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二三班】：（四）敢有歌吟动地哀（上）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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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二三班】：（四）敢有歌吟动地哀（上）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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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二三班】： （四）敢有歌吟动地哀（上） 1、 夫子日记：1973年11月26日星期一： “今天听两条路线斗争报告。昨晚在院里遇到刘х，他悄悄告诉我说中央又有人出事了，也不知这次又要打倒谁？” （大字报栏是文革的一大“创造”，学生可以任意对老师“口诛笔伐”，这对于今天的孩子们简直无法想像） 往事回忆：从今天开始，夫子日记将涉及母校的一段黑暗的日子，那就是从73年末到74年初发生的批“右倾回潮”。我想，母校最黑暗的日子，当属66年文革兴起之时，那一年卞仲云书记惨死在红卫兵的皮带下；那时我们尚小，只能跟在哥哥姐姐屁股后面起起哄，既不会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也不会对谁有终生难消的愧疚。而73年却不同了，我们已近或已经成人，我们成了批“右倾回潮”的主力军，虽然我们没有再向老师挥舞皮带，但是我们“创造”出来的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无疑又给老师们造成了巨大的“红色恐怖”。三十年过去，每当我想起那段荒诞的日子，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内疚。在母校九十华诞之际，我想我应该借此机会向母校忏悔，向老师忏悔；虽然我知道他（她）们宽广的心胸不会记着我们的过错，就像父母不会责怪子女，但我必须要将这段经历诉诸文字，既警示自己，也警示后人。 73年发生的批右倾回潮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的，在我把目光聚焦在‘150’之前，还是先回顾一下狂飙是如何起于青萍之末吧。 1971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林彪叛逃事件。林彪事件无疑给了极左路线一记闷棍，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组织批“左”，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开始扭转极左的做法，力图使其纳入正轨。周的努力在教育领域产生了效果，1972年7月15日至8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高校停止招生6年来的第一个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会议形成“国务院39号文件”。39号文件规定了大学招生文化条件“应保证学生具有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同时在推荐制招生办法之外，增加了“文化考查”。在当时政治背景下，“文化考查”虽然不是高考，实质是起考试作用。“39号文件”发向全国，凭着“文化考查”这一条，不用动员，中小学生的学习风气有所好转，插队知青也开始读书了。 但是总理的做法触怒了四人帮。这年东北有个知青张铁生在参加文化考查时因考的不好，在考卷背面写了封信，其中说“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毛远新听说此事，如获至宝，把它当成了一块打向“国务院39号文件”的“石头”。文化考查被毛远新攻击为“梦想复辟资本主义”、“对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的管卡压”，迟群则叫嚣“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招生工作中的表现和影响突出反映在文化考查上”。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也对周的做法大为不满。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73年11月13日，基辛格访华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基临时提出要同周恩来讨论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随后打电话准备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但是毛泽东正在睡觉。周恩来不便打扰，于是只好向基辛格建议双方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不料，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十分生气，说：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毛指示中共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的“右倾软弱”，统称为“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批判会从11月25日一直开到12月5日。多数与会者慑于毛的威严和政治压力，纷纷猛批周恩来。江青企图彻底打倒周恩来，声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且指责周恩来曾经在毛泽东1972年年初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正是在这样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背景下，批判右倾回潮的狂飙转瞬间刮遍全国，自然也刮到了‘150’。而我们就像突然被注入了兴奋剂，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投入到这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闹剧中去。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不知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人忘记了文革中的这些恐怖场面？
