的顿河》之前，参加过官方组织的武装征粮队，用轻重武器和毒气弹与反抗、暴动的农民作战，杀死成千上万的农民。一次他被那些农民，也就是官方所说的反革命暴徒抓住了，有人要打死他，一位妇女看他太年轻，为他说情，那些人就把他放了回去。他还会记得尸骨遍野的惨象：官方政策造成的饥荒，在当时人口才一亿多的苏联，饿死了五六百万人口，如果加上国内外战争，十年之间，人口损失在二千万左右。这些历史，在他的作品里，有的根本没写，有的只写了一点。可见他的人格，质量太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在他离开写作的时候，他的人格几乎完全丧失。他一直赞同斯大林官方对作家的高压政策，为虎作伥。比如，他攻击索尔仁尼琴说：“这是个疯子，不是作家，是个反苏的诽谤者。”当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癌病房》在国外发表，肖洛霍夫公然指责他是“吃着苏联面包，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子服务”，是“苏联作家们要求除掉的典型疫病”。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赫鲁晓夫的开放政策收回了，官方要对两位作家公开审判，只因为他们用笔名在国外发表作品。这次公开审判激怒了许多作家，六十多名作家联名发表抗议信，更多的则坐在法院的台阶上抗议。而时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肖洛霍夫，却要求“枪毙这两个败类”。他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说：“这两个黑心的坏小子要是落到难忘的1920年代就好了，那时并不按刑法严格划分的条款判决，而是遵从革命的法治意识判决，不会判得这么轻。”那时他不是作家，他仅仅是一个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一个看不见人格的人，一个可怜的人。

他的同一部作品，既获得斯大林奖金，又获得诺贝尔奖金，仅仅是个特例，在过去的一百年只有他自己，在以后的一百年一千年不会再有。

人死了是悲剧。有的人活着，失去了人格，失去了写作的才华，这也是悲剧。人间的悲剧太多，必定会影响到身边的自然，让那条一千六百公里长的顿河，静静流淌的，默默流淌的，都是眼泪。

 

神与人的区别在胸怀

数不清的苦难和灾难，埋伏在人的路上，给人突然的打击，又沉重，又痛苦。

人们需要救助，需要一种特殊的力量，具有悲悯心胸和超强能力，在痛苦的时候解救他们。但这种力量迟迟不来，人们就按照他们心中的需要，想像出具有悲悯心胸和超强能力的神，在不幸福的时候，向神祈求。

最痛苦的人，在非洲丛林。那些黑色皮肤的大众，在千奇百怪的病痛中，受长期的折磨。

比如热带溃疡。只因为一种沙蚤寄生在黑人的脚趾皮肤下，奇痒难当，抓伤后感染，会烂掉脚趾。就在一百年或几十年之前，几乎看不到十趾齐全的黑人。热带溃疡也会蔓延到其他部位，这时候的病人，被隔离在小木屋中痛苦哭号，衰竭而死。

再比如昏睡病。病因是一种比普通苍蝇大得多的采采蝇，将寄生虫注入人体内引起的。患了昏睡病的病人，往往发起高烧、全身疼痛、昏睡不醒，缺少有效救治，就会迅速死亡。

还比如日晒病，特别凶险。非洲的阳光凶猛如虎，一个人在丛林缝隙的阳光下呆几分钟，可能会高烧发病；如果在户外晒的时间过长，脑组织大量充血，可能会剧烈痉挛，失去生命。

在我看来，非洲最凶狠的杀手是埃博拉病毒，生物中的恐怖主义者。几年以前，我在一部传记文学里，读到埃博拉病毒对非洲丛林的袭击，至今想起来也会颤栗。好好的人一旦得病，每个毛孔往外渗血，五脏六腑烂成一团，十个感染者九个死亡。那个国家不仅无力救治，还要隐瞒疫情。在埃博拉首次发现的1970年代，那个国家已经从欧洲某殖民国家的管辖下独立，但殖民国家建立的教会医院没有撤走。数量不多的医生和护士，在巨大的绝望中振奋起来，投入抢救，并且呼吁整个文明世界的援助，最终控制了可怕的瘟疫。