2、 夫子日记：1973年12月12日星期三： “今天北京日报刊登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写信的小学生叫黄帅，是中关村一小的五年级学生。她在信中反映了学校的‘师道尊严’，日记也是这方面的内容。看来教育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办学方向是个长期的斗争。” 往事回忆：那年12月份，批右倾回潮的风声越刮越紧。12日北京日报刊登的黄帅的日记，朝教育界抛出一枚重磅炸弹，一石激起千层浪。150校园中的政治气氛日趋浓厚：夫子日记中记录了接连不断的政治活动：12月13日请东风公社干部作农村路线斗争报告；14日全校学生学习批判右倾回潮的文件；17日传达北京市委重要指示;22日听知青讲插队过程中的路线斗争；27日传达西城区委关于批右倾回潮的有关精神……；短短十几天，校园里已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73年的批右倾回潮与66年的红卫兵运动不同。红卫兵运动的对像是学校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目标是夺权和清理阶级队伍；而73年的批右倾回潮主要对像是教师，特别是那些敢于严格管理、敢于狠抓课堂秩序、敢于批评学生的老师。 12月17日，高二二班贴出大字报。那时一进校门有个影壁墙，大字报贴在影壁墙上，一进校门就能看见。随后几天，大字报纷纷出笼，教学楼的墙上被贴得红红绿绿，声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檄文”铺天盖地，一场“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席卷校园。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这首《造反歌》在文革曾传唱一时。 随着运动的展开，学校的领导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往常，学校有事，一般都是梅校长在广播中讲话，他那响亮而略带沙哑的嗓音为全校学生所熟悉；然而运动开始后，梅校长的讲话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工宣队的李队长，不断在各种场合发号施令。那时学校的领导班子很有趣，既有党委书记和校长，又有工宣队，还有军代表；运动一来，书记校长就靠边站了，转由工宣队和军代表操控。 高二三班不是世外桃园，在这场风暴中自然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像我这样的从小就“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诩“根红苗正”的干部子弟，自然不甘寂寞也不甘落后，满腔热血地杀上战场。 我的第一个“斗争”目标，是英语老师刘珍芬。其实和刘老师并无纠葛，唯一的诱因，就是我不喜欢英语。自打文革开始，外语就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一门课；和苏联好时，俄语吃香；后来和苏联老大哥闹掰了，改教英语。而英语国家无不是“帝修反”，在闭关锁国和反帝反修的时代，学英语又有多大用处？73年7月，河南发生了“马振扶公社事件”，马振扶中学的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时交了白卷，并在试卷上写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的批评，要她做出检查，学校负责人也在学生大会上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张玉勤离校后投水库自杀。江青得知此事后，立即派迟群和谢静宜带人到河南重新进行所谓“调查”，把马振扶公社中学诬蔑为“复辟回潮”的典型，说张玉勤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中学负责人和班主任老师是“凶手”。当时我对那几句顺口溜印象深刻。“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这个荒谬的逻辑竟让我觉得天经地义。我一贯对英语不感兴趣，而刘珍芬老师又是个治学极严的人，自然成了我的冤家对头，成了我在批右倾回潮中觉得第一个应该批判且必须批判的人。
3、 夫子日记：1973年12月18日星期二： “今天校园里的大字报多了起来，高二一高二二都写了，我们班也不能落后。下午和老唐等班干部商量，应跟上形势。关于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我建议重点放在英语课上。对此有不同意见，但大体认可。由我执笔，写了《对英语考试的几点意见》，下课后老唐抄好贴了出去，高二三班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此出台。” （“打倒”二字，大概是文革十年中使用率最高的词儿，何谓“打倒”？为何“打倒”？恐怕没人真的明白） 往事回忆：批判刘珍芬老师，始作俑者是我。我在57中上初一时学的是俄语，下干校后在镇中学上学，没有外语课；高一转到县城中学，虽有英语，但授课老师原是教俄语的，改行教英语，水平可想而知，自己都不能拿英语说句整话，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我学英语完全是汉字注音法，照着汉字念英语，效果当然好不了。一到“150”，第一堂英语课就让我蒙了！ 刘老师大大的眼睛，脸部表情很丰富，一上讲台张嘴全是英语，虽都是最常用的，无非是早上好同学们好之类，搁在现在全是‘小儿科’，可那时对于像我这样压根儿没正经学过英语的学生来说，简直如听天书。听不懂就紧张，一紧张就更不懂。刘老师还爱叫真儿，谁越不会她越叫谁，常常所问非所答，驴头不对马嘴，惹得全班哄堂大笑。刘老师又是个急性子，看见学生答不上来，眼睛越瞪越圆，让人看着害怕。我本来对英语就没兴趣，碰上刘老师恨铁不成钢的严厉劲儿，针尖对麦芒，自然就有意见。又加上“马振抚公社事件”，更把刘老师看作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言人”，觉得任课老师中，只她最可恶，必须口诛笔伐，给她点颜色看看。 我在《谈对英语考试的几点意见》中，公开提出现在的英语课已成为摧残学生的枷锁。