这个时候，他们是神，一群具有悲悯心胸和超强能力的神。

他们说，他们的榜样是史怀哲，一位具有博大爱心的医生。他1875年出生，1913年自愿来到非洲，用自己积攒和筹措的钱，建了一所医院，免费为黑人治病。他做了半个多世纪的志愿者，直到1965年九十岁时在非洲去世。那些从他那里得到健康和生命的非洲黑人，带着惊奇和惊喜的神情，把他尊称为“欧刚加”——解救他们的神。爱因斯坦评价说，对善和美的渴望，理想地集于一身，像史怀哲这样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

如果换了是你，你会像史怀哲那样做吗？

假如，你与史怀哲一样出生在1875年德国的阿尔萨斯，在法语和德语的双语环境里生活，并且与法语作家罗曼?罗兰、德语作家茨威格都有很深的交往和友谊，你吸取了两种文化的长处，具备了两种文化的视野，可能成为一个更有成就的作家，你会不会跑到非洲去消耗你所有的生命？

假如，你与史怀哲一样，具有音乐家的杰出天赋呢，会不会跑到非洲去消耗你所有的生命？你八岁时在管风琴上开始你对人生和宗教的理解，十八岁时成为一位法国管风琴大师的学生，而你用法语和德语写作出版的《巴赫传》，深入、独到的理解，惊动了整个欧洲。只因为你与巴赫这位西方音乐之父，有一样崇高的宗教情怀，被推为演奏巴赫的第一人，你的管风琴和钢琴的演奏会极受欢迎，你不想成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还有，你可以成为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德国是个出产哲学大师的国度，而你在三十岁前，获得了哲学与神学博士，出版了《康德的宗教哲学》《历史上耶稣的研究》等著作，获得广泛的影响。那时候，你的母校邀请你回校任教，那所大学曾因为是德国作家歌德的母校而闻名于世。你的前景一片辉煌，你会成为母校新的骄傲。

还有尼古拉教堂聘你做神职人员，那是你的梦想。你仿佛是为了这一崇高目的而生，你的童年时，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这声音好像来自天上”。当你遇到不幸的人或被虐待的牲畜，总要陷入痛苦，为这些可怜的生灵向上帝虔诚祷告。当然，最吸引你的，是这所教堂有欧洲最好的管风琴，你喜爱的巴赫担任过它的演奏者。

而那遥远、寥廓、荒芜、混沌、懒散、冷酷的非洲，你从来没有去过，又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呢？

如果我们具有史怀哲一样的胸怀，一样的境界，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关于非洲，他仅仅在年幼时看过一个非洲人的人头雕像，他回忆说：“他脸上那忧伤而若有所思的神情，好像是在和我诉说黑暗大陆的悲痛。”将近三十岁时，他又在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讲述了法属赤道非洲严酷恶劣的生存状况，当地迫切需要医疗服务，并召募前往这个地区服务的志愿者。一个雕像，一篇文章，足够让他决定自己的未来。他到医学院重读大学，又经过非同一般的艰苦学习，八年后获得医学博士的学位。这是他一生中九个博士学位中的一个，却是对非洲黑人最重要的一个。然后他在三十八岁那年赶赴非洲，在那里开办医院，免费治病，直到老死，埋在那里。

在我们看来，还会提出一个愚蠢的问题：他这样做是否值得？

这个世界跟不上史怀哲的脚步。它对史怀哲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火燃到非洲丛林，参战的士兵甚至把他抓进战俘营，使他的医院歇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火又燃到非洲丛林，交战的双方都很有默契，不伤及他的医院，不影响他的工作。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1945年1月14日，英德两国还在进行最后的激战。而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里，传出的却是为史怀哲博士———一个敌国的丛林医生———庆祝七十岁生日的节目”。孤独而长久的坚持，史怀哲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1950年代初期，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志愿者和人道主义圣徒。

几天前我去采访一位乡村医生，他从卫生学校毕业，以后一直在乡村行医，一晃儿就二十年了。那个村子离南面和北面的县城都是16公里，离镇上的医院8公里。我的同事请他谈些往事，比如，他为村民治病时，一边使用简单的药物和医学手段，一边使用深入的心理和精神劝导。前些年里，那个有一千八百多人的村庄，喝农药自杀的就有一百多人，被他救活了一半以上。此后还要好好劝他们，免得他们再次自杀。

我在一边默默观察他，看他脸上的神情，与史怀哲有没有相似之处。他没有同样年龄时史怀哲的那种风度翩翩。他看起来开朗乐观，但眼神里藏着寂寞和孤独，这一点与史怀哲很像。还有，他已经显露了虔敬的神态，显露了悲悯的面容，这是一个好医生的面部特征。我知道，那是对生命的敬畏。

回来的路上，我又想起史怀哲。那时是1915年,非洲的一条河道，史怀哲的独木舟逆流而上,去救助一位急症病人,这时一个新的词汇蓦然从他脑海中闪现,那就是“敬畏生命”。

“这是我从未听过或读过的新词,我立刻意识到,它带来一个能解决一直折磨我的问题的解答。过去那套只关心我们与其他人关系的价值系统是不完全的,所以会缺乏向善的原动力,只有立足于敬畏生命这一观点,我们才能倾其所爱,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生命建立一种灵性的、人性的关系。”后来，他写作了两册关于人类文明专题研究的书籍：《文明的消亡和重建》、《文明和道德》，宣称现代文明因为缺乏关爱而在消亡，唤醒人们要尊重生命，要热情地对待各种形式的生命。他所创立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后来被认为是标志西方道德进步的一个里程碑。

他有一段话，应该成为人类的座右铭：

“有思想的人，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它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持生命，让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在从乡村诊所回来的路上，强烈的阳光使我昏昏欲睡，并且在思维朦胧的时候想到中国的鲁迅，他弃医从文，投身于社会改造，被不知道史怀哲的中国人奉为思想领袖。其实，他的思想，他的胸怀，与史怀哲相比都有不小的距离，还不如继续学医，做一位城市或乡村的医生。

 

两位历史学家的自杀

昨天中午这个时候，一位朋友刚放下酒杯，就想起一个话题。他说，在历代文化人里面，文学家自杀的多，历史学家自杀的少，你说是吧？

我说，今天是你付酒钱，我就顺着你说。比如屈原，是诗人，在高远和纯净的理想中生活，一旦理想破灭，自杀了。再比如司马迁，是历史学家，在高尚和切实的责任中生活，宁可遭受宫刑，也要活下去，写完他的历史。

他放下的酒杯又端了起来：如果不顺着我，你又怎样说呢？

我的心情忽然变得很低，眉间的皱纹变得很深：这是一般的情形，还有特殊的时候。比如上个世纪，相隔四十一年，就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自杀了。至于不著名的历史学家，自杀的更多。

我们还剩下两杯酒，然后，一杯酒替王国维喝，另一杯酒替翦伯赞。

王国维排列在先，自杀于1927年。

我们略去他在20世纪前的经历，从1901年，他二十四岁时说起。

那一年他留学日本，做了一年多的学问。但当时在日本的大清国留学生，齐刷刷地投身革命，用政治热情代替钻研学问。他以有病为理由提前回国，开始了独立研究，采用西方研究科学的严密方法，先做分析考证，后做综合论述。比如，他对《红楼梦》详细分析、深入考证之后，再与国外著名小说加以比较，确立了《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东方的学问历来只做感性研究，至此有了划时代的改变。在文学、艺术、哲学、美学、伦理学等方面，后世的学者，没有人能绕过王国维，走自己的路。

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清朝皇帝宣布退位，出现了权力上的真空。持有美国护照的孙中山匆忙回国，当了临时大总统。表面上看来，这一切都是成功的，但是知道实情的人都明白，这一切都是不可能长久的，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孙中山根本没有力量，控制那些兵力雄厚、割据一方、又一齐反对他的军阀。知道实情的人还预先看到一种情景——整个国家进入几年、几十年的战乱，生灵涂炭，国无宁日，以及此后几十年以至几百年的混乱，文化凋敝，道德危亡。