从实践角度说，我们毕业后要去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英语基本无用；因此完全无必要定为必修课。学以致用，无用不学。毛主席年轻时美术考试就画个圆圈说是太阳，画条横线说是地平线，显然不及格，但他却能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当家作主，我们就应该向主席学习，把自己真正培养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在文中提出：1、废除英语考试，改为兴趣练习；2、兴趣练习自愿参加，不硬性要求；3、将英语课改为选修课，可学可不学，可听可不听。记得最后的一句话是“刘珍芬老师你要往何处去？请三思而后行！”大字报贴出后，在班里也算引发一场小小的地震，同学们议论纷纷，说长论短。不过让我十分得意的，是刘老师上课的态度立马改观。她再不敢像过去那样提问学生，不敢用英语与同学对话，不敢留英语作业，原本十分开朗的性格，变得唯唯诺诺，缩手缩脚。我还不肯罢休，两天后又写一篇《再谈对英语考试的几点意见》，此文贴出后在班上的反响更大。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到：“再谈对英语考试的几点意见的大字报贴出来，上午各组均有争吵，其中以第一组辩论最为激烈。”22日的日记中又写到：“下午讨论考试问题，又为英语考试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同意不考的占了多数，赞成全都参加考试的只有7人。”很遗憾，日记中没有记录这七位同学的姓名，但我记得多数是女生。我感觉，在那场政治风波中，高二三班的女生要比男生更稳重、更成熟些；虽然还说不上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但起码没有对老师上纲上线，扣大帽子。对此我的日记中还记录了自己的不满，12月20日的日记中就曾这样写到：“今天的大字报颇多。女生也动起来了，写了大字报。可不知为何，她们对teacher刘很客气，措词都很温和。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看来她们对革命的概念还不太清楚。”三十年后重看日记，对这一段不禁哑然。当时对“革命”概念不清楚的，并不是班上的女生，其实就是我自已。 今年7月与刘文涛同学通电话，她说到当年在校时和刘珍芬老师最熟，经常去刘老师家借书；“她那时真是挺可怜的”，刘文涛说。我不明白她的意思，追问她：“你说刘老师‘挺可怜的’是什么意思？”她有些惊讶地说：“怎么你不知道吗？刘老师有个孩子，小时候好像是因为发高烧把脑子烧坏了，傻呵呵的什么都不懂，刘老师为她儿子真没少受罪！”我听完惊呆了，我也有儿子，我知道家里有这样一个残疾孩子意味着什么，他会给父母带来多么大的精神痛苦和生活压力！再想想当年我们在批“右倾回潮”时给刘老师造成的精神创伤，更觉得愧悔万分！ “人不能失去尊严”，但文革中被批斗过的人后来发现，比起尊严，生命更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4、 夫子日记：1974年1月3日星期四： “下午校领导在广播中谈了考试问题。放学后团总支开会，议题有：初三12班的问题；×××老师的问题；三好生评比问题；下学期教学体制问题（年级组、教学组）。会议还通过了一批新团员，我班同学有刘岩、张颐、汤丽萍、李莲蒂。” 往事回忆：在凛冽的寒风中，150中学送走了1973年，迈入了1974年，而批右倾回潮的政治风暴正像那年的寒流，不断席卷着母校。我们高二三班在这场运动中后来居上，大字报的数量突飞猛进，在高二年级三个班中名列前茅。1月4日学校广播了高二三班团支部的“工作经验”，这更给我们火上浇油，激起了大家的“革命斗志”。1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今天上午写了《怎样对待评定学习成绩》，下午同学们约好到学校抄大字报。到校的同学有唐谦、刘岩、张颐、亚力、京晖、建中、丁志、东庄、北辰、步圣、人璧、吟天、文举、我。文章写得很长，大字报纸竟抄了20张，最后一张抄完时已是皓月当空。”1月9日的日记中写到：“今天又写了一篇批判师道尊严的（文章），放学后因和初三9班同学座谈，谈到很晚。大家在门口饭铺随便吃了点，就赶快回教室抄大字报。教室几乎没有暖气，抄完大字报已是凌晨两点。贴出大字报后，大家把课桌拼在一起，躺在上面挤着睡了一会儿，实在冻得受不了，又都爬起来聊天。参加者有唐、解、林、张、徐、周、璧、黄、刘、我。”我们把刘老师当靶子批判一通后，下一个目标却颇费斟酌。我们的班主任陈老师是全班同学敬爱之人，没有谁会向陈老师开炮；而其他几位任课老师，像前面写到的教政治的刘佳复，教历史的徐恩庆，教物理的慈祥和蔼的老太太等等，都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我们实在不知该批谁。不写大字报就会落后于形势，而写又没有目标，就在尴尬之时，一个新的“可批对像”进入我们的视线，那就是初三9班的×××老师。前文说过，我们班在学农拉练中被分派到初三班去当辅导员，我们去的是初三9班。这样就和9班的同学比较熟悉。9班的班主任是个年轻教师，从教时间不长，参加政治运动少，没有老教师那样的“政治经验”；她也像刘珍芬老师一样，抓课堂纪律很严，敢于批评，自然得罪了一些学生。批右倾回潮开始后，9班同学有些跃跃欲试，想贴老师的大字报，但毕竟年岁还小些，还不太敢公开批判自己的班主任。这个信息传到我们耳朵里，忽然使我们找到了“斗争方向”。于是我们杀向初三9班，“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以老大哥的身份，给小兄弟们撑腰，在我们的鼓动下，初三9班的批判班主任的大字报纷纷出笼了。 ×老师毕竟年轻，面对这种严酷的个人批判，又胆怯，又委屈，思想波动很大。知道这个情况后，班干部商量，觉得应该和她沟通思想，让她“放下包袱，轻装前进”。1月10日的日记中写到：“今天上午继续和初三9班同学座谈，收获颇大。下午班干部和×××老师谈心，我因总支有事未参加。”很遗憾，我的日记中没有具体记录与×老师谈话的情况，但现在回想起来，即便我们怎样的和颜悦色，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老师心灵上的阴影。我想批右倾回潮的经历，肯定在她心中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痛楚。 （天安门前跳“忠字舞”，这一景儿还保留在一些怀旧的人的脑海里，比起脱衣舞，忠字舞是否还要好些？） 相关图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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