王国维赶紧逃亡日本。现在，那些革命的留学生又齐刷刷地回国革命，日本国很安全很清静，可以稳稳当当做学问了。但在此时，中国的巨大变故，几千年历史的突然断代，让他感到历史的重要。在他之前，人们研究来研究去，一直在古代经卷里低头寻觅。那些经卷，堆积如山，深奥难懂，你猜你的谜，我猜我的谜，最后还是谜。他在研究历史时创造了新的方法，把不断发现的甲骨档案、汉晋木简档案、敦煌文书档案等历史证物，带入对古代经卷的研究。这种方法简单有效，开辟了很多新的领域。

学问是他的生命。他也是学问的生命。2006年，中国有一次“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收到选票120余万张，入选的“十大国学大师”里，王国维的得票数第一。更重要的是，在他之后，不仅没有出现他那样的大学问家，连出现大学问家的环境也没有了。

王国维留在日本研究了五年，然后回国研究了十一年，再然后就自杀了。1927年6月2日，他走进北京颐和园，点燃一支纸烟，安静地伫立湖边。那支纸烟燃到尽头的同时，王国维投入湖水。湖边的水不深，但湖底的淤泥帮了他的忙，窒息了他的呼吸。人们从他的衣袋里找到一份安排后事的遗书，遗书的前一行字写着他最后的感叹：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在我年轻时候读到的文字里，只是说王国维是封建时代的遗老，为灭亡的封建时代殉葬。那时我就觉得，更正确的说法是，他是几千年来民族文化与传统道德的代表，也是清醒而痛苦的预见者，面对文化道德将要沉沦百年、惨不忍睹的悲剧，以个人的一死，作最有意义的告别。王国维之死，是传统文人死了；是传统文人的思想死了；是传统文人的传统文化死了。

我在前面仔细斟酌之后，写了这样一句：“知道实情的人还预先看到一种情景——整个国家进入几年、几十年的战乱，生灵涂炭，国无宁日，以及此后几十年以至几百年的混乱，文化凋敝，道德危亡。”王国维做了十一年的努力之后，该做的都做了，只欠一死。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

学者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墓志铭，说得好深刻：“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国维预见到的，并且以自杀来避免的悲剧，在其后的历史学家那里比比皆是，翦伯赞只是其中之一。

他自杀的1927年，翦伯赞在美国留学一年，不知为什么就跑了回来，投入了革命，再有一些年，又成了用革命观念研究历史的重要人物。1937年，翦伯赞秘密成为中共党员，那身份本应该在这个党派执政后就公诸于世，却因为党派安排的秘密使命，一直在北京隐藏到1960年代。这个案例曾经令我不解，国外有个规定，法官不能加入党派，以免影响法律的公正，中国的历史学家加入党派，是不是影响到历史的公正呢？

他是中国出现最早、建树最多、身份最高的马列主义历史学家，当然，知道实情的人会说，这里的马列主义不过是斯大林主义而已。知道实情的人还会说，他所做的重要工作，一是依据斯大林划分社会形态的五种结构，把中国几千年历史组装进去；二是按照毛泽东关于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观念，把几千年中国历史修改一遍；三是确定了以论带史的方式方法，把历史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样说来，他是一位为执政党派建立新史学的重要功臣，是一个用党派历史观念打击其它历史观念的重要工具。

1965年，他的重要地位动摇了，优越的生活即将结束，他的死期也快到了。

那一年年底，党派主办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公开对他的历史观进行批判。现在看来，这好像是一场误会。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翦伯赞一直依据最高领袖的阶级斗争学说，重新编造中国历史，不过从学者的身份，还要兼顾历史的其他方面，尽量让历史像个历史的样子，这就让最高领袖很不满意，翦伯赞这批人太稳了，太老了，已经不行了。

那个荒谬的时代，那些不行了的学者，还有一种特殊的用途。党派的舆论宣传机构，把他们当作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内部敌人，搞一场热热闹闹的批斗，借以推行更激进、更纯粹的思想。批斗是残酷的，有的被斗倒，有的被斗臭，有的被斗病，有的被斗死。1968年快要结束时，北京的天气冰冷刺骨，七十岁的翦伯赞，与他六十八岁的妻子，服下镇静安眠药物，离开了这个世界。

像王国维一样，翦伯赞的衣袋里也装着遗书，但不是一份，是两份。

一份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份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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